湖南长沙，建筑工人在修葺房屋时意外发现一批重要文件，随即向上级报告。1982年3月10日，杨开慧烈士的遗物正式重见天日。毛泽东打开杨开慧留下的旧物包裹，想到往事，不禁泪流满面，思绪也回到了1919年。那一年，巴黎和会拒绝中国提出的合理要求，将德国在山东的主权全部交给日本。消息传回国内后，在陈独秀、李大钊等革命先行者的领导下，五四运动爆发。这场运动发生在祖国危难之际，以先进青年知识分子为先锋，广大人民群众共同参与，是一次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爱国革命运动，也是中国人民为挽救民族危亡、维护民族尊严而掀起的社会革命。五四运动推动了马克思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促使马克思主义思想同工人主义思想结合起来，也为鼓舞民族精神、实现民族复兴指明了方向，增强了人们的信心。
受五四运动影响，毛泽东以新民学会会员为骨干，带领学生同统治湖南的反动军阀张敬荛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1919年，湖南各地发起打倒张敬荛的示威游行，何叔衡、毛润芝等人组织并带头参加，军阀与学生之间发生了激烈冲突。毛润之决定前往北平，告倒张家四毒，于是踏上了北上的列车。1919年12月18日，北京正阳门火车站，罗章龙接到毛润之后，带他前往一个地方。原来，杨开慧的父亲曾是毛润之的老师，一直盼望他能够到来。弥留之际，杨开慧的父亲将女儿托付给了毛润之。
在北京西城棉花胡同的总理靳云鹏宅前，毛润之带头参加游行示威并发表主张。作为代表，他进入内宅同靳云鹏谈判。靳云鹏表示自己已经听说此事，一定会派专员前往湖南调查。李大钊却告诉众人，指望贪官出面把湖南民众从水火中救出是不可能的，依靠靳云鹏也无法解决问题，大家应当多写文章，让更多民众了解事情真相。
杨昌济去世后，毛润之、杨开慧等人都悲痛万分。两个月后，杨昌济追悼会在北京法源寺举行。杨开慧对毛润之说，等清理了湖南之毒，他们便可以一起读书、一起写字，那才是真正的好日子。她还送给毛润之一把梳子，同时劝慰他，湖南需要他，新中国也需要他，眼下不要沉溺于儿女情长，更不能英雄气短。
毛润之来到北京大学，李大钊表示，必须打倒反动派，开辟一条新的道路，并让毛润之去仲朴，因为摆在他们面前的是整个中国。李大钊的这番话令毛润之深受鼓舞。随后，毛润之与陈独秀谈论新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学习马克思主义和苏俄思想。陈独秀希望毛润之能够挑起重担，认为中国的未来需要他们这些年轻人。毛润之表示，自己一定努力，不辱使命，也会把书本知识当作武器。陈独秀劝他返回湖南，并告诉他，那里正有施展才干的地方。
在驱张运动形成的强大压力下，各派军阀同张敬荛之间的矛盾愈发激烈。1920年5月11日，张敬荛逃离湖南，驱张运动至此宣告成立。9月9日，文化书社正式开业。毛泽东分析湖南革命形势，认为当前最要紧的是推广新文化，把青年引向革命道路。于是，他以新民学会会员为核心筹办文化书社，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当时，共产主义在全欧洲被认为是最具玄学色彩的主义，各地也纷纷建立共产党组织。随着马克思主义不断传播，建立工人主义组织的计划被提上日程。
莫斯科方面，列宁被派往中国，因为他要帮助中国建立一个新中国。黄金荣得知街头消息后，表示自己会维护法租界的安宁。第一次代表大会秘密召开时，李大钊、陈独秀因个人原因无法出席，便委托信任的人前往参加。杨开慧细心地替毛润之梳头，两人为了共同的事业并肩奋斗，儿女情长自然被暂时放在一边。毛润之坚信，这次上海会议一定会让中国发生改变。在博文女校，王会悟为众人安排好了住宿，而在黄金荣眼中，毛润之等人全都是过激党。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召开，张国焘主持会议，毛泽东和周佛海担任大会书记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也出席了会议。国际方面对马林十分忌惮，认定他不可能只是普通记者，于是要求黄金荣密切监视中国的过激党。黄金荣随后将这一任务交给了自己的手下。
会上，张国焘提到陈独秀和李大钊，向众人说明两位同志承担着领袖任务，并要求各地代表汇报近期的组织工作。与此同时，一些国外爱国人士认为，中国应当得到更多援助。由于讨论和辩论一度显得漫无目的，张国焘提议让会议休会两天，先把需要议定的内容整理出来，代表们对此纷纷表示赞成。然而，企图阻挠大会召开的势力并未停手，仍在四处搜查。
1921年7月25日，是中共一大休会的第一天。爱国人士提出并探讨，要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就必须支援工人阶级，直到社会上的阶级区分消失。张国焘、毛泽东和刘仁静一同前往上海棚户区视察。那些像蝼蚁一样生活的人，创造出了城市的繁华，却只能艰难度日。刘仁静主张打破这个旧世界，为穷苦人寻找出路；毛泽东接着表示，不仅要让他们找到出路，还要让他们过上幸福的生活。
当天夜里，毛泽东挑灯整理并誊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议案，不知不觉已经天亮。董夫子带来了湖南麻糖，随后和毛泽东一起继续誊抄。1921年7月27日至29日，中共一大第三、第四、第五次会议相继召开，会议始终紧张而有序。代表们详细讨论党的纲领和工作计划，明确提出领导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推翻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消灭阶级，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对于党的性质、纲领和组织原则等重要问题，各地代表基本达成了一致意见。
1921年7月30日，中共一大第六次会议召开。正当代表们积极讨论时，反动势力找到了会场，众人立即警觉起来，并迅速分散、转移。等到破坏者撞开房门时，屋内已经空无一人，他们最终扑了个空。陈潭秋认为，大家的行踪已经暴露，巡捕房很快就会找上门来，因此代表们决定更换会议地点。王会悟提议前往嘉兴南湖继续开会，众人当即赞成，并决定分批赶往嘉兴。
陈公博没有前往嘉兴，前一晚他已经和汉博镇定自若地应付了反动派，但由于家事牵连，无法继续参加会议。其他代表则小心而有组织地抵达嘉兴南湖。王会悟预先租定了船，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最后一天会议，便在浙江嘉兴南湖的船上举行。
会议在船上初步确定了第一份纲要和第一份要领，代表们纷纷举手表示同意。随后，大会选举陈独秀、张国焘等人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局委员，陈独秀担任中央局书记，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
与此同时，孙文接到陈策打来的电话，得知陈炯明已经叛变。希夷护送孙中山撤离，现场气氛异常紧张。经历枪林弹雨后，孙中山终于成功脱险并登上军舰。陈独秀认为陈炯明叛变实在难以置信，决定公开发声声讨陈炯明，支持大总统。希夷和博林也终于与孙中山会合，孙中山下定决心平定叛乱。夜里，他写信请求蒋介石提供支援，陈策则带领海军战士跟随孙中山共同讨伐叛变。
毛润之看过报纸后，连连感叹军阀不可靠，杨开慧也认为陈炯明已经打算一条路走到黑。蒋介石成为响应国难、登上永丰舰的第一人，孙中山对此十分感动。就在这时，有下属前来报告，称夫人的情况不太好。
宋庆龄在逃亡途中流产，从此失去了再次怀孕的可能。孙中山支开旁人，想陪她单独待一会儿，转过身掩面哭泣片刻，又细心地为她倒来开水。宋庆龄因流产悲痛不已，向孙中山道歉，孙中山立即劝她不要这样说。他也向宋庆龄表示歉意，承认自己有罪过，让她承受了如此巨大的痛苦，但两人既然选择了共同的事业，就注定要面对相应的牺牲与代价。孙中山鼓励她坚强，宋庆龄明白他的心意，表示今后中国千千万万的孩子，都是他们共同的孩子。
广东的局势渐渐复杂起来。陈独秀等人认为，共产党应当同国民党及其他民主派合作，在党外实行平行合作，彼此扶持。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大会通过对中国经济、政治状况的分析，揭示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提出党的最高纲领是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现阶段的最低纲领，则是打倒军阀、推翻国际帝国主义压迫，把中国统一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要完成反帝反军阀的革命任务，就必须联合一切革命党派和资产阶级民主派，形成民主主义的联合路线。
孙中山告诉蒋介石，准备把北伐军改为讨贼军。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大义和国家危亡为重，主动向孙中山释放善意。孙中山感慨，这才是真正的朋友，并决定同共产党合作，去开辟新的局面。他希望与陈独秀、李大钊以及苏俄方面见面，因为这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巨大力量。1922年8月29日至30日，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在杭州西湖召开会议，陈独秀、李大钊、罗国焘、马林、高君宇、张太雷等出席。会议重点讨论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问题，马林提出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此实现两党合作。西湖会议成为中共由党外合作转向党内合作的重要转折。
李大钊与孙中山会面时表示，只要孙中山不嫌弃，中国共产党愿意支持他继续革命。孙中山说自己近期对共产党有了醍醐灌顶般的认识，并询问陈独秀为何要帮助国民党。陈独秀回答，这是为国为民共同奋斗的事业，同时直指国民党内部的问题，孙中山认为他的见解十分准确。陈独秀提醒孙中山，不能忽视工农阶级，这股力量渴望改变旧世界，而军队正是武装起来的工农，革命必须借助工农的力量重新创造光明。孙中山对此深表认同，称共产党虽然成立不久，思想却十分深刻。他把自己的建国方略交给陈独秀，希望带回去让更多共产党人阅读并提出意见。陈独秀接过方略，表示一定会做到，并说共产党要建设的，不只是一个新中国，而是一个全新的中国。
工友们因三个月没有领到工资而举行示威，要求增加薪资。军阀命令他们解散复工，否则便要严厉处置。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工人阶级的觉悟迅速提高，工人运动不断发展。共产党先后组织香港海员罢工、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和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展现出工人阶级坚定的革命性与强大的战斗力，也扩大了党在全国的影响，为同其他革命力量合作和大革命的到来创造了条件。
孙中山感到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各自为政，这样下去革命难以成功。1923年1月1日，他着手改组国民党，并在同年公开确立联俄政策。2月，孙中山返回广州，重建大元帅府，光复广州。6月12日至22日，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会议正确判断孙中山的革命立场以及国民党改组的可能性，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同时要求共产党在思想上、组织上保持独立，国共合作因此进一步加快。不久，孙中山开始筹备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毛润之接到前往广州参加国民党一大的通知，杨开慧感叹中国革命的未来已经不同，两人携手为党的事业奋斗。孙中山在一大会议上提出改组国民党，主张运用政党的力量改造国家，带动劳苦大众参与国民革命，并决定实行联俄联共，迎接革命曙光，第一次国共合作由此实现。1924年2月，毛泽东受两党派遣，到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工作。孙中山告诉蒋介石，革命道路艰难，愿意参加革命的人并不多，因此团结对大局至关重要。陈炯明虽已兵败，却仍在伺机而动，国民党必须建立真正的革命军队。孙中山决定筹办陆军军官学校，并要求蒋介石参与筹建。学校成立后，孙中山任总理，廖仲恺任党代表，蒋介石任黄埔军校校长。方志敏、黄维等人都十分关注这所军校，决定报考。
陈赓将众人召集起来，提议大家一同报考陆军军官学校。他表示，自己已经把学校的情况调查清楚：孙中山亲自担任学校总理，廖仲恺出任党代表，蒋介石担任校长。只有进入真正的革命学校，投身真正的革命事业，才算得上是真革命。听完陈赓的话，大家纷纷决定一起报考。
在黄埔军校的报考面试中，方志敏的回答铿锵有力。他认为工业救国不过是一场幻想，自己愿意投身革命，即使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广州校区面试时，陈赓用风趣的方式讲述自己的战斗经历。徐向前因身体过于瘦弱，差点在面试中被淘汰，毛泽东却看重他的坚定立场和民族大义，决定给他一次机会。蒋先云则谈到国家四分五裂、军阀混战的局面，表示有志之士必须做好牺牲个人的准备，为国家命运奋起一战。叶剑英被他的情绪和决心感染，当即表示录取他。
军校为参加报考的学生发放路费，让他们前往广州参加总考试，方志敏和黄维都收到了通知。由于老家临时有事，方志敏无法赶赴广州考试，于是把自己的路费交给黄维。黄维对此十分感激，认为方志敏为自己指出了一条光明的道路。
在中国共产党的倡议下，国民党创办了陆军军官学校，也就是黄埔军校。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这所学校，从各地选派大批党员和革命青年前来学习。黄埔军校不仅教授军事知识，更注重培养学生的爱国思想和革命精神，这正是它与旧式军校最根本的区别。
1924年6月16日，黄埔军校举行开学典礼，孙中山发表训词，分析当时的革命形势，说明创办军校、建立革命骨干军队，是为了挽救中国的危亡。军校大门上写着“升官发财请走他门，贪生怕死莫入此门”的对联。孙中山号召中国人团结起来拯救国家，得到了学生们的高度认同。
在军校里，学生们围绕武器装备展开讨论，也逐渐认识到，只要军队拥有坚定的革命意识，并具备不怕牺牲的决心，就一定能够取得胜利。与此同时，杨开慧和向警予在家中照看孩子，毛泽东和森也前来帮忙。毛泽东处理文职工作井然有序，但国民党内部有人提出疑问，认为国民党和共产党各自发展、互不干涉或许更好。毛泽东立即表明立场，指出国共合作是两党广大同志共同支持的结果。叶楚伧故意为难毛泽东，让他整理满屋子的资料并向自己汇报，以一副居高临下的姿态使毛泽东受了不少委屈。
毛泽东向陈独秀诉说叶楚伧的刁难，陈独秀则安慰他，越是在这样的时刻，越需要磨炼自己的意志，承受多少苦头、受到多大委屈，才能拥有多大的格局。黄埔军校的课堂上，教官讲解山地作战方法，陈赓认真提问，教官也耐心解答他的疑惑。上海方面，杨开慧教人识字，认真为学生授课，毛泽东抱着孩子在旁边听讲。
黄埔军校除开设军事理论课程外，还安排体能训练和实战课程，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也到场观看学生操练。学员们都十分重视军事演习，但彼此之间也逐渐出现分歧，有人始终认为国民党和共产党并不是一家人。蒋介石深夜召见陈赓、黄维等人，了解他们的学习情况，并送给黄埔三杰一支钢笔。周恩来则告诉学生，等他们符合入党条件后，自己愿意担任入党介绍人。
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并与张作霖、段祺瑞联合发电报，邀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事。孙中山虽然清楚此行风险极大，但也明白如果不北上，革命将看不到希望。蒋介石提出派人陪同他北上，孙中山却知道这是一场鸿门宴，别人无法替代自己。他表示，国民革命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独立、自由、富强的国家，维护和捍卫民众利益。只有中国人团结起来，才能战胜帝国主义。为了实现这个希望，他仍然决定冒险北上。
孙中山乘坐军舰北上，陈独秀得知后表示，中国共产党对此十分认同；施存统认为，若和谈能够成功、国家实现统一，自然是再好不过的事情。毛泽东却觉得事情恐怕没有表面上那么简单。国焘担心北洋政府并非真心希望和谈，李大钊则忧虑孙中山抱病北上的身体状况。陈独秀对此发表意见，并让毛泽东将相关情况记录下来。
1924年12月，经中共中央同意，毛泽东带着杨开慧等人回到湖南。他一面调养身体，一面开展社会调查，发动农民群众，组织秘密农民协会，积极推进建党、建团工作，并建立了中共农村党支部。
孙中山北上之后，陈炯明集结七万大军，自称救粤军，将进攻矛头直指广州。蒋介石提出由陆军军官学校全体组成校军出征，叶剑英表示支持，但仍有一部分人提出反对意见。蒋介石排除众议，决定全军出动，一个兵也不留下，并亲自率队赶往前线。这一战打出了黄埔军校的声望。周恩来十分欣赏蒋介石作为革命军人所表现出的勇气，而黄埔军校中陈赓等学员也早已跃跃欲试，盼望奔赴战场抗击军阀。
孙中山同意军校东征的申请，命令也已经送达广州司令部。蒋介石随即宣布，黄埔军校教导一团、教导二团、一个炮兵营和一个工兵队等部队，全部编入校军，配合友军出兵东征。在蒋介石主持下，东征出师动员会正式举行，校军由此投入真枪实弹的战斗。面对装备精良的军阀部队，校军伤亡十分惨重。周恩来告诉学员，必须在淡水打开局面，否则这次东征很可能以失败告终。
陈赓、郑洞国等人相继报名参加敢死奋勇队，众人争先请战的气势令人振奋。大战前夕，学员们彼此交代后事，并思考第二天究竟应当如何作战。次日，攻城战正式打响，双方激战异常惨烈。奋勇队冒着炮火冲锋，尽管不断有人伤亡，却仍然毫不退缩，逐步向淡水城墙逼近。不久，战报传来，奋勇队遭到敌军压制，战局十分危急。黄埔二期、三期学员纷纷主动请战，要求加入战斗。
投身革命的校军将生死置之度外，在枪林弹雨中一步步接近淡水城。为夺取城池，士兵们搭起人梯，攀上淡水城墙，战局也开始出现转机。最终，淡水城被成功攻下，军心大振，士兵们高声欢呼，庆祝这场胜利。
孙中山病情危重之际，留下了“和平奋斗救中国”的遗言。1925年3月12日9时30分，孙中山溘然长逝。北京大学内，陈独秀、国焘等人为他举行悼念仪式。孙中山一生致力于革命，认为中国要获得自由平等，必须唤醒民众，并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他指出，革命尚未成功，必须依照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以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贯彻实施；对于召开国民会议、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主张，也必须在最短时间内促成。周恩来、蒋介石等人悼念并宣誓继承孙中山遗志，誓死战斗，再造共和。
在革命形势不断发展的有利条件下，国共两党合作推进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经过两次东征和南征，广东革命根据地最终得到统一，为北伐战争准备了较为可靠的后方基地。共产党还建立了由叶挺指挥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团。在李大钊等人的艰苦开拓下，北方地区的革命运动也迅速展开，大革命呈现出光明前景。
在这些行动中，立下大功的多数是共产党人，蒋介石因此感到不满，认为黄埔军校正在替共产党培养人才。他决定改变这一局面，提高奖励机制，吸引更多人加入国民党。1935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五卅运动及其后的省港大罢工，成为一次伟大的反帝爱国运动，显示了工人阶级的领导力量和革命统一战线的作用，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提升了中国人民的觉悟，大革命的高潮即将到来。
1925年9月，毛泽东前往广州，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部长。1926年，蒋介石以叛乱为由逮捕海军局局长李之龙，扣押中山舰，将水兵缴械并关押，同时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收缴工人纠察队的枪支。周恩来找到蒋介石，要求他对中山舰事件作出解释，但蒋介石坚持认为共产党方面策动兵变，破坏了两党团结。周恩来指出，真正策动兵变的是西山派会议，却没有看到蒋介石采取任何措施。双方针锋相对，就各自的立场展开交涉。毛泽东回家后，又为被扣押的周恩来、李之龙找到陈延年商议，主张面对蒋介石必须采取强硬态度。蒋介石则担心共产党与国民党争夺人心、争夺人才，无法想象局势继续发展下去会带来怎样的后果。
钱大钧直截了当地指出，李志龙被捕、周恩来遭扣押，已经说明国共两党的关系实际上撕破了。蒋介石认定双方既然志不同道不合，便不必再谋求一致，要求手下妥善处理党务关系，同时确定整军肃党、按期北伐的方针。
俞济时接到命令后，解除周恩来的软禁。周恩来对蒋介石避而不见十分愤怒，质问既然有事，为何不能当面讲清楚，难道蒋介石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所以没有颜面面对他。与此同时，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在广州召开。蒋介石和国民党右派以改善两党关系为名，声称必须限制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内部的发展，避免继续引发党内纠纷，因而提出所谓的“整理党务案”。按照这一方案，共产党员不得在国民党各部担任部长，国民党党员也不得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陈独秀的错误领导下，国焘要求参加会议的共产党代表接受这一方案，使共产党陷入被动，也给中国革命带来了严重影响。
毛泽东得知消息后极为恼火，认为这根本不是平等合作，而是被迫接受的城下之盟。国焘解释说，自己已经同国民党据理力争，但对方如今早已联合起来反对共产党。毛泽东耐心劝说，国共合作本是两党共同商定的大计，双方取长补短，两个多年来已经取得了很大成效。国焘却认为蒋介石手中有军队，而共产党并不主张发展军队，所以只能适当退让。两人因此发生激烈争执，毛泽东坚持认为面对这样的局面必须据理力争、寸步不让，敢于斗争，否则就只能一直坐等挨打。
第一军的整军肃党工作完成后，蒋介石要求严密布控、绝不手软，但蒋先云和陈赓可以例外。第一军随即规定，想继续留在部队的人必须退出共产党，想保留共产党员身份的人，则必须离开第一军和中国陆军军官学校。命令下达后，黄埔军校的学员一片沉默。蒋先云率先离开第一军，保留了共产党党籍；李默庵则退出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孙树成从国民党转为共产党，每个人都作出了自己的选择。陈赓表明自己参加革命并不是为了做官，毅然离开第一军，继续保留共产党员身份。宋希濂不愿跟随陈赓革命，选择加入国民党。周恩来也辞去了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职务，决然走上中国共产党的革命道路。
周恩来通知所有退出第一军的党员前往肇庆，那里有叶挺担任团长的独立团。他还安排陈赓前往苏联学习，并提醒他国民党一直盯得很紧，必须防止遭到暗算。陈赓虽然依依不舍，周恩来却安慰他，日后终究还会再次相聚。叶楚伧继续讥讽毛泽东，毛泽东则恭喜他升官，并表示中国共产党一定会在一次次失败中走向胜利。
毛泽东认真收拾农民运动讲习所。陈赓借口回第一军取行李，向曾经并肩作战的兄弟们告别，说明自己如今已经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这次回来只是临行前道别。他把钢笔送给谢晋元，又将毛巾送给众人，赵尚志则向他讨要军鞋。临别之际，陈赓提醒林彪不要再私藏子弹，并希望将来还有机会与大家走在同一条路上。陈赓刚离开军校便遭到暗算，幸好郑洞国恰巧经过出手相助。陈赓告诉郑洞国，日后若在战场相遇，自己不会因为今天的事情手下留情。
毛泽东和周恩来终于正式见面，两人携手决定将中国革命的道路走到底。叶挺热情欢迎孙树成等人加入独立团。毛泽东在农民运动讲习所宣传，农民如果不起来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就不可能成功。北伐军司令部内，蒋介石表示凡是愿意加入北伐队伍的人都应该欢迎，并要求众人顾全大局，只是众人对于支援唐生智并不情愿。叶挺接到北伐军支援唐生智的命令后十分振奋，表示即使大军力量不足，独立团也要扫除北伐道路上的一切障碍。叶挺率领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独立团，而毛泽东也紧急写信，托二虎将信送给易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