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望着士兵在密集炮火中不断倒下，急声命令撤退。通讯兵向朱德报告林彪部队正在转移，朱德随即通知众人准备迎战。敌军一点点逼近，战局愈发危急，钱大钧下令务必歼灭对面的朱德部队，以绝后患，但朱德这支队伍并不好对付。苦战之后，三河坝阵地依旧坚守不失。朱德告诉战士们，三天的阻击任务已经完成，接下来准备上山转移，但钱大钧绝不会让他们顺利撤走。蔡晴川主动提出留下掩护大部队撤退，士兵们纷纷摘下帽上的国民党军徽，向青山、大地和天空敬礼。钱大钧继续命令炮火猛轰三河坝，蔡晴川等人被敌军围困后，拉响最后的炸药包，与敌人同归于尽。对他们来说，革命红旗永远不会倒下，中国人民也会永远记住他们。
俞济时向蒋介石报告，汤坑之战取得大胜，叶贺部队已被彻底击溃，三河坝也被夺取，共产党队伍已经四散。蒋介石听后十分高兴，命令嘉奖参战官兵，尤其要奖赏薛岳。毛泽东夜里挑灯读报，心中感慨万千。白天，他向部队讲话，鼓舞士气，指出革命不经历失败和挫折便不会成功。随后，毛泽东提出三项措施：第一，整编队伍，将原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缩编为一个团，下辖两个营六个连，改称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第二，把党组织建在连上，设党代表制度，营团以上设党委，排有党小组，班里有党员；第三，在连队建立士兵委员会民主制度，实行官兵平等、经济平等，破除旧军队雇佣关系，并要求部队严守纪律，一切行动听指挥，筹款要归公。毛泽东强调，他们是共产党军队，党员必须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只有这样，部队才能在艰苦战争中拖不垮、打不烂，走向最后胜利。三湾改编创造性地提出支部建在连上、官兵平等等治军方略，从政治和组织上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奠定了政治建军基础，增强了部队凝聚力，成为党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早期成功实践。
栗裕等人与林彪、朱德、陈毅等人会合。汤坑之战损失惨重，叶挺、贺龙等人突出重围，周恩来病重后被送往香港。朱德劝栗裕不要轻易落泪，准备继续出发。途中部队士气动摇，有人认为革命已无前途，选择离队另谋生路。朱德没有强行挽留，只告诫他们离开后不得出卖同志、欺压百姓，否则他的驳壳枪不会饶恕。朱德告诉留下的人，真正的革命者要做失败时的英雄，黑暗只是暂时的，愿意革命的就跟他走。他身为共产党员，要把八一南昌起义的革命种子保存下来，也决心承担起革命重担，并相信一定能冲出敌人包围，革命终将胜利。
毛泽东率部来到井冈山，认为这里峰回路转，是建立根据地的好地方。井冈山根据地的创建，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为中国革命探索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此后，1927年11月14日，潘忠汝、戴克敏发动黄麻起义；12月11日，张太雷、叶剑英、叶挺领导广州起义；1928年1月12日，朱德、陈毅发动湘南起义；1月22日，方志敏领导戈阳横峰起义。党的六大后，各地党组织利用国民党新军阀混战的有利形势，发动农民开展游击战争，夺取革命政权，红军和根据地不断巩固扩大。1928年4月28日，毛泽东率秋收起义部队与朱德、陈毅领导的湘南起义和南昌起义部队在井冈山胜利会师，成立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和军委书记。
1929年，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新四军转战赣南闽西，开创新根据地，为后来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建立打下基础，也对各地红军游击战争和根据地建设起到鼓舞、示范作用。红四军转战期间，领导人在军队建设问题上出现分歧，军内单纯军事观点、流寇思想以及军阀主义残余等非无产阶级思想有所发展。在红军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古田会议召开。会议确定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建军原则，明确军队政治工作的方针、原则和制度，确立政治建党、政治建军原则，使军队获得新生。古田会议奠定的军队政治工作制度，对军队生存与发展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蒋介石发布军令，要求对共产党进行搜捕追杀，一经发现绝不留情。1930年10月24日，湖南长沙，杨开慧送完材料后独自走在街上，等她与毛岸英会合时遭到逮捕。在长沙陆军监狱里，杨开慧明白何健既然敢抓人，就不会轻易放过她。唐敏告诉杨开慧，可以托人登报声明与毛泽东脱离关系，再设法求人帮忙，便有机会离开监狱。
杨开慧听后，态度十分坚定地告诉唐敏，自己绝不会声明脱离关系。她认为，如果自己登报，很可能会被别人拿来利用，那样不仅对毛泽东不利，也会损害革命。杨开慧请唐敏替自己做一身衣服，准备上路时穿。她之所以如此坚决，是因为心里仍盼着中国能够迎来一个明朗的明天。何健陆续收到许多为杨开慧求情的电报，可他认为即便留下毛泽东的堂客，也不会得到什么感激。国民党最终决定枪决女共犯杨开慧。1930年11月14日，杨开慧在长沙浏阳门外识字岭刑场英勇牺牲，年仅29岁。
陈树湘不忍心把杨开慧就义的消息告诉毛泽东，面对询问时一直吞吞吐吐。毛泽东得知杨开慧牺牲后悲痛万分，把自己关在屋里。陈树湘向朱德说起杨开慧被行刑的经过：她身中两枪后仍未断气，倒在地上，满脸都是沙土，双手把地面抓出了两个大坑；过了三四个小时，又被其中一个人发现，于是回去补了一枪。夜里，毛泽东望着杨开慧和孩子们的合影，泪眼模糊，奋笔疾书，写下了无数个“霞”字。1930年至1932年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工农红军先后开辟并巩固了中央以及鄂豫皖、湘赣等根据地，连续突破反“围剿”斗争，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嚣张气焰，人民军队不断发展壮大，革命局面也随之出现新气象。然而，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使党和革命事业遭受严重损失。1930年9月24日至28日，中国共产党六届三中全会召开，相关错误开始逐步得到纠正。1931年1月7日，六届四中全会召开，瞿秋白等同志受到打击，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开始在党的领导机关内占据长达四年的统治地位。
毛泽东的三个孩子被秘密转移到上海后，周恩来叮嘱陈赓妥善安排，一定要派人好好照看这些孩子，因为毛泽东眼下实在太难了。顾顺章叛变后，周恩来和陈赓乔装改扮，通知大家尽快转移。这一次能够及时得到消息，全靠隐藏在敌人心脏的同志们，必须迅速撤离，保存力量。突如其来的撤退，也使侯镜如与组织失去了联系。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随后很快侵占东北三省。在南京，蒋介石收到张学良的电报，却只是给出空头承诺，根本不予援助。他一心只想着铲除赤匪，宣称攘外必先安内，认为剿灭赤匪才是首要大事。赣南会议上，各方出现争议。“左”倾教条主义者批评毛泽东关于红军和根据地建设的正确主张，把这些主张斥为“非无产阶级观点”“单纯防御和游击主义”“狭隘经验主义”等。会议通过《政治决议案》《党的建设问题决议案》《红军问题决议案》等五项决议案，决定设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并通过取消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总政委以及总前委书记的名义。会后，毛泽东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职务被撤销。这次会议表明，苏区中央局事实上已全面接受中央指示信中的错误主张，开始排挤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对红军的正确领导。
毛泽东叮嘱朱德，首先要把团结搞好，即使苏区在这些书生式教条主义影响下难以安宁，也要顾全大局。同时，他让朱德多留意彭德怀和林彪，提醒他们千万不要因一时意气而行事。周恩来也托人把最新翻译的马列主义著作送给毛主席阅读。
毛泽东独自等待任弼时和王稼祥到来，他说自己正在认真琢磨刚才会议上的发言。毛泽东表示，他并不排斥批评，也不害怕不同意见，只有这样才能不断进步。1931年，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叶坪村召开，会议宣告苏维埃全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毛泽东被选为主席。1932年，由毛泽东起草的对日战争宣言，使中国共产党鲜明举起抗日旗帜。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以武力强占中国东三省，又继续出动海陆军侵占上海、嘉定等地，骚扰沿海及长江沿线，并以飞机大炮屠杀中国人民、焚毁中国房屋。东北、淞沪等地遭受的损害难以计数，而这种屠杀与摧残仍在扩大，苏维埃全国临时中央政府因此正式宣布对日战争。
毛泽东听说周恩来来了，十分高兴。周恩来带来苏维埃要到苏区来的消息，毛泽东认为这是好事，可以多看实际情况，多同农民交朋友。毛泽东感慨，两人已经第三次并肩站在一起，第一次在广州，第二次在武汉，这一次是在闽西的小山沟里。周恩来也说确实如此，每当中国革命走到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他们都会坚定地站到一起。周恩来到实地后，感到情况与想象中很不一样，也欣慰农民发动得不错。毛泽东却感叹，尽管如此，仍有人说他右倾、机会主义，但他会坚持真理，只要中国革命事业能够成功，他早已不把个人荣辱放在心上。周恩来请毛泽东详细讲讲苏区的情况，因为他需要了解更多实际信息。
在红军总司令部，周恩来等人讨论毛泽东的方案和方针，认为非常有效，但又顾及上层压力。周恩来提出，不妨换一种说法，把它说成朱德的战略方针和方法，这样眼前的难题就能解决。朱德觉得这样等于自己贪了别人的功劳，周恩来则安慰他说，历史终会证明一切。1933年3月，中央红军第四次反“围剿”取得重大胜利，大家更加认为毛主席的办法就是正确、有效。
继赣南会议之后，1932年10月召开的宁都会议，对毛泽东以及他在红军中实行的战略战术作出了错误评判和指责。会后不久，临时中央先以让毛泽东主持临时中央政府工作为名，把他调回后方，随后又撤销了他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毛泽东一面养病，一面继续调查研究，仍旧为革命做工作。他写了几封信，提出自己的军事建议，并让邓小平带到前方。与此同时，蒋介石方面讨论所谓赤军严重化问题，准备调集一百万兵力围剿红军，企图一举歼灭，并采用堡垒战法，逐里推进、占领后立即巩固，还让铲共义勇队随军行动，以巩固军区政权。
在江西瑞金，大家也在商讨怎样应对第五次反“围剿”。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军事顾问李德前来指导工作，但在实际作战中，红军损失惨重。毛泽东来到医疗救治中心，看到士兵们头破血流，心情十分沉重。士兵们抱怨，照外国专家的打法，进了堡垒就像进了活棺材，他们希望毛主席能够站出来说话，陈赓也盼望毛主席出来指导工作。蒋介石方面认为堡垒战法仍然奏效，但也有人只是看钱办事。蒋介石方面的炮弹像雨点一样落进红军堡垒，许多人倒地牺牲。与此同时，李德激动地说这是糟糕的战术和队伍，认为他们完全没有执行自己的部署，并斥责红军是一支糟糕的部队。
前线形势日益紧张，彭德怀、朱德等人也非常恼火，周恩来只得从中调和他们与军事顾问李德的关系。蒋介石方面则认为剿匪大计即将成功，眼下最要紧的是夺取赣南和闽西的胜利。周恩来得知部队伤亡人数急剧上升，十分焦急，随后决定实行战略转移，准备西征。1934年10月10日晚，中央红军开始战略转移。实际上，早在1934年4月28日广昌保卫战失利后，五月初，中央书记处就作出决定，准备让中央红军主力撤离根据地，并将决定告知共产国际；共产国际回电表示同意。九月上旬，国民党军加紧向苏区腹地进攻，红军已无法在原地扭转战局。10月，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率领红军主力踏上漫长的战略转移征程，开始了世界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壮举。
蒋介石一方研判红军西征的态势时，认定湘江才是真正的关键所在。他断言，无论红军从哪个方向突围，国民党军都能凭借优势兵力迎头堵截，因此湘江必将成为红军的葬身之处。在湘南，众将领议论蒋介石委员长的部署极为严密，认为粤、湘、桂各军为了保住各自地盘，必然会拼力作战。蒋介石只是淡淡一笑，表示先让他们打得更烂一些，之后自然会有中央军来收拾残局。
与此同时，红军方面也在紧急布置作战。叶挺、贺龙等人被安排夺取湘江渡口，待渡口拿下后，命林彪北上阻挡国民党军推进，又让彭德怀守住光华铺，抵御桂军进攻。两个方向形成犄角之势，才能保障红军主力和中央纵队渡过湘江。后卫部队中，红五军团二十四师的陈树湘留在最后。彭德怀对李德说，红军打仗不是算算术，靠的是胸中这一口气。
林彪、聂荣臻夺下湘江界首渡口后，立刻要求加紧架设浮桥，让中央纵队尽快过江。毛泽东虽是苏维埃主席，却没有军队指挥权，看着行军速度迟缓，心中十分焦急。按照原定部署，两个犄角已经顶住，朱德随即下令加快行军，迅速冲过湘江。毛泽东让人把后方部队的真实情况转告周恩来和朱德，请他们命令部队丢弃不必要的辎重，尽快向湘西行进。而蒋介石一方，各路大军正加速合围，他还动用飞机，企图使共军首尾不能相顾，誓要将其歼灭在湘江之上。
战局紧迫到每一刻都伴随着伤亡。何健下令，只要湖南境内还有一个共军，就绝不停攻。白崇禧方面也发出命令，准备把共军全部赶出去，并且往死里打，若有别的军队越界，同样一并攻击。战斗从白天持续到黑夜，又从黑夜打到白天。林彪催促发电报，要求中央纵队加快渡河，星夜兼程通过湘江。转移途中危机四伏，蒋介石的飞机在空中盘旋，各路战事全都吃紧，湘江水被将士们的鲜血染红。为了尽快过桥，红军战士甚至架起人桥，可敌机投下的炸弹就在脚边爆炸。朱德命人向空中飞机扫射，判断敌机携带的炸弹并不算多。
周恩来主张抛弃一部分辎重，博古却认为那些都是工农用血汗打下来的东西，丢掉便是耻辱。蒋介石方面不断催促猛攻，红军伤亡惨烈，人数难以计算。周恩来等人无法准确估算过江所需时间，面对那些用生命争取时间的战士，内心深感愧疚。周恩来含泪表示，今日之战关系整个野战军，西进若胜，便能开辟今后的发展前途；若迟缓，野战军将被层层切断。不是胜利者，便是战败者，胜利关乎全局，人人都应鼓起最高勇气，不惜一切牺牲，克服疲惫，以坚决突击执行进攻和消灭敌人的任务，高举胜利旗帜，冲向火线。
敌机依旧在头顶盘旋，无数红军英魂倒在湘江。毛泽东望着将士们一路艰难跋涉，眼前是被鲜血染红的江水和遍地尸骸，悲痛难抑，却只能把这份痛楚压在心底。蒋介石收到湘江战报后，认为形势大好，各军作战都十分勇猛，尤其何健的湘军和白崇禧的桂军收获颇丰。随后他命令薛岳继续追击，沿途无数百姓被就地活埋，国民党军烧杀抢掠，使百姓陷入水深火热之中。1934年，负伤被俘的陈树湘在敌人押解途中，趁其不备，忍着剧痛从伤口处掏出肠子，用力绞断，壮烈牺牲，年仅二十九岁。
湘江一战损失极其惨重。毛泽东痛感本本和帽子害苦了红军，认为仗不能再这样打，路也不能再这样走。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发声，让毛泽东在败军之际受命指导红军。毛泽东也清楚，在革命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必须有人挺身而出。
张闻天、王稼祥审视当前形势后，都认为毛泽东应当在危急关头站出来承担重任，并明确表示愿意支持他。毛泽东也感到，在这样的时刻，确实需要有人临危受命。与此同时，蒋介石追问湘西防线情况，并命令部下继续不遗余力地“剿共”。通道会议上，毛泽东指出，此时北上无异于走上绝路，等于主动钻进蒋介石布下的口袋；李德却坚决反对改变既定作战计划，仍要求按原方案北上。朱德认为若继续北上，必然会撞得头破血流。王稼祥也表示眼下不能与敌人硬拼。毛泽东提出向贵州进军，这样红军才能争取到休整的时间和空间。众人权衡利弊后，认为贵州方向确有出路，博古虽保留意见，但按照组织原则少数服从多数，周恩来也同意进军贵州。
王稼祥与张闻天私下交谈时说，虽然队伍已经转向贵州，但接下来的路究竟如何走，仍让人难以判断。王稼祥认为应当让毛泽东来主持大局，博古已经失了分寸；张闻天也觉得必须对革命负责，不能任由形势摆布。毛泽东虽然带病在身，却仍天天做调查研究，那股韧劲让王稼祥和张闻天十分敬佩。面对被折腾到低落的士气，毛泽东深感痛心。彭德怀也认为，若早按这样的打法行动就好了，如今已经甩开敌人，不如就在贵州打开局面。黎平会议上，大家讨论是否还要向湘西行动，毛泽东提出应去敌人力量较弱的地方，也就是遵义，刘少奇随即表示赞同。蒋介石得知遵义城被攻占后，怒斥王家烈无能，并准备亲自前往贵州督战。
遵义会议上，博古就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作报告，但与会者普遍不认可报告内容。毛泽东发表意见，指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是军事战略上的失败，也是指挥上的失败。李德听后十分不满，认为毛泽东是在攻击、报复自己。毛泽东则反驳说，那种做法不过是纸上谈兵，完全脱离实际。刘少奇也表达看法，坚定支持毛泽东的判断，认为失败正是由于瞎指挥、乱指挥造成的。毛泽东继续阐述，强调革命不是简单计算人数，如今红军已经打开大西南局面，初步摆脱敌人包围，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一种胜利和转折；要走出新路，仍要依靠手中的钢枪。遵义会议后不久，张闻天接替博古负总的责任，毛泽东成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随后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小组，负责全军军事行动，事实上确认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并逐渐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启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在最危急的关头，这次会议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革命，成为党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随后，在贵州赤水，毛泽东、周恩来指挥红军将士渡过赤水河；在贵州遵义以南，红军大规模歼灭中央军；沿滇黔大道，红军进军云南；到皎平渡时，红军凭借几条小船渡过金沙江；在大渡河，红一团夺取安顺场渡口；泸定桥上，红四团攀爬铁索桥，夺取泸定城；红一方面军又翻越夹金山，红四团率先与红四方面军第30军先头部队会师。蒋介石对此怒不可遏。1935年6月26日，六届中央政治局在四川懋功以北的两河口召开会议，由张闻天主持，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王稼祥、博古、刘少奇、凯丰、邓发、刘伯承、彭德怀、林彪、聂荣臻、林伯渠、李富春等16人出席。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作关于目前战略方针问题的报告，重点说明战略方针、行动方针和战略指挥三个问题，强调两个方面军必须统一指挥，集中于中央军委。张闻天作会议总结，会议一致通过周恩来报告中关于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并责成张闻天起草中央政治局决定。
周恩来感慨张国焘已有些变化，在两河口会议上，他察觉张国焘有些话并未说透。中央红军离开苏区后，大批苏区军民遭到国民党屠杀，何叔衡跳崖自尽，翟秋白、方志敏等同志被捕，陈毅则率领少数战士，在粤赣边界继续坚持战斗。
陈毅见敌军封锁得异常严密，几乎没有留下任何可乘之机，便决定让队伍原地休整，等到夜色降临后再设法穿插过去。此时，他腿上的伤口再次生蛆，只得请来乡下老爹，把腐烂的肉挖掉，再用民间土法处理伤处。剧痛之下，陈毅当场昏厥过去。另一边，在方志敏被关押的地方，方志敏早已做好牺牲的准备，坚决表示绝不会发表声明脱离中国共产党。瞿秋白被囚之处，宋希濂前来看望，并询问闽西百姓为何抵抗得如此激烈。瞿秋白向他作了解释，随后说自己不过是一介书生，手无缚鸡之力，思想也并非没有愚钝之处，但心中对于革命的理想始终不会动摇。
陈毅醒来后，立即通知众人准备转移。方志敏戴着手链脚铐被囚禁，国民党又派人前来劝说。方志敏明确告诉对方，国民党无法拯救中国，能够救中国的只有共产党，将来还会有千千万万的后来者继续继承事业，把革命进行到底。随后，蒋介石下令处置方志敏和瞿秋白。1935年6月18日，瞿秋白在长汀罗汉岭被执行枪决。1935年8月6日，方志敏在南昌下沙窝遇害。方志敏生前曾表达，倘若自己还能活着，就要为中国革命呼喊一天；倘若不能生存，死后流血的地方会开出一朵可爱的花，那朵花便可看作他精诚的寄托。他还勉励亲爱的朋友们不要悲观，不要萎靡，而要奋斗，长期地、艰苦地奋斗，把个人的才能都奉献给民族的拯救。
陈毅感叹，南国大地已被鲜血染红，付出的牺牲实在太大。眼下有些人躲避、逃跑，甚至背叛，但越是如此，越不能丢掉理想和信仰。只要大家坚持下去，南国的土地终会迎来胜利；只要熬过最艰难的岁月，就一定能等到春暖花开的日子。之后，二十个白狗子围攻陈毅，陈毅的部下以命相搏、拼死相护，让陈毅痛心不已。与此同时，张国焘的野心愈发显露。已经让他担任军委主席，他却仍不满足，还继续伸手索要权力。张闻天对此十分愤慨，质问他的党性何在。毛泽东认为处理此事必须兼顾原则与策略，党的权力绝不能让出；周恩来则表示，如果革命确有需要，自己愿意交出个人的职务和权力。
沙窝会议召开，出席者包括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张国焘、博古、凯丰、邓发、陈昌浩、刘伯承、傅钟等十一人。会议有两项议程：其一，讨论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合后的形势与任务；其二，讨论组织问题。张闻天作关于两大方面军会合后决议草案的报告，毛泽东就草案作补充说明。与会人员先后发言，赞同张闻天的报告，并强调必须提高党在红军中的威信。张国焘则在会上极力为自己的错误辩护，认为退出川陕根据地以及在少数民族地区建立联邦政府都是正确的。沙窝会议对于加强两个方面军的统一领导和统一指挥，推动张国焘执行中央北上方针，坚定创建川陕甘根据地的信心，都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张国焘与党中央之间的政治分歧也开始公开暴露。
会议结束后，毛泽东提出，既要维护团结，也必须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张国焘打算提拔徐向前进入中央领导工作，不料徐向前根本没有这方面想法，只希望专心带兵打仗。随后，毛泽东与朱德、刘伯承等人商议下一步军事部署。1935年8月3日，红军总部将红一方面军、红四方面军混合编为右路军和左路军。右路军由徐向前、陈昌浩、叶剑英率领，集结北上，经草地到班佑，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随右路军行动。左路军由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率领集结北上，经草地到阿坝，再到班佑与右路军会合。
在毛儿盖会议上，毛泽东作关于夏洮战役后行动问题的报告，指出红军主力应向东、向陕甘边界发展，而不应向黄河以西发展。毛泽东在会议讨论结论中再次强调，左路军应当向右路军靠拢。与会人员一致赞同毛泽东的报告，徐向前也在这一过程中明显表现出顾全大局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