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习仲勋的耐心劝导下，茹欲立最终点头，答应接受邀请，加入西北军政委员会，愿为西北局出一份力。见他表态，习仲勋十分欣慰，随即告诉他，西北局已经以自己的名义给西南局的邓小平同志发去电报，邀请杨虎城将军的亲属前往重庆，商谈移灵事宜，并决定把杨虎城的遗骨运回西安安葬。届时，陕西各界还将为杨虎城举行追悼大会，茹欲立也会被请作为治丧委员会的重要成员出席。

一九五零年一月，西北军政治委员会正式成立。这个委员会汇集了西北各地区的各民族代表、各民主党派代表、各革命阶级代表、人民解放军代表以及爱国民主人士代表，它不仅是西北地方性的民族民主联合政府，也是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人民民主专政。会议结束后，习仲勋又专程去拜访张治中，两人秉烛夜谈，畅谈西北未来，最后一致认为，当前最紧要的事情就是发展交通，尽快修筑天兰铁路。只要西安与兰州率先打通，西部交通的初步动脉便能形成，今后西北同各行政区之间的交通也就更有保障。

与此同时，顾林在大华纱厂担任军代表，却因工资改革问题与经理熊义信矛盾激化。熊义信认为顾林的做法会打击大家的劳动积极性，进而影响产量；顾林却完全不认同，还警告熊义信心里要有分寸，称他过去本就是资本家，而那些技术工人不过是替资本家卖力的人，甚至放话说，要是放在前些年，早就把这些人抓起来了。两人争执不下，最终不欢而散。

不久，朝鲜战争爆发，朝鲜局势骤然吃紧，不但关系东北安危，也牵动新中国安全。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人决定出兵入朝，电令彭德怀进京开会。彭德怀与习仲勋等人匆匆话别后，率领中国人民志愿军奔赴“抗美援朝”战场，而习仲勋则负责全面主持西北局工作。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大华纱厂因为不少技术工人被调低工资后选择离职，出现了人员短缺、机器故障维修缓慢、产量下降等一系列问题。可即便如此，顾林仍不认为自己有错，反而借机刁难熊义信，硬性要求他在十二小时内修好设备。熊义信无法保证，只得愤然递交辞呈，部分技术工人也随之离开。

习仲勋得知后十分意外。他原本没想到，顾林在解放后被降职留在西安，后来又被组织安排到大华纱厂担任军代表，竟没过多久再次闹出问题。此时已经有人接替了顾林的工作，但顾林坚持要见习仲勋，见面后声泪俱下地承认错误，表示愿意接受组织的一切安排。习仲勋因此要求他继续留在大华纱厂，并且无论如何都要把熊义信请回来。顾林没想到习仲勋还愿意再给自己一次机会，心里很是触动。

秦木兰随即愤怒地赶来，责怪习仲勋不该再让这样的人留在岗位上，认为顾林就是个不安分的定时炸弹。想到丈夫以及其他人的牺牲，她更是悲从中来，忍不住泪流满面。但习仲勋觉得，顾林并非完全无可救药，还是有必要给他改正的机会，秦木兰却始终无法接受。后来，十世班禅进京途中路过西安，受到习仲勋热情接待。习仲勋当众表示，西藏是中国人民的西藏，更是西藏人民自己的西藏，绝不允许任何帝国主义分裂西藏。党中央早已下定决心解放西藏，并帮助藏族人民发展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事业，让西藏人民和全国各族人民一样过上幸福生活。

习仲勋先与十世班禅作了一次深入交谈。十世班禅心中最挂念的，仍是早日回到西藏的愿望，习仲勋对此郑重表示，自己一定会尽最大努力，并会及时把有关情况向中央作出报告。同时他也认为，只有等西藏彻底解放之后，才是十世班禅返藏的最好时机，并特意提醒他要妥善处理同前藏方面的关系。

与此同时，熊义信放下成见，重新回到大华纱厂。习仲勋专门与他见面，并为此前发生的事情向他致歉。习仲勋此前早已了解熊义信的经历，也清楚他在大华纱厂中的重要作用，因此明确表示，这次回来以后，无论有什么想法、要求或者顾虑，都可以坦诚讲出来，不必有所保留。熊义信则反映，工厂因员工大量流失，已经有多条生产线停摆，损失不小。习仲勋对此也十分重视，当即承诺给大华纱厂提供一笔无息贷款，用来缓解这段时期停工造成的困难。考虑到职工生活普遍拮据，他还协调国营面粉厂准备了一批低于市价的面粉，帮助大家渡过难关，并决定撤销对大华纱厂的军管，把工厂的全面管理权交由熊义信主持。

面对这番真诚的安排，熊义信很受触动，表示自己这次回来就不会再离开，还准备在报纸上发表一篇声明，题目定为《信任政府，发展生产》，希望借此打消大家的顾虑，号召职工尽快恢复生产，重新回到岗位上。到了熊义信返回大华纱厂的那天，工人们纷纷前来迎接，熊义信又请顾林讲几句话。顾林被大家的宽容深深感动，郑重表示今后一定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一边，带着大华纱厂重新恢复往日的兴旺，一起为社会、为人民多做贡献。

不久后，十世班禅在北京见到了毛泽东，并献上洁白的哈达。毛泽东同样希望西藏和平解放能够尽快实现，还指出西藏在历史上始终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过去清朝政府虽然实行过羁縻施压政策，但最终还是维护了国家统一，没有让帝国主义把西藏占去。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毛泽东相信，这一制度一定能够带动西藏地区不断走向繁荣发展。

另一边，青海局势也出现了变化。昂拉部落千户项谦勾结马步芳残匪，竟然公开袭击贵德县人民政府，打伤了贵德县公安战士蒋福友、魏太平等人，还到处抢掠商旅，并自称是反共救国军第二军军长。张仲良随即把情况汇报给习仲勋，青海省委也建议应当迅速清剿，以免留下后患。不过在处理项谦叛乱时，习仲勋始终把大局放在第一位，坚持先做政治争取工作，因为这并不只是消灭一个项谦那么简单，项谦家族的影响很深，与周边地区头领之间的关系又错综复杂，如果贸然进攻，势必会让周边头领人人自危，所以不到万不得已，还是应当尽量采取劝降办法。

习仲勋还建议张仲良等人联系青海省政府副主席喜饶嘉措，因为他在藏民心中有着极高威望，完全可以请他出面做项谦的工作。第二天，诚勒活佛亲自前往见项谦，劝他与青海政府领导进行交涉，但项谦依旧执迷不悟。与此同时，十世班禅进藏的准备工作也在推进之中，习仲勋和西北局一边着手安排，一边恳请十世班禅帮忙给项谦写一封信，希望能借此让他放弃抵抗。十世班禅答应尽力试一试，同时也建议西北局最好请喜饶嘉措大师和贡唐仓活佛一起出面。随后，喜饶嘉措带着扎喜旺徐、马良等人站在千户府外，项谦得知后仍然闭门不见，对共产党毫不理会，顽固不化。

关于西北局撤销大华纱厂军管一事，顾林表示会完全服从组织上的安排，而大华纱厂也参与了支援抗美援朝的捐款捐物。尽管顾林此前做过不少错事，习仲勋仍然愿意再给他一次机会，并指出他最大的问题就是严重脱离实际，以后必须坚决不再犯“左”的错误。随后，詹东、计晋美等人开始进藏，他们委婉向习仲勋提出，希望能够带一辆小汽车去西藏。为了克服小汽车运输不便的难题，习仲勋又费尽心思作出安排，最后让范明把自己的小汽车送给十世班禅，弄得范明十分为难。

习仲勋在冯克昌的西安饭庄设宴，邀请许多知名企业家齐聚一堂，围绕未来经济发展畅谈。他一方面强调要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让普通群众买得起、用得起、穿得起，另一方面也明确表示政府不会过多插手企业经营，希望大家放开手脚去干。可是在座的人心里其实都很不踏实，虽然他们拥护共产党，却又担心新政权会清算资本家。习仲勋看出了众人的顾虑，便说明共产党建国时发布的共同纲领，已经对各个阶级作了清晰规定，企业家也是社会的宝贵财富，他相信在大家共同努力下，西安乃至整个大西北的工商业，今后一定能够走向兴旺发达。

与此同时，张仲良和喜饶嘉措等人正在商议局势。为了争取项谦，各方人士已经前去进行过十几次和平会谈，但项谦始终执迷不悟，因此青海省委认为应当尽快实施剿灭。眼下罗昆山师长率领的部队早已集结完毕，只等命令一下便可立即行动。然而喜饶嘉措仍坚持继续争取项谦，只要还有一线和平解决的希望，就绝不能轻易放弃，他还表示愿意再去昂拉部落劝说项谦。此时诚勒活佛主动来见喜饶嘉措，说昂拉部落内部其实早已对项谦敢怒不敢言，如今昂拉控制区内的米仁、公马、洛阳寺等村子已经公开宣布脱离千户，希望青海省人民政府尽快前去接管这些村子，让昂拉百姓重获安宁。

之后，习仲勋专门赶到西宁，为即将返回西藏的十世班禅送行。十世班禅因为自己写信未能产生效果而深感愧疚，习仲勋则安慰他说，尽管那封信没有真正改变项谦，却在昂拉地区掀起了很大波澜，最终使项谦一步步走向众叛亲离。两人还就西藏未来的发展深入交谈，彼此更加了解，也因此结下了深厚情谊。

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三日，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正式签订《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西藏由此宣告和平解放，习仲勋也为十世班禅回藏送行。相比之下，项谦依旧顽固不化，最终被军事进剿。之后，习仲勋请黄正清去处理阿木去乎的匪患。黄正清心里清楚，不少同志对自己的身份仍有顾虑，便建议西北局最好另选一位解放军名将来担当此任，他自己可以做副手，但习仲勋坚持把重任交给付北辰，还将贺龙送给自己的手枪转赠给了他。

虽然项谦已经被平定，西北局还是派人治好了项谦母亲的病，这让项谦感受到共产党宽厚仁慈，最终决定归降。随后毛泽东找来习仲勋，告诉他新中国为了适应大规模经济建设、加强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需要，已经陆续将各大区的一批干部调往中央工作，因此习仲勋被调任为中宣部部长。

在赴任之前，习仲勋带着齐心去看望李老栓一家，第五憨柱也陪着怀孕的刘巧翠前来，认李老栓夫妇做干爹干妈，并表示以后若生下孙子就改姓李。此外，习仲勋等人还宴请了烈士子女和老战友，秦木兰也收养了这些烈士遗孤。离别之时，历经多年建设的天兰铁路终于竣工通车。习仲勋亲自登台讲话，感谢全体职工同志在修筑天兰铁路过程中不畏艰险、奋力拼搏，希望大家总结经验、再接再厉，为早日建成兰新铁路继续奋斗。话音落下，现场掌声不断，众人脸上都洋溢着笑容，习仲勋也不由感慨西北日新月异的变化，并满怀期待地展望着西北更加光明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