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是天津南开大学觉悟社的负责人，团结了一批忧国忧民的青年学生寻找救国之路，经张太雷等人介绍，邀请到李大钊来讲课。李大钊生动地用互动提问的方式，介绍了社会主义学说。李大钊告诉同学们，不管什么主义什么路，只要能为中国人民谋利益，能让穷苦百姓过上好日子，我们就应当鼓掌欢迎，而这条路就是马克思主义之路！

毛泽东在湖南发起驱逐军阀张敬尧，来北京请愿，生活发生困难。李大钊得知这一情况，立即给毛泽东送去了木炭和粮食，使艰难中的毛泽东倍感温暖。陈独秀在外地演讲，号召民众起来造反，推翻政府，受到各界热烈欢迎，政府决定再次逮捕陈独秀。陈独秀回到家中，被警察包围，难以脱身。李大钊亲自驾骡车，扮成下乡收帐的商人，帮助陈独秀逃出险境，冰天雪地中，李大钊、陈独秀通过了层层哨卡的盘查，到达天津。一路上，两人无所不谈，从家庭、孩子、理想、信念，一直谈到建立党组织，相约一南一北，共同建党，让马克思主义之车开动起来。

李大钊发起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张国焘、罗章龙、邓中夏、高君宇、刘仁静等均为成员。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负责人维辛斯基来到北京，与李大钊探讨在中国建党的可能性，李大钊告诉他，党的组建实际上早在酝酿之中了，并介绍他去上海会见陈独秀。

蔡元培根据李大钊兼任的课程受到学生欢迎的程度和他的社会影响，将其由图书馆长改聘为教授，成为教授后，李大钊公开在课堂上传授马克思主义，他的课受到学生热烈欢迎，使马克思主义在青年学生中广泛传播。李大钊感到在中国建党的时机已经成熟，陈独秀此时受到共产国际的激励，也认为建党时不我待，他与李大钊相约南北同时建党，并征询李大钊党的名称。李大钊当即确定叫中国共产党，并派张国焘持信去上海，找陈独秀商量具体问题。一个影响中国未来命运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和北京先后建立。

李大钊在北京，正式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张国焘、刘仁静、罗章龙等人第一批加入，黄凌霜等5名无政府主义者也加入。党在未来中国的希望让大家神情激奋，但活动经费无来源又使大家沮丧。李大钊从自己每月的160元工资中拿出80元用作党费。赵纫兰理解丈夫所做的一切，她省吃俭用，默默以行动支持丈夫的事业，从不声张。蔡元培校长听说了这件事，他通知财务室，每月必须扣出必要的生活费，直接送到赵纫兰手中。由于政府拖欠教职员的薪水，而且经常无故停发，教师们的生活都很困难，校方几次交涉未果。李大钊发起组织索薪斗争，被推选为北京高校教职员代表，到新华门请愿，遭到军警毒打受伤。李大钊受伤住院治疗，安排张国焘、刘仁静代表北京支部参加党的“一大”，并将家里仅剩的五块大洋交给张国焘路上用。

第一次直奉战争以奉军失败而宣告结束，黎元洪取代徐世昌担任总统，组成了直系御用内阁。直系军阀首领吴佩孚发表召开国民大会的通电，使关心时局的知识分子大为兴奋。李大钊亲赴保定，与吴佩孚进行了会谈，说服吴接受“保护劳工”的主张。为了推动工人运动开展，李大钊又利用军阀之间的派系斗争，建议在铁路上设立交通密查员，以监视和检举舞弊行为。这些同志名义上是执行交通部指示，实际上从事工人运动的联络、组织工作，为北方工人运动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中共一大被选为总书记的陈独秀与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相处不睦。马林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想促成国共合作，但陈独秀无法接受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做法，而且还要打手模、宣誓效忠孙中山。中共中央决定在西湖召开会议讨论国共合作事宜，马林知道持坚决反对态度的陈独秀、张国焘和蔡和森，是不可能被自己说服的，惟一能改变局势的人，只有李大钊，马林知道李大钊在中共领导人之中的份量，所以，他首先赶到北京，向李大钊求助。李大钊告诉马林，世界上任何成功的经验，都不能一味地照搬照抄，要根据实际情况而定。我们中国共产党的所有同志，都是服从真理的。

西湖会议开始，正如马林所料，当他提出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此形式实现国共合作，立即遭到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的坚决反对，由于李大钊的精辟分析，说服了大家，形成了决议，最后由陈独秀提议，推选李大钊负责与国民党交涉，在他看来，其他人尚显年轻，经验不足，而李大钊不仅有学识、社会地位，而且在国民党高层也很有影响。在上海，李大钊代表中国共产党，与孙中山进行了正式会谈。比孙中山年轻23岁的李大钊对国际革命运动、世界思想潮流乃至民国以来政治的发展、建设以及中国社会症结等问题的见解，深深吸引了孙中山。他们一连几个小时交谈不止，甚至忘了吃饭的时间。孙中山并亲自主持仪式介绍李大钊加入国民党。随后，陈独秀、蔡和森、张国焘、张太雷也相继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拉开了国共合作序幕。

京汉铁路发生大罢工，李大钊派施洋律师去帮助工人，领导罢工运动的方向，但“二七惨案”发生，工人领袖林祥谦、施洋等37人被当场打死，200多名工人倒在了吴佩孚屠杀的血泊中。李大钊怒不可遏，也由此更深刻地认识了封建军阀的本性。

孙中山十分信任和钦佩李大钊，他从这些数量不多但素质非常高的共产党人身上感到了救国的希望，他委任廖仲恺、汪精卫、张继、戴季陶和共产党的李大钊组成国民党改组委员会，负责有关国民党改组事宜，并指派李大钊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和出席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在广州召开的中共“三大”，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蔡和森等九人当选为中共中央执行委员。李大钊因国共合作方针遭到来自党内的诸多指责，他愤而解释，耐心说服，让同志们看到党的长远利益。“三大”确定了国共合作的方针。陈独秀在经历“二七”惨案之后，对国共合作的态度有了很大转变，他看到了这个合作对于中国革命的巨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