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风把自己这几天在学校里打听到的情况，一字不漏地带回了律所会议室。几个人围坐在桌边，他把导师和学生之间那些细碎又诡异的日常管理方式娓娓道来：手机要统一上交、夜间必须随时报备行踪、实验室考勤比公司还严格，甚至连和谁交往、周末能不能出校，都被纳入“科研纪律”的范畴。听完后，唐盈盈先开口，她认为以目前掌握到的事实，只能说明乌斓对学生有过强的掌控欲，这种控制已经明显超出了正常教学与科研管理的范围，却又游走在法律的灰色地带，很难用现有的条款直接加以界定。程风却更直觉，他觉得乌斓的这种管理模式，已经不只是严格或者严苛，而更接近一种“精神上的控制”，像是用无形的绳索牢牢拴住学生的思想和情绪。康俊则没有急着下结论，他冷静地指出，如果老师在精神层面存在持续的、过分的打压，并且在言行中能明显看出一种强烈的主观意图，法律上并非全无约束空间，关键在于是否能证明这种精神控制和学生目前的精神状态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唐盈盈听后，还是将重点放回“主观意图”四个字上，她认为眼下最重要的，是弄清楚乌斓在整个教学管理过程中，到底是出于保护学生和保障科研的初衷，还是在不自觉中把个人的完美主义和控制欲强加给学生。
顺着这个思路，康俊提出来另一个可能性。他设想，如果在崔婕的内心深处，乌教授一直是一位近乎完美、不可诋毁的学术权威，是她拼命想要追赶、甚至崇拜依附的对象；但与此同时，崔婕本身又存在某种性格或心理层面的脆弱，再叠加上长期、持续的高压式管控，这种强烈依附与强烈压迫交织在一起，很容易在她心里激发出一种隐秘的反抗机制。她既想摆脱控制，又害怕失去导师的认可，这种互相撕扯的两种情绪在心里不断碰撞、积累，最后就会变成一种极度自我否定和自责的状态，难以排解也无处宣泄。戴佩琳听完，觉得这已经不只是单纯“严格要求”的问题，更像是一种不知不觉锁在学生心里的心理控制。她知道康俊在心理学方面很有研究，对这一类复杂的师生心理关系格外敏感，于是不断追问细节。康俊进一步解释，乌斓的管理模式有可能出于对学术质量的极致追求，但在执行过程中，如果忽略了学生的个体差异，把所有人都当成同一种“标准零件”，就极易造成窒息和压抑。而在一旁的戴佩琳则提出，是否也存在另一种可能——乌斓也许非常专注学术，沉浸在自己的研究世界里，所以在要求学生时会显得格外严谨、甚至苛刻，这种紧绷的氛围在她看来是“认真负责”，可在别人眼里，却可能是一种无休止的精神拉扯。讨论到最后，唐盈盈做出决定：与其在资料和揣测里打转，不如直接去见一见乌斓本人，从她的态度和言行中寻找答案。
很快，机会就来了。在学校楼里的洗手间门口，唐盈盈远远看到乌斓的身影。她并没有贸然上前，而是静静地观察了一会儿：乌斓洗手的步骤几乎固化成一套仪式，先反复冲洗，再认真用洗手液搓洗指缝、指背，连水龙头的开关都用纸巾隔着，动作一丝不苟，像是要将所有看不见的污渍统统隔绝在外。短短几分钟，她已经捕捉到对方严重洁癖的迹象。趁着乌斓走出洗手间之际，唐盈盈礼貌地自我介绍，直接邀她到旁边安静的会客区坐下谈谈。一开始，乌斓面对律师的突然造访显得有些拘谨，但当话题转到崔婕，她眼中迅速浮现出复杂的情绪——痛心、自责，还有难以启齿的愤怒交织在一起。她咬着嘴唇，说崔婕的事对她而言，就像被人硬生生砍掉了一只手臂，既疼，又觉得难以接受。唐盈盈顺势试探她对“严格管理”的看法，乌斓语气坚定地表示，她制定的每一条规定，每一次看似严苛的要求，背后都藏着别人看不到的教训和伤疤，那是她从同行的失败、科研的事故、甚至学生的迷失中一点一滴总结出来的。她提到崔婕为了陪男友去音乐节，谎称要做实验，严重轻视了课题研究的重要性，在她看来这是对科研神圣性的亵渎。“既然选择走进这个领域，就应该用最纯粹、最圣洁的精神去对待它。”说这话时，她的眼神是发亮的，整个人像突然燃起来一样。
在这番谈话中，唐盈盈格外留意的，不只是乌斓那些斩钉截铁的措辞，还有她身上那种“孑然一身”的状态。她发现乌斓的生活几乎完全被实验室、论文和项目填满，个人情感、社交圈、家庭琐事都被她下意识地推到生命的边缘，仿佛只要能把学术做到极致，其他一切都无关紧要。那种忘我的投入固然令人敬佩，却也隐隐透出一种不近人情的冷峻。唐盈盈一边倾听，一边在心里做着判断：正因为乌斓把科研看得高于一切，才更容易不自觉地把学生当成延伸自己意志的工具，而不是一个个鲜活、有情绪、有缺点的人。她没有当场指责，只是循序渐进地提出疑问——作为导师，是否有权力去干预学生的恋爱、休闲甚至情绪表达？当学生因为压力而逐渐失去自我时，导师是不是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当唐盈盈小心却坚定地指出，崔婕如今精神濒临崩溃，乌斓的高压管控方式恐怕难辞其咎时，乌斓原本克制的情绪终于被戳中，她激动地反驳，强调自己从未伤害过任何学生，只是希望他们不要重蹈覆辙。可是，在激烈的言辞背后，那一点点颤抖，还是泄露了她内心深处的惶然与不安。
与此同时，程风在另一条线索上有了新发现。他翻看崔婕社交媒体时，意外摸到一个不起眼的小号，里面全是深夜发布的只言片语，时间跨度长达一年。那些文字并不直接点名，却“导师”“课题组”“被选中的人”这些词语反复出现，语气时而委屈、时而愤慨、时而近乎绝望。她写自己无论多努力都达不到导师的标准，写每一次被当众挑刺后的窘迫与羞耻，写自己仿佛被困在一个没有门窗的房间里，看得见外面的光，却找不到通往出口的路。在这些话里，乌斓被描绘成一个吹毛求疵、不近人情的控制者，与程风在现实中见到的、偶尔会露出疲态和温情的那个人，形成了鲜明反差。唐盈盈分析，这种差异并不奇怪，很可能是崔婕主观感受的积累，在长期压抑中被放大、扭曲，但不管如何，这些文字本身已经足以说明她在导师关系中感到窒息与无力。当徐非突然打来电话，说崔婕终于醒来时，两人立刻赶往医院。病床上的崔婕整个人紧绷得像一根随时会断的弦，指尖因为反复咬指甲而发红，眼神躲闪而空洞。徐非低声转述医生的判断——在意外发生之前，她曾遭受巨大的情绪刺激，这才成了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谈话间，乌斓也赶到了病房，刚一出现，崔婕便像是被猛然触发的机关，整个人猛地崩溃，一个劲儿地说“是我错了”“我会改”“我以后一定听话”，语速又快又乱，像在乞求宽恕。程风站在一旁，眼睁睁看着这一幕，只觉得后背发凉，在他看来，这已经不是普通的师生矛盾，而是一个人被剥离了自我之后本能的恐惧反应，他忍不住在心里暗骂：乌斓这样的人，谈什么师德与关爱，简直没有人性。
崔婕的父亲得知女儿见到导师后那近乎崩溃的反应，情绪再也压不住，坚决要求乌斓必须当面向女儿道歉，为这些年的高压与忽视负责。唐盈盈从家属鲜明的态度里，看清了下一步的突破口——无论案件今后在法律层面能不能得到完美的答案，至少在事实和责任上，需要一个明确的说法。另一方面，乌斓也在这场冲击后第一次真正开始自我审视。她把课题组的学生逐个叫来，试探着问他们：“你们会不会觉得，我的方式让人很窒息？”安宁鼓起勇气回答，说教授对自己确实很严格，但她一度以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代价，只是当她想到连像崔学姐那样优秀的人，都拿不到乌斓的肯定，就会怀疑自己这样的普通人是不是永远都达不到标准。那种“永远不够好”的感觉，慢慢变成一种看不见的重压。乌斓静静听着，脸色一次次变沉。几天后，她再次独自来到医院。病房里，她再没有端起导师应有的威严，而是放低姿态，真诚地向崔婕道歉——为那些冷冰冰的斥责，为一次次无视她情绪的训斥，也为自己这些年在追逐成果时忽略掉的那句“你已经很努力了”。崔婕沉默了很久，泪水不断滑落，最终还是点头说了句“我原谅你”。那一刻，乌斓眼中的光慢慢暗下来，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柔和。她终于明白，不是所有的树枝都要被修剪得笔直挺拔，有些枝条可以任由它们带着叶子、带着微小的瑕疵，按照自己的方向伸展。学生不该只是被塑形的器皿，他们也有权保留自己的模样与弧度，而导师真正的责任，也许并不是控制他们长成某一个标准的样子，而是在他们踉跄生长时，学会适时放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