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专家离开之前，技术员张洁向列捷耶夫询问原子弹的结构，对方告诉她：“原子弹就像一个苹果。”这样的回答让张洁非常意外，然而对方却说：“以后你就会明白我的话。”

1960年2月19日，第一枚由中国人自己设计制造的液体探空火箭发射成功。可正准备发射一枚从苏联购买的导弹时，苏方却提出不准使用中国生产的燃料，尽管它是完全合格的。孙继先、李福泽气得当着苏联专家拍了桌子。

当年7月16日，苏联宣布召回专家，撕毁协定，终止合作项目，同时要求中国归还在朝鲜战争期间购买苏联武器装备所欠下的350亿元债务。中苏关系至此彻底破裂。

9月10日，中国人用自己生产的燃料成功发射了一枚苏制导弹。聂荣臻表示：“要不了多久，我聂荣臻要把中国自己造的导弹亲自给基地的同志们送过去，请他们打！”“搞两弹，就要自力更生发奋图强。”

1960年10月23日，装载着三枚国产地地导弹的专列从北京出发，200多名科学家和科技人员随同前往，参加导弹发射试验。张爱萍等亲临现场，正在医院打点滴的聂荣臻顾不得病情，也前往酒泉发射基地。

在导弹燃料加注现场，张爱萍不顾危险，亲自坐镇，眼看着一车车燃料加注到导弹燃料箱内。

1960年11月5日，仿制的导弹终于发射成功。聂荣臻兴奋地宣布：“这是我国军事装备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点。”

为了守护导弹基地中200多公里铁路线，一千多名官兵被确定就地转业。看着战士们割舍不下穿了多年的军装，工兵团团长含泪率先摘下自己的领章帽徽。

又一批大科学家即将加入核武器研制的行列：程开甲在钱三强推荐和邓小平的批准下，来到核武器研究院；为了严守秘密，王淦昌这位世界闻名的科学家在加入这个队伍的时候，把自己名字改为王京，直到1978年才恢复原名。

核武器研究院内，邓稼先、胡思得等人正在分析数据，可窗外的空场上却放上了电影。看着大家对文娱生活的渴望，邓稼先想出了分六拨人轮流看电影的主意，结果一个不长的电影却成了他们的连续剧。

北京的长城脚下，王淦昌、陈能宽等在进行爆轰试验。一场大雨淹了帐篷，大家顾不上生活用品被水冲走，急着去抢救试验资料。为了解决爆轰物理试验中遇到的困难，钱学森向钱三强推荐了工程力学专家郭永怀。

周恩来特地把王淦昌、郭永怀、彭桓武等科学家请到家里吃饭，眼看着一桌饭菜被众人吃得盘干碗净，周恩来的泪水忍不住滚落下来：“这桌上连一盘肉菜都没有，我周恩来对不起他们啊……”

苏联专家唯一一次讲课提到的一个数据，成了中国原子弹最初理论攻关中的拦路虎。几十人的队伍，近一年的时间，连续九次计算，总不跟苏联专家的数据对不上。邓稼先见大家饿着肚子计算，连夜跑回家中找食物。

邓稼先看着几个月没能见面的女儿，心中一股说不出的滋味。为了大家，他不得不拿走了女人的生日礼物一盒饼干。

1961年，北京738厂研制出每秒1000次的计算机，这是我国当时最先进的计算机。生产出的第二台给了核武器研究院，而用它计算出的结果证明：苏联专家说的那个数据，竟然是错误的。

不久，通过爆轰物理试验，再次证明了邓稼先他们的计算是正确的。至此，原子弹的理论攻关向前迈出了一大步。

在青海金银滩核武器研制基地，一些忍受不住饥饿煎熬的人们被迫离开了自己的岗位，李觉失声喊着：“大家走好！情况好一点儿了，大家可要回来啊！”而另一些人却决不肯离开一步。

空军司令刘亚楼拿出仅有一点奶粉，让李福泽充饥，李福泽却把它拿给了科学家们。

饥饿袭击着全国人民，也袭击着两弹工程的指挥员、科学家和所有工作人员。聂荣臻对此心急如焚。

1961年冬，导弹试验基地和核武器试验基地发生了严重的痢疾传染，黄连素等药物供应不上，刚过16岁的蒋全被夺走生命，李福泽含泪把他送进了烈士陵园。张爱萍闻讯，紧急调拨来两车皮大蒜，以蒜代药，及时制止了病情的扩散。

为了让科学家们不饿肚子，青海省委搞到四千只羊，送到基地。

正在北京住院的聂荣臻，听说有人因为饥饿而被迫离开了基地，心急如焚。他向周恩来汇报情况后，以个人名义向各部队募捐。

导弹研究院，苏贵山正把募来的食物、水果等分发给科研人员。一个战士拿起一个苹果悄悄递给了苏贵山五六岁的儿子，苏贵山去要，儿子不肯给，结果脸上挨了父亲一巴掌。苏贵山顾不得心疼儿子，拿着食物又去慰问科技人员。

1961年夏，国防工业委员会工作会议在北戴河召开，专题研究、讨论导弹、原子弹是继续还是下马的问题，两种意见针锋相对。

聂荣臻和刘西尧起草了《导弹原子弹应坚持攻关的报告》，称：只要继续攻关，可以在三五年内研制成功原子弹。之后，刘西尧和张爱萍为此开始下去调研。张爱萍表示：“中央正式决策之前，我不能瞎说。但有一句话我要说：中国人就是再穷，也要有一根打狗棍！”

美国不仅正加紧对我国的空中侦察、拍照，而且举行了针对我国的代号为高跟行动的核演习。

11月14日，张爱萍、刘杰、刘西尧起草了《关于原子能工业建设的基本情况和急待解决的几个问题的报告》，经毛泽东批示后，这场关于尖端武器的“上马”“下马”之争才算结束，两弹工程继续进行。

不久，聂荣臻主持制定了《科学工作十四条》，科学家们为之心情舒畅、精神振奋。

1957年的“反右”运动开始。包括钱三强在内的一批科学家受到了怀疑。眼看梁守槃、蔡金涛等人要调走，钱学森急切地敲开了聂荣臻办公室的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