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布泊弹着区突然刮起大风。聂荣臻听取了气象专家的意见后，果断决定：发射程序不变。随后，他又来到离发射台只有100多米的地下控制室，看望那里的高震亚等七位勇士。这七个人都是写好了遗书、主动留下来的。

所有人员各就各位后，李福泽却呆在控制室不走，他要陪七勇士一起发射。最后，七勇士硬是推着他离开……

1966年10月27日，中国在本国国土上，成功进行了导弹核武器的试验。

马兰烈士陵园内，张洁在丁健飞的墓前摆上了酒，用试验成功的大好消息告安慰丁健飞的在天之灵。就在张洁洒泪相告的时候，聂荣臻已经默默地站在了她的身后。

聂荣臻一面部署氢弹的工作，一面到酒泉基地，指示李福泽接管负责卫星工程的科学院701工程处，并深情地嘱托李福泽：在基地的墓地中给我也留一块地方，将来我来这里，来陪这些士兵、科学家、工人……

1966年12月11日中央专委召开会议，原则同意关于氢弹原理试验各项准备工作的安排，同意在12月底或1月初进行氢弹原理试验。

张洁谢绝了聂荣臻将她调回内地的好意，坚持在戈壁滩上陪伴她的爱人丁健飞。为了氢弹试验，她和马国惠等人100多米高的铁塔上、近70度的温差环境中昼夜作业，并得了严重的关节病。到了晚年，她无法站立，终日坐在轮椅上。

氢弹试验的“零时”确定了，病中的聂荣臻飞往马兰核试验基地后，第一时间便去看望周光召、于敏等科学家。

1966年12月28日12时，氢弹原理试验成功。在恶劣的政治大环境中能取得如此成就，让周恩来百感交集。

从1967年3月份起，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聂荣臻等中央领导先后向核工业重要生产厂、研究所、工地共签发22份电报。在中央的关怀下，氢弹研制工作尽管举步维艰，却从未中断。

氢弹装配在接近尾声时：安装弹簧垫片时竟然发现少了一个。就在张蕴钰下令拆除弹体寻找垫片时，郭永怀提出了一个人们意想不到的办法。

新的问题又冒了出来：徐克江机组在投弹时，试验失败。郭永怀等人找到失败的原因后，1967年6月12日召开中央专委会议，决定进行全当量氢弹试验。周恩来尤其关心试验的安全问题，于是委派聂荣臻再次前往罗布泊，这是聂荣臻在八个月的时间里第三次去核试验基地。

承担卫星演奏《东方红》乐曲任务的刘承熙，跑遍了北京的大小乐器店，终于找到了一件理想的乐器：铝板琴；而承担卫星测控系统任务的陈芳允，却因为政审遇到了难题……

1967年6月17日8时20分，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氢弹爆炸，美国用了7年零4个月，苏联用了4年，英国用了4年零7个月；中国只用了两年多时间，就完成了从原子弹到氢弹的历史性跨越。

受到运动冲击的聂荣臻与钱学森一席倾心长谈，他希望受到特殊保护的钱学森发挥特殊作用，坚持“两弹一星”事业，钱学森慨然允诺。两人百感交集，含泪拥抱。

中央决定组建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钱学森推荐年仅38岁的孙家栋负责卫星的总体设计工作，孙家栋果敢地承担起这一使命。

为了建立卫星测控系统，陈芳允前往渭南山区。他和他的同事们，着手制定返回式卫星测控和回收方案的前期工作，在艰苦的条件下开始绘制中国航天测控网的蓝图。

在上海的实验室内，刘承熙终于完成了人造卫星奏响《东方红》乐曲的实验，但曾经推荐过他的赵九章却在北京发生了不幸。钱学森的眼泪还未干，又一个噩耗传到了周恩来耳中：一架从兰州到北京的飞机失事，郭永怀不幸遇难。为此，周恩来特别强调：“以后，我们国家重要的科学家，尽量不安排坐飞机，更不要集中乘坐飞机。”

由于敌对国进行核威胁，有人建议国家领导人在国庆时不要在天安门亮相。毛泽东却淡淡一笑：“原子弹很厉害，但鄙人不怕。”

10月1日，毛泽东登上天安门城楼检阅游行队伍。远在戈壁滩深处的导弹试验基地也举行了热烈的庆祝活动。

不久，长征一号火箭进行发射，但发射后却失去了它的踪迹。任新民带着秦小阳等终于寻找到残骸可当秦小阳回家后，儿子方涛发生了意外……

1970年1月30日，长征一号火箭发射成功。

1970年4月24日，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升空。

1996年7月29日，中国政府宣布，从1996年7月30日起，暂停核试验，但“两弹一星”所开创的伟大事业并未止息，中华民族的脚步开始迈向太空。

2012年6月16日，神舟九号飞船成功发射，中国航天员景海鹏、刘旺、刘洋第一次入住“天宫”……

“两弹一星”不仅是中国人民创造的非凡奇迹，更是中华民族的一种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