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沦陷，烽火连天，千千万万百姓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尚未失守的武汉——那里有党，有军队，有可能挡住日军铁蹄的最后阵地。然而好景不长，国M党迅速从武汉撤往重庆。南京、上海相继失守时那场遮天蔽日的狂轰滥炸还历历在目，南京大屠杀的惨痛记忆更让人心惊胆战。惶惶不安的民众惟恐悲剧重演，只能再次踏上仓皇逃亡之路，从武汉四散而去。
蒋介石坐在飞往重庆的军机上，透过舷窗俯瞰大地，只见地面上人流如蚁，推着行李、背着孩子，在焦灼与迷惘中逃离家园。身为自诩“负责人民安全”的最高统帅，这一幕在他心中激起的究竟是愧疚、无奈，还是冷漠与算计，恐怕只有他自己才说得清。同一时间，周恩来在前往会场途中，遇见车辆抛锚的白崇禧。白崇禧一向对国共合作持积极态度，周恩来当即让随行人员停车帮忙检修，两人在路边短暂却深刻地攀谈起来。日本军事力量之强大，白崇禧是亲眼目睹、亲身在场，看着身边潮水般涌过的难民，他对中国未来的忧虑写在眉间。周恩来郑重地递给他一本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书中详尽分析中国的国情和长期抗战的总体部署，一针见血地粉碎了日军“速战速决”的迷梦，为彷徨中的中国人指出了坚持与胜利的方向。白崇禧郑重接过，表示必将认真拜读，而他身旁的秘书则警觉地打量着四周，仿佛随时准备应对来自暗处的威胁。
周恩来此行，还有更长远的谋划。他与白崇禧商议，希望在国共合作的大局下，为《救亡日报》开辟一条更为通畅的道路——既要让报纸能顺利刊行，更要促成海外华侨与国内外交部门之间的联络与回应。唯有如此，分散在世界各地的华侨捐款、物资才能迅速、安全地输送回祖国战场，汇入抗日前线最迫切的血脉之中。
此时的武汉码头与火车站，已经成了战火中难得的文化聚点。艾青、王鲁彦、陶行知、李克农、巴金、徐悲鸿等一批知名的诗人、作家与艺术家云集于此。他们在风声鹤唳的街头不期而遇，只需一个眼神、一声问候，话题便自然落在国家兴亡之上。战火摧毁的是城池与屋舍，却点燃了他们内心的烈焰——他们深知自己手中的只是笔墨，却仍固执地相信：哪怕只是微弱的星火，只要汇聚起来，也终有一天可以燎原。
夏衍与李克农也赶到了武汉，他们着手组建《救亡日报》的秘密基地，广泛网罗有志之士，搭建起一支既握笔又握枪的“文化战线”。不久，丰子恺也加入其中。这些爱国的作家、画家与新闻工作者挤在简陋的屋子里，讨论的是版面、是稿件，更是中国的前途与命运。每一篇社论、每一幅画稿，既是对侵略者的回击，也是对全国民众的呐喊和召唤。
然而，隐藏在阴影中的危险从未远离。李克农逐渐发觉，自己身后总有形迹可疑的“尾巴”跟随——要么是国民党特务，要么是日伪的暗探。他早已习惯在枪口与监视中工作，却仍旧在家中反复嘱咐年幼的儿子：如果有一天自己牺牲了，就要好好照顾妈妈；而若有一天妈妈也为了革命倒在血泊之中，那就请他把“家”的概念扩大——用尽全力去守护更大的家园，那就是整个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