昏黄灯光下，夏衍与洪深围桌而坐，谈及山河飘摇的中国前途。听到洪深对国民党已彻底失望，夏衍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力劝他不要放弃——民心未死，千千万万中国人仍深深爱着这片土地，华夏儿女都有一颗滚烫的赤子之心。他一面安慰洪深，一面鼓励他坚持创作，用笔尖去唤醒沉睡的灵魂。洪深眼眶通红，这些年他埋头于艺术，写下无数剧本，却没想到焦土政策将他最后一点幻想也碾成灰烬，此刻他只觉得报国无门，羞愧难当。望着好友陷入自责与绝望，夏衍的心也隐隐作痛。
与此同时，日军铁蹄逼近桂林。白崇禧行至途中，抬头便见成群轰炸机咆哮着朝城中心飞去，不久，爆炸声此起彼伏，火光冲天。他想象着又一批无辜百姓倒在废墟之下，只能无力地长叹。回到桂林军务处，还未跨进门，他就听见薛伯灵在走廊里严厉斥责警务人员——大量难民涌入桂林，偷盗、斗殴接连不断，城市秩序岌岌可危，部分警员甚至准备张贴告示，禁止外来人口入城。
薛伯灵却出人意料地持反对意见。他指出，市长白崇禧多年来致力于城市建设，就是想把桂林打造成广西的省会，但城市人口只有五六万，根本不具备竞争条件。眼下战火四起，大批同胞被迫南逃，恰恰是一次让桂林“蓄血扩容”的机会。只要接纳难民、善加安置，不但能完成救亡，更能为桂林未来埋下生机。
白崇禧听后大为赞赏。身为地方父母官，他亲眼见证南京、长沙、武汉先后在日伪军的凶猛轰炸中化为焦土，每一座残垣断壁都让他扼腕不已。相比之下，桂林尚算安稳，且听说有不少文化名流、各界英才已经辗转来到这里，这是极为难得的机缘。他当即决定：一面广纳贤才，让他们参与桂林的重建与发展；一面以“共同抗日”为旗号，在蒋介石暂时需要团结的局势下，为保护百姓和城市赢得更多主动权。
谈到在桂林成立八路军办事处的设想时，薛伯灵心中难免打鼓——此事牵涉甚大，若被蒋介石知晓，恐怕难以交代。白崇禧却态度坚决：办事处只负责联络与协调，并不动用军用物资，说到底不过是顺势而为。只要上层点头，地方执行也就顺理成章。他语重心长地劝薛伯灵放下顾虑，“你在我手下做事，今后还要一起走更远的路。”既是安抚，更像是一场立场与信任的试探。
另一边，救亡日报复刊因资金短缺举步维艰。周恩来已经同意让夏衍回香港筹款，海外许多有良知的华侨与进步人士也焦急关注着祖国的命运。周恩来到桂林拜访白崇禧时，开门见山地提及经费困局。白崇禧毫不犹豫地拿出几百元大洋支持报纸复刊，他深知，一份敢言的报纸，就是战场之外的一柄利剑。饭桌上，他更热情邀请周恩来留下，把酒言欢，欣赏极具桂林风味的地方戏曲。
酒酣耳热后，白崇禧亲自送周恩来到车前。正当众人话别之际，李克农忽然神色一凝——对面楼层窗边，有人背身而立，却不停举起相机对准他们，动作鬼祟，目光闪躲。战时的桂林暗流涌动，这样的“旁观者”绝不可能只是好奇路人。李克农悄然示意警觉，一场潜藏在镜头后的谍影风暴，正悄然拉开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