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歌曲已经唱响海外，异国舞台上回荡着熟悉的旋律，所有中国人都热血沸腾。夏衍推了推田汉，要他给大家说两句。此时正值中日交战、山河破碎，田汉望着台下同胞，百感交集，声音微颤却格外坚定，再次带领大家高唱《义勇军进行曲》。歌声如同号角，在夜空中炸开，爱国的呐喊汇成汹涌浪潮，无数人热泪盈眶。

　　　前线炮火连天，战士们用生命血战沙场；后方的文艺工作者则用笔和乐章筑起另一道战壕。一首首激昂的歌曲、一篇篇炽热的文章在全国传唱传阅，唤醒了更多沉睡的灵魂，越来越多的人走上抗战前线，汇入民族解放洪流。海外华侨也纷纷捐款捐物，将大批抗战物资和药品源源不断送往前线。无论身在何方，中华儿女心中那颗炽热的爱国之心从未熄灭。

　　　桂林城内书香四溢，文化空气异常浓郁。进步书籍和报刊在人们手中飞快流转，街头巷尾新开的书店一间接一间，仿佛一夜之间就变成了知识和思想的集散地。见到生意被分流，有人心生歪念，跑去军阀衙门搬弄是非，希望借刀打人、只扶持自己一家。然而此时桂林国共合作形势大好，军阀也有所忌惮，不敢轻举妄动。那人讨了个没趣，只得灰头土脸地悻悻而归。

　　　共产党在广州的报刊印刷厂被查封，空气中弥漫着风雨欲来的压抑气息。李克农隐约嗅到“要变天”的危险信号，这时夏衍赶来汇报：海外同胞筹集到一笔可观资金，新购置了一批先进的印刷设备和物料。要不要趁机大张旗鼓增印报刊？李克农沉吟片刻，谨慎地做出部署：一手全力设法把设备安全转运回来，一手严密关注报社同志的安危，一旦有风吹草动，立刻启动紧急预案。与此同时，桂林的特务机关也在向上级通报情况，焦躁不安地询问下一步指示，而上级回复只有短短四字——“切勿行动”。对方按捺不前，无形中为我方争取了宝贵的准备时间。

　　　长沙局势更加紧迫，报社刚被查封，我党立即行动，秘密联络可靠人士，将印刷设备悄然转移。李克农亲自找到时任政府官员的郭沫若，请他以公开职务出面疏通。多亏早已做足备案手续，当军阀匆忙赶到，正要扣押印刷机器，却看到文件上“上峰同意”四个字，只能一肚子疑惑咽回肚里，不敢造次。

　　　然而风波并未就此结束。印刷设备装上卡车，带着通行证一路驶向关卡。谁知守卡军警忽然接到“上峰电话”，命令严查所有可能装载印刷机的车辆，卡车当场被拦下。司机故作不耐烦，慢吞吞地下车，命人打开车厢。士兵端着枪冲上去，心里盘算着立功受奖，却只见车厢里满满当当装的都是粮食和物资，连一块机器零件影子都没有。敌人顿时泄气，我方同志则面无表情，仿佛早已料到。等车辆通过关卡后，我方迅速指挥一旁运送草料的马车，将伪装成普通货物的印刷设备转运到卡车上，火速驶离。士兵们这才明白刚才那步险棋的精妙，不由得对李克农的筹谋佩服得五体投地。

　　　另一边，作家王鲁彦扎进现实生活，走进街巷与厂房，与普通百姓同吃同住，逐渐体会到文字真正的力量。此前，巴金曾郑重告诫他：文学只有扎根时代土壤，才能真正开花结果。经过一番观察与思索，王鲁彦终于找到写作的新方向。他的作品开始真正贴近战火中的众生，字里行间饱含真实与温度。新稿送到报社后，审阅者无一例外地被打动，全票通过，并诚恳邀请他以后多多来稿。

　　　孙淩曾在郭沫若身边工作，这次辗转来到桂林，计划创办一本面向国统区的杂志。夏衍收到他的申请，自然要先问一句“郭先生怎么看”。孙淩早已胸有成竹——原来在动身前他就去征求过郭沫若意见。得知他原本打算去延安当战地记者时，郭沫若认真劝他：延安的宣传力量已经十分雄厚，真正薄弱的是国统区，这里更需要有胆有识的文人站出来发声。桂林目前环境相对安全，正适合办杂志。听到这番托付，又有郭沫若作保，夏衍毫不犹豫地一口应承下来。

　　　与此同时，话剧排练也进入最紧张的冲刺阶段。导演焦菊隐带着演员一遍遍拆解剧情，挖掘人物在时代巨浪中的心路变化，鼓励大家用最接地气的表演和最真切的情感去呈现舞台上的每一次愤怒、每一次觉醒。演员们第一次接触到这种全新的表演理念，既新鲜又兴奋，一个个铆足了劲，在简陋的排练场里挥汗如雨，只为在帷幕拉开那一刻，把属于民族的坚韧与希望，毫无保留地献给每一位观众。

　　　焦菊隐像剖析战场形势一样，一层层拆解剧本里每个人物的心理与潜台词，逐句推敲台词的力度与情绪，让演员们一上场就仿佛变成角色本人。排练现场泪点频出，真情汹涌。得知话剧缺少群众演员，李克农当即拍板，从暂时没有任务的战士中抽调人手上台做群演，战士们带着硝烟气息走进灯光之下，让这出戏多了几分真实的力量。

　　　群演的问题刚解决，一个更棘手的难题又摆在眼前——舞台背景过于单调，无法撑起人物情感与时代氛围。严谨到苛刻的焦菊隐对此绝不妥协，向组织反映却得知经费奇缺，根本拿不出钱来。正在一筹莫展之际，夏衍带着几位大师级画家、艺术家赶到：丰子恺、叶浅予、张乐平等人主动请缨，分文不取。他们与焦菊隐一拍即合，反复沟通想要呈现的艺术效果，很快，一幅幅饱含时代气息与美学张力的布景跃上舞台，整部话剧的格局瞬间被拉升。

　　　一年的精心筹备，一年的心血凝结成一台戏。首演当日，幕布升起前，售票处却略显冷清，远不如众人预想的火爆。夏衍心里揪成一团，担心漫长准备最终换来的是失望的叹息。李克农看出他的焦虑，拍着他的肩膀宽慰：话剧绝不是只演这一回，只要能点燃百姓的斗争意志，这出戏就值了。

　　　谁也没预料到，第一次演出便像一声惊雷砸进城市的夜空。观众第一次看到如此讲究的舞台调度与布景效果，眼前的故事既真实残酷又深情动人，和他们的生活近在咫尺。剧情一幕幕推进，台下不时传出抽泣声，许多人在黑暗中悄悄抹泪。演出结束，观众口耳相传，赞誉之声不绝于耳，口碑像火焰一样迅速蔓延开去，越来越多的人买票进场，甚至有人连看两遍，只为再一次被震撼。

　　　为了感谢这段时间所有人的辛苦付出，夏衍特意请剧组同仁小聚。他亲自去邀焦菊隐，却遭到婉拒。焦菊隐坦言，戏虽然演得顺利，但前期宣传严重不足，票房与作品的水准并不匹配，这不能算真正的胜利。夏衍听后心中一震，只能独自反思检讨——首演前，他确实疏忽了与当地文人学者的联动宣传。带着愧疚，他立刻着手补救，开始用心经营每一次宣传机会。

　　　很快，重庆方面传来令人振奋的消息——周恩来同志亲自发来贺电，祝贺初演成功，并决定两天后桂林与重庆同时开票，再度公演。这无疑给整个剧组注入一针强心剂。第二次演出时，白崇禧携地方官员到场，众多文人志士也纷纷入座，观众口中的“这戏一定要看”在城市中不断回荡。当日票房座无虚席，连站票都被抢购一空。夏衍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第一时间把这个好消息告诉焦菊隐，两位创作者在后台紧紧相拥，所有委屈和煎熬在这一刻化作热泪。

　　　终场落幕，掌声却迟迟不肯停歇，像潮水般一浪高过一浪。这样的场面，在中国戏剧史上前所未有。观众用最真挚的掌声向剧组致敬，也向这一段用艺术写就的岁月致敬。《一念间》把戏剧当作武器，用舞台回应烽火岁月，在中国戏剧发展史上写下壮丽的一章，不仅高扬了滚烫的爱国主义情怀，也为桂林的文化盛宴揭开了恢宏的序幕。

　　　与此同时，战火并未停歇。韩大勇即将奔赴前线，临行前他与任素宁匆匆相见，两人的目光里满是压抑已久的柔情与不舍。然而国仇家恨当前，儿女情长只能暂时埋进心底。短暂的相聚化作无声的约定，他们把尚未说出口的深情，全部折叠成奔向前线的脚步声。

　　 上一次大轰炸把报社的印刷机炸成一堆废铁，沉寂多日的铅字声戛然而止。经过上级多方奔走，新印刷设备终于千辛万苦运到，久违的机器轰鸣再次在院子里回荡。孙泠兴致勃勃，找来一块木牌，亲手写上新杂志社的名字——“笔部队”，准备不日挂牌开张。牌子刚一挂上，一位自称反日同盟成员的日本人鹿地亘路过，看到这四个字，脸色骤变，当即进门劝阻：这“笔部队”，正是日本军方粉饰侵略的宣传谎言，把这样罪恶的名字挂在这里，是对事实与牺牲者的亵渎。

　　 孙泠一听，就猜出他是日本人，却又好奇对方为何极力反对侵略口号，便断定眼前这人应是反战同盟的同志。谁知正在屋里打扫的老大嫂听到鹿地亘脱口而出的日语，立刻血往上涌——她的弟弟和父母都死在日军刀下，对日本人恨之入骨，当场怒吼着要“抓小日本”。孙泠忙上前死死拉住她，生怕事情闹大，连连解释。恰在这时，任素宁从门口经过，他赶紧把人叫进来，请任素宁帮忙向大嫂说明鹿地亘的真实身份，把这场误会压下去。

　　 这些天里，任素宁一再向上级请战，要求奔赴前线做战地记者。她不惧炮火、主动请缨的胆识和决心，让身边的同志无不动容。正巧延安方面急需一批有担当的进步青年，总编辑最终拍板，同意将她派往延安。消息一下来，任素宁激动得眼眶通红，根本顾不上潜伏在路途中的风险。夏衍看在眼里，心中既沉重又振奋——在这个山河破碎、满目疮痍的时刻，正是这些视死如归的年轻人，托举起了中国的明天。

　　 与此同时，日本军方的中野伟平得知反战联盟骨干鹿地亘已现身桂林，立刻阴狠地下令，派出一个特务小分队潜入城中，图谋暗杀。李克农则冒着被盯上的危险秘密前往会面，他深知，如今反战联盟的呼声节节高涨，急需一场会议，向世界揭露日本侵略者泯灭人性的暴行。鹿地亘回忆起这段时间日方特务接连不断的暗杀行动，难掩激动与悲愤——若不是中共同志一次次冒死接应，他和妻子早已命丧黄泉，许多同志更是在掩护他们转移的途中壮烈牺牲。李克农只能郑重承诺：无论如何，也要保证他参加大会时的安全。

　　 反战同盟会议当日，暗潮涌动。中野伟平派出的刺客已经潜伏在会场周边，伺机下手。关键时刻，经验老到的李克农果断出击，敏锐识破刺杀行动，迅速展开反制，硬是把鹿地亘从刀尖之下护了出来。就在这枪声剑影的一天里，鹿地亘的妻子池田杏子在秘密住所中难产，疼得汗如雨下、几度昏厥。情势危急，我党同志急忙冒险出去请来了医生，众人一刻不敢松懈，终于帮助她平安产下一名婴儿。风波暂歇，鹿地亘辗转归家，看见襁褓中的孩子和安然无恙的妻子，终于再也压抑不住，含泪将孩子紧紧抱在怀里。孩子在中国出生，他对这片土地和这个民族的感情愈发深重，也更加笃信：日本的侵略终将以失败告终，那些玩火者必会自焚。

　　 抵达延安的那一刻，任素宁忍不住愣住了——这里远比她想象中更为贫瘠，黄土沟壑纵横，家家简陋，谈不上富足。可走进窑洞、走向集会，她又惊讶地发现，这里的百姓和同志却个个脸带笑意，歌声与口号在山谷间回荡。有人告诉她：延安的生活很苦，但人们心里装着希望，革命理想点燃了每一个普通人的日子。得知组织即将派一批记者奔赴前线采写战况，她当即毛遂自荐，毫不犹豫地要求亲临第一线——她渴望亲眼见证侵略者土崩瓦解，更渴望用自己的笔去复仇，为死于战火的父母讨回一个公道。

　　任素宁被派往最残酷的前线，每天在枪林弹雨中穿梭：隆隆炮声震得大地发晃，血雾和硝烟混在一起，无数年轻的生命在爆炸中倒下，甚至来不及抬上担架，就永远留在阵地上。一次恶战中，我军连番击退敌人两次猛攻，却在敌人疯狂反扑中弹药耗尽，只能握紧刺刀，准备与敌人短兵相接、生死一搏。

　　任素宁和另一位战地记者夹在队伍中，不会打枪，更不会杀敌，只能眼睁睁看着一个个战士被敌人的炮火撕裂。她几乎每天都在哭，却也在伤员断断续续的讲述中，记下了一个又一个浴血奋战的英雄故事。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但再残酷的战争，也压不垮中国士兵的意志——大家互相打气，咬牙发誓：一定要把日寇从中国大地上赶出去。

　　日本军备精良，除了密集炮火，还卑鄙地使用细菌弹、毒气弹。我军损失惨重，毒气弥漫开来时，战士们喉咙似被烈火灼烧，只能含着眼泪紧急转移伤员。敌人戴着毒气面罩再次扑来，我军一边顶着毒气，一边迎着子弹死守阵地。混乱之中，任素宁不慎把相机遗落在后撤的院子里，等撤到安全地带才发现丢了相机，咬咬牙又折回去寻找，正要冲出门时，日军已经破门闯入。

　　任素宁躲在门后，紧紧攥着一把医用剪刀，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宁死不屈，玉石俱焚。就在生死一线之际，我军发现她失踪，迅速折返杀回院内，将闯入的日军当场击退。死里逃生之后，任素宁没有退缩，依旧在战火中日夜记录前线的真实景象——日本军队私用毒气弹，公然违背国际公约，而中国战士在绝境中依旧视死如归、意志如铁，她坚信，这样的军队终会迎来最后的胜利。

　　随着任素宁等人发回的报道不断刊登，无数民众从报纸上看到了前线的惨烈与壮烈，看清了日寇侵略的真面目，对日本侵略者恨之入骨。一个弹丸小国，竟敢铁蹄踏遍大半个中国，实在令人发指。我军在正面战场上苦苦支撑的同时，也在积极谋划更有效的抗战策略：既要枪炮抗战，也要文化抗战。在桂林，李克农、安娥等革命者接到上级指示，纷纷摩拳擦掌，要在后方汇聚起一股强大的精神力量，推动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从前线归来时，任素宁带回了珍贵的战地影像，也带回了延安孕育出的坚定信仰。回到桂林后，李克农请她向大家讲述前线见闻。她讲战士们如何在断粮断弹时守住阵地，如何把生的希望让给战友，把死的危险留给自己；讲他们为什么宁可牺牲，也要把日寇赶出中国。一个个真实的故事，让在场的每个人都热血沸腾，眼中同时涌起泪水和光亮——原来胜利并非遥不可及，而是由前线战士用血肉之躯一点点拼出来的。

　　此时的桂林，中共正酝酿成立“文艺界抗敌协会”，希望用诗文戏曲、画笔银幕，唤醒更多民众投入抗战。刘翰曹的真实身份，其实是戴笠系统安插在广西的潜伏人员，却长期得不到重用，心中满是牢骚。面对筹建中的协会，他表面上不反对，也不热心支持，只是冷眼旁观。白崇禧身边的谢秘书却敏锐地意识到，这个人或许能被我党所用，便悄悄将刘翰曹的名字，写进了文艺界抗敌协会的候选名单。

　　　在共C党指导下创排的话剧《一年间》一登台便轰动全城，掌声如潮，震动了整座桂林。为了争夺舆论阵地，国党随即端出自己的“重头戏”——话剧《台儿庄战役》。那是一场国党对日作战少有的胜仗，具有极强的象征意义。李克农敏锐捕捉到其中的统一战线价值，他让夏衍等人积极联络当地文人，为这出戏大造声势，借此鼓励国党振作精神，树立真正抗日的信心。

　　　自从统一战线建立以后，蒋介石始终小心翼翼保全自己的精锐部队，把战斗力最薄弱的部队一次次推上最凶险的前线，救援却总是姗姗来迟，这种做法在国党内部早已怨声四起，部队之间嫌隙丛生。任素宁前往前线采访国民党军官陆珍铭——一个名副其实的铁血男儿。面对镜头他却坚决摇头，拒绝接受采访。任素宁不解追问，才知道他是瞒着妻子参战的。刚抵达阵地时，他麾下还有八百余名战士，如今只剩区区八十多人，在这片血与火的土地上苦守十余天。眼前这最后一天，他清楚敌人必将发起更疯狂的反扑，以他们残缺不全的兵力，很可能全数葬身火海。

　　　陆珍铭从不把“英雄”一词加诸自身，他认为那些倒在阵地上的战友，那些连名字都没来得及留下就长眠在黄土中的无名战士，才是真正的英雄。他是个从小无父无母的孤儿，入赘到岳父家，成了家中的顶梁柱，却眼睁睁看着岳父和小舅子被日军炮弹炸得粉身碎骨。任素宁刚想问起他那位不知情的妻子身在何处，敌人的炮火便已铺天盖地压了过来。陆珍铭猛地抄起钢枪，带着仅存的弟兄们冲向战壕，用尽最后一滴力气拼杀到底，终在滚滚硝烟中壮烈殉国。这支寥寥数十人的小分队，以一己之力守住阵地十几天，掩护整座村庄的百姓全部撤离，为后方主力的调动赢得了无比宝贵的时间。

　　　回到后方，任素宁几乎是连夜伏案，将自己在前线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血火场景一字一句写成通讯稿。文字沉痛而炽热，既有撕扯心肺的惨烈，也有视死如归的光辉，读来令人潸然泪下，更在字里行间召唤着千千万万同胞挺身而出，投身抗日洪流。桂林地方官员黄旭初看完报道，也不禁为之动容。他深知前线战事之残酷、牺牲之惨烈，而任素宁的文章从头至尾只写民族存亡，只写同仇敌忾，没有一丝狭隘的党派私心与偏颇立场，真正把“救亡”二字写进了每一行字里。

　　　不久之后，李克农带着夏衍和任素宁，前往拜会新四军第四参谋长叶挺。这位久经沙场的将军，战功赫赫，却屡次向党国提出辞职，原因正是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G”的种种做派令他不屑为伍。谈话间，叶挺毫不掩饰自己的愤懑与忧虑，他坦言蒋介石刻意将他的部队拆分成一个个孤立的小营、小团，让他们在对日作战中分散消耗，既削弱力量，又方便在将来“迅速解决”，这种算计令他愤慨难平。

　　　与此同时，《救亡日报》对前线捷报与惨烈战况的连续报道迅速引爆全城，“洛阳纸贵”毫不夸张，报纸成了无数市民每日必读的精神粮食。这股正面抗日的舆论风潮却让桂系中的一些伪军坐立难安。特务头子急忙把政治社的刘翰曹叫到面前，敲打他千万不能任由G党掌握舆论高地。刘翰曹心知肚明，当下的广西抗日态势如日中天，白崇禧表态坚决抗战，他又岂敢公然与上峰唱反调？只好虚与委蛇，口头答应“会想办法”，暗中却盘算着如何在风云变幻中保全自身。

　　　前线炮火连天，后方的文人却同样在贫困中燃烧自己。王鲁彦一心扑在创作上，靠那点微薄的稿费根本养不活家中三个孩子。一天，巴金和未婚妻萧珊在街上偶然看见王鲁彦的妻子，手里捏着几枚硬币，在米粉摊前徘徊良久，终究因囊中羞涩只得落寞离开。两人对视一眼，心如针扎，当即买下十几斤米粉，又毫不犹豫地分出一半送到王家。这份不动声色的雪中送炭，在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显得格外温暖——同样是看不见硝烟的战场，却同样写满了人性的光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