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翰曹接到的密令，是在桂林就地处决柳亚子；几乎同一时间，李济深也接到了上峰指示，要他将柳亚子押往重庆后再行处决。其实，国民党高层早已对屡屡公开支持共产党的李济深心怀不满，这次正打算借柳亚子一案，把他一并拖下水，好名正言顺地打压降职。

　　　李克农很快得知风声，意识到柳亚子已身陷险境，立刻四处奔走，想方设法营救转移。老于世故的李济深，一看那道命令就明白自己已被“盯上”，心中电光一闪，立刻召来了与桂系多有来往的刘翰曹。表面上，他先对刘翰曹嘘寒问暖、示好几分，随后当着刘翰曹的面，故意打电话把李克农“请”了来，言辞间严厉告诫，对方不要在国统区胡来，话里话外又敲打了几件旁枝末节之事，用看似公事公办的“训话”，硬生生拖住了时间。

　　　刘翰曹坐在一旁，看着李济深这一套“唱功”，只觉多此一举，却又挑不出半点破绽。几句警示话说完，李济深客客气气把他送走，转头却将抓捕柳亚子的任务，悄无声息地交给了警卫连去执行。等刘翰曹再听到行动消息时，一切早已成定局——上峰原本要他在桂林动手，可李济深根本没把这桩“见不得光”的差事交给他，刘翰曹自然也就失去了借刀杀人、反咬一口的机会。

　　　在去见李济深之前，李克农先找到了夏衍，由他秘密负责转移柳亚子。夏衍带着几位文艺界老同志，以给柳亚子祝寿为名登门造访，在门口特务放松警惕的一瞬间，让柳亚子夫妇从后窗悄悄溜走。随后，两人立即乘坐我党早已安排好的飞机，连夜撤离。直到亲眼看见飞机冲上云霄，李克农心头压着的那块巨石，才终于落地，长长吐出一口气。

　　　这边，国民党当局紧急召集桂林一众知名学者座谈，郑重宣布禁令：自此以后，不得再创作任何反战剧本，所有话剧演出统统叫停。话音未落，洪深便“腾”地站起身，连完整的指令都懒得听完，拂袖而去。回到家中，他痛骂国民党亲手撕裂刚刚建立不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中国前途满怀绝望，最终与妻子一同服药自尽。

　　　噩耗传出，杨东莼等人第一时间赶到洪深家中，只见屋内一片狼藉，地上还滚落着尚未丢弃的毒药瓶。他心如刀绞，正不知所措，邻居急匆匆赶来告知：洪深夫妇服毒被女儿及时发现，已紧急送往医院抢救。杨东莼闻讯火速赶到医院，所幸医治及时，洪深夫妇总算从鬼门关前被硬生生拉了回来。

　　　在病床上，虚弱的洪深慢慢睁开眼睛，声音沙哑，却句句铿锵。他坦言，这次自杀本是想以死相逼，迫使当地国民政府收敛，将愤怒化作震撼人心的政治宣言。可药入口的那一刻，他忽然惊觉：这样一死，于国民党而言，不过死了一只“臭虫”，毫不起眼。真正有意义的，不是倒在绝望里，而是活下去——活着揭露黑暗，活着投身斗争，活着为中国的解放多添一分力量。

　　　周恩来得知洪深自杀未遂一事，深知风波已闹得满城风雨，洪深夫妇在桂林再难安身。李克农询问下一步如何安置，有人提议干脆送他们直奔延安。但周恩来沉吟片刻，作出了更周全的安排——将洪深一家悄然护送到广州。他在广州的大学里人脉深厚，可以安排洪深暂居讲席，一方面避开锋芒，另一方面也有稳定的薪水为女儿治病。这个调度既不正面刺痛国民党的敏感神经，又最大限度保证了洪深一家的安全与出路，可谓一举多得。

　　　与此同时，国民党暗中筹划对一批拒绝屈服的进步文人展开血腥清洗，特务小队一拨拨出动，却一次次扑空——每到一处，不是屋内荒芜，便是行李早已人去楼空。屡遭挫败，刘翰曹恼羞成怒，自认行动泄密，径直闯去质问李济深。谁知几句回问之下，他立刻哑口无言，只能讪讪退场。一次又一次“慢半拍”的抓捕，让国民党精心布下的罗网，悄然被撕开了一道又一道口子。

　　　皖南事变硝烟未散，国党却不顾抗战大局，消极抵制日寇，葬送了前线无数将士的血战成果。战败之后，他们非但不自我反省，反而在众目睽睽之下，将失败的全部责任推到共D头上，并下令桂林所有报社统一刊登通令，谎言铺天盖地，舆论被粗暴扭曲，民众被误导得愤怒又迷惘。

　　　救亡日报社的编辑记者闻讯群情激愤，人人拍案而起，誓要用手中的笔还原真相。夏衍翻阅大家连夜写出的稿件，只见事实脉络清晰、证据有根有据，当即决定立刻付印。就在印刷准备启动之际，一纸冷冰冰的通知从国党那边飞来——所有报纸版样一律送审，未审先印者一律查封、关停，刀架在了新闻人的脖子上。

　　　在这道“禁令”压顶的紧要关头，夏衍向李克农请示。李克农带来周恩来同志的口谕：眼下必须暂时克制公开的反抗声浪，保存实力，谨慎行事。交代完要点，他匆匆离去。夏衍却并未就此退缩，他决定“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交给刘翰曹审阅的，是一份规矩得挑不出毛病的版样，而真正要在明天清晨铺满街头的，将是另一张写满真相的报纸。同事们心领神会，各自分头行动。当晚，刘翰曹在政治部苦心“把关”，对每一家报社的版面逐一审查，自以为彻底掌控了舆论。

　　　与此同时，夏衍马不停蹄赶往印刷厂。厂长忧心忡忡，担心这批报纸一旦惹怒当局，车间工人很可能饭碗不保。夏衍亮出那份“合规”的审查样张，才让他长舒一口气。印刷厂大门紧闭、灯火通明，机器彻夜轰鸣，一张张揭露真相的报纸在暗夜中悄然诞生。

　　　深夜将尽，李克农急匆匆找到夏衍，递上机票，语气前所未有严峻——国党秘密下发的暗杀名单上，赫然有他们两人的名字。夏衍心里惦记着第二天即将面世的报纸，坚持要等真相见报再走。但形势险恶，李克农转达周恩来同志的决定：为了保存战斗骨干，他必须立刻撤离桂林，会有新的同志接替他的岗位。几经权衡，夏衍终于登上了夜航班机，将未竟的战斗托付给留在地面上的战友。

　　　这一个不眠之夜，不仅属于桂林。远在重庆，周恩来同志发表《二十条宣言》，严正要求国民党向全国人民澄清皖南事变的真相，亲自慰问牺牲烈士的家属，呼吁恢复被扼杀的言论自由。宣言很快在新华日报刊出，霎时间海内外爱国同胞群情激昂，对蒋介石伪善的面目痛斥不已，舆论风向开始剧烈翻转。

　　　另一边，刘翰曹悄然约见地下特务头子吕文周。上峰的指令一向通过电报直达，他却心存顾虑——行动时若绕不过李济深的同意，该如何是好？吕文周冷笑点破，他完全可以在“必要时刻”绕开李济深，独自出手。这一句话，像一颗子弹击中刘翰曹的心，让他对未来的黑暗行动愈发底气十足。

　　　天亮时分，新一期救亡日报摆上了街头。刘翰曹一看内容，勃然大怒，立刻下令武装士兵整装待发，准备强行查封报社，逮捕全部负责刊印的人员。队伍刚要开拔，李济深赶到，拦住去路，质问他究竟要做什么。刘翰曹拿起报纸，声称无论李济深同意与否，自己也要亲自出面“严办”。李济深不动声色，轻笑着亮出一份电报——那是蒋介石的密信：在国内外舆论压力下，桂林一切反G行动即刻暂停。刘翰曹反复核查电文真伪，只得脸色铁青，紧急取消对救亡日报的查封命令。

　　　阴谋并未止步。吕文周送来一份暗杀名单，催促刘翰曹立即处决李克农。然而李克农办公室外早已层层防守，一个连的兵力死死把住门口，吕文周根本调不出足够人手，只能向刘翰曹借兵。眼下凭他一己之力权限有限，两人只得再去求见李济深。李济深却从密令字句中嗅到异样，暗中派人飞速去给李克农通风报信。等刘翰曹的人马冲到办公室时，屋内早已人去屋空，留下的只有冷却的茶水，和扑空后的恼怒。

　　　桂林局势风雨飘摇，报社编辑们陆续踏上转移延安的道路，把未竟的抗争带往新的战场。艾芜同志的妻子身怀六甲，他只能留在桂林，等待妻子平安分娩后再启程。任素宁反复思量，最终也选择留下——她舍不得那些在日寇屠杀中幸存下来的孤儿，决心留在桂林，用微薄之力守护这些伤痕累累却仍顽强活着的生命。

　　　桂林，这座山水名城此刻却笼罩在战火的阴影中。李克农、夏衍等人已先一步撤离前往延安，经中共中央慎重研究，决定派邵荃麟来桂林，出任中共桂林文化工作组组长，并特意调来安娥与田汉，一同在这片残破山水间继续守护与开拓中华文化的火种。接到通知时，田汉按捺不住激动——一年前，他的话剧《一年间》就在桂林连演不衰，一票难求，轰动一时。如今，党又决定在此筹建“中国话剧院”，田汉壮心再起，刚踏上桂林的土地，便直奔他魂牵梦萦的新华剧院。

　　　战乱留下的疮痍随处可见：街道上废墟成片，行人稀少，偶尔匆匆而过的脸上，都写着难以掩饰的愁苦；还有人在低声无语地把空袭中牺牲的烈士遗体转移出城，准备掩埋。与记忆中车马喧嚣、比肩接踵的桂林相比，这样的冷清令田汉心如刀绞。就在新华剧院，他意外撞见老友茅盾——原来茅盾夫妇也已辗转来到桂林避难。久别重逢，同是以笔为剑的文人，又是在民族危亡之际重遇，几句寒暄，便已热泪盈眶。田汉紧紧握住茅盾的手，开门见山地邀请他加入即将成立的话剧院，用文学和戏剧共同参与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邵荃麟得知茅盾夫妇到来，亲自张罗住所。但在炮火连天的年代，想找到体面安稳的房子并非易事，一时也租不到合适的地方。情急之下，他干脆把自己家中最好的卧室腾出来给茅盾夫妇居住。茅盾夫妇性情敦厚，又见邵荃麟家中条件并不宽裕，得知这间卧室是家里最好的房间，当即婉拒，坚持搬去一旁狭小杂物间，将舒适让给主人。这一互相谦让的细节，在动荡年代显得格外温暖，映照出真正文人之间的惺惺相惜与道义担当。

　　　与此同时，安娥秘密约见任素宁。此时的任素宁，正以老师的身份照顾一群无家可归的战时孤儿，耐心教书育人。安娥暗中观察后，对她的表现十分满意，遂选择摊牌，揭示自己的真实身份——外人眼中，她只是田汉的妻子，实际上却是中国南方的中共地下联络员，也是任素宁的直接上线。从这一天起，任素宁肩上的任务陡然加重，她将负责南方战事情报的传递与联络。面对这份光荣而危险的使命，她没有丝毫退缩，只是平静又坚定地表示：为新中国奔走，为民族解放牺牲，早已在她心中写下誓言。

　　　田汉抵达桂林后，很快召集当地文艺工作者，着手重组话剧演出小组。大家群策群力，一致提议再邀一位重量级盟友——在广州大学任教的戏剧家洪深。彼时的洪深，曾一度对救国前途感到迷茫甚至绝望，苦闷中萌生过轻生念头。得知桂林局势相对稳定，国共再度合作抗日、文化战线亟待重整，他几乎没有犹豫，便从广州星夜兼程赶来，毅然投身到桂林的文化抗日阵地。

　　　组织逐渐成形，创作却迟迟难有突破。见田汉久久不交新稿，洪深便耐心启发，建议他以长沙会战为背景，从千千万个中国家庭在战火中的生离死别与命运分岔写起，用一个个具体的人物，折射时代风云。几句点拨如醍醐灌顶，田汉顿时灵感泉涌、思路大开，连连点头。回到住处，他几乎夜以继日地伏案疾书，在忽明忽暗的灯光下，与纸张和笔共度每一个不眠之夜。

　　　然而，创作的火焰也点燃了家庭内部的暗涌。安娥在一旁多次听见田汉创作时不自觉喊出前妻的名字，又无意中从片段中察觉，田汉打算把往昔的婚姻与家事编进剧本。她心中不免泛起酸楚与不安，情绪终难抑制，严肃质问田汉：如果他一定要把两人之间的私人生活写进话剧，她就宁愿就此分手离去。爱情与艺术在小小书桌前针锋相对，一度让这对并肩作战的伴侣陷入前所未有的裂痕。

　　　得知此事后，洪深只得出面“调停”。他耐心劝解安娥：真正的文艺创作，离不开亲身经历与真切情感，田汉从不沉溺个人小恩小怨，他的作品一再证明——他心里装着的是国家与民族，而非狭隘的个人主义。他所借用的家事，不过是要让观众在寻常人命运里，看见整个时代的苦难与希望。听着洪深的话，安娥渐渐平静下来，态度不再一味抗拒，但也提出自己的底线：剧本一旦完成，必须第一时间让她审阅。洪深爽快应下，这场关于“艺术与隐私”的拉锯，暂时迎来脆弱却珍贵的平衡。

　　　远在重庆，中山一路上的中苏文化协会灯火通明。周恩来同志亲临会场，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号召文艺工作者向郭沫若学习，以笔为枪、以纸为阵，为民族解放鼓与呼。那一天，正值郭沫若生日，众多文人雅集，小小会堂座无虚席。一半是为这位文化旗手庆生，一半则是为在黑暗中摸索前行的文化界鼓劲打气——中共要在炮火声中，让文化之光越燃越旺。

　　　局势却在顷刻之间更加严峻。很快，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日本法西斯的野心已不再局限于侵略东亚，而是妄图以太平洋为轴心，称霸整个地区。世界格局骤然剧变，中国顿时成为牵制和打击日本的重要东方战场，桂林、重庆等地的文化阵地，更成为鼓舞军民斗志、动员全国抗战的精神高地。

　　　战火逼近的同时，文化战线并未停下脚步。郭沫若历经伏案苦思，终于完成了新话剧剧本。周恩来同志亲自登门拜访郭家，对这部新作给予高度肯定与热烈祝贺。这不仅是对郭沫若个人创作的嘉奖，更是在向所有奋战在文化前线的文艺工作者发出信号——在枪炮隆隆的年代，文字与戏剧，同样可以成为撕裂黑暗、照亮前路的锋利兵器。

　　　郭沫若精心创作的话剧《屈原》终于登上舞台，那一夜，灯光初亮，幕布拉开，从屈原仰望星空到纵身汨罗的每一幕，都紧紧攥住观众的心。演出一结束，掌声山呼海啸般爆发，经久不息，许多人激动得热泪盈眶。屈原为国捐躯、宁死不屈的形象，像一把火点燃了在国难当头之际早已郁积的人心——无数中华儿女在座位上攥紧了拳头，明白自己再也不能袖手旁观。

　　　《屈原》的震撼不只留在剧场里，还迅速传进了国民党高层的耳朵。有人惶惶不安，急忙下令禁演，妄图用一道命令扑灭这股暗潮涌动的爱国激情。安娥立即将禁演消息火速报告给周恩来同志，周恩来沉着应对，他没有退缩，反而决定借助记者的笔和版面，把《屈原》的火焰烧得更旺：详尽报道演出盛况，突出其中炽烈的爱国精神和观众的激昂反响。舆论的声浪一浪高过一浪，最终逼得国民党不得不撤销禁令，这出话剧由此在全国传开，成为鼓舞抗战意志的一面旗帜。

　　　然而，战火很快烧到南方，日本军队铁蹄踏入广东，街头巷尾的怒火瞬间被点燃，无数进步学生走上街头示威，高喊口号、散发传单，以血肉之躯对抗侵略者。日军却用机枪残忍开道，子弹如雨般扫射，许多热血青年倒在血泊之中。与此同时，夏衍等几位以笔为刀、积极投身抗战的作家，也被敌人列入暗杀名单，形势异常紧迫。周恩来亲自部署营救行动，他找到经验丰富、机智果敢的廖承志，嘱咐他带领几位同志迅速秘密行动，把夏衍从香港悄然转移出去。

　　　夜色如墨，江面一片幽暗。夏衍与柳亚子精心伪装，背着简单行囊，弯腰挤进小船，随着轻微的桨声悄然离港。水面一开始只是微波荡漾，他们以为可以平安脱离险境，谁知远处忽然出现刺眼的探照灯光束，一艘日本监察舰迎面逼近，枪口与望远镜同时转向他们的方向。船上每个人瞬间屏住呼吸，心提到了嗓子眼，哪怕是一点细微的动静，都可能招来灭顶之灾。

　　　黎明时分，天色刚刚泛白，任素宁紧紧攥着一份报纸，心慌意乱地敲响了安娥家的门。报纸头版上的黑体大字十分刺眼：夏衍等几位进步青年作家在转移途中全部遇难。这个噩耗仿佛一声炸雷传遍文艺界，无数人悲痛欲绝。任素宁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脑海里一幕幕浮现出与老师相处的场景——那样开朗、那样坚定、那样勇敢的一个文艺战士，居然在暗夜中悄然离去。安娥同样心如刀绞，但她强忍悲痛，扶住任素宁的肩膀，语气坚定地劝她振作：真正的纪念不是泪水，而是把悲痛化作力量，继续走夏衍没有走完的路。

　　　田汉等作家闻讯后，也沉浸在巨大的悲恸中，他们商议为夏衍举行一场隆重的追思会，以此表达敬意与怀念。几天来，整个圈子仿佛笼罩在一层压抑的阴云之下。就在这时，安娥意外接到了密电：夏衍等几位文艺工作者并未牺牲，只是身在秘密营救途中，一切情况暂时不得公开。这个消息让她心中翻涌着狂喜和激动，却又必须被严严实实地锁在心里。田汉仍为追悼会奔走忙碌，安娥只好委婉劝他稍晚举行，田汉却误以为她冷漠无情，甚至责怪她对战友的“牺牲”无动于衷。见安娥欲言又止、神色复杂，他更疑惑不解，却又得不到答案，两人因此爆发了激烈的争吵。

　　　气头上的田汉跑去找老友洪深诉苦，将夫妻间的误会一股脑倒出。多年的友情让洪深既能宽慰田汉，也努力帮他梳理情绪。这边矛盾尚未真正化解，那边战局却在飞速变化。不久之后，安娥终于收到确切消息：夏衍一行已安全脱险，正乘火车驶向桂林车站。她几乎是一路小跑赶到“追悼会”现场，当众宣布这个石破天惊的好消息——“死者”原来尚在人间！一时间，会场内哭声与笑声交织，洪深等人激动得红了眼眶，很多人喜极而泣，无法言语。

　　　人群很快涌向火车站，焦急地守候在站台上。汽笛长鸣，列车缓缓进站，当人们在滚滚蒸汽中看见夏衍熟悉的身影从车厢走出，那一刻所有压抑、误解、恐惧和悲痛都化作热烈的拥抱和泪水。田汉冲上前去，第一时间向安娥真诚道歉，为自己之前的冲动和责怪深感惭愧。安娥也耐心解释：营救行动尚在暗中进行，稍有风声走漏，就可能让夏衍和之后需要转移的作家们陷入绝境。田汉听完，重重地点头，明白了自己一心急于表达哀思，却差点因为不慎泄密，给战友和组织带来不可挽回的风险。

　　战火稍歇的桂林，成了爱国文艺者们暂避风雨的港湾。叶圣陶在街头意外遇见了匆匆路过的傅彬然和另一位老友，原本大家都还在为下一站何去何从犯难。听说王鲁彦、夏衍、老舍等人都已聚集于此，平日里可以切磋创作、彼此扶持，傅彬然眼中当即亮起光，毫不犹豫地决定留下，把这座山水小城当作新的精神阵地。

　　与此同时，由国民党内爱国人士组成的救国会遭遇重创，领袖惨遭暗杀，组织一度群龙无首。夏衍死里逃生后，同志们希望他能挺身而出填补空缺。面对一片期许，他却连连摆手，坦言自己是共产党人，若公开进入国民党机构任职太过显眼，反而不利于统一战线的隐蔽工作。不过，他答应一定会慎重物色合适人选推荐过去。国民党内的爱国同志对他的坦诚与担当心悦诚服，当场应允。

　　在桂林的日子里，只要稍有空隙，文艺工作者们便自发聚在一起，或围桌而坐，或席地而谈，辩戏剧、论文学，思索如何用笔墨唤醒民族的灵魂。大家怀着共同的信念打磨剧本，把文字当作投向黑暗的炬火，气氛热烈而昂扬。夏衍认真研读即将上演的新剧，给予极高评价；导演菊隐则一遍又一遍推敲剧情结构，力求每一个细节都能击中时代的心跳。

　　而那些已经离开桂林的人，在新的城市里同样没有放下教鞭，白天为学生讲课，夜里悄悄关心前线与桂林的消息。得知局势略有缓和，又听说夏衍已经回到桂林，他们心中难免犹豫：要不要也追随而去，再度并肩？上课铃响，他按捺心绪走上讲台，正准备翻开课本，教室门口却出现了夏衍的身影。那一刻，他眼中的激动几乎要溢出来，仿佛久违的阳光照进阴霾心房。几位文艺战友紧紧握手，重逢的喜悦与信念在指尖传递，台下的学生被他们之间真挚的情谊深深打动。

　　经过党组织的反复考察与慎重研究，任素宁的入党申请终于获得批准。那天，夏衍和安娥专程赶来，在一间简陋却温暖的教室里，他们看到任素宁正带着一群战乱中的孤儿练歌。安娥亲眼见证了这个女孩一路走来的变化：从胆怯柔弱到坚定沉着，是无数风雨砥砺出的成长。在鲜红的党旗下，任素宁郑重举起右手，声音清晰而有力地宣读誓词，从此以一名真正的共产党人的身份，投入到更艰巨的斗争中。

　　田汉赶写的《秋声赋》很快杀青。按安娥先前的建议，他写完的第一件事，便是把手稿交到她手中。短短几日，他头也不抬地伏案疾书，此刻略显憔悴的面容却掩不住心底对文学的炽热。安娥一口气读完整部作品，脑海中不由浮现洪深曾对她的叮嘱：田汉是有大局观的剧作家，不会把笔墨浪费在琐碎小情感上。事实也正如此，《秋声赋》以屈原为原型，气韵高远却不失亲切，将看似虚无的情感写得真切而有生活温度，使古人之忧国，与当下民族命运暗暗相连。

　　洪深导演通读剧本后备受震动，第一时间向夏衍和剧组同志郑重推荐，众人随即围坐商议如何让这部作品真正登台亮相。按惯例，发现剧本的人理应执导，但洪深却主动“让贤”，坦言自己一贯的导演风格与此剧宏阔而细腻的气质略有偏差，不如由瞿白音——也就是菊隐——执导更为合适。瞿白音出身国外正规剧作科班，既能把握磅礴浩然之气，又擅长雕琢生活细枝末节。大家被洪深知人善任、毫无私心的胸襟深深打动，掌声在简陋的会议室里经久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