抬眼望去，韩大勇肩头的军章又添新纹，金色的光在傍晚的余晖中沉默而倔强。任素宁站在人群缓慢的流动里，远远望着他，心底那份既骄傲又隐痛的情绪被一点点点燃。恋人已然成为营长，这枚军衔背后，意味着更前线的烽烟，也意味着更沉重的责任与牺牲。两人目光一撞，如同久旱后的清泉忽然涌上心田，眼眶在顷刻间发烫。韩大勇轻声说，部队很快要再度奔赴前线，或许眼前这一刻，是他们短期内的最后一面。没有拥抱，没有吻，只有在战火中格外珍贵的凝视，像一封写给彼此的无字家书，诚恳、笃定，满载祝福与不言而喻的托付。
警报在桂林的街巷间反复回荡，夜空被敌机的阴影切割，日本报章上叫嚣“东亚共荣”的谎言，像毒雾一般要将真相蒙蔽。市井看似依旧热闹，脚步匆匆、人声鼎沸，可在物资奇缺的时代，喧嚣里裹挟的是焦灼和对明日的茫然。任素宁奔走于数家店铺，只为寻找几张稿纸与几支笔，然而纸张早被抢购一空，留下的只是店家摇头的叹息与她空空如也的手心。她深知，文字或许柔弱，却是穿透黑暗的烛火；可没有纸，这团火便难以延续。
正踟蹰间，街头人流里有一道熟悉的身影掠过——艾芜。两人曾有一面之缘，如今他怀里抱着一摞沉甸甸的纸，那是他珍而重之的“粮食”。任素宁鼓起勇气，上前致意，言语谨慎而急切：她要把自己亲历的南京大屠杀落为文字，要用事实为刀，剖开那层“共荣”的伪膜。艾芜默然片刻，目光沉静，继而毫不迟疑地将稿纸尽数相赠。他说，这些纸同样珍贵，但若能为真相作证，就该落在最有力的笔尖上。他嘱咐她好好记录，写得对得起这沉重的一沓纸，对得起那座遍布冤魂的城。
笔握在掌心，仿佛握住一段滚烫的铁。任素宁深吸一口气，再度开笔。她记得第一稿在逃亡途中毁于风雨，墨迹未干，便散落进无名的泥土。如今，她从头写起，让每一个汉字都承载一个目击者的证言，让每一段叙述都像锤子，叩击历史冷硬的门。她写街巷里血流横陈的影像，写仓皇人群里失散的哭喊，写尸山血海的刺鼻气味，写那些再也唤不回名字的面庞。她知道，这不是文学，这是存证；不是抒情，这是控诉。她要把刀口对准罪行，把光亮投向沉默。
又一次，刺耳的警报划破天空。敌机在桂林上空盘旋，黑影落在每一条曲折的巷子，炸弹像冷酷的雨点砸下，瞬息间屋宇倾颓、瓦砾横飞。人们抱起孩子奔向岩洞，石壁成为他们短暂的城池。爆炸声近在耳畔时，父母便用身体筑起最后一道屏障，紧紧按住孩子的头颅，把生的机会让出去——有的人幸运生还，有的人连告别都来不及。战争以最残酷的方式摧毁生活，也以最赤裸的姿态考问人心。而国民政府对这些惨烈的景象却迟钝得近乎冷漠，或视若无睹，或推诿搪塞，让本就伤痕累累的百姓再次陷入深切失望。
有官员试图为民众点起希望的火把，拿着喇叭喊几句激昂口号，然而嘶哑的嗓音在炸响间显得苍白无力。就在无措之际，陶行知抵达桂林。他不以空言慰藉人心，而以教育抚平创伤。他建议在街头搭台，让学生和孩子们表演与学习并行，让艺术、知识与秩序重返人们的日常。一张张稚嫩的脸庞，就是最好的海报；一声声清透的朗诵，就是最坚定的宣言。人群逐渐不再只是惶惶奔逃，他们开始停下脚步，望向那群仍愿意背书、愿意歌唱的孩子。
在岩洞避难的日子里，老师带着孩子们翻开课本，粉笔在简陋的石壁上写下字词与公式。灯影昏黄，目光却比火焰更亮。原本布满愁云的面庞，一点点被知识的温度熨平；当孩子们专注地记下每一个新学的概念，当他们抬头提出稚嫩却闪光的问题，仿佛有人把天上的灰尘拂去，照见地面的一缕日光。孩子终究是一代人的希望，也是祖国未来的种籽；只要他们还在读书，还在唱歌，还在问“为什么”，黑夜就无法永久驻扎，真理就不会永远沉睡。
与此同时，张曙昼夜不息地创作，心里的旋律如同急促的心跳，在警报的间隙里不断碰撞出字句的火光。每当街上凄厉的哨声拉响，妻子便抓紧时间带着两个孩子奔赴岩洞，转身嘱咐他带上另一个孩子同行。然而在那些紧要关头，张曙总想把最后一行歌词写完、把最后一枚音符落稳。他相信文字有重量，歌声能鼓舞人心，哪怕只多出一两句，也可能在战火里为人点亮微光。于是他一次又一次告诉自己，再用半盏茶的工夫，再添几笔，就走。
终于，那首作品的尾章落定，他搁笔起身，推门而出，敌机的轰鸣已经压到门口。轰然一声巨响，屋舍瞬间成了碎片与尘土，他以双臂护住年幼的女儿，倒在瓦砾之间。消息传开，无数民众自发赶来，凝望烈士的遗体，泪水在每个人的脸上无声坠落。人们明白，这是一位用生命捍卫创作尊严的人，一位把笔当刀、把歌当旗的灵魂；他的倒下，不是沉默，而是更为激昂的呼号。他留下的，不止是未竟的旋律，还有交给时代的嘱托。
远在重庆的周恩来得悉噩耗，沉痛惋惜之余，立即着手安置张曙的家属。他深知，一个时代的记忆需要被温柔托起，一个烈士的家需要被认真照看。很快，他亲赴桂林，慰问张曙的遗孀与两个年幼的孩子。没有夸张的仪式，没有锋芒毕露的言辞，他用最朴素周至的关怀，让失去依靠的一家人重新站稳脚跟。那一刻，人们看见领导者的担当，也听见国家的脉搏——它在战火中仍坚持照料每一颗受伤的心灵，仍努力让真善得以存续、让公义不被灰尘掩盖。
烽烟未尽，前线仍召唤着无数人的背影。韩大勇再次整束行囊，把全部柔情折叠在一个坚定的敬礼里；任素宁继续于案头点灯，笔尖行过处，字字如铁，句句如碑。艾芜的那一摞纸化作她不眠的夜，陶行知的课堂照亮了孩童的眼，张曙的歌声在沉寂里回荡，周恩来的脚步在风尘中稳健有力。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回答同一个时代的提问：在黑暗深处，何以为光？答案藏在他们的选择里——在奔赴、记录、教化、歌唱与守护之间，汇成一道穿透弹雨与阴霾的长虹，让后来人于血与泪的记忆中，仍能望见人性的温热与民族的脊梁。
在重庆阴霾密布的日子里，周恩来亲自接待了烈士张曙的家属。望着两个尚不懂事的幼童，他眼中掠过一丝难掩的心酸，却语气坚定地安慰家属：张曙的牺牲，不只是失去了一个好丈夫，更是全党痛失一名优秀党员、国家失去一位才华横溢的作家。周恩来当场拍板，将他们接到延安，由全党共同抚养孩子——在白色恐怖最黑暗的年代，这份牵挂，让烈士家属在绝望中重新感到温暖与力量。
一个月后，战火尚未远去的桂林又悄然成为另一场斗争的舞台。郭沫若筹划召开一场国际反恐、反侵略倡议会，希望用事实和良知唤醒世界。谈到与会人员名单时，李克农毫不犹豫地提议邀请亲历南京大屠杀、并写下震撼人心报道的记者任素宁。接到报社转来的邀请函，任素宁激动得几乎整夜未眠——她终于有机会向全国、向世界控诉日本侵略者的滔天罪行，宣告中国人民血债血偿、誓除倭寇的决心。
与此同时，戴笠麾下的特务组织也嗅到了这场会议的风向。有人主张制造混乱、搅黄大会，可一想到一旦东窗事发，不仅难以收场，更可能在国际上颜面尽失，他们又投鼠忌器。最终，会议得以在紧张的注视下顺利召开。当任素宁含泪走上发言席，哽咽着讲述自己亲眼所见的血腥屠杀——三十万同胞惨死的细节如刀般刺入参会者的心，整个会场瞬间沸腾，愤怒在胸腔里燃烧，人们齐声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誓要用行动为亡灵讨回公道。
就在桂林的街道尚回荡着口号声时，另一场无声的较量正在悄悄展开——广西建设研究会的组建。这个看似学术性的研究会，却是中方与党国双方争夺话语权的新战场。国民党当局急于塞进自己的人马，提出由桂林地方官员出任校长，并物色副手人选时，将目光投向了作家出身的杨东莼。无人知晓的是，杨东莼早年已秘密加入G产党，对外却始终以“无党派人士”示人。他既办过学堂，又多次主动请缨奔赴前线，既有教育家的沉稳，又有战士般的信仰与热血。周恩来经过慎重权衡，决定推动他进入广西建设研究会，并特地安排与杨东莼面对面长谈，以确认这枚“暗棋”能否下得准、用得稳。
不久，桂林的地方大员黄旭初正式接到任命，出任广西建设研究会校长。意识到这不仅是一顶帽子，更是一根牵动多方势力的线，他对成员配置格外上心，一面揣摩上级的喜好，一面打听哪些人真正“靠得住”。为此，他特意托付白崇禧身边的谢秘书，希望得到一份“上峰同意、自己放心”的候选人名单，好在这盘棋局里先下一步稳子。
另一边，杨东莼按照周恩来的安排，从长沙连夜赶往桂林。刚一下车，便由李克农亲自接应，将后方保护力量的部署与联络方式一一告知，尤其郑重其事地记下关键时刻的秘密联络地址——桂北路138号。这是一串看似普通的数字，却可能在危急时刻改变局势。很快，谢秘书便向黄旭初郑重推荐了一位人选：文化修养深厚，教育经验丰富，在白崇禧心中颇得好评——杨东莼。听到这个陌生的名字，老狐般精明的黄旭初不愿轻易拍板，他决定亲自会一会这位“才子”，在笑谈之间看清对方到底是棋子，还是对手。
桂林的天光在薄云间流淌，潮润的风穿过青石巷，把初秋的凉意带进书房。黄旭初面对纷纭政局，始终秉持冷静中立的分寸，对国共之事不偏不倚；然而，谢秘书连日来对杨东莼的赞誉与推荐，像一阵迅疾的鼓点，接连敲在他心头。三日前，他才允诺暗自查访这位新近名起的人物，不料刚表露“欲一见”的意思，杨东莼随即抵达桂林，还说随时听候召见。如此敏捷与巧合令他微生戒意：若真是有才，亦须亲眼辨明；若是有由，则要亲手拆解迷雾。他沉吟片刻，语气从容却不失果决，挂断了谢主任的电话，衣襟一整，便起身去了同住于该酒店的陶行知那里。
黄旭初并未径直踏入杨东莼的房门，他懂得“明察不如暗访，直问不若侧聆”。来到陶行知处，他想从旁处揣摩其人其事、人品学识。出乎意料的是，刚进房，便在茶几前与杨东莼正面相见。陶行知笑意温润，故作闲谈，说这几日思念故旧，特意打电话邀了杨君到此叙谈。言外之意，似将这“巧合”化为平顺的流转。黄旭初掂量片刻，心头悬石轻落，疑虑淡去几分。
话题很快牵至书桌上的一册译著——外国文学的精选，纸页间溢出远方的气息。黄旭初翻阅片刻，便觉文脉清朗、译笔明净，字里行间有一种经过千百次打磨的沉静力量。陶行知轻轻点破：此书译者，正是眼前人。惊喜与钦敬交织，他在心中暗暗评判这分光亮究竟源自才情还是源自骨血里的沉淀。谈锋相合之际，黄旭初不再迟疑，于清朗气氛里宣示任命——请杨东莼出任广西建设研究会的教育长。此言一出，厅内的灯影似乎更安定了些，后方阵列若隐若现地加固起来，像一段刚打下的实木梁，稳稳嵌入了屋脊。
后方稳固之动序已然就位，筹备许久的救亡日报亦迎来复刊时刻。印机轰鸣，油墨的清香挟着热浪往外涌，街头响起报童清亮的吆喝，雀跃的指尖把一张张纸面传递到读者手中。人群里，有人抚着字间的热度，仿佛抚着国家的脉搏。与此同时，桂系的地下组织也敏锐嗅到了动静，迅速向后方汇报：自白崇禧与周恩来会晤之后，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开始大量运送救亡物资，救亡日报复刊之速亦不同凡响。风向似有微妙之变，暗潮翻涌，秩序之中另藏革新的步伐。
编辑部的灯光在午后并不刺眼，夏衍伏案审稿，视线掠过无数字行时忽然驻足：一篇《我爱这土地》跃然眼前。文句沉郁丰盈，情感炽热而不失清醒，像在烈火中仍能读出清泉的声音。作者署名为“艾青”，真名王鲁彦；这人早被友人推介过，说其文风独具峭拔之势，自尊心亦强——半因自信、半因自卑。此番初来投稿，字里行间虽不免有个人情绪的偏重，却透出不容忽视的真切。夏衍权衡片刻，终以鼓励为上，力排群议发表之，并亲自登门致以稿酬。彼时付稿酬的报社并不多，王鲁彦捧纸如捧心火，振奋之情溢于言表，翌日便抱着曾经沉潜写就的七万字小说再度上门。
长篇厚重，夏衍用了一整个上午悉心研读，终见其与报纸当下诉求不甚合拍。编辑们聚坐一处，开诚布公地商议如何措辞：既要委婉传达修改意见，又不能折损作者的热情与自尊。这种平衡如同在细刃上行走，稍一失手，便会割伤彼此的信任。恰在此时，王鲁彦已至楼下，踟蹰于阶梯，偶闻楼上讨论声，有人直言他“闭门造车”，空想多而涉世少，离人民过远、离现实过深。他心中一窒，恨意压过羞涩，正欲转身离去，恰被一位编辑于楼梯转角望见，只得相邀回楼，面对面谈个分明。
房间的空气微微张弛，谈锋如琴弦被绷紧。编辑同志直言如今抗日关头，文字应投向当下的火光与尘埃，不当沉醉于温柔的文学小园；以现代现实为背景，贴近人群、贴近生生不息的生命脉络，才更有穿透力。王鲁彦却寸步不退，坚持文学应对未来储备，战事既属军国之事，文人更当守住精神的高地，以美给予战后人民以慰藉与秩序。两方各执其见，针锋相对。末了，编辑的一语不留余地地击中他的自尊：“这部稿子完成已多年，为何至今未见发表？”话音落地，气氛骤冷。王鲁彦面色铁青，拂袖而去。夏衍并未上前阻拦，他心知有时争执也是启蒙，挫败或许是另一种触发。
夜色如墨却不漆黑，城中灯火点点。夏衍思定良策，遂去请文学界的俊彦巴金出面相劝。这位年轻作家以文字谋生，稿费便足以支撑日常，文名所致并非虚妄。巴金闻听始末，不作迟疑，今夜便赴王鲁彦家中探访。两人一见，便有文人相惜的默契跃动眼底；清谈过罢，巴金见其居所简陋，生活清贫，遂在不动声色间将兜中所余的几张钞票悄悄塞在碗底。随后两人并肩出门散步，谈文学，谈时代，谈纸页能否承受人群的呼吸。巴金言语平朴，却如硎磨利：“文学若不扎根当代现实的土壤，便无从开花；失了土壤，花纵有香，也会在风里碎去。要写能使人共情的文字，让读者对号入座、在现实里照见自己，而不是在虚构中迷路。”
风穿过街巷，带走白日的浮躁，也带来夜晚的清醒。王鲁彦听着这一番话，先是沉默，旋即心底有一块坚硬角质开始松动。他忽然意识到自己的“高地”也许只是孤岛，鲜有人靠近；而真正的高地，恰在拥抱沸腾人间、拥抱最真实的汗水与悲欣之间。回程路上，他望着路边的灯影，仿佛看见了那支笔落在街头的土地，落在工人手上的老茧，落在母亲与稚子的目光里。他轻声道谢，心中另立誓约：写向现实，走向人民，从此让文字在泥土里扎根，在风雨中站稳。
城市另一端，忧愁与决意也在悄悄交织。任素宁惦念恋人即将奔赴前线，愁容萦绕眉间，言谈之间不经意流露的消息，被夏衍敏锐捕捉。他察觉此中可为，匆匆上报李克农：若能为这支部队举行一场声势浩大的壮行仪式，不仅是凝聚人心的庄重礼，更是最有力的抗战宣传。李克农闻之赞同，当即批准筹办。翌日将至，旌旗当风，锣鼓将鸣；愿景里，人群汇聚，热血与信念同声共振。有人迎风高呼，有人默然拭泪，有人把手里报纸折成一只纸船，愿它顺着时代的河流，驶向更宽阔的光亮。
在这座城的每个角落里，个体的选择与时代的鼓点彼此呼应。有人谨慎地推窗辨风向，有人以译笔打磨世界的光泽，有人以报章扛起抵抗的旗帜，有人则在争辩与贫寒中寻找创作的出路；更有人以一场仪式，把离别熔炼成共同意志的明灯。故事的线索一寸寸交织成柔韧的绳，牵引着后方的稳固，牵引着前线的勇毅，也牵引着文字与人心相互依存的古老约定。桂林风声未止，灯火不熄，在摇曳的光影之间，每个人都在以自己的方式，为共同的黎明，加注一点微小而不被轻视的力量。
170师即将开拔奔赴前线，炮火未至，城中却已战意沸腾。救亡日报的主编一锤定音，要为将士们筹办一场声势浩大的壮行仪式。消息传开，编辑部连夜灯火通明：有人赶制标语横幅，有人排练口号鼓动，还有人四处奔走，亲自登门邀请本城最有影响力的文人志士，王鲁彦的名字，也郑重地被写进了名单。
出征之日，十里长街黑压压挤满了送行的民众，红白相间的抗日小旗在风中猎猎作响，醒目的标语高高举起，如同一面面不肯折腰的脊梁。无数学生自发排成整齐的方阵，齐声高唱《义勇军进行曲》，嘹亮的歌声与整装待发的部队交织在一起，汇成一股滚烫的洪流。每一名战士都在这呼喊中更加清楚了肩上的担当，在心底默默立誓：誓把日寇逐出中华，还山河以清明。
这场由共D组织发动的壮行游行，像一道雷霆，狠狠震在国党高层的心头。白崇禧即将亲赴前线，临行前特意召见地方官黄旭初，语重心长却又言外多锋。他一面叮嘱黄旭初务必维稳后方，一面以不便示人的秘密消息点破现实：上峰对战与和摇摆不定，一旦谈和成真，已身在前线的部队，很可能会成为最先被牺牲的一批人。他暗示黄旭初，一定要和当地“政治联盟”打好关系——这个在外界看来颇具文化气息、刻意拉拢进步文人的团体，一旦桂林失守，还有机会打出“中立”招牌，学东北一般自立门户。
国家生死存亡之际，一部分党国要员却首先为自己的退路精打细算，而不是为民族的前途硬起脊梁，这样的冷酷算计，令人愤慨。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救亡日报忙得热火朝天的编辑部：报纸印量暴涨，急需补充一批真正敢上前线的笔杆子。报社正式向任素宁发出邀请，希望她留下担任编辑部的前线记者。收到消息时，任素宁激动得几乎落泪——用手中的笔做枪，把日本侵略者的暴行原原本本写给全国同胞看，唤醒沉睡的民族意志，这不仅是她的理想，更是她早已准备好为之付出生命的道路。
为了给抗战招募更多有良知的声音，任素宁亲自前往偏远山村，邀请作家艾芜加入。艾芜的家静静地伏在山坳间，他在狭小的屋子里伏案写作，妻子四处张罗家用，支撑起贫困却体面的一家人。听完任素宁的来意，艾芜沉默片刻，终究还是下定决心：个人的困窘可以暂且放一边，民族到了最危险的关头，文字就不该只写在纸上，更该刻进历史。他明白，编辑部繁忙无比、分文不取，留下来的都是不计个人得失、只认民族大义的无名勇士。
正当艾芜准备收拾简单的行李，山村上空突然传来刺耳的飞机轰鸣。起初，他还安慰众人，这里地处偏僻，敌机大概要轰炸大城市，不会深入到这样的小地方。话音未落，震天的爆炸声已经在四面八方同时炸开——日本轰炸机毫不留情地把炸弹倾泻在这个宁静的小山庄上。民房瞬间坍塌成一片废墟，尘土与火光冲天而起，哭喊、呼救、木板碎裂的声音交织成一曲人间惨歌。任素宁从瓦砾间挣扎爬起，眼睁睁看着刚才还炊烟袅袅的村庄在顷刻间变成人间炼狱，她心头剧震，只顾焦急呼唤艾芜的名字。所幸艾芜也从废墟中艰难爬出，顾不得身上尘土与伤口，第一反应便是冲进浓烟深处，冒着随时被炸死的危险去寻找自己的妻子。
这场猝不及防的轰炸，也重重击在救亡日报的心脏上：报社不少印刷机器和设备被炸得面目全非，一时间生死未卜的，不只是人，还有承载真相与希望的纸页。敌机还会不会再来，谁也说不清。领导层在废墟前郑重作出决定：马上把杂志社迁往隐蔽的岩洞里，在黑暗潮湿的石壁间重建印刷机，想尽一切办法筹措资金，哪怕条件再艰苦，也要让报纸重新面世——因为在战火中，真相与信念，比子弹还要珍贵。
夏衍刚刚完成了一部锋芒毕露、直刺时局的剧本。郭沫若一看便拍案叫绝，认为这不仅是一部好戏，更是一把利剑。眼看报社会计拮据，他灵机一动：此时正好回到广西，把剧本尽快拍成电影、搬上舞台，一边鼓舞民心，一边为前线筹集经费。李克农听了夏衍的设想，也觉得这是以文化为武器、暗中团结更多爱国人士奔赴抗日前线的绝佳时机。
在中共坚持不懈的运作下，杨东莼终于出任广西桂林教育长。上任第一天，他便大刀阔斧地推行改革，邀请陶行知等进步教育家出任地方大学校长，创办、整顿了大批学校。一时间书声再起，文化活动如火如荼，民心迅速凝聚。任素宁则奔走于校园与街头之间，采访记录广西人民在战火中重建家园、组织抗日的点点滴滴。
黄旭初同样看得清局势。在白崇禧奔赴前线血战之时，他在后方一面周旋各方，一面小心谨慎，不再贸然阻挠中共的行动。临行前，白崇禧对他说的那番话，让他记忆犹新——若是站错队、挡错路，只怕将来连立足之地都没有。正是这句话，让他对风向格外敏感。
为了让这部爱国戏剧顺利“落地”，郭沫若不断给夏衍打气，催他尽快帮助剧组把剧本排成正式剧目。他们决定将这出戏同时搬上银幕与舞台，在重庆、桂林两地轮番上演，借戏凝心，借戏动员。为此，谢秘书提前向黄旭初透了风。黄旭初对公演仍有犹豫，谢秘书早有准备，掏出一份演出委员会名单——其上三四十位皆是本地文化名流。见到名单，再听说明广西军委也已点头，黄旭初心中顾忌顿消，当场表态：全力配合。
剧本有了，剧目确定了，接下来最关键的便是演员。周恩来同志细读剧本后，当即决定派安娥出面与剧组接洽，负责协调各地演员参演，打通剧组在筹备中遇到的重重关节。安娥同志接到任务，毫不迟疑，从长沙星夜启程。
谁知刚到码头，意外突生。日本人已经全面控制登船通道，逐一盘查乘客证件。安娥身无通行证，原本约好在船上的接头人迟迟不见踪影，眼看就要轮到自己接受检查，她心头一紧。就在此时，一名神色镇定的妇女将怀中的孩子突然塞到她怀里，同时悄悄把一张通行证按进她的手中。
安娥抱着孩子，将通行证递给日本宪兵。一个日本军官却盯上了她：衣着考究、举止优雅，与怀中那一身补丁的孩子显得格格不入。他当即喝令拦下安娥，严厉盘问。关键时刻，那名妇女镇静走出人群，解释说刚才只是请这位小姐帮忙抱一会儿孩子。日本人仍不相信，逼迫孩子当场喊一声“妈妈”以证身份。孩子惊恐万分，迟迟不开口，刺刀和枪口逐渐对准两人。就在气氛几乎凝固的一刻，小孩终于颤声喊出“妈妈”，日本宪兵只得放行，安娥这才暗暗松了口气。
辗转多日，安娥终于赶到剧组，与导演及主要演员一一会面，向大家讲述这部喜剧背后深藏的爱国用意——用笑声揭露侵略者，用舞台点燃民众的抵抗意志。然而导演却突然收到噩耗：原本已敲定的一位秦姓演员，被一名凶名在外的日本少佐强行带走。剧组上下人心惶惶，担心她凶多吉少。
日本宪兵部的办公室里，秦姓演员被软禁在狭窄空间。日本军官态度傲慢，开口便要她参演所谓“中亚共荣”的宣传喜剧，为侵略涂脂抹粉。秦姓演员当场严词拒绝，宁死不肯替敌人站台。这一句“不演”，彻底激怒了日本人。望着对方越来越阴冷的眼神，她心里很清楚：自己也许再也走不出这间屋子，但至少，绝不会在舞台上替侵略者说一句台词。
秦姓演员早已直言厌恶那出充满屈辱意味的戏，也明确表示绝不会出演，可占据城池的日本兵根本不给她选择的余地，一道冷冰冰的命令，便逼迫她乖乖去为日本长官作陪，稍有不从，便是杀机四伏。
日本高层对这位名噪一时的秦姓演员颇为垂涎，特地安排她在电影院陪同观影，场内灯光璀璨，记者云集，闪光灯一阵乱闪，镜头刻意对准她，将她与日本长官并肩而坐的画面不断定格。就在众目睽睽之下，一个看似普通的粉丝悄声凑近，低低提醒她：“现在去趟厕所。”秦姓演员心中一震，假装神色如常地起身离席。卫生间内，安娥早已带着几位同志埋伏在日本兵眼皮底下，动作干净利落地将她接应出去，连夜登船，奔赴长沙。随后，她又在桂林与参与演出的同志们会合，真正了解即将上演的话剧后，毅然随剧组沿水路逆流而上，赶往前线般的桂林。
演员终于全部到齐，接下来就轮到导演“坐镇指挥”了。经过反复商量，剧组决定启用本土名导欧阳予倩，以及刚从海外学成归来的戏剧博士焦菊隐。两位重量级人物首次同台亮相，本以为是强强联合，没想到在第一次筹备会上便火花四溅——焦菊隐坚持不用原有戏班班底，也不愿让一群跑龙套的占据舞台，他想要彻底重组阵容，用全新的阵营演绎这部话剧。两位大导演各持己见，谁也不肯后退一步，会议不欢而散，空气中仍弥漫着火药味。坐在一旁的夏衍颇为尴尬，却也清楚地感受到：焦菊隐在戏剧艺术上的功力，绝非泛泛之辈。
走出会议室后，夏衍心中难平，主动去征求李克农的意见。李克农没有像旁人猜测的那样想要换掉焦导演，反而语重心长地劝他多向周恩来同志学习调解的艺术——这两位导演经验深厚、风格迥异，若能相互碰撞、彼此成全，对整个剧组而言都是难得的财富。几句话点醒梦中人，夏衍顿觉豁然开朗。当听到李克农建议，可以借桂林地方官黄旭初之手组织一次“团建”来缓和气氛时，他立刻想到：要促成这件事，非得请出办事老练的谢秘书不可。
谢秘书反复斟酌措辞，亲自拿起电话拨通黄旭初的府上。在电话里，他郑重其事地转达：上级首长白崇禧对这部抗战话剧极为重视，只因公务缠身，实在无暇亲返桂林，便委托黄旭初尽地主之谊，好好接待剧组，以示支持。黄旭初向来对白崇禧言听计从，一听到这是“白长官的意思”，不再多问半句，当即表示全力配合。
夜幕降临，桂林城灯火微茫，黄旭初在府中设下盛宴，邀请本地知名的文艺学者、画家齐聚一堂。席间，徐悲鸿也特意赴宴，他亲手赠出自己的一幅画作——雄鸡立于高山之巅，昂首啼鸣，东方天际金光初露，旭日缓缓升起，光芒洒向大地，寓意黎明终将冲破黑暗。黄旭初捧画良久，心潮起伏，端起酒杯向在座的桂林文艺界同仁致意，感怀他们在兵荒马乱的年代仍以笔墨为炬，为这片山水增添一抹不屈的光彩。
与此同时，田汉谱写的《义勇军进行曲》席卷大江南北，成为无数中国人心中的战歌。歌声穿越海峡，传到大洋彼岸，引发海外华侨和各国民众的强烈共鸣。美国记者爱今生不惜横跨半个地球来到中国，亲自拜访田汉，记录下他与这首歌诞生的点滴，并用相机留下珍贵的影像。随后，这些照片登上了《美国时报》的重要版面，铿锵的歌词和背后的故事一同传往世界各地，让更多人听见来自东方的怒吼与反战呼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