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炳瑞始终认为小岛幸夫是出卖同伴、出卖信仰的叛徒，这种恨意在他心里烧得滚烫。他回忆起从前在铁路工厂里一同干活的岁月，他们曾经并肩吃苦、替彼此挡过危险，那时谁都没想到有一天会站在敌对的立场上。如今抗联遭遇重创，身边的战友一个个倒下，而小岛幸夫却披上了日本宪兵的皮，成了帮凶。愤怒、悲痛和屈辱交织在一起，严炳瑞几乎要被逼疯，他只觉得不把这个“叛徒”千刀万剐，所有死去的兄弟都不能瞑目。佟长富眼看着严炳瑞红了眼，死死拽着他的胳膊，拼命劝他清醒一点，可是严炳瑞已经听不进任何话，只觉得满眼都是仇人。他挥刀而起，在佟长富没来得及拦住的瞬间，刀锋便在小岛幸夫的脸上划出一道深深的伤痕，鲜血顺着他的面颊流下，也彻底切断了所有回头路。

　　小岛幸夫捂着脸，眼中惊惧和羞怒交错，他不是没有愧疚，只是那一点尚存的人性早已被恐惧和权势碾得粉碎。他拼命逃窜，一路踉跄着冲向结冰的松花江。冰面在冬夜的寒风中泛着幽蓝的光，广阔而死寂，像是一张冷酷的网在等待他们。严炳瑞咬牙追赶，他不能让这桩血债就这么逃脱。他们一前一后踏上厚厚的坚冰，脚下发出低沉的裂响，仿佛无声的警告在脚底悄然蔓延。两人的呼吸都在寒夜中化成白雾，怒火与恐惧在冰面上僵持着，谁也不肯退让一步，谁也不肯先停下。那个曾经站在铁路工地上并肩搬运钢轨、一起喝着烈酒大笑的伙伴，如今只剩下背影与杀机。

　　终于，追与逃不再有意义，两人扭打在一处，刀子、拳脚在冰面上翻滚交错。严炳瑞抓起一把随手抄来的铁铲，用尽全身的力气压住了小岛幸夫，将铁铲牢牢顶在他的胸口和肩头。他压抑着胸腔里翻滚的怒火，朝他怒吼，质问他为什么要背叛，为什么要帮着日本人屠杀同胞，为什么要让那些无辜的人血流成河。冰天雪地间，只有他嘶吼的声音在空旷的江面上回荡。小岛幸夫被死死压住，脸上裂开的伤口血水混着冰粒，顺着下颌不断往下滴。他的眼底闪过一丝慌乱，那是被旧时代压迫过的底层人面对更强大暴力时本能的惧怕，可这惧怕又迅速被他扭曲成怨恨和狡诈，他咬牙反抗，拼命扭动身体，向旁边猛推铁铲。

　　在两人撕扯的瞬间，铁铲偏离了原本的位置，冷硬的铁刃险险划过小岛幸夫的眼部，一道骇人的伤口瞬间绽开，鲜血喷涌而出，他痛得发出一声撕心裂肺的惨叫。冰面在他们翻滚间不断震动，细微的裂纹像蜘蛛网一样沿着两人的身下蔓延，却无人顾得上这条性命攸关的危险。曾经他们是在同一张饭桌前分食一碗热汤，在同一间工棚里为未来的工钱和生活打算，而现在，他们却为了不同的旗帜、不同的主子、不同的选择而你死我活。国与国的对立、民族与民族的仇恨，将两个普通工人逼成了敌人，把原本可能平凡安稳的一生撕得粉碎。这一刻，两人都隐约知道，一旦下手，便再也没有回头路可走。

　　血和寒风似乎慢慢冲淡了严炳瑞心里的那股滔天杀意，在小岛幸夫眼睛被划伤的刹那，他突然有一种难以言说的疲惫。他想起玉兰，想起仍然在苦苦支撑的抗联残部，想到还有那么多没有来得及救走的同胞，想到自己如果就这样失控杀人，究竟是为正义而战，还是只是为了一口憋在心里的恶气。他的手开始发抖，铁铲在掌心微微松动。他沉默了几秒钟，呼吸如同拉扯破碎的风箱，终于一点点放下手里的武器。他没有再补上一击，也没有把小岛幸夫彻底按入冰窟。他做出了一个看似愚蠢却又仅存人性的选择——停手。他不打算杀了这个昔日的同伴，哪怕对方已经向日本人下跪，哪怕他身上沾着同胞的血。

　　然而，严炳瑞的仁慈换来的并不是悔悟，而是更深的恶意。小岛幸夫捂着受伤的眼，心里涌起的不是感激，而是一种被怜悯、被施舍的人格羞辱。他不愿承认自己是失败者，更不愿承认对方还有资格原谅他。他趁严炳瑞稍稍松懈的空隙，一把抓起石井四郎送给他的摄像机，那是他作为“有功之臣”才获得的奖赏，是他投靠日军之后地位的象征。此刻，这台摄像机从记录罪行的冷漠器具，变成砸向战友头颅的凶器。小岛幸夫眼神狠绝，用全部的力气挥下沉重的机身，毫不犹豫地砸在严炳瑞的头上。冰面上顿时溅起红色的花，沉闷的撞击声仿佛砸碎了他们最后一点共同的人性。

　　剧烈的冲击让冰层不堪重负，原本已经遍布细小裂纹的冰面猛然塌陷，刺耳的断裂声像是一连串撕心裂肺的尖叫。随着冰层的碎裂，两人一齐跌入漆黑的冰窟窿中，冰冷刺骨的江水瞬间吞没了他们的身体。严炳瑞脑袋被砸，意识已经模糊，他甚至来不及发出惨叫，便被冰水无情淹没。小岛幸夫带着那只沾血的摄像机，一起沉向江底，在寒冷而浑浊的水中挣扎。他们曾经共过患难，如今却共同葬身江底，冰河在他们头顶重新合拢，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只把这段血腥的纠葛悄无声息地封印在冰下。后来，没有人再能说清他们坠入冰窟的最后一刻究竟是怎样的，只知道这场恩怨，连同那个冬天的呼啸北风，一起埋葬在松花江冰冷的怀抱里。

　　不久之后，佟长富得知严炳瑞失踪的消息，心里隐隐有了不祥的预感。等到他最终确认严炳瑞倒松花江畔、再也不可能回来时，他硬着头皮把这个噩耗告诉了玉兰。玉兰听见“严炳瑞死了”几个字时，整个人像被人当面扇了一巴掌，耳边嗡的一声，世界瞬间变得遥远又空洞。她不敢相信那个总是笑着给她安排任务、给她讲抗联战士故事的人，就这样消失在冰天雪地中，再也不可能推开门走进来，含糊其辞地说一句“我没事”。玉兰的眼泪一时间冲破了所有的坚强，她不仅为严炳瑞而哭，也为抗联一个个倒下的名字，为这座城市里太多没有墓碑的亡魂而哭。

　　悲痛之余，事情却并没有就此停下。佟长富仍然要完成严炳瑞未竟的使命，他冒着生命危险，将钱爷给抗联的救命粮送到指定地点。那一袋袋粮食，是无数人赖以生存的希望，也是抗联残部的血脉延续。他一路提心吊胆地躲避宪兵的盘查，费尽心力终于把这批粮食安全送出，算是替严炳瑞还上了最后一份情义。钱爷信守承诺，给了佟长富梦寐以求的出国证。这一纸通行的文件，是他逃离这片血腥土地的钥匙，也是全家活命的唯一希望。拿到证件后，佟长富马不停蹄地去买离开哈尔滨的车票，然而掏空口袋之后他才发现，剩下的钱少得可怜，根本不足以让一家人安稳离去。

　　走投无路之下，他去找藤井结账，希望拿回自己多年辛苦劳作本就该得到的一点报酬，可藤井推三阻四，要么装糊涂，要么干脆摆出一副“你能拿我怎么办”的嘴脸。日本人的剥削和冷酷在这一刻展露无遗，佟长富满腹愤怒，却不得不咽下。他刚从藤井那儿碰了一鼻子灰出来，就看到院子角落里蹲着一个女人，怀里紧紧抱着瘦骨嶙峋的孩子。那女人哭得双眼通红，却又不敢大声啼哭，只能小声哀求着藤井赔偿她丈夫的命。她是陆增友的妻子，那个惨死在工地事故、却连个说法都没有的底层工人。孩子缩在母亲怀里，冻得嘴唇发紫，用力咬着牙，不敢哭出声。

　　佟长富看着这一幕，心像被人狠狠揪住。他想到自己若能顺利离开，也许还有一线生机，而陆增友一家却连最基本的安葬费、活命钱都没有。他站在人群一角犹豫了很久，最终默默把口袋里剩下的所有钱都掏了出来，塞到了陆增友妻子的手中。他谎称这是藤井给的赔款，是算在陆增友性命上的“补偿”，让她不要再去低声下气乞求那帮日本人。女人手里的钱并不多，但那是她和孩子在这个冬天里活下去的唯一希望。她一遍遍向“藤井”道谢，连声鞠躬，而佟长富只是站在不远处，肩膀微微发抖，没有多说一句话。这一刻，他知道自己离开时将变得更加拮据，可他也清楚，若此时不出手，这母子俩大概真的会被活活逼到绝路上。

　　玉兰这边，心中比任何人都清楚时间已经不多。严炳瑞不在了，抗联已经被打散，能够继续完成任务的人几乎所剩无几。她必须在离开哈尔滨前拿到那份特别名录——一份记载着731部队罪行、记录着无数无辜受害者姓名的名单。可是她不能让哥嫂知道自己打算冒什么样的险，更不能让他们背负同样的危险。严炳瑞的死，让她意识到自己很可能再也等不到任何支援，这条路只能一个人走。她反复在脑海里推演路线，最终决定沿着下水道潜入目标区域，从俄侨酒厂的地下通道一路摸到窑门街11号，再转入中东铁路医院的内部。这个计划大胆而疯狂，但在绝望的处境中，却是少有的可行路径。

　　一个没有月光的深夜，玉兰背着简单的工具，悄悄离开了住处。她小心翼翼地避开巡逻的宪兵，绕过一条又一条街巷，终于摸到早已废弃的俄侨酒厂。酒厂里早没了往日的热闹，只剩下破败的墙壁和废弃的酒桶，在黑暗中像一个个张着嘴的怪影。屋内一片漆黑，风从破碎的玻璃缝里钻进来，带着发霉的酒味和腐败的潮气。玉兰点起昏暗的小灯，映出墙边窜动的影子，才发现这里几乎成了老鼠的天下。大片的老鼠从破裂的木箱和下水道口窜出，赤红的小眼睛在黑暗中闪烁，让她这个年纪不大的姑娘不禁后背发凉。

　　每当她被吓得腿软，忍不住想要退回地面，回到那盏温暖的油灯和家人身边时，严炳瑞的脸就会在她脑海中浮现。他在冰天雪地里为她挡枪时的背影，他平静却坚定地说“要有人出去，把这件事说给天下人听”的神情，还有那些在秘密基地里被匆匆掩埋的尸体。这些画面一次次驱散她心里的恐惧，让她咬紧牙关继续往前爬。潮湿逼仄的下水道里，污水早已经结成脏黄的冰层，霉味和腐烂的气息混杂在一起，几乎让人窒息。她的手被冻得又红又肿，膝盖在冰冷的管壁上磨破皮，却不敢发出半点声响，只能一寸一寸缓慢前进。

　　不知爬了多久，一扇生锈的铁栅栏出现在她面前。玉兰摸索着从怀里掏出准备好的工具，小心翼翼地撬开已经风化的锁扣。铁门发出轻微的吱呀声，她屏住呼吸，听了听上方是否有动静，确认安全后才继续前行。终于，她摸到预想中的出口，趁着周围无人，悄无声息地钻进了中东铁路医院的后方。医院内灯光昏黄，偶尔有日本军医来回走动，还有穿着白大褂却眼神麻木的中国护士。玉兰压低身形，利用阴影和杂物堆挡住自己的身影，一路躲避巡逻的日本宪兵，凭着严炳瑞曾经画给她的简易地图，摸索着朝九号房靠近。

　　九号房的门紧闭着，门缝下透出一线微弱的光。玉兰靠在墙后，屏住呼吸听了半晌，确定室内一片寂静，才轻轻推开门缝钻了进去。屋内空气里带着腐药和消毒水混合的刺鼻味道，冷得让人头皮发麻。她赶紧在桌案、柜子里迅速翻找，终于在一叠叠整理好的文件之中，看到了那份标记着“特别名录”的册子。她刚伸手抓起名录，门外却突然传来脚步声和低声的日语对话。她心里一惊，顾不上多想，立刻钻到桌子底下，将身子尽量缩成一团，紧紧抱住怀里的文件。

　　两名日本人推门而入，房间里的灯光明亮起来，映出他们冷漠麻木的脸。他们随意地翻阅着桌上的几份记录，闲聊着今晚要喝什么酒，完全没想到脚下的阴影里正藏着一个中国姑娘和一份足以成为他们罪证的名录。玉兰屏住呼吸，甚至不敢眨眼，她听得见自己的心跳声像是要从喉咙里跳出来。一名日本人随手拉开了桌边的抽屉，又猛地关上，发出清脆的杂响，那一瞬间，她几乎以为自己就要暴露。好在过了片刻，他们似乎没有发现异常，转身离开，将门再度关上。脚步声渐渐远去，玉兰这才敢缓缓吐出一口气，汗水已经把她的衣襟浸湿。

　　成功拿到特别名录后，玉兰按照原路线退回下水道。可在回程时，她因为体力透支、脚下一滑，重重撞在冰冷的石壁上，腿部被划开了口子，疼得她几乎站不起来。她咬着牙拖着受伤的腿一瘸一拐往前挪，身后老鼠惊慌四散的奔跑声反而像是在催她快一点离开这个鬼地方。终于，她摸黑返回地面，一身污水和泥渍，整个人瘸着走回住处。佟长富看见她的时候，心里一惊，却没有追问细节，他只是帮她坐稳，递上热水，默默处理她脚上的伤口。他看得出玉兰做了一件极其危险的事，却选择尊重她的沉默。

　　夜深了，玉兰终于忍不住，将所有压在心底的情绪一股脑宣泄出来。她一边掉着眼泪，一边把那份特别名录从怀里掏出来，双手颤抖地交给哥哥。她哽咽着说起自己在九号房看到的情景——在那里，她看见了佟长富的亲弟弟佟长根。曾经活蹦乱跳的小伙子，如今被折磨得不成人形，满身是血，眼睛里却仍然带着不甘和愤怒。等她发现他时，他早已咽了气，但那双浑浊的眼睛却似乎还睁着，像是死不瞑目。她拼命想要替他合眼，可手却止不住发抖，只能一次次在心里说“对不起”，说自己来晚了。说到这里时，玉兰再也忍不住失声痛哭。

　　佟长富紧紧握着那份名录，眉头死死皱着。他知道这份文件非同小可，上面记载的，也许不仅是佟长根和无数同胞的冤屈，还有足以揭露整个731部队罪行的铁证。他问玉兰，这名录究竟是要用来做什么，打算交给谁。玉兰强忍着抽泣，解释说这是严炳瑞和抗联战士们拼死想要找出的证据，可如今抗联几乎被打散，“没人了”这三个字像是一把刀，硬生生扎进她的心里。她不知道自己还能相信谁，不知道该把这份沉甸甸的名录交到谁手里才不会被湮灭在黑暗中。

　　佟长富沉默了很久，最终抬起头，用从未有过的认真和坚定看着玉兰。他告诉她，这个时代也许已经摧毁了太多的组织、太多的队伍，可是只要活着的人还愿意记住真相，抗争就不会真正消失。他，现在能拿着这份名单活着走出去的人，只剩下她。没有别人，她就是那个必须站出来的人。她要带着这份名单，离开哈尔滨，离开满洲，不管去到哪里，都要找机会把这些罪证公诸于世。那些恶魔对同胞做过的事，总有一天要被摆在人面前，让整个世界知道这里发生过什么。那一刻，玉兰的哭声渐渐低了，她眼里仍有泪，却多出了一股不再退缩的光。

　　与此同时，731部队内部正在筹备新年的庆。按照惯例，每逢节庆，每个人都会得到一些“福利”，哪怕只是一颗象征喜庆的苹果，也是他们用来麻痹自己良知的安慰。佟长富早就打听到这一消息，他做出了一个最终的决定——再给731送最后一次货，这一次只是苹果，而是要把能要那些畜生命的东西一起送进去。他知道这意味着什么，那不再只是一次普通的跑腿，而极有可能是一趟有去无回的旅程。他反复在心里权衡，想到死在那里的数不清的同胞，想到自己亲弟弟的下场，想到玉兰手里那本沾着鲜血的名录，终于不再迟疑。

　　在动身之前，他郑重地叮嘱玉兰，不管那天他能不能按时回来，她都必须按时带着太奶和桂芬准点上车。车票已经好，出国证也在手里，机会只有这一回。如果她因为等他而耽误了时间，很可能就再也走不了了。他说，既然决定离开，就不能灰头土脸、窝窝囊囊地走；既然是为了活下去，是为了把真相带出去，就更不能被一时的犹豫拴住脚步。楼下的太奶和桂芬虽然假装在忙各自的活计，却把这些话听得清清楚楚，眼眶里早已蓄满了泪水。桂芬悄悄看了一眼角落里那只特意收好的袋子，里面装着的不是普通的货物，而是某种足以致命的毒药。她已经隐约猜到佟长富打算做什么——他要拿自己的命，去和那一群披着军装的恶魔做最后的了断。

　　2000年春天，哈尔滨近郊，已成历史伤痕的731毒气地堡遗址上，挖掘机的轰鸣声打破了长久的寂静。某施工队奉命在此施工，企图在这片曾经血迹斑斑的土地上修建新的建筑。金成铭作为研究731历史多年的学者，也是这片遗址的守望者，匆忙赶到现场，坚决要求停工。他挡在机器前，语气近乎激烈，认定任何破坏遗址的行为，都是在破坏证据、抹去真相。施工队负责人被他的态度激怒，拿出三年前政府部门批准施工的正式文件，声称一切合规合法。然而金成铭不为所动，他清楚，这种程序上的“合规”，很可能意味着历史记忆被悄无声息地掩埋。他以一己之力与施工方僵持，眼看冲突一触即发，山边悠喜子的出现，才打断了这场对峙。

　　山边悠喜子是一位日本女性学者，多年来致力于追查731部队的罪行。她从远方赶来，不只是为了这次挖掘，也是为了带来一份关键的材料。她从包中郑重取出一篇泛黄的日文论文，那是战时一名日本军医留下的内部资料，纸页上印着当时关东军的编号和军章。那不是普通的学术论文，而是731部队内部关于细菌武器运用效果的总结报告。金成铭一眼就看出，这些编号和军章足以证明论文的官方属性，意味着这并非孤立的个人记录，而是军队内部文件的组成部分。结合此前幸存者的证言、现场遗留的器具、残缺的照片和口述史，这份材料终于让证据链形成了相对完整的闭环——它可以证明关东军确实使用过细菌武器，并且与731部队有关。

　　然而，金成铭和山边悠喜子都非常清楚，这一步还远远不够。眼前的材料，可以证明侵略者在中国战场上大规模使用细菌武器，却仍无法在法律意义上彻底坐实“人体活体试验”这一最为骇人听闻的罪行。证据的拼图依然缺了一块——那块最关键、也最残酷的一块。他们需要的是直接指向活体实验对象、实验过程以及实验结果的数据记录，要的是能在法庭上经得起推敲的文书、名册、原始档案。而这块拼图，藏在半个世纪前的战争阴影中，藏在无数冤魂的哭喊里。镜头在此骤然一转，故事被带回到1942年的黑暗年代。

　　1942年元旦，冬雪封地，东北寒风刺骨。佟长富推开吉川贸易公司的门，表面上是来拿货的普通供货商，实际心中却怀揣着惊险的计划。他趁人不注意，在一箱苹果中悄悄掺入毒药，准备以此报复一再残害同胞的日本人。这些苹果，是他冒着生命危险布下的“毒刺”。同一时间，家中另一端，太奶、玉兰带着怀有身孕的桂芬，准备赶车出门。车票来之不易，是佟长富拿命换来的，他们必须在规定时间搭上车，完成秘密任务，将隐藏着巨大机密的东西送出这片危地。

　　然而命运从不肯轻易放人一马。赶路途中，桂芬突然觉得腹中绞痛，满头大汗，气息紊乱，看上去似乎要提前临盆。按照正常情况，她根本不该在此刻生产。桂芬忍痛说自己还差着日子，不该这么快，可身体的反应却不容否认。车票在手，时间紧迫，玉兰进退维谷。若是折返，任务恐怕无法完成；若是硬撑，桂芬则有性命之忧。经过短暂的犹豫和痛苦的抉择，她咬牙决定继续赶路，把个人安危暂时压下，只求能完成肩头那份关于民族命运的重任。

　　车辆途经一片俄侨墓地，残破的墓碑在寒风中如同无声的见证者。就在这片死寂的土地上，她们遇到了巡逻的日本兵。其中一名日本兵认出了玉兰，眼中的警惕瞬间升起，命令她们停车受检。局势突变，一旦她们随身携带的东西被发现，所有人都将立刻暴露。扭打与推搡之中，玉兰背上的包被粗暴地扯落在地，摔开后，从中滑出一本厚重而不起眼的册子——那正是记载着大量中国人姓名、编号、去向的“特别名录”。这是牵连无数性命的死亡名单，也是日本人秘密运送、关押、实验中国人的证据汇总，一旦被敌人夺回，一切将前功尽弃。

　　危急存亡之际，真正改变局势的是平日看似只是年老长辈的太奶。她出人意料地展现出惊人的果决与勇气，从怀中抽出早已藏好的箭，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刺入一名日本兵的要害。鲜血喷涌间，敌兵几乎来不及惨叫就倒地身亡。趁另一名日本兵愣神的瞬间，她顺势夺过其腰间的手枪，反手就是一枪，将其当场击毙。枪声在墓地间炸响，如同沉睡亡魂的呼喊。短暂而激烈的暴力换来了生路，太奶立刻催促玉兰和桂芬绕道离开，不给任何人反应的机会。她们拖着沉重的身体和满心的惊恐，带着那本特别名录，在寒风中艰难奔逃。

　　另一边，佟长富把掺了毒的苹果送至日本人控制的仓库，他原以为这次如往常一样，交货便可离开，却没想到噩梦正悄然展开。成田一男——驻守731的日本军官，当场宣布要给所有中国送货人“发福利”，命人将他们全部带进731部队内部，声称要给他们发“奖品”。佟长富隐隐感到不安，试图找借口离开，却被身后的日本兵用枪指着后背，逼迫他跟随人群踏进那座阴森的建筑。那是一个恶魔聚集之地，是无数人有去无回的死亡工厂，他却在此刻成为其中一名被牺牲的“样本”。

　　731部队内部灯光惨白，空气中似乎隐隐带着消毒水与血腥味的混合气息。日本人端出一碗碗热气升腾的肉汤，笑意温和，言语里满是虚伪的关怀，仿佛真是在给这些劳苦的中国人“犒劳”。佟长富心中忐忑，眼前这一切过于反常，他端起碗，只觉得喉咙发紧，肉汤在口中失却味道。他低声询问成田一男：什么时候能离开？成田却仿佛没听见一般，只是继续维持着那副假笑，不置一词。沉默本身，便是答案。

　　此时，太奶一行人正驱车返回偏脸子村。寒风愈发刺骨，而桂芬再也撑不住，剧烈的阵痛如潮水般一波波袭来，羊水在冰冷的空气中破裂，血与水染红了地面。无路可退，她们只能就地为桂芬接生。荒凉的路边成了临时产房，旧棉衣、破布、颤抖的双手，构成了一个新生命降临时最原始的场景。在震耳欲聋的痛呼中，一个婴儿被艰难地接了出来，这个孩子的诞生，与不远处正在酝酿的死亡阴谋，形成了残酷的对照。

　　与此同时，731部队内正在举办所谓的“士气鼓舞大会”。荒川良平，一名曾参与731工作的日本军医，被安排作为第一个上台朗诵“绯句”的人选。所谓绯句，本是用来歌颂“皇军功绩”的短句诗，要求语气昂扬，内容充满忠诚与杀伐的荣耀。然而，当荒川走上舞台，看着台下整齐排列的军人，又想起自己亲眼目睹的一具具中国人尸体、一个个惨死的实验对象，他内心的恐惧、悔恨和罪恶感终于达到了临界点。

　　就在所有人等待他高声吟诵赞歌的瞬间，荒川豁了出去。他的声音有些颤抖，却字字清晰，不再是虚伪的赞美，而是用短句、诗行控诉731部队的罪行。他提及细菌武器、活体实验、无辜平民，短短几句，便像刀子一样刺破了这座基地表面的平静。台下的日本军官们先是一愣，随即脸色铁青。石井四郎——这座活体实验魔窟的主宰者，手一挥，让人立刻将荒川控制，命令士兵按住他，将他粗暴拖离舞台。然后，他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继续用慷慨激昂的语句鼓吹所谓“皇军精神”，压下刚刚掀起的良知波澜。

　　短短时间内，那碗看似普通的肉汤开始发挥效用。被强迫饮下的中国人一个接一个口吐白沫，身体抽搐，脸色蜡白，随后失去意识，倒地不起。恐惧、惊呼、怒骂交织成一片地狱般的喧嚷。黄创站在舞台附近，亲眼看着这一切的发生，在人性和恐惧中撕扯。他拼命朝佟长富的方向大喊“跑”，试图在最后时刻提醒这位曾共同抗争的同胞逃生。然而毒性猛烈，佟长富的双腿已经发软，他挣扎着想要迈步，却只走了几步便倒在冰冷的地面上，眼睛大睁，直到死去也没能闭上——那是不甘、不舍，更是不愿就此认输的眼神。

　　在生命的最后片刻，时间仿佛倒转。佟长富曾急匆匆从家中离开，后来又跑回去，只为告诉妻子一件事——孩子的名字。他说，若是这次他们能挺过去，就叫这个尚未出生的孩子“佟复来”。“复来”二字，既是对生命的期盼，也是对故土、自由与尊严“重新回来”的希冀。他告诉妻子，总有一天，春天会再度来临，燕子和大雁还会飞回来；等孩子长大，或许他们也能“回来”，把现在被逼迫丢掉的一切，统统找回来。他的生命虽止步于那个寒冷的日子，但在他倒下的同时，与桂芬孕育的另一个生命在路边呱呱坠地——这既是血脉的延续，也是记忆与抗争的延续。

　　荒川良平在被押走后，彻底对日本军国主义和731部队死心。他亲眼看到成田一男命令士兵，将一具具被残害的中国人尸体像垃圾一样抬起，扔进一个巨大深坑。那是无数无名亡魂的集体坟墓，也是一口吞噬良知的黑洞。荒川再也无法逼自己视而不见，无法再用“服从命令”来麻醉自己。他找到那箱被投毒的苹果，拿起其中一枚，毫不犹豫地咬下去。剧毒顺着食道蔓延，他缓缓走到佟长富冰冷的尸体旁，静静地躺下。当毒性发作时，他的身体剧烈抽搐，视线一点点模糊，他最后所看到的，是那个张着眼睛倒在血泊中的中国人，仿佛在无声地质问，也仿佛在无声地指证。

　　战争的硝烟终有一天会散去。日本宣布投降之后，东北的天空依旧阴沉，却多了一丝压抑后的沉寂。幸存下来的玉兰，始终紧紧保存着那本“特别名录”。她明白，这不仅仅是一叠纸，而是无数冤魂的名单，是将来追讨血债、寻求公正的凭据。时机成熟后，她终于鼓起勇气，将名录寄出。经过漫长的辗转流转，特别名录被送入黑龙江档案馆，静静地躺在一摞摞尘封档案之间，等待着有人将它重新唤醒。

　　时间推进到2000年，正是金成铭在黑龙江档案馆里，一箱箱、一卷卷翻检旧档案时，发现了这本特别名录。他的手在翻页时微微颤抖——那些生僻的姓名、密密麻麻的编号、标注简略去向的记录，与他多年来收集的证言和碎片资料遥相呼应。这份名录终于与山边悠喜子带来的论文、与老人的口述、与现场遗存形成了一个关键的证据网络。它证明了这些被编号的人被秘密送往特殊地点，许多号码最终停留在与731相关的设施中。自此，731部队对中国人进行人体活体实验的铁证多了一块极具说服力的支点。

　　2002年，关于731受害者的诉讼在日本再次开庭。原告方历经多年奔走，终于将证据一一呈上——幸存者的证言、档案馆的记录、特别名录、军方论文以及多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共同勾勒出一幅无法否认的历史图景。面对如此充足的证据，日本政府的辩护词显得异常苍白。他们在事实面前词穷，再难用“证据不足”来轻描淡写。然而，令人愤怒的是，主持案件的法官却以各种荒唐的理由驳回了原告的全部诉求：或者以“程序问题”推诿，或者以“时效性”为由拒绝承认国家责任。法律的天平在政治压力面前倾斜，正义在堂而皇之的仪式感中被搁置。

　　走出法院时，山边悠喜子对金成铭感慨，一个国家要承认自己的错误，是何其困难。她清楚，这不仅是法律问题，更是整个社会是否愿意直面历史、放下虚伪荣耀的选择。但她也坚信，历史的真相不可能被轻易掩埋。档案可以被锁进库房，判决可以偏向强者，政府可以三缄其口，可时间会一遍又一遍地提醒后人：曾经发生过什么。她说，日本政府总有一天要面对这一切，总有一天要为此付出代价，遭到历史与良知共同的审判。

　　时间的指针跨过新世纪，来到2024年夏天。731遗址早已不再是军事禁地，而成为揭露侵略罪行的历史现场。炽烈的阳光洒在陈列馆的灰墙上，也照在参观者各异的脸庞上。这一天，一个日本人专程来到731遗址，明确表示自己是来谢罪的。他不是政府官员，也不是外交代表，只是一位背负着历史负疚感而来的普通人。金成铭接待了他，带他在遗址中缓缓而行，从展厅到遗迹，从记录板到残存建筑，一一讲述当年发生的惨剧。他没有刻意放大仇恨，但也没有对任何细节有所遮掩，因为真正的和解，建立在面对真相的基础上，而不是遗忘。

　　在众多参观者中，有一位步履蹒跚的耄耋老人，她正是当年路边出生的那个孩子——佟长富与桂芬的女儿，佟复来。此时，她早已满头白发，脸上刻满岁月和苦难留下的痕迹。父亲被731残害，成为那无数无名尸体中的一员；而她，在漫长的人生中，一直在等待一个时刻——等待加害者所在的国家，能在阳光下说出“错了”这句话。当她看到那个从日本而来的谢罪者，在遗址前低头鞠躬、流泪道歉时，心中积压了一生的沉重仿佛稍稍松动了一些。那并不代表所有的伤痛都被抚平，也不意味着历史就此翻篇，但至少，在父亲被杀害七十多年后，终于有人以一个日本人的身份，站在这片土地上，为当年的罪恶表达羞愧与悔恨。

　　对佟复来而言，这一刻像是遥远誓言的兑现。父亲曾盼望“春天会回来”，而现在，对她来说，这个迟到的道歉就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春天——是真相被更多人看到，是记忆被代代相传，是加害国后人愿意直面黑暗的开端。她的眼角泛着泪光，轻声念出父亲的名字，仿佛在告慰那早已冰冷的英魂：你没有被遗忘，你的血没有白流。

　　故事在这里落下帷幕，却并不意味着终止。金成铭依旧在遗址与档案之间奔波，继续搜集和整理那些残缺的史料；山边悠喜子仍在日本社会中奔走呼吁，希望更多人愿意正视这段历史；无数像佟复来一样的普通人，在默默守护着家族记忆，不让亲人的遭遇被时间吞没。历史有时沉默，却不会失声；正义可能迟到，却从未真正缺席。全剧在这迟来的谢罪与仍未结束的追问中缓缓终结，留给观众的，是对战争、记忆、责任与和解的长久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