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盛夏，山边悠喜子再次踏上这片沉默多年的黑土地。她带着摄影机、录音笔，还有多年翻检档案留下的疑问，来到这个被战争阴影笼罩的小城。就是在这里，她把早已隐姓埋名的金成铭，介绍给曾经的日本陸军少年兵——成田一男。多年不见，成田已是垂暮老者，脸上沟壑纵横，眉眼间残留着当年的刚硬，却又被岁月磨成了迟疑和怯懦。山边在摄像机后静静看着这两个人握手：一个是当年“马路大”幸存者的后人，一个是曾经参与那支特殊部队的亲历者。他们之间隔着半个世纪的沉默与血债。就在这一刻，一场跨越国界、跨越时间的取证之旅缓缓拉开序幕。
在山边的耐心引导下，成田终于开始回忆当年的一切。许多事情，他说自己早就忘了，还有很多，他宁愿不去想。对于安达试验场这个名字，他起初只是皱着眉摇头，说那并不是他们少年班可以靠近的地方。那是远离部队、远离视线的禁区，是地图上看似普通却绝不能踏入的一片空白。成田只记得那里离正式驻地很远，冬天风特别狠，雪一下起来就像要把世界掩埋掉。那一年，雪下得格外早，也格外大。他模模糊糊记得好像听谁提到过犯人逃跑的事，但那时的他不过是个被灌满军国主义话语的少年，既不被允许了解细节，也不敢对这些风声多问什么。很多当年略过耳边的只言片语，在暮年的此刻却如荆棘般从记忆深处刺了出来。
镜头与记忆一起慢慢退回到那个冬天。车尾门在呼啸的风雪中被猛地拉开的一瞬间，冰冷的空气灌进车厢，荒川缩了缩脖子，却在混杂着汽油味和血腥味的寒气中，看见了号码牌为“909号”的那个人影。他忽然想起对方曾说过的话，那些被编号的“马路大”，那些本应有名字、有家人、有过去的人，竟被简化成一串冰冷的数字。荒川心里一阵刺痛，百感交集。他知道，这一次被押往安达试验场，等待他们的不会只是简单的劳役。车缓缓驶离，履带碾过雪地，留下一道深深的印痕。车刚消失在风雪中，荒川俯身捡起地上滚落的一只苹果，那是先前搬运时不慎掉下的。他下意识地走到佟长富身边，把苹果递过去，想说点什么，却又不知从何说起。
佟长富的手却猛地将他的手推开，眼中带着近乎绝望的执拗。他说，他要去找妹妹，他不能再浪费时间。他的声音因为寒冷和焦虑而发抖，却透着一股不容动摇的倔强。荒川怔在原地，望着被风雪吞没的佟长富背影，嗓子里像被堵住一样。最终，他什么都没说，只把那只苹果重新握紧在自己手里，留在原地，任由风雪将自己埋没。那一刻，他忽然意识到，自己在这支部队里始终是个胆小的旁观者，只会在角落里偷偷流泪，却不知道该如何真正伸手去拉住一个活生生的人。与此同时，载着一车车“马路大”的两辆军车继续向前，轮胎掀起被冻得坚硬的雪块，一路颠簸着驶向安达试验场。总部那边传来电报，命令他们在雪停之后再开始“任务”。这冰冷的字句，平平无奇，却像提前宣读的死刑判决。
风雪从白昼下到黑夜，天地之间只剩下刺耳的风声和雪粒砸在铁皮上的噼啪声。就连习惯了严寒的士兵，也被这突如其来的暴雪折磨得焦躁不安。到了第二天清晨，雪虽然停了，地面却被厚重的积雪覆盖，像是特意为即将发生的事情铺好了一层白色幕布。小田整理好军装，面无表情地下达命令，一切就像往常执行命令那样冷冰冰、干干脆脆。那些被称为“马路大”的人被一个接一个押下车，再被粗暴地拖到早已准备好的十字架前。木桩在积雪中立得笔直，像一排无声的审判者。绳索勒紧皮肉，冰冷的木头贴在他们被寒风吹裂的背上，冻得人几乎失去知觉。
被编号为909号的那个人，在被绑上十字架后，没有立刻崩溃。他闭上眼，脑海中浮现出之前荒川偷偷递给他的那张地图。那是一张粗略的手绘地图，上面用颤抖的笔触标出围墙、岗楼、可能的空隙和一条极其微弱的生路。那份匆忙之中画出的线条，此刻成了他唯一能抓住的希望。等日本兵离开后，909号悄悄活动手腕，指尖触到掌心里一片薄薄的金属，那是一片小小的刀片。那是他们经过南门时，荒川趁其他人不注意，猛地把刀片塞到他手里，连话都来不及多说一句。刀片极薄，硌得他掌心生疼，却也让他知道，至少还有一个人不愿意看他像牲口一样被送进死亡线。
与此同时，小岛幸夫正在安达试验场附近架设摄影机。任务的名义是“记录实验进程”，对他而言，这既是军命，也是难得的拍摄机会。他调好焦距，对准那些被绑在十字架上的人，心里却有一阵难以名状的闷痛。镜头里，人影在白雪背景下显得格外脆弱。正当他在取景框里调整构图的时候，突然发现有一个“马路大”在微妙地扭动身体，继而是第二个、第三个。他愣了一下，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直到有人真的从十字架上挣脱出来，跌跌撞撞地往远处的雪地狂奔，他才意识到——有人在逃跑。小岛一边喊，一边转身去找军官报告，很快，小田也发现了这一情况。
小田的反应比风还快，他立刻跳上军车，命令立刻出动追击。小岛本能地抓起摄影机，追着车尾气狂奔，硬是要挤上车。他不知道自己究竟打算做什么，只知道他不能就这么待在原地。车子在雪地里横冲直撞，小田的眼中燃着一种近乎疯狂的光。追上逃跑的“马路大”后，他没有犹豫，没有警告，更没有俘虏的打算。他像中了邪一样猛踩油门，用车轮去碾压那些挣扎着奔跑的身影。雪地里绽出大片刺目的红，伴随着骨头破碎的闷响。小岛在车上摇摇晃晃，几乎站立不稳，镜头在颠簸中捕捉到破碎的肢体和倒在血泊中的人影，他的手在发抖，喉咙里翻涌起呕意，却又本能地没有关掉摄影机。他知道，他正在记录什么，但他还不敢面对那个“什么”的真相。
风雪另一头，成田和荒川则在中央礼堂外碰面。许多年过去，直到镜头前的对谈，他们才第一次坦诚回看那一刻的相遇。礼堂门口的灯把雪夜照得昏黄，两人肩上的军装被雪花打湿。彼此都觉得对方变了：曾经那个一同受训的同僚，如今眼中多了一种莫名其妙的陌生。荒川压抑了很久的愤懑，终于在寒风中脱口而出。他质问成田：他真的认为731部队是美好吗？真的相信这里的一切都是为了“科学”、“国家”、“荣耀”吗？荒川逼视着他的眼睛，问他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偏偏是他被选中扮演“马路大”，为什么他们要让一个日本士兵去模仿中国俘虏的姿态和痛苦。这样的安排，是为了训练杀人的技术，还是为了更娴熟地操控人心？
成田起初试图反驳，他说这里是“研究所”，是为了国家未来打赢战争的秘密武器基地。他反复强调敌人、忠诚、职责这些从训练中灌输进来的词语，仿佛只要重复得足够多，就能淹没掉记忆里那些诡异的画面。然而荒川的一句话，像一道闪电划破成田小心维系的幻象。荒川说，这里根本不是普通的实验室，而是拿活人做试验的屠宰场。他语速越来越快，几乎有些颤抖地说出那些被严密封锁的内幕：他们让关在七号楼、八号楼里的活人感染各种致命病菌，再细致观察病程变化，记录发烧、溃烂、器官衰竭的每一个阶段；他们甚至对还活着的人做解剖，当锋利的手术刀割开皮肉时，受害者的眼睛仍然睁着；他们把新鲜的内脏做成标本，用酒精瓶、玻璃罐整齐地摆在柜子里，像展示一件件“科研成果”；他们用毒气实验杀人，为测试效果，连孕妇和襁褓中的婴儿都不放过。
荒川说的每一句都是事实，是他亲眼目睹、亲耳听见的噩梦。可在那样的年代、那样的环境里，真相却被包装成“为了战局坦途”的必需品。成田听着这些话，脸色一阵阵发白，但嘴里还在固执地说，那些“马路大”是敌人，是用来消灭的对象。向敌人开刀，用敌人的血肉来研究能让本国士兵少死几个人的武器，从逻辑上说并没有错。他以为这样解释，就能给自己的过去找一个站得住脚的理由。对他来说，承认那些“敌人”也是血肉相连、和自己一样会害怕、会疼痛的人，比面对自己曾参与的罪行更难。荒川望着他，眼中是压抑已久的悲怒。他知道，成田表面上的理直气壮，背后其实是一个不敢直视真相的人在拼命抓住最后一点虚假的安慰。
那一夜的安达试验场，残酷远远超出了荒川和成田当时能完全理解的范围。当小田驾驶着军车一次次撞向逃跑者时，小岛幸夫终于完全看清了这支部队的真面目。车灯在雪地里扫出刺眼的光斑，每一次撞击，都会有一个身影被撞飞、翻滚、摔落。枪声随后响起，追兵不断补射，雪地被血染成斑驳的红黑色。小岛紧握摄影机，镜头里是扭曲的肢体和张大到极点的绝望眼睛。他原本以为自己只是记录历史的旁观者，是顺从命令的军中摄影师，却在这一刻突然意识到，自己同样是这场屠杀的一部分：每一帧胶片，都是对这些死者的又一次伤害，也是替加害者保存下来的“战果”。他的胃剧烈翻腾，理想、国家、军人的荣誉感在这一刻全面坍塌。
而在更远的地方，成田一男却和小田站在同一阵营。他和大多数士兵一样，把愚忠视为本分，对天皇的效忠凌驾于一切之上。在他看来，荒川的犹疑是软弱，是背离。于是，他反过来劝荒川，要他不要被一时的感情晃了脑子，不要忘记自己是日本军人。后来赶到安达试验场的其他日本兵迅速展开围杀，子弹在雪地上掀起一串串雪雾，又带走一条条性命。许多“马路大”当场被扫射倒下，只有少数人凭着一股求生的本能，在混乱中找到缝隙，跌跌撞撞地逃离了试验场的范围。那些隐入风雪深处的微小身影，在多年后依旧成了重要的活证人。
小岛幸夫的摄影机忠实地记录了这一切：逃跑、追击、碾压、射杀，还有那些倒在雪地里不再动弹的躯体。他心底隐隐知道，这些胶片一旦保存下来，将成为无法辩驳的证据。但正是这样的力量，让身居高位的石井四郎感到恐惧。石井得知情况后，毫不犹豫地命人找来所有胶片，当众进行了销毁。火光映在众人脸上，胶片在高温中扭曲、融化，伴随着噼啪声化作黑色的残渣。小岛站在一旁，心里仿佛有什么东西也被一同烧毁。事后，小田等直接参与“失控事件”的人被当众鞭笞，以示“惩戒”。但真正的原因并不是因为他们残忍杀人，而是因为“马路大”发生了逃跑，损害了部队秘密与秩序。在他们的逻辑里，失控比杀戮本身更不可原谅。
荒川后来从高桥明彦那里得知，这并不是部队第一次发生“马路大”逃跑事件。早在部队还驻扎在背荫河时，就出现过类似的情况。那一次，有几名“马路大”趁着警戒松懈逃离，虽然后来还是被抓了回来，但相关责任人却没有像这次一样只是挨几顿鞭子，而是直接被砍头示众，以此警告所有人：不准有任何疏漏，不准让任何活着的证人离开。他越是听得清楚，心中的恐惧与愤恨就越是难以抑制。这支部队的每一条纪律、每一个制度，都不是为了维持所谓的“秩序”，而是为了更有效率、更无死角地杀人灭口。
不久之后，中留部长殿把荒川单独叫了过去。荒川心里有些打鼓，他不知道自己的那些秘密行动是否已经暴露——给909号刀片的瞬间、偷偷绘制地图的夜晚、那些藏在目光深处的愧疚，会不会已经被谁察觉。他在部长办公室门口站了片刻，才深吸一口气走进去。与此同时，在另一个角落，一个濒临绝望的人则迎来了命运中难得的温暖。一大早，佟长富在寒冷中醒来，迷迷糊糊睁眼时，以为自己还在那片一望无际的雪地。他习惯性地伸手往火堆方向摸去，却惊讶地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正蹲在火堆旁烤火——那是玉兰。他先是以为自己还在做梦，甚至翻身又揉了几次眼睛。但现实告诉他，玉兰真的回来了，完完整整、全须全尾地站在他面前。那一瞬间，他几乎说不出话，只能看着她笑又想哭，所有此前的恐惧和绝望都在胸口翻滚。
远在部队核心区域，中留部长殿则冷静地安排着另一个层面的“保密工作”。他把盐泽龙一和小岛幸夫叫到办公室，面无表情地说明：为了保密，关于安达试验场和相关任务的影片剪辑必须在部队内部完成，不允许任何素材流出。表面上，这只是军纪要求，实则是要牢牢掌控影像证据的命脉。小岛没有提出公开的反对，他很清楚，现在不是硬碰硬的时候。他压下心中翻滚的愤怒和厌恶，只淡淡地点头，顺着部长的指示说，由盐泽去找严炳瑞，把他之前托管在外的整套摄影与剪辑设备统统运回部队内部。
两人领命离开中留部长殿的办公室，走廊上的灯光昏黄，脚步声在狭长的空间里回荡。盐泽低声嘟囔着什么，小岛却沉默不语。他知道，真正的关键不在设备，而在那些已经被烧毁、永远无法再现的画面，以及他自己脑中再也抹不掉的记忆。等他们的身影完全消失在走廊尽头，办公室的门再次被推开。进来的，正是荒川。他神情凝重，背脊微微绷直，像一个终于决定踏出关键一步的人。他并不知道这次会谈会把自己的命运引向何处，也不知道自己当时微小的反抗，日后会成为金成铭、山边悠喜子这些后人追索真相的重要线索。但历史的链条，正是从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动作和选择中，一环一环连接起来的。半个世纪后，当年被掩埋在风雪与军命之下的一切，终于有机会在越来越多人的讲述与取证中，被一点点拨开。那些数字背后，是人，是血，是无法被时间轻易抹去的记忆与控诉。
除了成田一男，肯答应开口回忆那段岁月的老兵，如今已经一个接着一个走完了人生最后的路。档案在尘封，记忆在消退，目击者的生命也在时间的洪流里逐渐熄灭。山边悠喜子看着成铭的眼神里，有一种说不清的沉重，她缓慢而郑重地提醒他：要翻动五十年前的历史，不可能只是翻几页旧纸那么简单，那是要跟许多人的创伤、隐秘甚至罪恶正面相对。可成铭比任何人都清楚，越是艰难，越不能停下，因为再等下去，证据会一点点消失，人证会一位一位离去，那些曾经真实存在的苦难就会彻底被时间埋葬。两人正准备告辞时，屋里突然传来拖沓的脚步声，成田一男颤巍巍地跑了出来，气喘吁吁地叫住他们，把当年小岛幸夫送给他的那把胁差郑重地交到成铭手里。这柄小小的武士短刀，像是从战火中流转而来的实物证言，透过冰冷的金属，把久远的1941年秋天，再一次牵连回现实。
那是一个风已经带上寒意的秋日傍晚，佟家村四处弥漫着将冬未冬的荒凉气息。佟长富从屋里出来，抬眼就看到佟玉兰鬼鬼祟祟地往外走。她没有照常去井边打水，也没有去地里查看庄稼，而是一路往村外偏僻的野林子钻。佟长富心里一惊，立刻放下手里的活计，悄悄跟了上去。那些日子里，日本人的通缉令贴得到处都是，上面写得清清楚楚：藏在附近山林里的，很可能是所谓的“土匪”或“逃兵”。在日本人的话语里，那些人被污名成威胁与祸患，可在佟长富心里，他更清楚那里躲着的，很可能是被逼到绝境、只求活路的穷人。可不管怎样，玉兰一个姑娘家贸然往野林跑，实在太危险。眼见她就要钻进林子深处，他赶紧出声叫住她，粗声粗气地问她想干什么，嘴上却不自觉透出紧张。玉兰支支吾吾，眼神往林子里闪躲，正当两人僵在那里时，一个压低的声音从树林深处传来，叫出了佟长富的名字。那是长根。
佟长富顺着声音找过去，才发现玉兰不是一个人乱跑，而是暗中给人送吃食。林子里躲着的，是长根以及另外两名满脸憔悴的年轻人。他们衣衫破烂，脸上晒得蜡黄，眼神却带着刚从死地爬出来的不安与警觉。佟长富又惊又疑，一边斥责玉兰胆子太大，一边赶紧把几人领回自家院子。长根的娘一看到儿子，先是愣住，随即失声痛哭，扑上前一把将他抱住，嘴里连“活着就好”都说不完整。等情绪稍稍平复，长根才断断续续地说出真相——他们是从731部队逃出来的。这个在附近百姓口中常被低声提起的番号，那时还只是个模糊而阴森的名字，谁也想不到，它背后藏着的，是整个时代最黑暗的深渊。
与此同时，在731部队阴冷的建筑群里，另一条线索正悄无声息地展开。荒川被中留部长殿叫去，命令他根据抓回来的情报，把那些逃跑的马路大逐一画成大幅肖像贴在路口，方便日后搜查。画室的门被关得严实，中留刻意叮嘱他，这些画不能让外人看见，也绝不能泄露出去。荒川一边拿起画笔，一边感到一种难以言说的压迫。他无意中听到了佐贺木大佐同中留部长殿的对话，从几句不经意的交换中，隐约听出高层对“失踪实验体”充满了恐惧与杀意。荒川心里发虚，因为他知道，自己曾经悄悄把一枚风菱牌刀片塞给了909号马路大，给了对方一个微弱得几乎看不见的“选择”。他生怕有人顺着线索查到自己身上。
这天，小岛幸夫借着炊事班送饭的机会去看望成田一男。锅灶边热气翻滚，外面的风却透骨冰凉。成田装作闲谈，忽然提起一件看似漫不经心的事——听说荒川在协助拍摄时，曾去过七号楼？他压低了声音，说听到有人议论：逃跑的那些马路大，多半都关在七号楼里试验。如此一来，荒川的行为就显得异常可疑。小岛心里一凛，却仍旧坚持提醒他，这些都只是道听途说，没有确凿证据，很可能是人心惶惶下滋生的谣言。成田却没有被说服，那段时间，在扭曲的军国主义教育下，他的脑子里已经充满极端而偏狭的判断，习惯用“忠诚”和“背叛”来衡量身边的一切。怀疑像一粒种子，在他心里扎了根。
荒川却顾不上这些暗潮涌动，他按要求把画像一张张画完，纸上一个个瘦削的脸孔被他认真描摹，眼神里有恐惧，有绝望，也有近乎麻木的空洞。画完最后一张时，他正好听到走廊里传来佐贺木大佐的命令——除了要彻底排查安达附近的所有村子，还要根据他们登记时留下的住址一户一户去查。佐贺木冷冷地说，人即便是从地狱里逃出来，也会有想回家的本能，这一点决不能忽略。话里那种对“人性”的冷静估算，令荒川心中发寒。后来，他又从高桥明彦口中得知，已经有两个马路大被重新抓了回来，下场不言自明。那些在画像里定格的面孔，活着的、死去的、被抓回来的，都像是压在他良心上的一块块石头。
另一边，在安达的村镇上，命运的齿轮也在悄悄咬合。严炳瑞如约在秘密地点把一尾箱摄影、剪辑设备悄悄交到小岛幸夫手中。箱子沉甸甸的，不仅装着器材，也装着某种几乎可以决定几千人命运的可能性。借着交接的空档，小岛压低声音，对严炳瑞说出了他心中久藏的真相——天理村的瘟疫并非什么“天灾”，而是731部队散播的病菌所致。他已经冒险在拍摄过程中偷偷记录下了关键画面，可在封闭而高压的基地里，他根本没有办法把胶片带出去。严炳瑞沉默了片刻，目光复杂，随后用一句简短却沉甸甸的话，表明了自己的立场——他愿意冒着性命危险帮这一把。就在他们达成默契的同时，远在水楼子一带，长根三人则在佟长富家里，把自己在731部队的经历一五一十说了出来。
他们提到的那些画面，让在场的每个人头皮发麻：冰冷的试验台，密封的玻璃罩，人体在极端环境下被一点点摧毁，数字被工整地记录在表格上，变成所谓“数据”，而人本身的痛苦与尊严，却连脚注都算不上。佟长富、玉兰、长根的娘，还有挤在屋里听得屏气凝神的乡亲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半晌说不出话来。等大家回过神来，正打算商量如何安置这几个从魔窟里逃出来的人时，院外突然传来粗鲁的叫嚷和脚步声——日本兵来了。枪口毫不客气地顶上门板，砰砰几声踹门，吼叫声混着哭喊声，整个院子瞬间乱成一团。
被枪口抵住额头那一刻，谁都吓得连大气都不敢出。日本兵一面搜查，一面用听不太懂的汉语和粗暴的日语夹杂着威胁，逼问有没有藏人。屋里床底、柜子、米缸都被翻了个底朝天，幸好事先有准备，长根三人被藏在精心掩饰好的夹层里，总算逃过一劫。等日本兵骂骂咧咧离开，屋子里乱成一片，碗碟碎了一地，尘土飞扬。巴图玛太奶被其中一个士兵粗暴一推，直接摔倒在地，老骨头疼得她冷汗直冒，却仍强撑着嘱咐佟长富，要他想办法“解决”，不能坐以待毙。佟长富看着满屋惊魂未定的乡亲，心里像压了块巨石。
他咬牙向众人坦白，当年自己接了一趟日本人的活儿，运了两条看似普通的箱子回水楼子，谁料那东西极可能与如今整个村子爆发炭疽有关。他每说一句，脸色就沉一分。他说今天这事，不能再装聋作哑，必须拿个主意。看日本人的架势，水楼子已经不可能再是安全的栖身之所了，可就这么留下老人孩子，被围困在瘟疫与清剿之间，不是饿死就是冻死。佟长富抬起头，目光扫过众人，语气坚定起来：既然如此，就只有逃。他请求乡亲们信他，把这个险棋交给他来走，哪怕前路凶多吉少，也不能再把命交给日本人和这鬼地方。屋里一片沉默，随后有人颤声附和，更多人点头。就在这动荡不安的一刻，每个人的命运都悄悄改了轨迹。
而在遥远的七号楼里，成田一男最终还是迈出那一步，走进石井四郎的办公室，亲口举报了荒川。他说出了自己看到荒川在七号楼外徘徊许久的情景，说出了之前听到的风声与传言。石井四郎的眼神像冰一样，听完后只淡淡点头，下令将荒川叫来质询。面对冷酷的军医头目，荒川死不承认自己给过909号刀片——他确实不能承认，因为成田看到的也不过是他立在门口的背影，并没亲眼目睹他进入楼内。更关键的是，被人逼到角落里的909号，在最后的反抗中撞向铁栏，重伤倒地之前，把那枚风菱牌刀片硬生生吞进了肚子里。按照流程，所有死去的马路大理应被解剖，可那天因为事故频发，人手不足，并不是每具尸体都被彻查。负责的军医只是草草检视、记录，便让尸体被运去处理。结果，石井四郎最终也没能在尸体里找到任何异常，更别说那枚刀片。冥冥之中，909号在死前做出的那个极端举动，竟阴差阳错地救了荒川一命。
小岛幸夫则被软禁在资材部的阁楼上，名义上是“集中精力剪片”，实则无形的监视已经无处不在。阁楼空间逼仄，窗子被钉死，只留下一道狭窄的缝隙透进光线。他看着手里那卷对他而言比性命还重要的胶片，脑子里飞快盘算着所有可能的出路。突然，他想起硝酸胶片在受热时会出现分层的物理特性——只要控制好温度与时间，就有机会在不损毁原片的情况下，将影像“拆”出第二份。他开始在有限的器材中找寻可利用的东西，反复试验，冒着一旦出错就前功尽弃的风险，最终成功将影像复制出一份可以隐藏的备用胶片。那一刻，他握着那卷新生的胶片，心跳得几乎要冲破胸腔。
不久之后，石井四郎亲自到放映室观看了最终剪辑出来的宣传片。黑暗中，放映机嗡嗡作响，银幕上播放着经过精心剪裁过的“科学成果”：整齐划一的队列、秩序森严的实验室、笑容可掬的军医，还有被刻意淡化、模糊处理的“实验对象”。片子放完，灯光亮起，石井四郎的神情看不出喜怒，他只是冷冷地盯了小岛很久，显然对这个对外来客始终保持警惕。出于怀疑，他命中留部长殿当场为小岛搜身，连裤子都要脱下来检查，丝毫不给对方保留体面。小岛脸色涨红，却只能忍气吞声。搜查结束后，石井下令：所有现有的摄影机、胶片、剪辑设备都不得带出部队，由中留负责没收。对外他会给小岛配备一套“全新的器材”，听起来像是施舍，实际上是把所有可能泄露真相的线索牢牢钳在自己掌心。小岛被迫表面顺从，心里却更坚定地意识到，这场与时间赛跑的证据之战，远比他想象的更加残酷。
多年之后，当这一切的余波以零散的记忆、破碎的物证、褪色的照片形式回到成铭眼前时，他已经无法再把这当作一段遥远的历史来看待。握在手里的那把胁差，仿佛仍残留着战时的寒意；那些被掩埋在档案中的姓名，仿佛随时会从纸缝里伸出手来，向他索要一个迟来的公道。山边悠喜子说得没错，要翻动五十年前的旧账，注定要承受巨大的压力与牵连，可成铭明白，如果这一代人再选择沉默，那么当最后一个幸存者闭上眼睛，所有的真相就会和他们一起，被永远葬进黑暗里。于是，在这条布满荆棘的追问之路上，他只能不断往前走，用仅剩不多的证人证言、用一把锈迹斑驳的短刀、用一卷历尽劫波的胶片，去拼凑出那段曾经真实发生、却被刻意抹去的历史轮廓。
1996年盛夏，从事跨国取证工作的金成铭再次踏上日本国土，他此行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前往京都大学追寻真相的源头——这里曾是臭名昭著的细菌战主谋石井四郎的求学之地。漫步在这所名校宁静而肃穆的校园里，金成铭在一间陈列室里，看到了那张在许多资料中被提及、却从未亲眼见过的石井四郎照片。照片上的男人西装笔挺，目光阴鸷而冷漠，和那些受害者口述中的“魔鬼军官”形象交织在一起，让金成铭心中一阵发冷。那一刻，他更加坚定了要将这段被刻意掩埋的罪恶历史完整呈现在世人面前的决心。京都的阳光透过窗棂洒在照片上，也落在他略显疲惫却依旧专注的脸上，仿佛在无声提醒：历史从未远去，只是被隐藏在光影交错的角落之中。
时间推移到1996年的秋天，校园从夏日的繁盛转入萧瑟。金成铭受邀在京都大学的体育馆进行一场关于731部队罪行的公开演讲，试图通过档案、影像与口述证言，还原侵华细菌战的真相。然而，演讲才刚进入核心部分，一群早有准备的激进分子突然冲进体育馆，高声叫嚷，举着标语指责他“侮辱祖国”“抹黑先辈”，试图以所谓的“爱国”话语为战犯洗白。面对这些粗暴的阻挠和嘲讽，金成铭并未与他们针锋相对，只是尽力维持秩序，坚持把已准备好的材料讲完。但现场局面很快失控，激进分子强行中断活动，将他驱赶出场。这场不欢而散的演讲，却让他更加清楚地意识到，真正的阻力从来不只是档案缺失和证人流散，还有那些被洗脑多年、拒绝面对历史黑暗面的人们。想要让真相被承认，他必须承受更多的冷眼甚至攻击。
与此同时，多年前留下的另一条线索，也在黑土地上缓缓展开。当初川口聪仓皇出逃时，匆忙间遗落了两瓶来历不明的毒药。负责打扫和收拾的桂芬见状，大气不敢出一口，她清楚这些东西绝不寻常，也不敢随意丢弃，生怕惹来杀身之祸，只能小心翼翼地将其藏好。后来谈及如何帮助三名急需离开的地下抗联人员脱身时，玉兰提到，她认识一个值得信赖的人，可以帮忙把人安全运出去。佟长富听得半信半疑，追问之下才恍然大悟——原来玉兰口中那个“靠谱的人”，竟是平日里看起来老实憨厚、沉默寡言的陆增友。玉兰还说起，陆增友曾冒着风险，帮她运过一名重要的抗联战士赵泰宁，那次行动虽然有惊无险，却也让她对陆增友的胆识和义气心存敬佩。随着这些零碎信息拼接起来，一条关于毒药、潜伏与营救的暗线在黑暗里慢慢显形。
另一边，在阴云密布的731部队内部，小岛幸夫的命运也在悄然转折。与许多同僚被无声抹去不同，他竟幸运地“全须全尾”离开了这个人间炼狱般的部队。然而在离开以前，他已经敏锐地察觉到：每天出入基地、收取泔水和垃圾的那个老头，不只是普通的杂役，很可能还是一个暗中往外转运物品的关键人物。同样，他也留意到摄影班的高桥明彦经常以零碎物件换取小利，极有可能会把一些“看不出来价值”的东西偷偷卖给那位收泔水的老头。洞悉这一点后，小岛幸夫下定决心冒险一试，将记录731部队罪证的胶片藏进装废液的瓶子里，再托严炳瑞从那个老头手里把装有胶片的瓶子悄悄买回。这个看似简陋的转移方式，却是他在高压监控下，所能想到的唯一缝隙。
胶片辗转回到手中后，小岛幸夫和严炳瑞立刻赶到临时搭建的简易剪辑室。两人关上门窗，屏住呼吸，从看似无害的废液中小心地取出胶片，迅速进行冲洗。暗房里红光幽暗，药水味弥漫，影像在水槽中一点点浮现出来——那些惨不忍睹的人体实验场景，被定格在一帧帧胶片之上，真实而残酷。小岛幸夫看着自己的作品，心情极为复杂，他低声说，这部片子由他亲自导演、剪辑，一旦公开于世，他必定会被日本当局视为“卖国贼”，今后再也没有回国的可能。说到这里，他的声音中透出深深的惶惑和恐惧。严炳瑞却拍着他的肩，让他不要一个人扛着这份沉重的压力，郑重其事地表示：无论发生什么事，只要他开口，自己都会尽力相助。在这个充满阴霾的时代，两人之间难得建立起一种超越国籍的信任与牺牲。
哈尔滨城中的月华口琴社，本是年轻人聚会、交流音乐的去处，氛围轻松而自由，却在日军的高压统治下迅速变了味。某天，日本宪兵不请自来，径直闯入口琴社，以所谓“例行检查”为由，翻箱倒柜，最后粗暴地将老板周子盈押走。对外的说法则是周子盈“偷电”，犯下经济罪行，似乎只是一桩普通的盗电案件。然而知情的人都明白，这不过是掩饰真相的幌子，真正的原因是当局已经怀疑口琴社背后藏有地下联络点。玉兰本打算替人给口琴社送一封重要的信件，心中不安，便提前到附近踩点，观察动静。偏偏她踏入周围不久，便撞见日本人设伏抓人，幸亏那时她身上并没有携带那封信，否则不仅口琴社的网络会彻底暴露，她自己也将再无全身而退的机会。这场虚惊，让她更清楚了敌人的手段与残酷，也让每一次传递情报都变成在刀尖上行走。
经过一番周密筹划后，小岛幸夫带着那卷记录罪证的胶片，准备悄然离开哈尔滨。他小心翼翼地把胶片藏在行李中，试图以普通旅客的身份混入人群，从火车站乘车离去。车站人声嘈杂，汽笛鸣响，他站在检票口前，手心不断渗出冷汗。就在他以为一切即将顺利时，中留部长殿突然现身，将他拦在检票口外。那一刻，小岛幸夫心中猛地一沉——对方的出现，显然不是巧合。果然，中留部长殿转达了石井四郎的命令：立刻将小岛幸夫带回731部队。岸边尚未远离，深渊顷刻张开，他原以为已经脱离魔窟，却被人硬生生拉回到那片充满恶臭和血腥的土地上。
重返路上的每一步，小岛幸夫都紧绷着神经，因为胶片就藏在他的行李之中。只要日本兵打开箱子仔细搜查，那些记录着罪证的影像就会暴露无遗，他不仅会立刻死无葬身之地，还可能牵连到严炳瑞等一系列帮助过他的人。而石井四郎也绝非寻常上官，他极擅长用看似冷静理性的语言蛊惑人心，善于把极端暴行包装成“为了国家发展”“推进医学进步”的伟大事业。面对小岛幸夫，他不断施加心理压力，一会儿用“军人的忠诚”“民族的利益”鞭笞他的良心，一会儿又用“叛国者的下场”“家族的耻辱”威胁他的未来。语言如同一根根无形的鞭子，狠狠抽打在小岛幸夫脆弱的神经上，逼得他当场崩溃，涕泪横流，几乎站立不稳。即便在那次检查中，他的行李最终没有被翻检，胶片侥幸逃过一劫，但他的心理防线此时已被彻底击溃。
这一夜之后，小岛幸夫再也无法安睡，他被恐惧、内疚与无助反复撕扯。他一方面明白那卷胶片的意义——一旦公诸于世，将成为审判731部队和日本军国主义的重要物证；另一方面，他又被“卖国”“叛徒”“无家可归者”的阴影死死压住，想到父母乡邻，想到自己在日本成长的身份，他难以承受这种身份与道德的撕裂。最终，在极度痛苦和绝望的情绪驱使下，他做出了一个令自己终身悔恨的决定：亲手将那唯一一卷胶片投入火中。火焰舔舐胶片，影像扭曲、融化，伴随着刺鼻的焦糊味，一段无可替代的罪证就此化为灰烬。小岛幸夫看着火光，仿佛看见自己残存的勇气和良知一同被焚烧殆尽。他明白，这不仅是对历史的背叛，更是对未来可能伸张的正义的一次自我拆毁。
与此同时，在冰天雪地的黑龙江边缘，另一条命运之线正走向无法挽回的悲剧。佟长富多次登门，对陆增友软磨硬泡，希望他帮忙再“拉一趟人”。陆增友是个厚道的车夫，早年吃过不少苦，本不愿再趟这浑水，但拗不过佟长富一次次的恳求和玉兰的托付，更难以无视那些背后承载的性命。那天夜里，大雪纷飞，天地间一片白茫茫，寒风如刀。出发前，长根的母亲站在门口，拉着儿子的手千叮咛万嘱咐，泪水模糊了视线。她明知这趟路充满危险，却又别无选择，只能含泪目送儿子在雪夜中渐行渐远。到约定地点时，陆增友看到竟然要拉三个人，顿时脸色大变，觉得风险远超预期，坚决要退缩。佟长富只得苦口婆心劝说，告诉他这是救命的事，其中一名青年更从怀里掏出母亲留给他的戒指，希望以此表明孤注一掷的决心。
戒指在雪夜里反射出暗淡的光，那不仅是一个简陋的抵押物，更是一个家庭希望的象征。面对这份沉甸甸的托付，陆增友终于抹不开情面，也压不下心底那点良善，咬咬牙答应了这趟极其危险的“人货”。谁也没有想到，这次本以为只是一次格外小心就能安全完成的转运，最终竟会成为他人生的绝路。车队在飞雪中缓缓前行，马蹄踏出一串串暗色的印记，车厢里的人屏住呼吸，不敢多言。好在一路上他们有惊无险地通过了起点检查，让众人悬着的心略微放下一些。然而灾难往往就潜伏在他们以为“差不多安全了”的那一刻。
当车队抵达终点附近时，却突然遭到日军盘查。日本兵冷着脸命令停车，开始逐辆搜查。眼看就要轮到陆增友的车，车上藏着的三个人更是紧张到几乎喘不过气来。就在这节车厢即将被重点检查时，另一个日本兵突然从后面一辆车的座椅底下搜出了大量违禁药品。突如其来的发现令局势骤然转向，那名兵士立刻以“运送违禁药物、涉嫌走私”为由，当场将手握缰绳的陆增友枪杀。枪声在雪地里炸响，血花溅在洁白的雪上，刺目而残酷。日本兵随即堂而皇之劫走那批药品，将这次杀戮伪装成一次“查获违禁品”的军功，而陆增友只不过成了一个可以随时抹去名字的牺牲品。三名被运送的人眼睁睁看着车夫倒下，却连吭声都不敢，只能把愤怒和悲痛强行压回胸腔。
经此一役，几人明白，继续坐在车上只会成为待宰的羔羊。他们一波三折地躲避搜查后，开始低声商量着是否要在途中跳车逃生。然而他们发现身后还紧跟着一辆日军的车，一旦轻举妄动，就有可能被当场击毙。进退维谷间，几人越发紧张，心跳快得仿佛要冲出胸膛。他们一不做二不休，逐渐倾向于搏上一把，用生命赌一次突围的机会，就在这时，佟长富忽然听到不远处传来异常的鸟叫声，那是抗联战士之间约定的联络暗号。他还没完全反应过来，紧接着便是一阵密集的枪声响起，寒夜被火光和硝烟撕裂。不多时，枪声骤然平息下来，雪地上只剩断断续续的回声。
佟长富攥紧手中的斧子，小心翼翼地下车查看，心里一边盘算着可能遭遇的突发情况，一边警惕四周。一阵紧张的静默后，他终于在路旁看到几个身影自林间现身，那是身披棉衣、手持长枪的抗联战士。他们用行动为这辆车扫清了路障，也为车上几条被追杀的生命打开了一条生路。此时的雪夜，依旧寒冷刺骨，但在这片白茫茫的天地间，仍有不肯屈服的抗争之火在暗处悄然燃烧。陆增友倒在大雪里，再也无法起身，他的牺牲却为更多人的生还铺就了一条血路；而远在他乡的金成铭、小岛幸夫、严炳瑞等人，也在各自的时空里，继续和遗忘、谎言以及恐惧较量。一个时代的真相，正是在这些分散的命运、交错的善恶与牺牲之中，渐渐变得清晰而不可回避。
1997年春天，成铭暂居在东京浅草的一家小旅馆。近来，他总觉得空气里弥漫着一股诡异的紧张气息。那天清晨，旅馆外忽然传来一阵嘈杂的脚步声，有人在楼下反复高声喊他的名字，语气里夹杂着挑衅和仇恨。成铭走到窗前，本以为只是普通的滋扰，没想到刚推开窗，一只沉甸甸的黑色塑料袋猛然从外面被扔进房间，砸在地上发出沉闷的声响。袋口松开，一股腥臭的垃圾气味瞬间散开，里面是混杂着残羹冷炙、废纸烂物的污秽之物，甚至还有恶意写下的辱骂字条。成铭一时间站在原地，望着满地狼藉，心头却并非只有愤怒，更有一种熟悉的寒意——这种来自仇恨深处的恐惧与疯狂，他在几十年前的哈尔滨就感受过。
最近一段时间，针对他的骚扰与恐吓逐渐升级，从最初的匿名来信、街角的冷眼，到如今公开围堵旅馆、当街叫骂、往房间投掷垃圾，这一切都透露出一种失控的倾向。同行的友人山边悠喜子看在眼里，忧心忡忡。她清楚地知道，成铭来日本，是为了那段被刻意遮掩的历史，为了那些死在黑暗实验室里的冤魂发声。也正因如此，他的存在，刺痛了某些人脆弱而扭曲的神经。山边找他谈话，语气空前严肃，提出神奈川原定的集会太过危险，考虑到现在仇恨群体的行为越来越极端，最好立刻取消，以免酿成血案。
但成铭沉默良久，却坚定地摇头。他明白，越是这个时候越不能退缩。他缓缓说道，这些人之所以疯狂，并不是因为他们强大，而是因为他们害怕——害怕真相被公开，害怕曾经的罪行被一条一条摆在世人面前，害怕那些被雪藏半个世纪的证据撕破虚伪的和平面具。越是疯狂阻挠，就越说明他们心虚。神奈川的集会不能取消，反而更应该如期举行，因为这不仅是为了他自己，更是为了所有无名死者。山边望着他眼中隐隐闪烁的倔强与悲怆，知道自己无法改变他的决定，只得叮嘱他提高警惕，千万不要独自行动。
集会那天，场地外依然有少数极端分子徘徊，但会场内坐满了来自各地的民众与记者。成铭将那些年亲眼所见的惨状、从幸存者口中听来的经历一一诉诸言辞，在灯光下，他的声音微微发颤，却始终清晰。他讲到松花江畔那个被风雪吞没的木屋，讲到冰冷手术台上的无辜躯体，讲到被编号取代姓名的实验对象。有人在台下默默落泪，有人紧紧握拳。集会结束后，人群渐渐散去，一个神色沉稳的中年男子走上前来，自报姓名叫土屋公献。他的目光沉静而炽热，开门见山地问成铭：有没有想过，让这段罪行不只是停留在控诉与讲述上，而是让真正的罪魁祸首，直面他们的罪行？他口中的“罪魁祸首”，指的不是少数军医或行凶者，而是纵容、支持并掩盖这一切的国家机器——日本政府本身。
土屋公献进一步阐明自己的想法：通过法律途径，正式起诉日本政府，要求其承认并为731部队的活体实验与细菌战行为承担法律责任。这不仅是一纸诉状，更是一场将被压制的真相送上法庭的战斗。成铭静静听着，眼眶不知何时已经泛红。他多年奔走，只是希望这段历史不被遗忘，却从未真正想过，有一天可以站在被告席对面，与这个国家公开对质。那是一条难以预料的路，意味着更大的压力与更凶险的阻力。然而，当土屋伸出手来时，成铭几乎是本能般地握了上去。他眼中含着泪光，声音低却坚定——如果这一切能让那些死去的人不再只是一串编号，他愿意试一次。
而在时间的长河回溯到半个多世纪前，1941年秋天的哈尔滨，松花江边早已冰风凛冽。抗联同志们冒着严寒与搜捕，将佟长富等四人秘密安置在江畔的一处木屋里。那是一座毫不起眼的小木屋，被积雪半掩，外表看上去与普通渔户人家无异，却在这重重戒严的城市中，成为少数还能藏人的地方。可是佟长富比谁都清楚，这个地方并不像表面那般安全。松花江已经开始封冻，雪一日比一日厚重，寒风能透过墙缝刺进骨头。日本宪兵与关东军士兵在江边不间断巡逻，任何形迹可疑的人都有可能被当场盘查。就算暂时躲过了日本兵的搜查，熬不过去的，还有这漫长致命的冬夜。
佟长富不是那种轻易许诺的人，一旦答应要将几人送出哈尔滨，他就把这话当成了赌上性命的承诺。随行的同伴中有人提醒他，如今整个城市被封锁，唯有日本人可以自由出入；而他恰巧认识一个欠过自己人情的日本人。这个提点像一道微光刺破冰冷的阴霾——在这座几乎被封死的城市里，也许唯有利用敌人的身份，才有可能撕开一道缝隙。佟长富默默记下这个名字，心里隐隐有了一个危险却唯一可行的计划，他知道自己到了不得不赌一把的时刻。
与此同时，在警察厅内，另一场暗流正在涌动。厅长单作善不请自来，将局势的紧张推向新的峰值。他对严炳瑞凌晨造访小岛幸夫一事心存怀疑，特地找上门来盘问。单作善早已得到风声，警察厅内部有人与赤化分子有牵连，严炳瑞的名字也在秘密调查中反复出现。小岛表面上应对自如，心里却像被绳索绞紧。更为复杂的是，他一边要在日本警察与伪满政权的视线下求生，一边又暗中接触那些试图揭露真相的人，稍有不慎，便是全盘皆输。
在另一端，玉兰得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情报：月华口琴社其实是哈尔滨最稳定、最隐秘的地下交通站之一。表面上，这只是一群青年音乐爱好者，以演奏口琴为乐，而实际上，许多关键情报都借由口琴的曲目、音符与出入时间暗中传递。此前，玉兰已经被日本兵揪去盘问过一次，身份早已引起注意，若再直接接触口琴社，无异于送死。她咬牙权衡之后，只得将詹辉写好、准备交给组织的重要信件转交给小六，希望他能通过三敏转送出去。小六却说，他最近刚接触了一个新的情报传递员，对方行动隐秘、可靠程度有待观察，但也许是更安全的渠道。玉兰不擅长情报工作，只能忍下不安，让小六自己斟酌判断，毕竟，在这样的时局中，信任本身就是一种赌注。
不久之后，关于严炳瑞“赤化分子”的情报在警察厅内部被进一步放大，小岛幸夫也难辞其咎，被卷入严密盘查之中。盐泽龙一与魏浦同样被叫去问话，气氛更加紧绷。魏浦在回程途中低声提醒他：想要摆脱怀疑，唯一的办法，就是主动设法联系上严炳瑞，帮助警察厅将他抓获，装作与警察站在同一阵线，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洗清嫌疑。小岛闻言心中五味杂陈，他清楚这意味着什么——这不是简单的“通风报信”，而是要在道义与自保之间做出几乎无法两全的选择。就在这内外交困的关口，佟长富找上门来，请求他出手帮忙脱险。
当听说佟长富手中藏匿着几名从731部队逃出来的人时，小岛一时震惊得说不出话来。他对731内部情况有所耳闻，知道那里是连许多日本人都不愿知晓的禁区。一旦被发现包庇逃亡者，不管是军部、宪兵队，还是警察厅，都会毫不犹豫地撕碎他。更何况，此刻的他已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稍有不慎就会被当成同党审讯。可佟长富眼里那种近乎绝望的信任，让他难以开口拒绝。他明白，那几个人身上不仅有遭受惨无人道实验的躯体，还有足以撼动整个战争罪行架构的活证词。
经过长时间的沉思，小岛终于还是没有把拒绝的话说出口。他提出一个极为隐晦的办法：让佟长富每天留意报纸上的讣告，如果有一天报纸刊出一则关于名为“佟苹果”的死亡讣告，上面写明的时间和地点，便是他们的接头暗号所在之处。用这样看似平常的方式掩护接应行动，既可以避开耳目，又便于彼此寻找。佟长富当场记下这个假名，将它咽进心里。与此同时，玉兰也接触到了那位新的情报传递员——严炳瑞。正是从严炳瑞的口中，她首次清楚地得知：731部队不仅仅是“传染病防治研究所”，而是在秘密进行活体细菌实验，将中国人和其他战俘当成一次性实验材料。
更令人发指的是，警察厅中流转的那份“特别移送名单”，并不只是普通的押送名单，而是将某些囚犯以“特别移送”的名义送往731部队的关键文件。名单上的一个个名字，意味着一条条被送进地狱的生命。若能保留、公开这份名单，无疑就是揭露731罪行的铁证。时间来到1941年冬，日本突袭美国珍珠港的消息传遍世界。新闻中说美军损失惨重，战火骤然蔓延。731部队内部的少年班成员对此欢呼雀跃，仿佛这场扩大的战争能让他们的“研究”获得更大空间，而没有人愿意承认，这些所谓的成果其实是累累白骨堆砌出来的血债。
日子在恐惧与等待中一天天熬过去，佟长富终于在某日的报纸上看到了那个引人注目的名字——“佟苹果”。讣告简短而冷漠，却标明了具体的日期和地点。那一刻，他心中绷紧的弦微微一松，又立刻被新的紧张拉得更紧。玉兰也在此时想起，成高子火车站附近有一个关东军的粮秣厂，那里戒备森严，军用物资出入频繁，是极佳的秘密运输点，但同时也意味着危险成倍增加。上一次行动险象环生，她郑重提醒佟长富，这一次绝不能再贸然上车，否则一旦被抽查，所有人都难逃一死。
詹辉听闻要与小岛接头，不免心中犹豫。他不敢完全信任一个身在警察体系内的日本人，却又不得不承认，除了相信佟长富与小岛他们，再也找不到第二条路。阴影笼罩下，人们只能在有限的几张牌中做出选择。就在他们准备出发之际，七号监狱内却爆发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反抗。被长期关押、虐待的囚犯们终于忍无可忍，在某次例行点名和转移过程中发动突袭，用早已准备妥当的工具与武器制服了几名日本看守，解下枷锁，从铁栅栏后冲出。那一夜，监狱内火光乍现、警铃大作，远处的城市却依旧在寒风中沉睡。
风雪中，佟长富带着三人匆匆赶往成高子火车站，小岛果然已经在预定地点等候。他身着普通便服，肩上搭着一条略显陈旧的围巾，外表看上去只是个等待列车的文职人员，但眼神里透出的紧张与警觉暴露了他并不平静的内心。车站附近的粮秣厂不时有军车出入，站台上巡逻的军警不时扫视人群，每一步都仿佛踩在刀刃之上。就在这同一时间，远在另一处办公场所，高桥明彦在翻阅荒川的抽屉时，无意间发现了一组被标注为“最高机密”的照片。那些照片上，是一幅幅不容否认的残酷画面：冰冷的手术室、被绑在木桩上的受刑者、戴着口罩和护目镜的军医、没有覆盖物的冻伤尸体……这些影像像一记重拳砸在他的心头。
高桥拎着照片质问荒川，想要一个解释：这些可怕的画面究竟意味着什么？荒川脸色大变，下意识伸手去夺，试图在第一时间销毁这些足以引发轩然大波的证据。高桥本能地将照片护在身后，动作前所未有地坚决。他不知道这些真相在未来会掀起怎样的风暴，但他隐约意识到，自己也许正站在历史的一道分水岭上。一边，是继续装聋作哑、随波逐流的安稳；另一边，则是选择直面真相，哪怕因此被推入漩涡。多年以后，当1997年的成铭在日本的街头再次面对辱骂与威胁，当土屋公献提起“起诉日本政府”的设想时，那些曾经被压在抽屉底部、试图被人毁掉的照片，那些名单、证词和生还者的记忆，便如同潜伏在冰层之下的暗流，一点一点冲击着那层虚伪和平的薄冰，终有一天，要把被封闭的历史撕开一个决口。
高桥明彦在诸多疑点中逐渐拼凑出真相，终于意识到荒川身上一定隐藏着巨大秘密。他压抑不住内心的愤怒与好奇，一路快步冲向慰灵室，推门闯入，质问荒川到底在隐瞒什么，为什么在许多关键事件中都表现得如此反常。沉重的牌位、昏黄的灯光、缭绕的香烟，让这间慰灵室格外压抑。荒川本就心神不宁，被高桥明彦一逼问，面色苍白，语无伦次。两人之间早已积怨颇深，此刻话不投机，很快从争吵升级为推搡。荒川在极端的恐慌与愧疚之下，失去理智般地扑向高桥明彦，两人扭打着撞翻供桌。香炉落地，瓷器碎裂的声音刺破安静的空气。荒川情急之中抄起一块烧香瓷器，狠狠砸向高桥明彦的头部，鲜血瞬间涌出，高桥明彦重重倒地，生死难辨。荒川的胸膛急剧起伏，手指还在轻微颤抖，他望着地上的血迹和一动不动的高桥明彦，心中的恐惧如潮水般将他彻底淹没。他来不及确认对方是死是活，便像被火烧着一样惊慌逃离慰灵室，只想远离这一切，仿佛只要跑得足够快，刚才发生的一切就可以从现实中抹去。
与此同时，在与慰灵室一墙之隔的七号监狱里，先前被勒晕的日本兵渐渐恢复意识。他脑袋嗡嗡作响，扶着冰冷的墙壁站起来，眼前的一幕却令他不寒而栗——牢门大开，原本关押在这里的犯人竟然全部不见了。铁栏门还在微微晃动，仿佛在嘲笑他的疏忽和无能。他立刻意识到这是一次有预谋的大规模越狱，慌忙冲向通道，企图拦截那些逃犯。然而监狱的黑暗角落里，已经有愤怒的身影埋伏多时。囚犯们在长期的压迫和折磨下，积攒的仇恨终于找到出口，他们如野兽般扑上前，对这名日本兵一顿拳打脚踢。反抗者们根本没打算给他活路，棍棒和拳脚密密麻麻地落下，将他打得血肉模糊，几乎半条命都交代在那片昏暗的走廊之中。就在混乱蔓延到监狱外围的时候，仓皇逃命的荒川踉踉跄跄冲了出来，恰巧撞见从七号楼杀出重围的犯人和掌握武器的武装分子。子弹贴着他的耳边呼啸而过，砖墙溅起碎屑，荒川几乎被吓得瘫倒在地，一个踉跄滚到墙角，狼狈不堪地抱头蜷缩，险些被乱枪打成筛子。
被砸中的高桥明彦躺在血泊里，过了许久才艰难醒转。他额头开裂，血糊住了半边脸，脑中嗡鸣不断，记忆在混乱与清醒之间忽明忽暗。他想起荒川那惊恐绝望的眼神，本能地涌起一股怒火，恨不得立刻爬起来去算账。然而耳边逐渐清晰起来的，却是基地里骤然响起的警报声——刺耳、急促，像是迎接风暴的丧钟。他意识到局势已经彻底失控，基地内部正在发生超出他掌控的暴乱。外面的枪响越来越密集，尖叫、奔跑声混成一片。此时的他再不敢像往常那样趾高气扬，而是像只惊弓之鸟般贴着墙根，躲在阴影里，一步一步挪动，竭力回避所有可能的危险。就在这时，一队前来增援的日本兵出现在通道尽头，他们端着步枪，脚步急促，眼中满是杀气。高桥明彦本该冷静下来统筹指挥，然而屈辱、愤怒与恐惧交织在一起，让他失去了判断。他气血上涌，突然间不顾一切地朝那些日本兵大喊，让他们马上开枪镇压暴乱。为了显示自己的“勇气”和权威，他竟像示威般探头出去，想亲眼看着那些俘虏被扫射倒下。谁知他刚一露头，一个惊慌失措的士兵条件反射般扣动扳机，子弹呼啸而过，正中他的身体。高桥明彦猛地一震，眼中的世界飞速旋转，鲜血从胸前汩汩流出，他带着愕然与不甘的表情倒在冰冷的地面上，再也爬不起来。
另一边，远离监狱却同样危机四伏的关东军粮秣厂附近，佟长富带着长根等三人，沿着曲折的小路悄悄接近成高子火车站一带。他们原以为可以从这里找到一条生路，或者赶在日军防线收紧之前与抗联取得联系。谁知刚靠近目标区域，便遭到守在粮秣厂外围的日本兵阻截。对方枪口冰冷，火力凶猛，几个人稍一露头就有可能被当场击毙。生死关头，佟长富强压心中恐惧，带着同伴冒险滚落到一处土坡下，借着地势先暂时隐蔽。不远处，成高子火车站方向传来急促的脚步声和短促的口令，关东军正调动兵力，准备应对更大规模的变故。佟长富藏身的斜坡下视野有限，却恰好能隐约看到粮秣厂内的情形。就在这时，几团火光突然在厂区腾起，巨大的爆炸震动大地，粮秣厂仓库起火燃烧。原来是抗联的同志潜入其中，成功实施了爆破行动。随着轰鸣声接连不断地响起，双方立即爆发了激烈的枪战。机枪、步枪、手榴弹交织在一起，杀声震耳。佟长富透过烟火，看见一名抗联战士在自己眼前中弹倒下，那人明明还伸着手，似乎还想再开一枪，却被汹涌而来的子弹彻底击垮。那一刻，他脑海中闪过二条的身影，也想起太奶临终前的话——不能一辈子低着头苟活。被压抑多年的愧疚、懦弱与悔恨在心中翻腾，让他难以再继续充当旁观者。
战火在眼前肆虐，死亡一步步逼近，佟长富终于不再躲在阴影里。他去掉身上最后一丝侥幸，伸手抓起自己的弓箭，手指却并不像想象中那样颤抖。在枪林弹雨的时代，弓箭显得格格不入，却又是他最熟悉也最能握紧的武器。他咬紧牙关，屏住呼吸，瞄准暴露在掩体外的日本兵，弓弦绷紧拉满，仿佛连心也被拉紧到极点。伴随一声几乎微不可闻的低喝，利箭破空而出，干净利落地射入第一个日本兵的胸口，对方连惨叫都没来得及发出就倒下去。紧接着第二支箭再次离弦，将另一名正操作机枪的日本兵射翻在地。失去了机枪压制，抗联战士们顿时抓住机会，迅速发动反扑，从各个角度压缩敌人的活动空间。混战中，日军被打得措手不及，阵型出现明显松动。正当佟长富和抗联战士们费力稳住局势，打算趁机清理战场时，远处又传来马达轰鸣和整齐的脚步声，新一波日本援军赶到，再次将战局推向危险边缘。
就在这时，玉兰冒着枪林弹雨赶到战场。她气喘吁吁，脸上布满灰尘和血迹，却仍保持着冷静和果决。玉兰看了一眼四周混乱的战况，立即判断出此地已无法久留，于是急声催促佟长富等人往铁路方向突围。几人一边射击一边后撤，沿着铁路边缘的斜坡和枕木负隅顽抗，终于在一阵阵爆炸和追击中逼近月台附近。就在他们以为即将看到一线生机时，却忽然注意到站台上方的小岛朝这边做出手势。那是一个略显暧昧的示意——既像提醒，又似驱赶。佟长富心中一凛，立刻明白过来：小岛的举动绝非善意，这里很可能已是日本兵埋伏好的圈套。他当机立断，压低声音让身后的同志分散向后跑，尽可能避开暴露在明处的位置。果然，紧闭的门后很快显露出日本兵的身影，枪口闪烁着冷光。佟长富咬牙抢先一步扣动扳机，将其中一名日本兵当场击毙，打乱了对方的攻击节奏，为同伴争取到短暂但关键的逃生时间。此时的731八号监狱内，局势也走向另一种极端。奋起反抗的中国人已经控制住局部空间，他们抓住机缘挟持高桥明彦，将多年所受的屈辱和痛苦尽数倾泻在这些曾经居高临下的日本军官身上。辱骂声此起彼伏，他们毫不掩饰对731部队的憎恨，把“丧尽天良”四个字扎扎实实地砸在每一个参与者脸上。
在充满血腥与嘶吼的八号监狱中，荒川作为少数能熟练说汉语的日本军人，被迫站在反抗者面前。他心中早已满是冲突和悔恨，面对中国人的控诉与怒火，他再无力狡辩。在众人的注视下，荒川忍不住哭出声来，用生涩却清晰的汉语喊出积压在心底的真相——他指着那些穿军装、握着枪的人，说他们全都是魔鬼；指着黑暗的牢房和人体试验的实验室，说这里不是军营，而是地狱；说所谓的“圣战”、“奉天皇之名”不过是血淋淋的谎言，天皇才是这场地狱中最大的魔鬼。他的声音因为恐惧和愤怒而发颤，却又带着决绝的悲凉。这番话如同一柄刀，将蒙在许多人眼里的最后一层遮羞布撕得粉碎。就在这沉重而短暂的清醒之中，石井四郎带着亲信出现了。他冷冷打量着被挟持的军官和满地的尸体，神色间几乎没有一丝人性的波动，随即下达命令，用“茶”来解决问题。所有人都明白，“茶”不过是731内部的暗语，指的是毫不留情的屠杀和残酷的实验。命令发布的瞬间，枪声再次密集响起，压制性的火力将反抗者一步步逼退，幸存者被驱赶着向八号楼方向退去，通往那里的是一条充满血腥与绝望的死路。
另一侧的战场上，玉兰和同伴们在铁路一带与日军展开殊死拉锯。虽然成功暂时脱离围剿，但他们终究无法彻底摆脱命运的追兵。几经辗转，玉兰与另一人终于重新折回粮秣厂附近，却看到的却是最残酷的现实——三敏等抗联战士几乎全部战死，仅剩小六还吊着一口气躺在废墟旁。玉兰下意识地想冲过去扶起他，可刚迈出一步，就被小六吃力地喝止。小六浑身是血，眼神却异常清醒，他用尽全力对玉兰吼，让她不要过来，让她赶紧走。下一秒，敌人的脚步声已近在耳边。为了给玉兰争取最后的逃生时间，小六豁出仅剩的力气，猛地扑向冲上来的日本兵，死死缠住对方不松手，即便对方用枪托狠砸他的身体，他也咬紧牙关不发出一声痛呼。他用自己布满血污的双臂牢牢抱住敌人，直到那支冰冷的枪口抵在他身上，伴随着一声闷响，小六的身体猛然一颤，整个人软倒下来。子弹穿透他的胸膛，他却在倒地前的那一瞬，看向玉兰，用目光把“快走”二字刻进她的心里。
八号楼内，被驱赶至此的中国人已然明白，自己几乎不可能再有生路。哭声已经干涸，剩下的只有死一般的沉默与偶尔的低语。不知是谁在黑暗中首先哼起了旋律，那是一首哀而不怨却带着昂扬意志的歌。歌声起初微弱，像火星般摇摇欲坠，但很快就被一个又一个声音接续放大。男声、女声、老人、孩子，所有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加入歌唱。那是对恐惧的反抗，也是对即将到来的死亡最后的回应。外面的日本兵整装待命，一个个戴上防毒面罩，冷漠地连接好管道，操作着阀门与喷口。对他们来说，这只是一道执行命令的程序；对八号楼里的人来说，却是终结一切的铁证。随着某个按钮被决然按下，无形的毒气如幽灵般渗入牢房的每一处角落。歌声在短时间内骤然高亢，随即开始断断续续，夹杂咳嗽与窒息的低吼。那些女人、孩子，还有无数无名的中国人，在这场有预谋的集体屠杀中，一个接一个倒下。肉体被毒气摧毁，声音被扼杀在喉咙里，唯有那压在空气里的悲怆，却像挥之不去的阴影。荒川站在外侧，透过玻璃和铁栏看到这一幕，整个人仿佛被抽空了语言。他的嘴唇在微微颤抖，却发不出声音，眼睛死死盯着那些缓缓倒地的身影，像被钉在原地，连逃走的力气都没有。
玉兰在混乱中侥幸活了下来，她一路跌跌撞撞奔向严炳瑞所在的方向。身上的衣衫被树枝和弹片撕裂，血与灰尘混在一起，几乎要看不出原来的样子。见到严炳瑞后，玉兰急切地将自己在粮秣厂一带看到的一切说出：那些支援粮秣厂的日本兵，其实是从火车站紧急调过去的防疫给水部人员，而那个看似略有正义感、似乎懂得怜悯的小岛幸夫，其实根本不值得信任。他的身份、他的来去路线，都证明他与731部队有着难以切割的关系。玉兰一字一句，目光坚决，她知道在这样的境地下，任何一点情绪化的误判都可能让更多人送命。另一边，佟长富和长根在连番追击之下筋疲力尽，他们原本以为循着水声能找到宽阔的松花江，借江水和河岸掩护逃生，谁知道翻过一个又一个山坳，却始终看不到想象中的江面。脚步越来越沉重，呼出的热气在寒风中化作白雾。就在两人几乎要倒下的时候，前方的山道上突然出现几匹奔跑的战马。马背上的汉子迅速勒缰，抬枪戒备地指向他们。佟长富本能地举起双手，急切表明他们是中国人，那些骑马的人稍作辨认后，目光中的敌意渐渐消失，缓缓放下枪口。对濒临绝境的佟长富和长根来说，这一刻无异于“柳暗花明又一村”，他们终于看到了生的可能。
而此时的731内部，暴乱最终被毫不留情的血腥镇压。反抗的中国人一个接一个倒下，被子弹扫中，被刺刀捅穿，被军靴无情踩踏。雪地被鲜血染成诡异的红色，原本纯净的白色大地上布满了尸体和残肢。尤其是八号楼内外，更是尸横遍野，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硝烟味和毒气残留。日本兵在命令下像搬运牲口一样，把一具具中国人的尸体抬起、拖行，再随意丢在指定位置。他们的动作机械而冷漠，丝毫不把眼前这些逝去的生命当作同类。就在这片令人窒息的死寂之中，一面墙上却悄然留下了最有力的控诉——有一位在最后时刻仍保持清醒的反抗者，趁着自己还残存一口气，用手指蘸着自己的血，在背后的墙壁上缓缓写下两行血字。每一个字都歪歪扭扭，却透着惊人的力量，仿佛要从冰冷的砖缝里站起来。他用这样近乎原始的方式，写下了他们这一代人宁死不屈的信念。即便身体被践踏，名字被抹去，他们仍以血为墨，将控诉刻在这座人间炼狱的墙上，等待将来某一天，会有人看见、有人记得。
一场跨越半个世纪的诉讼，即将在东京地方法院开庭。原本被尘封在历史阴影中的伤痛，随着法院的传票再次被撕开伤口。中国细菌战受害者代表首次以原告身份，堂堂正正踏入日本法庭，他们不仅是为了个人的苦难发声，更是代表无数无名死者向历史追问。他们要日本政府正视侵华战争时期发动细菌战这一反人类罪行，要官方给出迟到太久的谢罪与赔偿。然而，被告一方——日本政府代表与其辩护律师，却以“证据不足、无法证明政府直接下令或实施细菌战”为由，企图撇清责任，将这场关乎正义与人性的诉讼拖入旷日持久的拉锯战。冰冷的法律语言与厚重的档案卷宗之间，是一个民族被细菌战屠戮的惨烈记忆，也是半个多世纪来，受害者在沉默、遗忘与恐惧中挣扎求生的真实历史。
然而，这一切在法庭上的交锋与辩驳，都必须从一个战争年代的冬天讲起。时间回到1941年冬，冰雪封山，白昼短暂而阴冷，黑夜格外漫长。玉兰始终不愿让嫂子太过担心，但在家人逼问之下，她终于忍不住说出了真相——佟长富和长根一起跑了。她说这话时，心口像被什么堵住一般，一方面明白两人是为了活路、为了不再被日本人驱使而逃，另一方面又担心他们在冰天雪地中凶多吉少。好在她并非束手无策，她已经托人四处打听，希望两天之内能有消息传回。对一个普通家庭而言，战争已经让他们走投无路，每一个决定，都可能是生与死的抉择。
幸运的是，在命悬一线之时，佟长富和长根被抗联游击队发现并救起，被带到一个隐蔽的落脚点——老酸缸窝着。那是隐藏在山林深处的秘密据点，破旧的窑洞和简陋的炕上，挤满了从各地集结来的抗联战士。佟长富环顾四周，看见这些人，有的缺了一条胳膊，有的失去了一条腿，有人身上还缠着尚未愈合的伤口，但他们依然咬紧牙关，继续坚持游击战争，一次次潜入敌占区，袭击日军据点和伪军队伍。伤疤成了勋章，残缺的肢体成了他们最无声的控诉。佟长富心中既震撼又羞愧，他曾经只想着躲事、苟活，眼前这些人却用残破的身体与日本侵略者死死对抗。他对他们的敬佩油然而生，同时，对出卖自己的小岛幸夫恨得咬牙切齿——若不是那个日本人出卖，他也许不会流落至此，更不会眼睁睁看着同胞惨死。
在城中，另一条关系到生死和真相的暗线也在悄然推进。严炳瑞敏锐地察觉到，原本往返警察厅和731部队之间的运输队突然消失不见，没有了卡车出入，没有了押解犯人的队伍。他判断，对嫌疑人和实验对象的审讯、关押地点必然已经转移到一个更隐蔽的地方，而当务之急，就是查出这个新地点藏在何处。与此同时，玉兰也没有闲着，她主动冒险前往“荟芳里”寻找德凤打听情报。德凤曾从一个来喝花酒的士兵口中，听到过“731部队”的字眼，她决定趁着那人再次上门时，通过软硬兼施一点点套出更多东西。对于这些平日被看作“下等人”的女性来说，战争使她们成了情报线上隐秘而重要的一环，酒杯与笑声背后，是她们压下恐惧换来的只言片语。
另一方面，抗联战士石碾子和老烟锅已经两次救下佟长富等人。他们粗犷寡言，却在关键时刻毫不犹豫地冒着生命危险营救同胞。对佟长富和长根提出的问题，他们的回答一向干脆：只要敢开枪杀鬼子，就能参加抗联。没有冗长的宣誓，也没有繁琐的手续，加入与否，全看一个人有没有勇气、愿不愿意把命交给队伍。佟长富被他们身上那股子血性和决绝震撼，他看见的不仅是几个人，而是一群明知胜算渺茫，却仍然要在漫天风雪中点起反抗火焰的“亡命之徒”。
抗联弟兄们人人有血性，他们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对他们来说，只要日本侵略者还在踩踏这片土地，就绝不能让鬼子睡上一个安稳觉。短短一夜，他们可能从此消失在雪林里，也可能被敌人抓住折磨致死，但他们依旧坚持破坏敌军据点、袭击补给车队，让侵略者付出代价。就在这样的背景下，长根迎来了人生最重要的一次抉择。距离他家不过一个岗哨的路程，也就是说，只要再忍一忍、再走一段路，他就能回到温暖的家，躲在母亲怀里，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继续当个普通人。然而，想到抗联战士的牺牲与坚持，他终究还是咬咬牙，选择留下来加入队伍，走上一条随时会丢命的道路。
佟长富苦口婆心地劝过他，告诉他家人已历尽磨难，再也承受不起失去亲人的痛。但长根的眼神坚定，他明白如果人人都只顾自家小日子，那么日本鬼子就会永远横行。他的决定，是无数普通百姓在绝境中觉醒的缩影。说服不了弟弟，佟长富只得独自返回，把这一切告诉长根的母亲。老太太听后浑身发抖，骂他糊涂，也骂佟长富没本事把人拽回来，哭到声嘶力竭。可怒骂之后，她终究还是沉默地接受了——既然儿子执意要去打鬼子，那便由他去。她只是固执地拒绝跟佟长富一家离开，仍旧守在这个多灾多难的土地上，仿佛只要她还在，儿子就随时可以回家。母亲的坚守与放手，在战争中显得格外残忍，却又无比真实。
与此同时，玉兰从德凤那边得到消息，那个经常出入的日本兵，的确与臭名昭著的731部队有关。为了查清真相，她决定亲自潜入危险地带。她在街角默默观察车队动向，在夜色掩护下悄悄摸到一辆即将出发的军车旁，趁着巡逻兵视线移开的一瞬，屏住呼吸攀上车厢，整个人缩在物资后面。颠簸中，军车把她带到中东医院外头——这家医院表面上只是为军人和平民治疗疾病的医疗机构，实则很可能是731部队的重要外围设施。玉兰在另一辆停靠的车上，无意中发现了一本“特别通行证”，上面盖着警察厅与军部的印章。这个小本子虽然不起眼，却可能解开“特别移送名单”、秘密押送路线，以及活人被送去做细菌实验的全部链条。
远在满洲部队内部，荒川也在经历着自己的思想裂变。年关将至，按照惯例，他被安排替石井四郎画像。石井是731部队的核心人物，地位崇高，在外人眼中是研究“防疫”和“卫生”的顶级军医。面对这位上级，荒川的手握着画笔，却像握着一块沉重的石头。画布上的轮廓越发清晰，他心中翻滚的不安便越强烈。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他终于鼓起勇气，偷偷拨通了国际长途，打回故乡。他对父亲说，自己无法适应满洲部队的生活，暗示这里的一切让他透不过气，他想回家。自小被灌输的军人荣誉感正与眼前看到的事实剧烈冲突，使他濒临崩溃。
严炳瑞此时已经基本确认，警察厅那份关乎无数无辜民众生死的“特别移送名单”，极有可能就藏在9号房的某个保险柜或暗格里。然而情报再急，也必须谨慎。受限于巡逻安排和守卫的人数，最快也要等到明晚才有机会行动。他心知这一晚的等待中，或许又会有更多人被押往不知名的“防疫站”，被冰冷的试管和菌株夺去性命。可若贸然行动，一旦暴露，不仅名单拿不到，整个地下网络也会被一网打尽。当正义与风险相互缠绕，他只能咬牙选择隐忍，等待那唯一的破绽。
为了给家人谋一条活路，佟长富开始寻找出国证件的渠道。他去找在黑市颇有门路的钱爷，希望对方能帮忙办证逃离这片遍地都是鲜血与尸骨的土地。钱爷老奸巨滑，却没有伸手要钱，而是提出一个交换条件：让佟长富帮他送一趟货。账面上写的是牛粪，要运到江边去处理，但真正的货物恰恰藏在牛粪底下——那是专门输送给抗联的物资，子弹、药品、急需的干粮，件件都能救命。一听说是给抗联送东西，佟长富几乎不加思索就答应下来。一路走到今天，他早已不是当初那个一味怕事、只知低头的窝囊废。抗联战士用血和命换来的荣誉，让他意识到自己不能再躲在别人背后，他也要出一份力。
执行送货任务的过程中，佟长富眼见更多抗联的艰辛——他们许多天吃不上热乎饭，只能靠干粮和山里的野菜维持体力，却仍不肯放弃对鬼子的袭扰。他在心里一次次权衡：逃离这里，带着老婆孩子远走他乡，或许能换来一段相对安稳的生活；但若人人都只顾逃走，那么遭受细菌战与虐杀的同胞，就永远无人替他们讨回公道。正是这种矛盾感，让他在往返送货的路上，一点点完成自己的转变。待到下次见到石碾子和老烟锅时，他已不再只是受保护的那一个，而是愿意承担起风险、和他们并肩的人。
此时的荒川，则在另一个深渊边缘徘徊。他失魂落魄地回到部队营区，凝视着远处高耸的烟囱。灰黑色的浓烟不断从烟囱口涌出，混杂着一股令人作呕的怪味。荒川顺着那股气味，一路找去，最终来到一处深坑边。冷风呼啸，他探头望下去的瞬间，整个人僵住了——坑里是成堆的尸体与残肢，有的身上还留着被解剖和实验留下的可怕痕迹。恶臭扑鼻，他胃里翻江倒海，捂着嘴往后退了两步，还是忍不住俯身呕吐。这一幕彻底撕碎了他之前所有的侥幸与自欺，他终于清楚地意识到，自己身处的并不是一个为了国家前途而牺牲的小小“防疫基地”，而是一个以活人做试验、以死亡和痛苦换取数据的杀人工厂。
他耳边回响起父亲在电话里冷硬的声音，叫他牢记军人的职责，不要意气用事；而母亲的影像却温柔而遥远——父亲告诉他，母亲在一个月前已经去世。直到闭眼之前，母亲都坚信自己的儿子在满洲过着幸福、体面、充满荣誉的军人生活，从未想过他所处之地，是以屠杀他国平民为基础的“实验基地”。这种残酷的反差，像一把锋利的刀，一面割裂他对家庭的想象，一面撕扯着他的良知。回到家乡的小镇也早已不同往日，父亲为了生活，决定卖掉经营许久的昆布店，却仍反对荒川离开满洲回到镇上——在父亲心中，军人的荣耀、国家的利益，仍高于个人良心的震颤。
战争牵动的不仅是战场上的生死，也摧毁了一户户普通人家的日常。就在荒川良心觉醒、却被束缚在军纪与家国叙事之中的时候，另一个日本人——小岛幸夫——也迈出了试图赎罪的一步。在经历了出卖佟长富、导致他险些丧命的往事后，小岛终于鼓起勇气，登门向佟长富一家道歉。他手里捧着一张他们全家的合影，上门时神情局促不安。这张照片原本是为了留念在战区的“友好光景”，如今在他手中却显得沉重。佟长富见到他，怒火瞬间被点燃，劈头盖脸就是一顿痛骂，把憋在心里的委屈与愤怒一股脑儿砸向这个曾经的“朋友”。玉兰站在一旁，眼睛通红，恨不得当场抄起东西砸死他，为死去的同胞出气。
面对指责，小岛幸夫没有反驳，声音发抖地解释说，当初他也是被日本上司拿枪押着，他不敢违抗命令，更不敢当场帮佟长富说话。他承认自己懦弱无耻，承认自己逃避责任，但他也说，现在他只想尽力赎罪，用仅剩的一点勇气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他并非空口白话，他提出一个具体的请求：希望佟长富帮忙联系那位从“731部队”逃出来的中国幸存者，让他有机会进行采访和记录。小岛希望用摄像机如实拍下731的罪行，用影像留下证言，将这段被官方刻意遮掩的黑暗历史公之于众。对他来说，这不仅是新闻工作者的本能，更是他作为一个亲眼看到自己国家罪恶的日本人，仅存的自我救赎之路。
小岛说得真切诚恳，目光中既有羞耻，也有一种近乎绝望的坚决。佟长富沉默良久，在愤怒与理智之间挣扎。他明白，如果能有日本人站出来记录731的罪行，这对将来追究责任、对抗否认与篡改的力量，都意义重大。经过反复权衡，他最终选择再给小岛一次机会。借着给抗联送货的机会，他把小岛一并带到江边。江风刺骨，天空阴沉，一行人隐藏在荒草之中。佟长富站在江边，用约定好的鸟叫声呼唤抗联同志——几声短促的叫声划破寂静，原本空无一人的岸边，很快就有几个身影从树林间现身。
小岛转身跟上，没想到迎面看见的人，竟是严炳瑞。两人目光相对的一刹那，所有旧账一齐涌上心头。严炳瑞想起被731部队掳走的同胞、想起无辜的实验对象、想起曾经被人出卖导致行动失败的那一次，他只觉得胸口一阵剧痛。认出小岛的瞬间，他几乎没有任何犹豫，猛地冲上前去，一拳狠狠砸在对方脸上。那一拳里有积压多年的愤怒，也有对无辜死者的哀悼，更有对日本侵略者以及所有帮凶的无尽控诉。所有人都被这一幕震住了：一个日本人站在中国抗联与地下工作者面前，要证明自己不是昔日的叛徒，而是试图用镜头揭露本国罪行的见证者。
从1941年的冰天雪地，到半个世纪后东京地方法院的法槌声，这些交织的命运和抉择，构成了细菌战受害者诉讼背后那条漫长而沉重的时间轴。抗联战士在雪林中的牺牲，地下组织在城市暗处的奔走，一个个普通人用命换来的名单、通行证、影像资料，才使得多年后的原告能在法庭上握着实证，向日本政府提出质问。法庭上，被告方仍然试图用“证据不足”来推托战争责任，但每一张泛黄的照片、每一份幸存者笔录、每一个战犯与旁观者的忏悔，都像一枚枚铁钉，牢牢钉在历史的木板上。无论审判结果会被怎样书写，那些曾经在试验室里惨叫、在清晨被押往“防疫站”的人，那些在密林与雪原中倒下的身影，都不会再被轻易抹去。正因如此，这场跨越半个世纪的诉讼，不只是一纸赔偿与道歉的争夺，更是亡灵对生者的追问，也是后代对真相、记忆与人性底线的最终守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