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跨越半个世纪的诉讼，即将在东京地方法院开庭。原本被尘封在历史阴影中的伤痛，随着法院的传票再次被撕开伤口。中国细菌战受害者代表首次以原告身份，堂堂正正踏入日本法庭，他们不仅是为了个人的苦难发声，更是代表无数无名死者向历史追问。他们要日本政府正视侵华战争时期发动细菌战这一反人类罪行，要官方给出迟到太久的谢罪与赔偿。然而，被告一方——日本政府代表与其辩护律师，却以“证据不足、无法证明政府直接下令或实施细菌战”为由，企图撇清责任，将这场关乎正义与人性的诉讼拖入旷日持久的拉锯战。冰冷的法律语言与厚重的档案卷宗之间，是一个民族被细菌战屠戮的惨烈记忆，也是半个多世纪来，受害者在沉默、遗忘与恐惧中挣扎求生的真实历史。
然而，这一切在法庭上的交锋与辩驳，都必须从一个战争年代的冬天讲起。时间回到1941年冬，冰雪封山，白昼短暂而阴冷，黑夜格外漫长。玉兰始终不愿让嫂子太过担心，但在家人逼问之下，她终于忍不住说出了真相——佟长富和长根一起跑了。她说这话时，心口像被什么堵住一般，一方面明白两人是为了活路、为了不再被日本人驱使而逃，另一方面又担心他们在冰天雪地中凶多吉少。好在她并非束手无策，她已经托人四处打听，希望两天之内能有消息传回。对一个普通家庭而言，战争已经让他们走投无路，每一个决定，都可能是生与死的抉择。
幸运的是，在命悬一线之时，佟长富和长根被抗联游击队发现并救起，被带到一个隐蔽的落脚点——老酸缸窝着。那是隐藏在山林深处的秘密据点，破旧的窑洞和简陋的炕上，挤满了从各地集结来的抗联战士。佟长富环顾四周，看见这些人，有的缺了一条胳膊，有的失去了一条腿，有人身上还缠着尚未愈合的伤口，但他们依然咬紧牙关，继续坚持游击战争，一次次潜入敌占区，袭击日军据点和伪军队伍。伤疤成了勋章，残缺的肢体成了他们最无声的控诉。佟长富心中既震撼又羞愧，他曾经只想着躲事、苟活，眼前这些人却用残破的身体与日本侵略者死死对抗。他对他们的敬佩油然而生，同时，对出卖自己的小岛幸夫恨得咬牙切齿——若不是那个日本人出卖，他也许不会流落至此，更不会眼睁睁看着同胞惨死。
在城中，另一条关系到生死和真相的暗线也在悄然推进。严炳瑞敏锐地察觉到，原本往返警察厅和731部队之间的运输队突然消失不见，没有了卡车出入，没有了押解犯人的队伍。他判断，对嫌疑人和实验对象的审讯、关押地点必然已经转移到一个更隐蔽的地方，而当务之急，就是查出这个新地点藏在何处。与此同时，玉兰也没有闲着，她主动冒险前往“荟芳里”寻找德凤打听情报。德凤曾从一个来喝花酒的士兵口中，听到过“731部队”的字眼，她决定趁着那人再次上门时，通过软硬兼施一点点套出更多东西。对于这些平日被看作“下等人”的女性来说，战争使她们成了情报线上隐秘而重要的一环，酒杯与笑声背后，是她们压下恐惧换来的只言片语。
另一方面，抗联战士石碾子和老烟锅已经两次救下佟长富等人。他们粗犷寡言，却在关键时刻毫不犹豫地冒着生命危险营救同胞。对佟长富和长根提出的问题，他们的回答一向干脆：只要敢开枪杀鬼子，就能参加抗联。没有冗长的宣誓，也没有繁琐的手续，加入与否，全看一个人有没有勇气、愿不愿意把命交给队伍。佟长富被他们身上那股子血性和决绝震撼，他看见的不仅是几个人，而是一群明知胜算渺茫，却仍然要在漫天风雪中点起反抗火焰的“亡命之徒”。
抗联弟兄们人人有血性，他们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对他们来说，只要日本侵略者还在踩踏这片土地，就绝不能让鬼子睡上一个安稳觉。短短一夜，他们可能从此消失在雪林里，也可能被敌人抓住折磨致死，但他们依旧坚持破坏敌军据点、袭击补给车队，让侵略者付出代价。就在这样的背景下，长根迎来了人生最重要的一次抉择。距离他家不过一个岗哨的路程，也就是说，只要再忍一忍、再走一段路，他就能回到温暖的家，躲在母亲怀里，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继续当个普通人。然而，想到抗联战士的牺牲与坚持，他终究还是咬咬牙，选择留下来加入队伍，走上一条随时会丢命的道路。
佟长富苦口婆心地劝过他，告诉他家人已历尽磨难，再也承受不起失去亲人的痛。但长根的眼神坚定，他明白如果人人都只顾自家小日子，那么日本鬼子就会永远横行。他的决定，是无数普通百姓在绝境中觉醒的缩影。说服不了弟弟，佟长富只得独自返回，把这一切告诉长根的母亲。老太太听后浑身发抖，骂他糊涂，也骂佟长富没本事把人拽回来，哭到声嘶力竭。可怒骂之后，她终究还是沉默地接受了——既然儿子执意要去打鬼子，那便由他去。她只是固执地拒绝跟佟长富一家离开，仍旧守在这个多灾多难的土地上，仿佛只要她还在，儿子就随时可以回家。母亲的坚守与放手，在战争中显得格外残忍，却又无比真实。
与此同时，玉兰从德凤那边得到消息，那个经常出入的日本兵，的确与臭名昭著的731部队有关。为了查清真相，她决定亲自潜入危险地带。她在街角默默观察车队动向，在夜色掩护下悄悄摸到一辆即将出发的军车旁，趁着巡逻兵视线移开的一瞬，屏住呼吸攀上车厢，整个人缩在物资后面。颠簸中，军车把她带到中东医院外头——这家医院表面上只是为军人和平民治疗疾病的医疗机构，实则很可能是731部队的重要外围设施。玉兰在另一辆停靠的车上，无意中发现了一本“特别通行证”，上面盖着警察厅与军部的印章。这个小本子虽然不起眼，却可能解开“特别移送名单”、秘密押送路线，以及活人被送去做细菌实验的全部链条。
远在满洲部队内部，荒川也在经历着自己的思想裂变。年关将至，按照惯例，他被安排替石井四郎画像。石井是731部队的核心人物，地位崇高，在外人眼中是研究“防疫”和“卫生”的顶级军医。面对这位上级，荒川的手握着画笔，却像握着一块沉重的石头。画布上的轮廓越发清晰，他心中翻滚的不安便越强烈。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他终于鼓起勇气，偷偷拨通了国际长途，打回故乡。他对父亲说，自己无法适应满洲部队的生活，暗示这里的一切让他透不过气，他想回家。自小被灌输的军人荣誉感正与眼前看到的事实剧烈冲突，使他濒临崩溃。
严炳瑞此时已经基本确认，警察厅那份关乎无数无辜民众生死的“特别移送名单”，极有可能就藏在9号房的某个保险柜或暗格里。然而情报再急，也必须谨慎。受限于巡逻安排和守卫的人数，最快也要等到明晚才有机会行动。他心知这一晚的等待中，或许又会有更多人被押往不知名的“防疫站”，被冰冷的试管和菌株夺去性命。可若贸然行动，一旦暴露，不仅名单拿不到，整个地下网络也会被一网打尽。当正义与风险相互缠绕，他只能咬牙选择隐忍，等待那唯一的破绽。
为了给家人谋一条活路，佟长富开始寻找出国证件的渠道。他去找在黑市颇有门路的钱爷，希望对方能帮忙办证逃离这片遍地都是鲜血与尸骨的土地。钱爷老奸巨滑，却没有伸手要钱，而是提出一个交换条件：让佟长富帮他送一趟货。账面上写的是牛粪，要运到江边去处理，但真正的货物恰恰藏在牛粪底下——那是专门输送给抗联的物资，子弹、药品、急需的干粮，件件都能救命。一听说是给抗联送东西，佟长富几乎不加思索就答应下来。一路走到今天，他早已不是当初那个一味怕事、只知低头的窝囊废。抗联战士用血和命换来的荣誉，让他意识到自己不能再躲在别人背后，他也要出一份力。
执行送货任务的过程中，佟长富眼见更多抗联的艰辛——他们许多天吃不上热乎饭，只能靠干粮和山里的野菜维持体力，却仍不肯放弃对鬼子的袭扰。他在心里一次次权衡：逃离这里，带着老婆孩子远走他乡，或许能换来一段相对安稳的生活；但若人人都只顾逃走，那么遭受细菌战与虐杀的同胞，就永远无人替他们讨回公道。正是这种矛盾感，让他在往返送货的路上，一点点完成自己的转变。待到下次见到石碾子和老烟锅时，他已不再只是受保护的那一个，而是愿意承担起风险、和他们并肩的人。
此时的荒川，则在另一个深渊边缘徘徊。他失魂落魄地回到部队营区，凝视着远处高耸的烟囱。灰黑色的浓烟不断从烟囱口涌出，混杂着一股令人作呕的怪味。荒川顺着那股气味，一路找去，最终来到一处深坑边。冷风呼啸，他探头望下去的瞬间，整个人僵住了——坑里是成堆的尸体与残肢，有的身上还留着被解剖和实验留下的可怕痕迹。恶臭扑鼻，他胃里翻江倒海，捂着嘴往后退了两步，还是忍不住俯身呕吐。这一幕彻底撕碎了他之前所有的侥幸与自欺，他终于清楚地意识到，自己身处的并不是一个为了国家前途而牺牲的小小“防疫基地”，而是一个以活人做试验、以死亡和痛苦换取数据的杀人工厂。
他耳边回响起父亲在电话里冷硬的声音，叫他牢记军人的职责，不要意气用事；而母亲的影像却温柔而遥远——父亲告诉他，母亲在一个月前已经去世。直到闭眼之前，母亲都坚信自己的儿子在满洲过着幸福、体面、充满荣誉的军人生活，从未想过他所处之地，是以屠杀他国平民为基础的“实验基地”。这种残酷的反差，像一把锋利的刀，一面割裂他对家庭的想象，一面撕扯着他的良知。回到家乡的小镇也早已不同往日，父亲为了生活，决定卖掉经营许久的昆布店，却仍反对荒川离开满洲回到镇上——在父亲心中，军人的荣耀、国家的利益，仍高于个人良心的震颤。
战争牵动的不仅是战场上的生死，也摧毁了一户户普通人家的日常。就在荒川良心觉醒、却被束缚在军纪与家国叙事之中的时候，另一个日本人——小岛幸夫——也迈出了试图赎罪的一步。在经历了出卖佟长富、导致他险些丧命的往事后，小岛终于鼓起勇气，登门向佟长富一家道歉。他手里捧着一张他们全家的合影，上门时神情局促不安。这张照片原本是为了留念在战区的“友好光景”，如今在他手中却显得沉重。佟长富见到他，怒火瞬间被点燃，劈头盖脸就是一顿痛骂，把憋在心里的委屈与愤怒一股脑儿砸向这个曾经的“朋友”。玉兰站在一旁，眼睛通红，恨不得当场抄起东西砸死他，为死去的同胞出气。
面对指责，小岛幸夫没有反驳，声音发抖地解释说，当初他也是被日本上司拿枪押着，他不敢违抗命令，更不敢当场帮佟长富说话。他承认自己懦弱无耻，承认自己逃避责任，但他也说，现在他只想尽力赎罪，用仅剩的一点勇气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他并非空口白话，他提出一个具体的请求：希望佟长富帮忙联系那位从“731部队”逃出来的中国幸存者，让他有机会进行采访和记录。小岛希望用摄像机如实拍下731的罪行，用影像留下证言，将这段被官方刻意遮掩的黑暗历史公之于众。对他来说，这不仅是新闻工作者的本能，更是他作为一个亲眼看到自己国家罪恶的日本人，仅存的自我救赎之路。
小岛说得真切诚恳，目光中既有羞耻，也有一种近乎绝望的坚决。佟长富沉默良久，在愤怒与理智之间挣扎。他明白，如果能有日本人站出来记录731的罪行，这对将来追究责任、对抗否认与篡改的力量，都意义重大。经过反复权衡，他最终选择再给小岛一次机会。借着给抗联送货的机会，他把小岛一并带到江边。江风刺骨，天空阴沉，一行人隐藏在荒草之中。佟长富站在江边，用约定好的鸟叫声呼唤抗联同志——几声短促的叫声划破寂静，原本空无一人的岸边，很快就有几个身影从树林间现身。
小岛转身跟上，没想到迎面看见的人，竟是严炳瑞。两人目光相对的一刹那，所有旧账一齐涌上心头。严炳瑞想起被731部队掳走的同胞、想起无辜的实验对象、想起曾经被人出卖导致行动失败的那一次，他只觉得胸口一阵剧痛。认出小岛的瞬间，他几乎没有任何犹豫，猛地冲上前去，一拳狠狠砸在对方脸上。那一拳里有积压多年的愤怒，也有对无辜死者的哀悼，更有对日本侵略者以及所有帮凶的无尽控诉。所有人都被这一幕震住了：一个日本人站在中国抗联与地下工作者面前，要证明自己不是昔日的叛徒，而是试图用镜头揭露本国罪行的见证者。
从1941年的冰天雪地，到半个世纪后东京地方法院的法槌声，这些交织的命运和抉择，构成了细菌战受害者诉讼背后那条漫长而沉重的时间轴。抗联战士在雪林中的牺牲，地下组织在城市暗处的奔走，一个个普通人用命换来的名单、通行证、影像资料，才使得多年后的原告能在法庭上握着实证，向日本政府提出质问。法庭上，被告方仍然试图用“证据不足”来推托战争责任，但每一张泛黄的照片、每一份幸存者笔录、每一个战犯与旁观者的忏悔，都像一枚枚铁钉，牢牢钉在历史的木板上。无论审判结果会被怎样书写，那些曾经在试验室里惨叫、在清晨被押往“防疫站”的人，那些在密林与雪原中倒下的身影，都不会再被轻易抹去。正因如此，这场跨越半个世纪的诉讼，不只是一纸赔偿与道歉的争夺，更是亡灵对生者的追问，也是后代对真相、记忆与人性底线的最终守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