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春天，成铭暂居在东京浅草的一家小旅馆。近来，他总觉得空气里弥漫着一股诡异的紧张气息。那天清晨，旅馆外忽然传来一阵嘈杂的脚步声，有人在楼下反复高声喊他的名字，语气里夹杂着挑衅和仇恨。成铭走到窗前，本以为只是普通的滋扰，没想到刚推开窗，一只沉甸甸的黑色塑料袋猛然从外面被扔进房间，砸在地上发出沉闷的声响。袋口松开，一股腥臭的垃圾气味瞬间散开，里面是混杂着残羹冷炙、废纸烂物的污秽之物，甚至还有恶意写下的辱骂字条。成铭一时间站在原地，望着满地狼藉，心头却并非只有愤怒，更有一种熟悉的寒意——这种来自仇恨深处的恐惧与疯狂，他在几十年前的哈尔滨就感受过。
最近一段时间，针对他的骚扰与恐吓逐渐升级，从最初的匿名来信、街角的冷眼，到如今公开围堵旅馆、当街叫骂、往房间投掷垃圾，这一切都透露出一种失控的倾向。同行的友人山边悠喜子看在眼里，忧心忡忡。她清楚地知道，成铭来日本，是为了那段被刻意遮掩的历史，为了那些死在黑暗实验室里的冤魂发声。也正因如此，他的存在，刺痛了某些人脆弱而扭曲的神经。山边找他谈话，语气空前严肃，提出神奈川原定的集会太过危险，考虑到现在仇恨群体的行为越来越极端，最好立刻取消，以免酿成血案。
但成铭沉默良久，却坚定地摇头。他明白，越是这个时候越不能退缩。他缓缓说道，这些人之所以疯狂，并不是因为他们强大，而是因为他们害怕——害怕真相被公开，害怕曾经的罪行被一条一条摆在世人面前，害怕那些被雪藏半个世纪的证据撕破虚伪的和平面具。越是疯狂阻挠，就越说明他们心虚。神奈川的集会不能取消，反而更应该如期举行，因为这不仅是为了他自己，更是为了所有无名死者。山边望着他眼中隐隐闪烁的倔强与悲怆，知道自己无法改变他的决定，只得叮嘱他提高警惕，千万不要独自行动。
集会那天，场地外依然有少数极端分子徘徊，但会场内坐满了来自各地的民众与记者。成铭将那些年亲眼所见的惨状、从幸存者口中听来的经历一一诉诸言辞，在灯光下，他的声音微微发颤，却始终清晰。他讲到松花江畔那个被风雪吞没的木屋，讲到冰冷手术台上的无辜躯体，讲到被编号取代姓名的实验对象。有人在台下默默落泪，有人紧紧握拳。集会结束后，人群渐渐散去，一个神色沉稳的中年男子走上前来，自报姓名叫土屋公献。他的目光沉静而炽热，开门见山地问成铭：有没有想过，让这段罪行不只是停留在控诉与讲述上，而是让真正的罪魁祸首，直面他们的罪行？他口中的“罪魁祸首”，指的不是少数军医或行凶者，而是纵容、支持并掩盖这一切的国家机器——日本政府本身。
土屋公献进一步阐明自己的想法：通过法律途径，正式起诉日本政府，要求其承认并为731部队的活体实验与细菌战行为承担法律责任。这不仅是一纸诉状，更是一场将被压制的真相送上法庭的战斗。成铭静静听着，眼眶不知何时已经泛红。他多年奔走，只是希望这段历史不被遗忘，却从未真正想过，有一天可以站在被告席对面，与这个国家公开对质。那是一条难以预料的路，意味着更大的压力与更凶险的阻力。然而，当土屋伸出手来时，成铭几乎是本能般地握了上去。他眼中含着泪光，声音低却坚定——如果这一切能让那些死去的人不再只是一串编号，他愿意试一次。
而在时间的长河回溯到半个多世纪前，1941年秋天的哈尔滨，松花江边早已冰风凛冽。抗联同志们冒着严寒与搜捕，将佟长富等四人秘密安置在江畔的一处木屋里。那是一座毫不起眼的小木屋，被积雪半掩，外表看上去与普通渔户人家无异，却在这重重戒严的城市中，成为少数还能藏人的地方。可是佟长富比谁都清楚，这个地方并不像表面那般安全。松花江已经开始封冻，雪一日比一日厚重，寒风能透过墙缝刺进骨头。日本宪兵与关东军士兵在江边不间断巡逻，任何形迹可疑的人都有可能被当场盘查。就算暂时躲过了日本兵的搜查，熬不过去的，还有这漫长致命的冬夜。
佟长富不是那种轻易许诺的人，一旦答应要将几人送出哈尔滨，他就把这话当成了赌上性命的承诺。随行的同伴中有人提醒他，如今整个城市被封锁，唯有日本人可以自由出入；而他恰巧认识一个欠过自己人情的日本人。这个提点像一道微光刺破冰冷的阴霾——在这座几乎被封死的城市里，也许唯有利用敌人的身份，才有可能撕开一道缝隙。佟长富默默记下这个名字，心里隐隐有了一个危险却唯一可行的计划，他知道自己到了不得不赌一把的时刻。
与此同时，在警察厅内，另一场暗流正在涌动。厅长单作善不请自来，将局势的紧张推向新的峰值。他对严炳瑞凌晨造访小岛幸夫一事心存怀疑，特地找上门来盘问。单作善早已得到风声，警察厅内部有人与赤化分子有牵连，严炳瑞的名字也在秘密调查中反复出现。小岛表面上应对自如，心里却像被绳索绞紧。更为复杂的是，他一边要在日本警察与伪满政权的视线下求生，一边又暗中接触那些试图揭露真相的人，稍有不慎，便是全盘皆输。
在另一端，玉兰得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情报：月华口琴社其实是哈尔滨最稳定、最隐秘的地下交通站之一。表面上，这只是一群青年音乐爱好者，以演奏口琴为乐，而实际上，许多关键情报都借由口琴的曲目、音符与出入时间暗中传递。此前，玉兰已经被日本兵揪去盘问过一次，身份早已引起注意，若再直接接触口琴社，无异于送死。她咬牙权衡之后，只得将詹辉写好、准备交给组织的重要信件转交给小六，希望他能通过三敏转送出去。小六却说，他最近刚接触了一个新的情报传递员，对方行动隐秘、可靠程度有待观察，但也许是更安全的渠道。玉兰不擅长情报工作，只能忍下不安，让小六自己斟酌判断，毕竟，在这样的时局中，信任本身就是一种赌注。
不久之后，关于严炳瑞“赤化分子”的情报在警察厅内部被进一步放大，小岛幸夫也难辞其咎，被卷入严密盘查之中。盐泽龙一与魏浦同样被叫去问话，气氛更加紧绷。魏浦在回程途中低声提醒他：想要摆脱怀疑，唯一的办法，就是主动设法联系上严炳瑞，帮助警察厅将他抓获，装作与警察站在同一阵线，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洗清嫌疑。小岛闻言心中五味杂陈，他清楚这意味着什么——这不是简单的“通风报信”，而是要在道义与自保之间做出几乎无法两全的选择。就在这内外交困的关口，佟长富找上门来，请求他出手帮忙脱险。
当听说佟长富手中藏匿着几名从731部队逃出来的人时，小岛一时震惊得说不出话来。他对731内部情况有所耳闻，知道那里是连许多日本人都不愿知晓的禁区。一旦被发现包庇逃亡者，不管是军部、宪兵队，还是警察厅，都会毫不犹豫地撕碎他。更何况，此刻的他已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稍有不慎就会被当成同党审讯。可佟长富眼里那种近乎绝望的信任，让他难以开口拒绝。他明白，那几个人身上不仅有遭受惨无人道实验的躯体，还有足以撼动整个战争罪行架构的活证词。
经过长时间的沉思，小岛终于还是没有把拒绝的话说出口。他提出一个极为隐晦的办法：让佟长富每天留意报纸上的讣告，如果有一天报纸刊出一则关于名为“佟苹果”的死亡讣告，上面写明的时间和地点，便是他们的接头暗号所在之处。用这样看似平常的方式掩护接应行动，既可以避开耳目，又便于彼此寻找。佟长富当场记下这个假名，将它咽进心里。与此同时，玉兰也接触到了那位新的情报传递员——严炳瑞。正是从严炳瑞的口中，她首次清楚地得知：731部队不仅仅是“传染病防治研究所”，而是在秘密进行活体细菌实验，将中国人和其他战俘当成一次性实验材料。
更令人发指的是，警察厅中流转的那份“特别移送名单”，并不只是普通的押送名单，而是将某些囚犯以“特别移送”的名义送往731部队的关键文件。名单上的一个个名字，意味着一条条被送进地狱的生命。若能保留、公开这份名单，无疑就是揭露731罪行的铁证。时间来到1941年冬，日本突袭美国珍珠港的消息传遍世界。新闻中说美军损失惨重，战火骤然蔓延。731部队内部的少年班成员对此欢呼雀跃，仿佛这场扩大的战争能让他们的“研究”获得更大空间，而没有人愿意承认，这些所谓的成果其实是累累白骨堆砌出来的血债。
日子在恐惧与等待中一天天熬过去，佟长富终于在某日的报纸上看到了那个引人注目的名字——“佟苹果”。讣告简短而冷漠，却标明了具体的日期和地点。那一刻，他心中绷紧的弦微微一松，又立刻被新的紧张拉得更紧。玉兰也在此时想起，成高子火车站附近有一个关东军的粮秣厂，那里戒备森严，军用物资出入频繁，是极佳的秘密运输点，但同时也意味着危险成倍增加。上一次行动险象环生，她郑重提醒佟长富，这一次绝不能再贸然上车，否则一旦被抽查，所有人都难逃一死。
詹辉听闻要与小岛接头，不免心中犹豫。他不敢完全信任一个身在警察体系内的日本人，却又不得不承认，除了相信佟长富与小岛他们，再也找不到第二条路。阴影笼罩下，人们只能在有限的几张牌中做出选择。就在他们准备出发之际，七号监狱内却爆发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反抗。被长期关押、虐待的囚犯们终于忍无可忍，在某次例行点名和转移过程中发动突袭，用早已准备妥当的工具与武器制服了几名日本看守，解下枷锁，从铁栅栏后冲出。那一夜，监狱内火光乍现、警铃大作，远处的城市却依旧在寒风中沉睡。
风雪中，佟长富带着三人匆匆赶往成高子火车站，小岛果然已经在预定地点等候。他身着普通便服，肩上搭着一条略显陈旧的围巾，外表看上去只是个等待列车的文职人员，但眼神里透出的紧张与警觉暴露了他并不平静的内心。车站附近的粮秣厂不时有军车出入，站台上巡逻的军警不时扫视人群，每一步都仿佛踩在刀刃之上。就在这同一时间，远在另一处办公场所，高桥明彦在翻阅荒川的抽屉时，无意间发现了一组被标注为“最高机密”的照片。那些照片上，是一幅幅不容否认的残酷画面：冰冷的手术室、被绑在木桩上的受刑者、戴着口罩和护目镜的军医、没有覆盖物的冻伤尸体……这些影像像一记重拳砸在他的心头。
高桥拎着照片质问荒川，想要一个解释：这些可怕的画面究竟意味着什么？荒川脸色大变，下意识伸手去夺，试图在第一时间销毁这些足以引发轩然大波的证据。高桥本能地将照片护在身后，动作前所未有地坚决。他不知道这些真相在未来会掀起怎样的风暴，但他隐约意识到，自己也许正站在历史的一道分水岭上。一边，是继续装聋作哑、随波逐流的安稳；另一边，则是选择直面真相，哪怕因此被推入漩涡。多年以后，当1997年的成铭在日本的街头再次面对辱骂与威胁，当土屋公献提起“起诉日本政府”的设想时，那些曾经被压在抽屉底部、试图被人毁掉的照片，那些名单、证词和生还者的记忆，便如同潜伏在冰层之下的暗流，一点一点冲击着那层虚伪和平的薄冰，终有一天，要把被封闭的历史撕开一个决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