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4月，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广昌已成为蒋介石进攻的目标了。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中央，不顾朱德、周恩来等人的反对，调集红军主力一、三、九军团的九个师坚守广昌，同有着优势兵力和武器装备的敌人拼消耗。

毛泽东虽被罢免了军事指挥权，任中华苏维埃主席，但为尽一个共产党人的职责，又向党中央提出了诱敌深入，寻机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积极防御战略。遗憾的是遭到了博古和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的坚决反对。周恩来也因赞同毛泽东的建议被留守瑞金。

4月10日，国民党军队向广昌进攻。用飞机轮番轰炸，用大炮猛烈轰击。我军尽管给敌人以重创和打击，红一、三军团也遭受重大损失。

毛泽东在会昌调查研究和指导工作。他了解到南线陈济棠与蒋介石矛盾重重，欲将红军战略转移的突破口选在南线；他深入群众，组织游击队打入被粤军占领的筠门岭做工作，宣传红军的主张。此时，中央打来电话要毛泽东立即回瑞金。

周恩来提议在政治局会议上传达共产党国际同意红军转移的指示。受到李德、博古的反对。在政治局会议上，李德、博古否定了毛泽东向湖南中部转移，调动江西敌人至湖南消灭的意见，遂成立了以李德、博古、周恩来为首的三人团，秘密实施长征前的准备工作。周恩来筹划组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选遗队和红六军团退出湘赣边界向湖南中部挺进的计划；委托毛泽东编写《游击战争》的小册子；秘密接触南天王陈济棠的幕僚，为红军战略转移创造有利条件；巧妙地为邓小平安排工作。同时，他还说服李德、博古允许毛泽东一起转移。

李德因共产国际不同意他以毛泽东、周恩来赴苏养病为名，实将毛、周从苏区调走的建议而恼怒。他粗暴地对待烧开水的战士，受到总参谋长刘伯承的严厉批评。毛泽东就要去往于都为红军突围转移进行实地考察了。已有身孕的贺子珍默默地为毛泽东整理行装。中华苏维埃中央人民银行行长毛泽民用自己仅有的两块银元为侄子小毛买糖。为妥善保管红军的秘密金库，毛泽东提出：分散管理，多留些给苏区部队的原则。李德霸道地免去了刘伯承总参谋长的职务，周恩来借机安排刘伯承为红五军团参谋长。副总参谋长叶剑英接替总参谋长职务，实施转移方案。正在这时，机要参谋报告：陈毅同志在前线负了重伤……

1934年10月，大队红军从于都出发，迅速渡过了于都河，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秘密通过了敌人的第一、二、三道封锁线。与此同时，红六军团经过78天的西征突围作战与红二军团在湘西会师。博古和李德过高地估计了红军的军事力量，仍坚持按预定的路线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师。周恩来“应慎重研究未来红军行军方向”的主张被博古否定了。彭德怀提出的必须力避与敌在湘江一带决战的军事建议同样遭到李德的拒绝。毛泽东针对奔袭湘江的作战命令会给数万红军带来的严重损失，连夜找“三人团”请示复议作战计划。李德不耐烦地指责毛泽东不要危言耸听。

蒋介石委任湘军何键为追剿司令，薛岳为追剿军前敌总指挥，共商追堵红军在湘江会战的作战方案。薛岳告知何键，为使桂系白崇禧全力支持，委派追剿军第一路军司令刘建绪南下游说。红军攻下了道县，毛泽东更加焦急，决定由洛甫说服“三人团”千万不要过潇水红军先头部队于11月27日准时渡过湘江。然而，桂系白崇禧为了保护广西地盘，在湘江南岸布置了专门攻击红军后卫部队的作战计划。数万红军的生命危在旦夕。李德、博古等一次又一次地否决毛泽东、彭德怀等同志的正确建议，1934年11月25日主力红军在“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渡过湘江”的命令下，在湘江与国民党军队展开了浴血奋战。桂系白崇禧在蒋介石数度电令之下，为避免蒋介石的中央军深入桂北，下令向红军发起进攻。我红一、三军团顽强作战，给敌人以重创，但也付出发惨重的代价。为确保中央纵队左右翼的安全，彭德怀和杨尚昆亲临五师阵地督战。并电请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快速过江。

周恩来与朱德共同研究过江方案。为了加快行军速度，中革军委命令：必须扔掉一切不必要的坛坛罐罐。毛泽东在行军中以祠堂为话题，与王稼祥、洛甫谈论共产党人必须立一条规矩，任何人不得利用手中的权力吓唬同志，更不允许拿瞎话当真话，欺骗同志，愚弄百姓。在湘江桥头，周恩来用嘶哑的声音指挥红军冒着敌人的炮火快速过桥。在中革军委的指挥所里，叶剑英报告了指挥员们分散到各个战场情况。李德要求恢复部队建制。博古要李德面对现实。周恩来一直坚持在湘江东岸的渡口，指挥部队抢渡。当他看到毛泽东大步走来时，立即迎上去，请他迅速过江。毛泽东说：咱们一起过江！周恩来说：我还要在后面交待任务。毛泽东以无比悲痛的心情阅读着前线战报，毛泽东从朱德那里得知，李德还要处分那些活着回来的同志，无比愤慨地要去讨个公道！从李德的枪下救出了周团长。渡过湘江后，红军的处境仍然极端危险。这时，蒋介石已判明红军的意图，有通往湘鄂西的路上部署了重兵，准备在这里围歼红军的主力。主力红军渡过湘江之后，整个队伍已由8万多人锐减到3万多人。博古拿着一支手枪似准备自杀。遂被聂荣臻劝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