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弋回城以后，常和周肇远在医院附近的小街小巷里闲逛。她忘不了当初被父亲逼婚、在大街上挨打时，是周肇远挺身而出，拦下了狂怒的父亲，从那一刻起，两人就像在战乱中抓住同一块浮木的年轻人，相互依靠。年纪相仿，又都心性单纯，经常一句话就能说到一块儿去，渐渐成了谁都离不开谁的知己朋友。
这天，几乎从不踏进医院的林经涵，竟罕见地拎着礼物跑来找林斯允，一开口就是要送东西，一副大哥“良心发现”的样子。林斯允只觉得惊诧——这个哥哥一向没好事，怎么会突然对自己这么殷勤，当场就把礼物原封不动推了回去。果不其然，林经涵很快露出马脚：最近医院住进来一位待产的年轻女人，他要斯允给她免除所有费用。顺藤摸瓜一查，原来这位“特殊病人”，正是他新近勾搭上的二姨太。
林斯允心里一沉，立刻赶去病房查探，推门一看更是怒火中烧——大嫂竟蹲在地上，半跪着替那位二姨太洗脚，满脸是压抑和委屈。她当即把大嫂强行拉回自己的办公室。病房里，那位二姨太却仗着肚子里的孩子和林经涵的宠爱，颐指气使，好像整个医院都是她家开的。偏偏小弋送饭进来，一边伺候一边悄悄把真相告诉了她：林父早已债务累累，名下空空如也，就连眼前这点住院费，都是东拼西凑赊来的。真相像一盆冷水兜头浇下，二姨太恍然惊觉自己上了贼船，当场反手就是几个响亮耳光，抽得林经涵颜面尽失。
与此同时，从东北风尘仆仆归来的曾大伦，已经攀上戴笠这棵大树，锋芒毕露，威势比从前更盛。林家的大嫂却整日忍气吞声，既要受二姨太气，又要面对丈夫的不思进取和花天酒地——这个家，她被逼得连尊严都快守不住了。小弋见在眼里，疼在心里，宽声劝她：“不如出去找份事情做，总比关在家里伺候二姨太强。您身体本来就不好，家里还有年幼的弟弟需要您撑着，别再让自己被这样消磨下去。”
另一边，程敖曾经接应过的一位地下党同志，突然急需一批药品和精密器材。这些东西在时局动荡、物资紧缺的当下几乎难如登天，他却还是铤而走险，把密密麻麻的清单交到了林斯允手里，希望她在不引人怀疑的前提下想办法搞到。林斯允看完清单，明知这是把自己的前途甚至性命压上赌桌，却还是点头应下，开始悄悄在各个渠道间奔走周旋。
曾大伦如今跟在戴笠身边，地位今非昔比。早年和沈奕群之间结下的那些旧怨，对方也心知肚明。可形势比人强，沈奕群现在只好收起傲慢，贴上满脸笑容，主动提出要替曾大伦办一场接风宴，借机修补关系。曾大伦一口回绝，沈奕群便绕道去找程敖，让他出面搭桥。酒桌之上，火药味从第一杯酒就弥漫开来。曾大伦话里话外皆是不客气，沈奕群也不再装好脾气，当场喝令身边宪兵拔枪顶上曾大伦的脑门。局势剑拔弩张之际，程敖猛地上前，将其中一把枪硬生生挪到了自己额头：“要开枪，先朝我来。”短短一句，把所有人的呼吸都逼停了。曾大伦看准时机，提起一根筷子，毫不犹豫地扎进自己的手掌，让鲜血顺着掌心淌到桌面，再由程敖在中间斡旋，这场本可能酿成流血惨案的宴席，才勉强收回悬崖边的一步。
表面上，曾大伦与沈奕群此后同在国党机关的同一部门，低头不见抬头见，笑脸寒暄、一片和气；实际上，他们各自盘算的，是如何在这座权力的围城里多留一条出路，多攒一分筹码。暗流在走廊间无声流动，谁也不肯轻易亮出底牌。
忙碌与危机之余，程敖约林斯允去看电影。银幕上光影跳动，黑暗中，两人低声商量着筹集那批医疗器械的具体办法，竟不约而同想到同一条路子。谈到入神时，程敖鼓起勇气，悄悄伸手握住了她的指尖——他本以为会被立刻甩开，不料林斯允只是轻轻一颤，便再未抽回手。那一瞬间，战火中的医院走廊、阴谋与算计、枪口与鲜血，都仿佛退到远处，只剩下掌心相贴的温度，悄悄改变着他们原本孤身前行的命运轨迹。
在医院里，林斯允见到楠姨，顺势提起自己正筹备一次“赈灾送药”的慈善行动，说要把紧缺药品运往灾区。楠姨一听，毫不犹豫表示支持，不但夸她有眼界、有担当，还有民族大义。谁也不知道，这次赈灾既是真心行善，也是林斯允替程敖筹备药品、暗中相助的机会。
另一边，程敖的手下偷偷拍下了曾大伦与倒卖“白色货物”之人暗中往来的画面。程敖太了解义父的脾气——一辈子最恨日本人，逢人就警告手下绝不能碰呀片，更不能与日本人勾连。可如今，曾大伦却把这些当成耳旁风，不该伸的手全伸了进去。
可曾大伦毕竟是义父唯一的亲儿子，程敖觉得自己不能袖手旁观。他特意约曾大伦回家吃饭，借机旁敲侧击，重提义父当年的告诫。岂料曾大伦一口咬死，声称根本不认识那个倒卖“白色物品”的人，更不屑与日本人合作。程敖只好亮出几张实拍照片，本以为他会就此摊牌，却不料对方死不松口，反而话锋一转，处处打太极。程敖心里越发不安，只得暗嘱手下盯紧曾大伦的一举一动。
药品筹备得如火如荼，忙到天色将晚，程敖和林斯允商量完正事，顺口邀请她一起去街口吃碗热腾腾的馄饨。谁知两人刚走到半路，一道黑影迎面扑来，冷光一闪，匕首狠狠刺入程敖腹部。千钧一发之际，他强忍剧痛拉住林斯允，凭着本能反应带她死命冲出巷口，才勉强逃过一劫。
手术室门外，林斯允守了一整夜。期间，沈奕群闻讯赶到，带着几名兄弟在楼下轮流守护，生怕医院外再出意外。见林斯允冻得发抖，他脱下自己的外套披在她肩上。沉默许久，林斯允终于把话说开——她坦白自己与沈奕群并不适合，而她对程敖的感情，已经再也无法假装看不见。
不久后，曾大伦也来到医院探望，两人在天台上单独见面。程敖再次郑重其事地劝他不要跟日本人做交易，更不要沾那种见不得光的勾当。曾大伦依旧嘴硬，推三阻四。程敖只好直指要害，要求他立刻放了自己被抓走的手下阿成。听到这个名字，曾大伦脸色大变，连忙回去彻查，结果很快发现，绑走阿成、暗中调查程敖，甚至策划刺杀行动的幕后黑手，竟是自己身边的阿金。得知真相，他怒火中烧，当场把阿金踢倒在地，重重警告：从今往后，谁再敢动程敖，就是跟他过不去。
与此同时，沈奕群那边也风声四起。助手老黄悄悄提起，怀疑程敖同G党有所牵连。话还没说完，沈奕群脸色一沉，当场制止，让他没证据的猜测一句也别往外传。哪怕外界流言四起，这两个朋友仍然选择站在程敖这一边，各自用自己的方式替他挡风遮雨。
一天，林斯允在医院碰见程敖的“小妈”——怀着身孕的六姨太。众人以为她是来安胎，却被她支走了所有随从，反锁门后，直截了当地要林斯允想办法“拿掉这个孩子”。那时政府明令禁止这种事，林斯允当即拒绝。温柔顺从只是她在程家的面具，一旦关上门，这位六姨太露出截然不同的一面——她冷冷说起自己对程家老爷毫无感情，只是被囚禁在这座金笼里，无路可逃。
离开病房后，林斯允将六姨太想要打掉孩子的事情悄悄告诉程敖。听完，他只是沉默片刻，轻声叮嘱：这件事，谁也不能说，尤其不能传到义父耳中。就这样，一个家庭的秘密，被他们小心翼翼地压在心底，而风暴才刚刚开始酝酿。
报社记者康慨生一度几乎天天往程敖的律所跑，嘴上绕着弯子，问的却全是刀锋般的敏感问题——他替进步学生打官司是不是因为和G党有牵连、背后还有谁在撑腰……这些话听得程敖心里发毛，也愈发厌烦这个缠人的记者。谁知没过多久，康慨生果然被人抓走，应了那句“话多必失”，也让程敖隐隐察觉到风向正悄然生变。
不久，程敖的一位朋友悄悄上门，带来一个惊人消息：昨晚，沈奕群亲自下令，把康慨生扣上“G党分子”的帽子，连夜押送南京。可沈奕群压根不知道，康慨生其实是曾大伦的人。这位朋友忍不住打听，是不是程敖和曾大伦翻脸了。程敖闻言一愣，这才意识到——沈奕群这是直接捅到了曾大伦的心腹，两个权势人物之间，怕是结下了不共戴天的梁子。
与此同时，林斯允辛苦创办的医院，竟突然被勒令查封，理由是“有人举报其行医不规范”。可从筹资、验资到审批，每一步她都合乎章程，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出事。沈奕群匆忙赶来“解释”缘由——原来林斯允曾听说梅姨想避孕，便好心给她开了药方，这事却传到沈奕群父亲耳中。老爷子不敢向小老婆发火，干脆迁怒林斯允，动用权力，一纸命令就让医院停摆。
想按程序起诉申冤、恢复营业，以程敖的经验，快则三个月，慢则一年半载。林斯允等不起，病人也等不起。程敖心知，这一回不能走寻常路。他拿出几张早就准备好的照片，神情凝重地交给林斯允，让她第二天务必亲手送到沈奕群父亲——这位本地市长——的案头。
翌日，林斯允硬着头皮闯进市政府，坚持要见市长本人。照片一摊开，市长的脸色瞬间铁青，挂在嘴边的威严荡然无存。短短几分钟，他从咄咄逼人变得语焉不详，只得当场签字撤销封院决定，之前的处罚文件，像是一场荒唐闹剧，被悄无声息地收回。
傍晚江风微凉，两人并肩站在江边，林斯允回想起白天那一幕，忍不住笑出声来。每一次命悬一线时，程敖总能从容地替她杀出一条生路，这份信任与依靠让她格外心安。至于程敖索要的“报酬”，她也大方回应——在江风中接受了他的吻。从这一刻起，两人的关系不再含糊，坦然以恋人相称。当天夜里，恰逢程敖义父曾培德寿辰，他便郑重其事地带林斯允回家，正式见长辈。
第一次见到义子带回家这么一位端庄秀丽、又是从医的女朋友，曾培德喜形于色，当场从保险箱里取出一根金条当见面礼，满桌宾客都跟着起哄道喜。寿宴正热闹时，却突然有人慌慌张张进来通报：外头来了大批全副武装的宪兵，气氛瞬间凝固。
程敖陪着义父急忙迎出去。宪兵队宣称接到举报，说曾大伦暗中勾结日本人，倒卖大批烟土，这在当下可是足以杀头的大罪。曾培德虽愤怒，却也无从分辩，只能咬牙放任宪兵搜查。不料在寿宴礼品箱中，竟真搜出一箱箱烟土，众目睽睽之下，曾大伦被押解离去，宴席霎时变成惊堂。
然而，熟悉内情的人都明白，曾大伦涉足烟土生意并非一日之寒，却一向行事谨慎，绝不可能愚蠢到把禁品藏在自己家里，还大摇大摆运进寿宴。偏偏这一次，他在众人眼皮子底下“被抓个正着”，这其中的刻意与陷阱，谁都看得出。
第二天一早，曾大伦竟被火速释放。他怒气冲冲地直奔程敖，质问是不是他背后捅刀。原来他的人在宪兵队打听到，举报人是个姓程的律师。曾大伦信以为真，将这些日子的委屈和怒火全撒在程敖头上，话说得极其难听。程敖莫名其妙挨了一顿骂，更加肯定幕后的真正推手——不必多想，十有八九是沈奕群从中挑拨，借机离间兄弟。
程敖没有忍气吞声，径直找上门去。面对质问，沈奕群很爽快地承认，一切都是他一手策划。他坦言，此举是为了逼程敖站队，好联手对付曾大伦。听到这种“招安”，程敖只觉恶心，当面讥讽“看见你就想吐”，一句话撕破彼此最后的客气，两人当场决裂。
另一边，曾大伦在酒桌上陪日本人把酒言欢。酒过三巡，对方开门见山，想借曾培德的名头，把烟土生意做得更大更稳。曾大伦苦笑摇头，他太清楚父亲的脾气——从小就痛恨烟土，更视日本人为仇敌，岂会与之同流合污。日本人闻言也不再绕弯子，冷冷撂话：让他带话给曾培德，要么合作，要么就是日本人的敌人，而敌人的下场只有一条——死。
曾大伦心里清楚，若父亲不妥协，势必会招来杀身之祸。他试图走一条“折中”之路，先约程敖吃饭，想借着旧日兄弟情分，请他出面劝说义父，让全家一起投靠日本人，加入烟土生意。话音刚落，程敖便腾地站起，将桌子一掀，碗盘摔得满地皆碎。他转身而去时，只留下一句决绝的话——从此你走你的路，我绝不再认你这个兄弟。
程敖的拒绝，让曾大伦最后一丝犹豫也被逼到了角落。他回到家中，硬着头皮向父亲摊牌，劝曾培德“顺势而为”，跟日本人合作卖烟土，以保全家性命与家业。话音未落，就被曾培德一顿痛骂，斥他为不忠不义的逆子。那一夜，风声愈发紧了，曾培德隐隐预感，一场风暴正向自己逼近。
深夜，他让人把程敖悄悄叫回家，在书房里重新立下遗嘱。厚厚一叠文件，被他分成四份——程敖一份，曾大伦一份，怀有身孕的燕红和腹中孩子一份，剩下的一大部分则捐给自己的故乡。笔尖一点一划，既是分家产，更是分轻重、明是非。
程敖离开后，书房一片死寂。曾培德独自坐着，心中五味杂陈。身为商人，他一生逐利，却始终守着自己的底线——钱可以少赚，但绝不碰烟土，更绝不向日本人低头。哪怕这条路走到尽头是血与牺牲，他也要用最后的抉择告诉后辈：什么叫做一个中国人的骨气。
曾大伦几乎每天都在惊惶中过日子。一边惧怕日本人随时翻脸，一边又提心吊胆老父亲曾培德继续死磕日本人，迟早惹来杀身之祸。阿金见状悄悄出主意：想让曾培德没空跟日本人对着干，就得给他“添点事”。于是，她把心思打到了筱燕红身上，不久后，筱燕红竟出现了明显的流产征兆。
事发前，林斯允和大嫂曾在街头偶遇筱燕红。那时的筱燕红，得意非常，手上拎着一串串新买的首饰，眼里满是对未来的妄想。她已经拿到遗嘱里的财产，现在更决定要把这孩子顺利生下来，仿佛只要肚子里的生命降临，她就能牢牢抓住命运的咽喉。
急救室外，走廊灯光惨白刺眼。筱燕红情况危急，血压一低再低，随时可能休克。医生只能在“保大人”与“保孩子”之间二选一。林斯允满头冷汗，匆忙去征求曾培德的意见。曾培德脱口而出要保大人，可短短三分钟后，他心中那点扭曲的执念却战胜了理性，他咬牙改口：要孩子。
手术室里，林斯允望着脸色蜡黄、命悬一线的筱燕红，耳边是冰冷的仪器声，眼前却是一条鲜活的人命。身为医生，她最终选择遵从职业信仰——保住大人。手术结束，孩子没能活下来。消息一出口，曾培德眼前一黑，愤怒瞬间吞噬了理智，他掏枪就顶在林斯允的额头上，手指几乎已经扣住扳机。危急关头，程敖拼命拦在父亲和林斯允之间，扯着嗓子死命吼叫。僵持片刻，枪口偏移，曾培德对着空中连开三枪，随即冷冷宣判：自此父子情断。
与此同时，形势愈发险恶。政府召集曾大伦和沈奕群秘密开会，透露情报：近期有一批G党运送的药品和医疗器材即将悄然入沪，必须尽快查清去向并将其截获。领导话里带刺地点明，谁能抢先找到这批药物，谁就有机会一飞冲天。曾大伦心里清楚，这是一块能攥在手里的升官筹码，他不愿有任何竞争对手，于是暗中勾连日本人，亲手把黑枪指向了沈奕群。
然而沈奕群并非糊涂之人，他曾隐约察觉程敖同G党有联系。得知药物即将转运，他连夜赶去找程敖，冒险透露行动内幕，还亲手递上两张船票，让程敖尽快带着林斯允远走重庆。离开程敖，他又专程去找林斯允，相约在教堂见面。彩色玻璃的光影之下，他将一套重庆别墅的房契与钥匙郑重递出，坦白自己的心意，又真诚祝福她与程敖能在战火之外寻得一线幸福。
谁知教堂成为诀别之地。刚踏出厚重的木门，沈奕群便被埋伏的日本人当街暗杀，倒在血泊之中。另一边，除掉了“竞争对手”的曾大伦热血上头，急于立功，带人闯到程家码头，借“查药”的名义强征码头和货物。就在火药味一触即发之时，曾培德现身了。他早已查清真相——阿金勾结家中女仆，在筱燕红的鸡汤里下了堕胎药，而这些肮脏勾当，全都绕不开曾大伦。震怒之下，他当场清洗了程敖身边的喽啰，随后语气罕见严肃，警告程敖绝不可再与日本人有任何瓜葛。
在程敖与林斯允的通力配合下，顾维民终于将那批紧俏药品安全送出，算是从日本人的眼皮底下硬生生劫出一线生机。转眼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上海被炮火撕碎。林斯允所在的妇产科医院被临时征用，成了伤兵与难民的避风港。日本大军步步紧逼，我军伤亡惨重，医院里每天都挤满血肉模糊的伤员，消毒水的味道与血腥气混在一起，压得人透不过气。林斯允几乎昼夜不眠，把一个又一个生命从鬼门关硬拽回来。而另一头，曾大伦已彻底沦为日本人的鹰犬，他手持一面镜子，爬上高楼，故意将刺眼的反光投射向国军军火库、弹药库等重要目标，为敌机指路，引来一轮又一轮毁灭性轰炸。
幸而天网恢恢，程敖最终识破了曾大伦的卑劣伎俩，带人一举端掉他的老巢。面对这个一路同行长大的兄长，他举枪却始终下不了手。曾大伦见势不妙，趁他心软之际转身狂奔，冲出废墟，远远看见父亲曾培德的车停在路边，心里仿佛抓到最后一根救命稻草。血浓于水，他以为无论如何父亲都不会对自己痛下杀手。然而，迎接他的只有沉默与决绝。曾培德缓缓抬手，轻轻抚过儿子额头，仿佛在做最后一次告别，随即扣动扳机——这一枪，不仅终结了叛徒的性命，也斩断了他内心残存的温情，只为守住身为中国人的最后一寸骨气。
上海濒临沦陷，空袭警报几乎从不间断，低空盘旋的敌机像秃鹫一样俯视着整座城市，炸弹一枚接一枚落下，街头尽是拖儿带女的难民和尖叫呼号的声音。危急之中，程敖抢在最乱的时候，在法租界租好房子，催促林斯允一家尽快转移。可林经涵和姨太太却还在为几笔私房钱斤斤计较，谁也不肯先走，直到整座城市被炮火吞没，才仓皇上路。
逃亡途中，一枚炸弹突然在他们附近炸响。林经涵这个一辈子自私自利、只顾自己的人，在生死一瞬间却本能地把儿子死死护在身下，用自己的身体挡住了冲击波。等烟尘散去，他已经永远倒在废墟里，而被他压在身下的孩子却奇迹般活了下来——这是他平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学会牺牲。
在如此艰难的处境里，林斯允和程敖却选择逆流而上，坚持留在危城上海。程敖暗中接受组织安排，成为党的抗日联络员，在枪口与密探之间穿梭，用生命打通一条条秘密线索。林斯允则悄然站在他身边，替他掩护、传话、递送情报，把个人的幸福悄无声息地压在心底，只把青春和未来交给这个风雨飘摇的城市。
炮声未息，夜色沉沉，没人知道黎明何时会到来。一次行动前，程敖将母亲留给他的那只旧怀表郑重交到林斯允手中，表盖磨损却依旧光亮。他曾说过，这块怀表只会送给他一生中“最爱、最重要的人”。在摇曳的灯影下，这枚怀表既是信物，也是托付，更是他们在乱世中彼此许下却无从言说的誓约。
时间倏然跳转到1993年。曾经走投无路、选择自杀的叶西宁，在病榻前听完奶奶讲述林斯允的故事，仿佛一口气重新填满胸腔——原来有人在炮火中都没有放弃活下去的尊严与希望，他的绝望显得那么微不足道。叶西宁不再萌生轻生的念头，反而渴望继续聆听奶奶的往事。而这位白发苍苍的奶奶，正是当年亲历风云变幻的易弋。
1955年，新中国刚刚站稳脚跟，战火的硝烟散去，时代却翻开了新的篇章。易弋已经长大成人，成为一名颇有天赋的服装设计师。然而她心底最柔软的地方却始终被一个名字占据——肇远。当年乱世中与她相爱相守的男人，在抗战胜利后悄然离去，从此杳无音信。随着公私合营的推进，她所在的服装设计所被收归国有，而这栋建筑曾经是她的家，又被改成姑姑的妇产医院，如今再度易手。她却突然接到命令——必须从上海调离。
对易弋而言，上海不是一座简单的城市，而是她的根、她的青春、她的爱情和伤痕。抗战时期，她在这里嫁给了国民党将军肇远，曾经风光一时；新中国成立后，肇远下落不明，这段身份和过去却成了她难以言说的尴尬与隐痛。如今组织要她离开上海，也许与她特殊的过往有关，但更像是命运要她再一次与这座城市诀别。
易弋不甘心就这样被命运安排，她不想离开每一条街道都烙着记忆的上海。她四处奔走求助，先找到了旧识杨学安，又鼓起勇气去见杨学安的上级——严谨而公事公办的文朴。她带上精心整理的履历和设计作品，希望用自己的专业和诚意，说服上级再给她一次留下的机会。
夜深人静时，文朴没有停在“材料上”，而是亲自沿着地址找到了易弋的住处。一推门，他看到走廊里挂满印象派画作，房间内，轻柔的西洋音乐缓缓流淌，画架上色彩交错，易弋正专注地涂抹画布。那是只有真正懂艺术的人才会选择的画与乐。文朴随口说出这些作品的画派、风格与作曲家出处，谈到她刚刚完成的画里有明显莫奈的影子，甚至能追溯到某些经典乐章的版本来源。这份见识与细腻，让原本把他当作普通“领导”的易弋，第一次对这个男人心生敬意，也让她隐隐觉得，也许自己的命运，将从这次相遇开始悄然改写。
文朴再次登门拜访那家服装公司老板，原本只是想替白天杨学安那番“顶撞资本家”的激烈话语打个圆场，没想到却意外听到一连串关于肇远的往事。老板坦言，外界总给肇远戴着有色眼镜，可真正了解他的人都对他心怀敬重——这个人有文化、有担当，又一腔爱国热忱，做官却毫无官架子。更让文朴暗自惊讶的是，老板随口提起的肇远一些观点与坚持，居然和他自己心底的信念高度相通。
另一边，易弋被迫搬离原单位的宿舍，只能拖着行李挤进一间逼仄的格子楼。小屋又潮又冷，一张床几乎占满全部空间，转个身都困难，连一把像样的椅子都没有。可即便如此，她仍在昏黄的灯光下伏在床边画图、裁剪，从不肯荒废手上的功夫。先前认识的周老板知道她经济窘迫，经常主动介绍客人上门。那些客人看见易弋亲手做出的衣服，无不连声赞叹，转身就把更多订单交到她手里。
为了落实上级对ZI产阶级改造分子的关心，文朴特地上门探望易弋。推门的一瞬间，他亲眼看见那间狭窄得几乎伸不开胳膊的小屋：一张小桌、一张床，就是全部家当。桌上摊着几本翻得起了毛的书，还有一杯还冒着余温的咖啡。同行的右派分子周云清却忽然板起脸，厉声责问易弋：“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在喝咖啡，生活方式一点没改造！”
不愿让易弋在众目睽睽下被羞辱，文朴立刻接过话头，笑着说自己平时也常喝咖啡，只是为了提神工作。话音刚落，周云清立刻换了口风，赶紧解释道，领导日理万机、工作辛苦，用点咖啡驱疲惫无可厚非，言外之意却是易弋不配享受这点“讲究”。空气里的尴尬，统统压在易弋低垂的睫毛上。
文朴只好礼貌地嘱咐几句，关心她的身体和创作，便起身离开。谁知他前脚刚走，周云清后脚就在家里翻出了易弋的日记本。她一页页翻看下去，见到日记中那些现实压迫下的消沉与牢骚，非但不生同情，反而越看越觉得“问题严重”。她当场把日记摔在桌上，厉声质问易弋思想有“倾向”，逼她必须立刻拿着日记去向组织“坦白交代”，否则就要“让她好看”。
周云清其实是肇远的亲妹妹，兄妹俩从前情分甚笃。可自从哥哥失踪多年、名声蒙尘，她急于同这位兄长划清界限，恨不得把一切关系都撇得干干净净。面对这位名义上的嫂子，她更是咄咄逼人，一点情面都不肯留。易弋不知道这个小姑子会把事情闹到什么地步，只能提心吊胆地抱着日记，硬着头皮走向领导办公室。
那本被周云清视若“证据”的日记里，无非是一些对丈夫的思念，对现实困境的委屈与不满，仅此而已。然而在某些人眼里，这些私密文字立刻被扣上“ZC阶级情绪作祟”的大帽子，差点就要演变成一场政治风波。关键时刻，经验老到的文朴站了出来，他认真读完日记，笃定地表示这不过是普通人的情绪宣泄，私人日记里有几句牢骚再正常不过，根本上不了纲。他这番公道话，让那些蠢蠢欲动想“借题发挥”的人只得悻悻收手，风波最终化为一纸检讨。
然而看似平静的日子里，易弋的身体却在悄悄垮下去。胃病在潮湿阴冷的小屋里一再发作，她缩在窄窄的床上，脸色苍白得几乎透明。旧日的朋友劝她回老家养病，或者投奔亲戚，哪怕暂时离开上海也好。可她一次次摇头拒绝——只因为她固执地相信，那个深爱的男人终有一天会回到这座城市。她要守在这里，守在他们曾经一起生活过的地方，哪怕是用尽最后一分力气。
与此同时，文朴的朋友看他年纪不小还孑然一身，热心地给他安排了相亲。那姑娘容貌端正、打扮体面，初看似乎挑不出什么毛病。可两人刚一坐到饭桌前，文朴就发现，她的谈吐尽是虚荣与浅薄，对现实只有攀比，没有关怀；对理想更是毫无共鸣。整顿饭下来，话题屡屡中断，客套话说尽却换不来一丝心意的相通。此刻的文朴，比任何人都清楚：有些人宁愿孤身一人，也不会随便拉着谁走完这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