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朴再次登门拜访那家服装公司老板，原本只是想替白天杨学安那番“顶撞资本家”的激烈话语打个圆场，没想到却意外听到一连串关于肇远的往事。老板坦言，外界总给肇远戴着有色眼镜，可真正了解他的人都对他心怀敬重——这个人有文化、有担当，又一腔爱国热忱，做官却毫无官架子。更让文朴暗自惊讶的是，老板随口提起的肇远一些观点与坚持，居然和他自己心底的信念高度相通。
另一边，易弋被迫搬离原单位的宿舍，只能拖着行李挤进一间逼仄的格子楼。小屋又潮又冷，一张床几乎占满全部空间，转个身都困难，连一把像样的椅子都没有。可即便如此，她仍在昏黄的灯光下伏在床边画图、裁剪，从不肯荒废手上的功夫。先前认识的周老板知道她经济窘迫，经常主动介绍客人上门。那些客人看见易弋亲手做出的衣服，无不连声赞叹，转身就把更多订单交到她手里。
为了落实上级对ZI产阶级改造分子的关心，文朴特地上门探望易弋。推门的一瞬间，他亲眼看见那间狭窄得几乎伸不开胳膊的小屋：一张小桌、一张床，就是全部家当。桌上摊着几本翻得起了毛的书，还有一杯还冒着余温的咖啡。同行的右派分子周云清却忽然板起脸，厉声责问易弋：“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在喝咖啡，生活方式一点没改造！”
不愿让易弋在众目睽睽下被羞辱，文朴立刻接过话头，笑着说自己平时也常喝咖啡，只是为了提神工作。话音刚落，周云清立刻换了口风，赶紧解释道，领导日理万机、工作辛苦，用点咖啡驱疲惫无可厚非，言外之意却是易弋不配享受这点“讲究”。空气里的尴尬，统统压在易弋低垂的睫毛上。
文朴只好礼貌地嘱咐几句，关心她的身体和创作，便起身离开。谁知他前脚刚走，周云清后脚就在家里翻出了易弋的日记本。她一页页翻看下去，见到日记中那些现实压迫下的消沉与牢骚，非但不生同情，反而越看越觉得“问题严重”。她当场把日记摔在桌上，厉声质问易弋思想有“倾向”，逼她必须立刻拿着日记去向组织“坦白交代”，否则就要“让她好看”。
周云清其实是肇远的亲妹妹，兄妹俩从前情分甚笃。可自从哥哥失踪多年、名声蒙尘，她急于同这位兄长划清界限，恨不得把一切关系都撇得干干净净。面对这位名义上的嫂子，她更是咄咄逼人，一点情面都不肯留。易弋不知道这个小姑子会把事情闹到什么地步，只能提心吊胆地抱着日记，硬着头皮走向领导办公室。
那本被周云清视若“证据”的日记里，无非是一些对丈夫的思念，对现实困境的委屈与不满，仅此而已。然而在某些人眼里，这些私密文字立刻被扣上“ZC阶级情绪作祟”的大帽子，差点就要演变成一场政治风波。关键时刻，经验老到的文朴站了出来，他认真读完日记，笃定地表示这不过是普通人的情绪宣泄，私人日记里有几句牢骚再正常不过，根本上不了纲。他这番公道话，让那些蠢蠢欲动想“借题发挥”的人只得悻悻收手，风波最终化为一纸检讨。
然而看似平静的日子里，易弋的身体却在悄悄垮下去。胃病在潮湿阴冷的小屋里一再发作，她缩在窄窄的床上，脸色苍白得几乎透明。旧日的朋友劝她回老家养病，或者投奔亲戚，哪怕暂时离开上海也好。可她一次次摇头拒绝——只因为她固执地相信，那个深爱的男人终有一天会回到这座城市。她要守在这里，守在他们曾经一起生活过的地方，哪怕是用尽最后一分力气。
与此同时，文朴的朋友看他年纪不小还孑然一身，热心地给他安排了相亲。那姑娘容貌端正、打扮体面，初看似乎挑不出什么毛病。可两人刚一坐到饭桌前，文朴就发现，她的谈吐尽是虚荣与浅薄，对现实只有攀比，没有关怀；对理想更是毫无共鸣。整顿饭下来，话题屡屡中断，客套话说尽却换不来一丝心意的相通。此刻的文朴，比任何人都清楚：有些人宁愿孤身一人，也不会随便拉着谁走完这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