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亲又一次以失败告终，朋友开车送文朴回家。车窗外夜色昏黄，车里却吵吵闹闹——文朴埋怨朋友，总爱给他介绍一些“品相可疑”的对象，叫他以后别再掺和自己的终身大事。嘴上你来我往互相挖苦，两人心底却都有那份难以明说的关切与依赖。
那边，易弋因为“日记事件”被居委会紧急叫去，接受批评，要她写一份深刻检讨。就在她以为前途一片灰暗时，居委会又通知她：组织决定派她去夜校当老师。推着小车回家的路上，她恰好遇见文朴，便忍不住向他道谢。文朴却认真地说，这不是个人恩惠，而是新中国给她的机会。那个激进急切的年代，他的话像一道清亮的光，告诉她：眼下虽是阴霾重重，未来终将光明可见，不要轻易丧气。
夜校开课第一天，易弋站上讲台，紧张得手心冒汗。话音刚起，台下就有人高声嚷嚷“听不见”，课堂一片嘈杂，她一时不知所措。就在这时，文朴推门而入，安静地站到讲台旁，语气坚定地对大家说：在这个全新的时代，每个人都有生而为人的尊严，也有追求美好生活的权利。寥寥数语，换来教室里雷鸣般的掌声。日记被当众曝光后自尊心备受打击的易弋，听着这些话，心里的结一点点松开——既然能教书，那就好好教下去。她开始沉下心，把自己学过的服装设计整理成一份份教案，认真地传授给夜校的学生。
偶尔，房东张桂花会端着茶缸子来敲门，嘴甜得很，却总爱在耳边悄悄劝她：“别这么老实，帮我做几套衣服，咱俩拿出去卖，挣点私房钱。”面对这样的怂恿，易弋始终不肯点头，只说现在的日子经不起再出差错。张桂花撇撇嘴、甩甩袖子走人，背影里满是不甘。
另一边，曾经一心“左”到底、逢人就乱扣帽子的右派分子杨学安，也在悄悄付出代价。他忙着“立功”，连家中病重的老母亲都抽不出时间探望，直到老人咽下最后一口气，他也没能见到母亲的最后一面。电话打到单位时，与他同办公室的周云清听着那头的哭腔，忍不住跟着落泪。单位领导特意批了他一周长假，他却只在家待了两三天，又急匆匆赶回单位，仿佛只有继续冒进才能掩盖内心的愧疚。幸好，多次关键时刻，是文朴站出来把一些被他误伤的人从错误结论中拉了回来。
为了捞“政绩”、求升官，杨学安每日在街道与单位之间奔波，捕风捉影。此时，之前没能得逞的张桂花心生怨气，干脆铤而走险，一口咬定易弋私下接活做衣服，还说两人一起拟了“商业计划”，要靠卖衣服赚钱。在那个草木皆兵的敏感年代，这条“罪名”足以让人身败名裂。杨学安立即带人上门搜查，翻遍了易弋的住所，除了那台安安静静的缝纫机，再也找不到能作文章的“证据”。
不甘心的杨学安又安排张桂花与易弋当面对质。张桂花明知道心虚，嘴上却依旧强撑，颠倒黑白，硬把清白说成污点。一时间，风言风语扑面而来，易弋又一次被推到风口浪尖。旧日的朋友听说她的处境，也只能叹气劝她快些离开上海，免得惹祸上身。然而，这座城市里，有她放不下的人和未完的牵挂——她还在等待周肇远回家。面对逼迫与劝离，她只是固执地摇头：无论如何，她要留下来。
有一天，窗外忽然传来一声响亮的“嫂子——”，打破了屋内的沉闷。易弋推开窗，看见久违的小姑子周云清正仰头朝她挥手。周云清一口气抛出重磅消息：周肇远从来不是所谓的G民党，而是早就潜伏多年的地下党员，一直冒着生命危险做秘密工作。听到这里，易弋心中狂喜，以为丈夫终于要平反、要回到自己身边，她顾不上关门，几乎是飞跑着冲下楼去。可迎接她的，却是另一道冰冷的真相——几年前，周肇远已经被叛徒出卖，在一次行动中壮烈牺牲。希望在刹那间被摔得粉碎，她站在原地，眼前一片模糊，却也在心底默默握紧拳头：无论生活怎样反复打碎她，她仍要学着在废墟上重新站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