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汀战役打响，炮火连天中，红四军一举击溃敌军，凶残的郭凤鸣毙命沙场。捷报传回城中，这座长期被军阀铁蹄践踏的小城仿佛被点燃，街巷里人声鼎沸，百姓奔走相告。商铺门口挂起鲜红的布条，家家户户端出热茶、米糕招待红军战士，陈菊岭早早备下红油粑粑，油香四溢。林有田、林有家也终于在硝烟散去之后，重新拥住久别的亲儿子，一家人含泪团聚。
林有田激动难平，提笔写信给毛泽覃，将长汀大捷和郭凤鸣被悬挂示众的场面娓娓道来：夜色中篝火熊熊，百姓围成一圈载歌载舞，笑声与歌声交织在一起。毛泽东、朱德等人也走入人群，与工农并肩而坐，共同庆祝这来之不易的胜利。短暂欢庆后，毛泽东一行立刻投入紧张的政权建设，他们深入城镇乡村召开工农座谈会，细致调查当地的阶级关系和经济结构，在此基础上酝酿“打土豪、分田地”的具体方案。
在城关、河田、涂坊等地接连召开的大型群众大会上，毛泽东用朴素、生动的语言，把深奥的革命道理讲得浅显易懂。他号召贫苦农民站起来，组织农会，成立赤卫队，亲手掌握自己的命运。红军的威信如同烈火燃遍闽西，许多土豪劣绅心生惧意，只得乖乖交出田契、枪支和大量银元、浮财。短短半个月，便收缴粮食五千余担、银元三万余元，为红军筹款扩军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随着革命形势迅速发展，红军队伍再次进行整编。邓子恢、张鼎丞领导的独立团、铁血团并入红四军，队伍力量空前壮大。大余突围中牺牲的小号手池秋生令人扼腕，他的弟弟池春生则在长汀被找到，质朴坚毅的少年很快赢得毛泽东的喜爱，被视作烈士精神的延续。与此同时，傅连暲也与毛泽东会面，本想把西方医院改成红军医院。毛泽东却冷静指出，正因为这所医院挂着“洋人”牌子，国民党才有所忌惮，不敢贸然封锁，劝他先按下改名的念头，以保这一片救治伤病员的净土。
然而，胜利的光辉背后，阴影也悄然浮现。林有田在信中忧心忡忡地提到：有些红军战士一进长汀，便被城市灯红酒绿迷了眼，不守军纪，吃喝玩乐之风开始抬头，魏金帛一伙人的违纪行为更是引人侧目。毛泽东敏锐地意识到，这些看似细小的苗头，如果任其蔓延，终有一日会腐蚀整支队伍。随即，红军召开扩大会议，将“纪律问题”摆到台面上，明确指出：如果没有铁一般的纪律，这支队伍与旧军阀毫无区别。
同一时间，外部风云诡谲。蒋介石打着“裁军统一”的旗号，步步压缩地方军阀势力；李宗仁、白崇禧领导的新桂系则据两湖两广之地，形成割据之势。中央以新桂系擅自撤换湖南省主席鲁涤平为由，认定其“违抗中央政令”，于三月二十六日下令免去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的一切本兼各职，并调集中央军及粤系、湘系部队进攻湖北。大江南北，山雨欲来，革命形势瞬息万变。
红军内部，打架斗殴、大吃大喝的问题却愈发严重，一些士兵屡教不改。针对纪律和管理上的松懈，毛泽东认为这是生死攸关的大事，必须立刻动刀；朱德则主张先扩大战果、巩固红区，纪律问题可以稍后解决。在这不同的判断之间，是对革命道路节奏与方向的激烈思考。最终，在毛泽东的强硬坚持下，那些违纪士兵悉数被抓，队伍建设迎来一场不容回避的大整顿。
战火中，普通人的悲欢也在悄然上演。林有国牺牲后，他的媳妇桂莲抱着年幼的儿子回到林家，把抚恤金郑重交给公婆。望着尚不懂事的孩子，林家人心如刀绞，却也坚定地商量着要合力把他抚养成人，让他知道父亲曾为革命流血牺牲。与此同时，朱德当众痛斥魏金帛等人的不端行径，毛泽东严令他们退还钱财，并写下保证书。池春生被强行索要军号，对方不情不愿地交出，那一刻，少年的委屈与失落无声地写在脸上。
朱德和陈毅看出毛泽东心中怒火难平，便陪他下地劳动，锄禾间三人忆起当年并肩斗争的艰难岁月，试图用汗水平复心绪。然而，刚离开营地不久，营中又爆出打架斗殴事件，一名俘虏中弹身亡。突如其来的血案让毛泽东彻底爆发，他对朱德一再拖延纪律整顿的态度极为不满，坚持要立刻“动手术”，两人在房间里激烈争论。营地另一侧，贺子珍劝康克清多去关心朱德，她深信亡故的伍若兰在天之灵，若知有人能照拂朱德，必会含笑九泉。但康克清面对这份情感仍然犹疑，觉得两人年龄差距悬殊，一时难以做出决定。革命烽火之中，铁血与柔情，同样无处遁形。
林育才将林有国牺牲后的抚恤金，再加上赖兰英姐妹卖房攒下的血汗钱，一并凑成一笔巨款，全数投入为红军赶制军装的经费。夜色深沉，陈毅察觉到毛泽东与朱德因此事意见相左，连夜前来调和矛盾。毛泽东坚持原则，态度坚定不让步。朱德无意间听到两人的谈话，主动推门而入，三人围坐一堂，追忆井冈山烽火岁月和一路走来的荆棘坎坷，心结在一次次回想中悄然化开，最终在低沉而激昂的《国际歌》声中握手言和。
前线局势风云变幻，彭德怀决意挥师重返井冈山，恢复湘赣边界的革命根据地，尽快打通赣南与闽西的红色通道。毛泽东紧扣形势，重新制定新的《土地法》，叮嘱彭德怀带回井冈山贯彻执行。此时，中央特派员刘安恭抵达瑞金，带来了莫斯科六大召开的最新情况和中央的严正指示，一时间，会议室内气氛陡然紧绷。
共产国际提出：当前斗争重心应转向城市工人运动，红军主力则可分散到乡村执行土地革命。这个意见在场众人纷纷表示难以赞同。刘安恭却态度强硬，反复强调必须无条件执行中央命令。毛泽东在权衡战局后，命林彪率部攻打龙岩，提示陈国辉已于清晨率主力向广东集结，蒋桂战争甫定，粤桂新战火又将燃起。林彪凝视布防图，胸有成竹地立下军令状，毛泽东只给他三天时间，并当场为这场速战细致部署。
另一边，毛泽覃的腿伤渐渐痊愈，他提笔再写家书给林有家，详细讲述新《土地法》的条款和意义。家乡百姓听闻分田分地的消息，拍手称快、奔走相告。毛泽覃原本只觉得，随红四军冲锋陷阵才算光荣，打土豪、做宣传不过是完成命令，真正的本分是上阵杀敌。直到他担任区书记，亲眼看到农民翻身，才真正体会到毛泽东、朱德为何一再强调“发动群众、扩大根据地”的深远用意。
1929年5月，红四军兵分两路发起突然袭击。一、三纵队先夺下龙门圩，紧接着从西门、南门双向突入；二纵队则抢占北门制高点，火力居高临下。上午九时，各路大军在城内会师，干净利落歼灭敌军两个营后主动撤出，将敌人引诱回援。为了防止山匪与溃败军阀趁虚再度入城作乱，林有家等人悄然守在山头，严阵以待。
战士们在凯旋的路上情绪高涨，高喊着“打到潮州！打到广州！”，喊声震天。朱德闻声立刻鸣枪示警，当场严厉训诫官兵，要求人人熟背、牢牢记住“三大纪律，六个注意”，不能被一时胜利冲昏头脑。刘安恭借机对朱德的做法提出异议，再次指责毛泽东的治军风格，声称要立即上书中央，申请依照上级指令，由他出任军委书记，军中暗流隐隐翻涌。
就在这紧张关头，毛泽东兴致勃勃地拉着朱德，跟随林育才来到林家铺子。原来林育才早已连夜绘图裁样，设计出红军第一套统一军装。看着一件件新制军服铺满屋子，两人既惊喜又感动。得知林家为了筹布卖掉了房子，朱德心头一酸，深觉愧疚，而林育才却笑称只要红军穿得整齐、打得更赢，这点牺牲不算什么。夫妻俩忙里忙外为首长们安排住处，席间，朱德向毛泽东提起：刘安恭还对领章样式提了“上黑边”的要求，说是为纪念列宁逝世周年，细节之争折射出更深层的路线分歧。
夜幕深垂，林家灯火通明，缝纫机声与剪裁声此起彼伏。八妹一边干活一边高歌，清亮的歌声穿透黑夜，给疲惫的人们注入新的力量。房间里，林育才和陈菊岭各自忙个不停。陈菊岭看着床上熟睡的三个孩子，脑海里却闪回白日里毛泽东与朱德略显凝重的神情，直觉这两位平日里总是谈笑风生的领袖，似乎正承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压力。
不久之后，毛泽东和朱德在林育才家中，看着怀中稚嫩的婴儿，郑重为林有国之子取名“林永根”——既是英雄之根，也是革命之根，更是人民之根。这个名字，让林育才坚信：只要根在，再大的风雨也刮不走；毛泽东和朱德无论遇到多少误解与分歧，终会在共同信仰下携手向前。至于那些一时迷失组织纪律的个别士兵，他也深信，红军一定会找到更好、更坚定的办法去教育和挽回他们。
另一边，毛泽东正带领一批骨干革命者庄严宣读誓言。他语气坚定，反复叮嘱大家要争分夺秒，尽快在闽西各地秘密建立党支部，壮大红军武装力量，一切行动必须听从闽西特委书记邓子恢的统一指挥。毛泽东特别强调，发展组织绝不能盲目扩张，对那些革命意志动摇、见风使舵的人，一定要坚决拒之门外，宁缺毋滥。
红军攻占龙岩后却主动撤离，表面上似乎“得而复失”，实则是为了调动敌军、扩大战略根据地。然而，刘安恭却一口咬定这是“流寇主义”，主张固守城市不放，暴露出他刻板的教条主义思维。为此，他坚持要在中央批复未到之前进入红四军前委，直接参与决策。为了避免内部矛盾激化、影响大局，陈毅只得忍痛让步，暂时辞去政治部主任一职，将位置让给刘安恭。
1929年7月，中共闽西“一大”召开之后，毛泽东在蛟洋亲自为干部培训学校授课。他告诉年轻干部，革命者既要读“有字之书”，从理论著作中汲取营养，也要读“无字之书”，向工农群众和社会实践请教。课后，陈毅代康克清将一只玉镯和一张狗皮送到朱德手中，熟悉的物件瞬间勾起往日点滴，朱德回想起康克清细致入微的照料，心中百感交集。
训练场上，刘安恭亲自监督士兵操练，口令严厉苛刻；与此同时，毛泽东根据战场形势部署战术。但刘安恭身为中央特派员，一味死扣共产国际“分散红军、聚焦城市工人运动”的指示，否定毛泽东立足农村、灵活机动的作战方针，还强行叫停部队中行之有效的民主生活会。这一举动立刻引起余贲民、林彪、邓子恢等众多将领的普遍反对，暗流在军中悄然涌动。
得知刘安恭私自将魏金帛等人从禁闭中放出，毛泽东极为不满。他更愤怒的是刘安恭对普通战士缺乏起码尊重。毛泽东当机立断，收回原先让出的权力，重新兼任政治部主任，并下令将二纵队的魏金帛、范九山、顾老六三人调往一纵队继续关禁闭，待各支部充分讨论、提出处理意见后，再由前委在龙岩战斗结束后统一作出最终决定。这一次，他下定决心，要在红四军内部彻底清除“流寇主义”和旧军阀残余作风。
尽管毛泽东和朱德是并肩浴血的亲密战友，但在原则问题上，毛泽东丝毫不肯退让。朱德看在眼里，心中既有赞赏也有隐隐忧虑，脑海里一幕幕闪回二人一路走来的艰难历程。就在此时，中央就红四军内部争论来信回复：一方面同意朱德、毛泽东暂时继续留在红四军主持工作，另一方面也批准刘安恭提出的成立军委的建议，一场新的权力博弈悄然展开。
行军途中，刘安恭依然高举棍子，对稍有动作迟缓的士兵厉声呵斥，逼迫他们加快脚步。朱德看不下去，直接夺过棍子扔在一旁，语气冷硬，对这种粗暴对待战士的方式极为不满。随后，毛泽东作出人事调整，决定撤销魏金帛的职务，由年轻干练的林有家接替。刘安恭对此激烈反对，而朱德却一锤定音地表示支持，认为林有家前途无量。与此同时，龙岩传来捷报，林育才带回胜利消息，全家人欢欣鼓舞，连夜印发传单，把革命胜利的喜讯散播到乡间巷陌。
在东固农村，毛泽覃正向围拢过来的乡亲们激情宣讲革命道理，用朴素却有力量的话语点燃他们心中的星星火种。毛泽民远远望见，心中深受触动，兄弟二人随后促膝长谈，互相倾诉近来的经历与感悟。与此同时，在白沙镇，刘安恭因指挥不动性情刚烈的伍中豪，再次把矛头转向朱德，逼迫他立刻任命自己为军委书记。面对这份带有强烈个人野心的要求，朱德沉默不语，只是若有所思地看着他。
部队撤离白沙后，在新泉与陈国辉会合期间，关于成立军委的命令终于正式宣布：刘安恭被任命为临时军委书记。然而，攻打龙岩的作战计划仍基本沿用此前前委的部署，战士们在战斗中明显感受到军中权力结构的微妙变化，心里充满不安与疑惑，关于“军委”和“前委”的种种议论在营中悄然蔓延。此时，毛泽东亲自为即将离队执行任务的毛泽民送行，正当毛泽民踏上船板回首之际，却意外看见朱德静静站在身后，这一眼，仿佛预示着红四军命运即将翻开新的篇章。
朱德怕打扰毛家兄弟推心置腹地谈话，只默默立在不远处，既护着这份难得的相聚，也悄悄为毛泽民送行。毛泽覃笃定地说，只要大哥和朱德军长同心同德，再大的风浪也不必惧。话音未落，前线急报传来，部队即将出击“打土豪、除劣绅”，毛泽民毫不犹豫，决意与毛泽覃一同奔赴战场。
望云草室内灯火摇曳，红军各级干部围坐一圈，就缴获武器的分配及红军军装的式样争论不休。多数人反对在军装上镶黑边，认为不利于行军作战，刘安恭却执意坚持，要以这道黑边悼念远在苏联的列宁。紧接着，林彪当众承认，因擅自开枪“惩戒”魏金帛致其受伤，违反纪律，只得低头认错，却仍被刘安恭下令关禁闭、写下深刻检讨。
会上，伍中豪愤然揭发：有少数人战斗时不见踪影，却悄悄溜到山里打枪取乐，还误伤了乡亲赖以耕地的老黄牛，最后牛伤重而亡。毛泽东听后勃然大怒，当场拍板，命一个营专门去替老百姓耕地，以示赔罪。刘安恭却冷声反对，宣称红军打仗是为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没有红军，这片土地连耕地的机会都不会有。
僵局未解之际，彭德怀突然到来，一进门便旗帜鲜明地站在毛泽东一边，还带来了振奋人心的消息——井冈山已经重新收复！屋内瞬间沸腾，许多战士热泪盈眶。彭德怀向众人讲述：回到井冈山后，他们于五月十日在宁冈古城书院召开湘赣边界特委第四次执委扩大会议，果断决定以永新为中心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取代原井冈山核心区，把湘赣边的斗争推向更广阔的天地。
听着彭德怀慷慨激昂的讲述，人群中笑容一点点绽开，唯独刘安恭神情阴郁。彭德怀当面驳斥他不许战士替老百姓耕田的决定，指出红军碗里每一粒粮食，都是老百姓亲手种下；没有人民支援，就不可能有工农红军，而工农红军绝不能走北洋军阀那条路。可当他得知，刘安恭竟是红四军军委临时书记时，也不禁大为震惊。
当晚，彭德怀压抑不住心中愤懑，抱怨红四军竟被刘安恭这样的人把持。毛泽东只笑而不答，反倒转而追问起何长工的近况。隔壁房里，朱德静静倾听两人的谈话，只等着陈毅开口念诗。不多时，毛泽东、朱德、陈毅、彭德怀四人总算再度团聚，忆起井冈山峥嵘岁月，情不自禁合唱起熟悉的山歌。歌声传出，刘安恭当场呵斥禁止歌唱，曾志愤怒回击，彭德怀更是心中不平，却被毛泽东出言拦下，气氛这才慢慢缓和。毛泽东随即决定给何长工和乡亲们写信，让彭德怀代为转交，传去问候与信念。
翌日清晨，刘安恭重新立下更为苛刻的军规，如往常一般暴戾专横，并当面驳回林彪写好的检讨，不予采纳。此时的毛泽东正在石连乡做田野调查，走村串户，细听民情。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红四军在闽西活动期间，因为领导方式、组织原则等问题，内部争论日益激烈，训练场上士兵争执不断，部队纪律也开始松动。毛泽东获悉后，主张恢复“前委”集中领导的方式，以统一思想、整肃军纪；然而朱德态度谨慎，认为此事不宜仓促变动，免生新乱。
村口，林家小孙子正好奇地摇着毛泽东和朱德送来的拨浪鼓，清脆声响引得众人莞尔，大人们却不免感慨：毛泽东自己家里也有三个孩子，却长期没有机会与他们团聚。另一边，朱德独自找刘安恭谈话，语重心长地提醒他：一支军队若失去群众基础，终究是条死路，可刘安恭根本听不进去。很快，毛泽东与刘安恭再度当面冲突：此刻的队伍究竟该优先抓思想建设，还是一门心思加强军事训练？两人难以达成共识，只能决定立即召开“七大”解决分歧。林有田将此事写信告知毛泽覃，许多不了解内情的人纷纷借题发挥，指责毛泽东、朱德，也把矛头对准刘安恭和林彪。最终，会上一纸决定落下：毛泽东受到严重警告，朱德也被给予书面警告，前委领导班子重新改选，风雨欲来的闽西局势愈发紧张。
1929年，战火未息的闽西大地上，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在福建龙岩紧张召开。会上围绕军事路线、党的领导方式、军队纪律等一系列尖锐问题争论激烈，矛盾空前激化。最终，毛泽东在前委书记的改选中意外落选，只保留前委委员身份，由陈毅接任书记，一场关系红军前途命运的风云暗流悄然翻涌。
会后，心怀忧思的毛泽东决定暂时离开前线指挥，与朱德进行了一次推心置腹的长谈。他坚持党的根本原则，力主维护红军的铁律章程，言语间对革命前途仍充满信心。朱德极力挽留，却被婉言谢绝，两人心中难掩隔阂。贺子珍等人默默收拾行囊，准备随毛泽东同行。翌日清晨，毛泽东带队悄然离去，只有林彪亲自送行，而朱德却来不及与这位并肩战友作最后道别，徒留惆怅。
毛泽东一行来到福建上杭，在苏家坡村小住。某夜，他见到村民聚在一起舞龙，龙身翻腾、鼓点激昂，忽有所悟：只有众人一心，方能舞出真正的“长龙”。1929年7月，闽西革命领导人傅柏翠跋山涉水赶到苏家坡，通知毛泽东，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将于蛟洋文昌阁召开。此时，年仅17岁的张素娥急匆匆赶来，坚持要加入中国共产党，却被傅柏翠以“年纪尚小”为由婉拒，少女眼中既有失落，更有不肯熄灭的革命火光。
村中闲谈间，赖家妹子向众人讲起毛泽东带人进山的情况。林育才听后猜出，毛泽东极可能是借机进山养病。陈菊岭忧心忡忡，担心他缺医少药，催促林育才想方设法弄些药品送去，林育才郑重点头。另一边，得知毛泽东离开后，朱德与陈毅满怀失落。陈毅忍不住提出要亲自去找毛泽东，朱德却压下急躁，劝他先担当起前委书记的重任，但心中的愧疚与不安，却愈发沉重。
在隐蔽的山村里，毛泽东与邓子恢等人反复研讨《土地问题决议案》，对草案进行了关键性的修改。他提出，不能简单“一刀切”没收一切地主土地，而应保留自耕富农的自用田地，只没收其多余部分，避免伤及愿意与革命合作的力量，把矛头集中指向最顽固的地主阶级。同时，他又增添“在乡地主家属酌量分田”的条款，以减轻基层群众斗争的阻力，也体现出革命者的宽厚与人道立场。
正当会议紧锣密鼓之时，一则噩耗骤然传来：冬娃子病重垂危。毛泽东急忙赶到床前，见这位刚满十八岁的年轻战士已是气若游丝。冬娃子最大的遗憾，是尚未来得及加入党组织。毛泽东尊重他的最后心愿，当场为他主持了庄严而简朴的入党仪式。誓言尚在耳边回荡，冬娃子便在毛泽东怀中含笑离世，把青春和生命永远定格在那一刻。
远在望云草室，朱德面对几名闹事的士兵，态度前所未有地严厉，命令他们交回红军欠条，写下“绝不投敌”的保证书：谁若在此时心怀私怨、动摇军心，必将严惩不贷。整顿之后，陈毅再一次建议，请毛泽东回来主持大局。朱德这才愈发清晰地意识到，自己曾反对过的许多主张，恰恰是毛泽东洞察现实、走在前面的正确判断，他心中懊悔自责，久久难平。
在闽西苏家坡、牛牯扑一带养病的日子里，毛泽东饱受疟疾折磨，高烧不退、全身浮肿，一度被国民党造谣为“病死”。弟弟毛泽民千里探兄，坚持要把他送往医院治疗，却被毛泽东以“革命工作更要紧”为由谢绝。他把生死置之度外，只惦记着斗争大局。毛泽民则将毛泽建留下的镯子交到毛泽东手中，这件小小的遗物勾起兄弟二人对久别亲人的思念，夜深人静时，兄弟促膝长谈，家国情仇交织胸间。
与毛泽民道别之后，毛泽东以“杨先生”的化名在当地教书。他身子虚弱，却仍每天拖着病躯，为贫苦孩子念书识字。他用浅显的比喻告诉孩子们：“人不是牛马，要做有思想的人。”他反复强调，穷人要想真正翻身，唯有通过革命改变命运。在与乡亲的交谈中，他得知许多妇女被迫卖身、遭受非人的虐待，却仍为了孩子咬牙留下。这些惨痛的现实，更加坚定了他要唤醒被压迫者、改变旧世界的决心。
造纸车间里蒸汽缭绕、机器轰鸣，毛泽东却被一群面容憔悴的女工深深刺痛——她们被当作货物卖进来，日夜劳作却毫无尊严。他当场与纸坊老板立下规矩：必须发放合理工钱，还要准许她们夜里去夜校识字。话音未落，他挥笔在墙上写下“妇女要解放”五个大字。就在这时，厂外骤然枪声大作，老板惊慌解释：山匪下山围剿共产党，已经和赤卫队激烈交火了。
远在前线，林有田写给毛泽覃的家书里，满纸都是忧虑：部队依旧一团混乱。刘安恭执拗地鼓吹自己的“大战略”，一心要攻打大城市，坚称只有拿下大城市才算真正的革命军。每逢作战，他总是亲自率领魏金帛、顾老六等人冲在最前，还在纵队上大肆表扬他们的“骁勇”，弄得许多战士憋着一肚子话，纷纷想写信向毛泽东如实汇报情况。
闽西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在文昌阁秘密召开时，毛泽东正被严重疟疾折磨，高烧不退，却仍强撑着身子出席会议，并牢牢把握住议程方向。他系统分析闽西革命的六大有利条件，掷地有声地强调“工农武装割据”是中国革命唯一的出路，一口气作了数小时长篇报告。大会所在地当时属于白区，形势极其险恶，闽西特委书记邓子恢为保护毛泽东，将他悄悄转移，藏进村后隐蔽的天然岩洞里。
毛泽东离开队伍后，红四军士气顿时低落。朱德、陈毅、刘安恭几经辗转，终于找到了他在山村里的住处。他们希望毛泽东重回队伍主持大局。趁毛泽东到造纸厂给妇女和孩子上识字课的空当，朱德翻开了他的笔记本，只见上面早已冷静分析并预见了红军内部将要暴露的一连串问题。几人这才更清楚，毛泽东虽离队，却从未真正离开红军。
正因为看得通透，陈毅下定决心：必须把红四军存在的严重问题带到上海，向中央当面汇报，请求把毛泽东请回领导前委。朱德爽快表示全力支持。同一时间，毛泽东得知妹妹毛泽建在敌人围剿中英勇牺牲的噩耗，独自坐在山洞深处，紧紧攥着毛泽建遗留下的一只镯子，悲痛得说不出话。朱德和陈毅冒雨前来，把毛泽建牺牲的经过一一道来，三人再也控制不住，泪水夺眶而出。
得知陈毅赴上海路费拮据，毛泽东默默将那只珍贵的镯子放进陈毅手心，嘱托他一定要把话带到中央，“泽建在天之灵也会赞成”。陈毅回到住处后连夜伏案写报告，将红四军的真实情况一字一句写清楚。不久，中央的电报飞抵前线：命令红四军抓住蒋桂大战再起的时机，迅速向广东东江地区出击，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形成有利的割据局面。
1929年8月26日，陈毅千里奔波抵达上海，与周恩来在秘密地点会面，完整汇报了红四军内部的各种矛盾与纷争。会前，他刚听闻噩耗：澎湃等人因叛徒出卖先后被捕，而指认他们的叛徒，竟是军委秘书处的白鑫，此人已彻底投靠国民党。周恩来等人为营救同志精心制定了计划，无奈敌强我弱、形势突变，营救行动最终功亏一篑。
周恩来逐份细读陈毅带来的大量报告和材料，几乎彻夜未合眼。8月29日，他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集中讨论红四军路线之争。经充分辩论后，会议明确表态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决定由周恩来、李立三、陈毅共同起草“九月来信”，要求立即恢复毛泽东前委书记职务，并坚决纠正红四军内部的错误思想和组织路线。
另一边的闽西，毛泽东仍在造纸车间里同工人促膝长谈，忽然前线急报传来：红四军自广东东江出击梅县，战场上遭受重创。毛泽东当机立断，在闽西迅速组织地方武装，严密守卫长汀，为红军可能的失利预作准备。危急时刻，魏金帛背叛革命，投靠何键；怒火中烧的刘安恭当场将其击毙，自己却也身中数弹、血染沙场。大片战士牺牲，红四军指挥系统再度陷入动荡，一场更严酷的考验正逼近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