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战火未息的闽西大地上，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在福建龙岩紧张召开。会上围绕军事路线、党的领导方式、军队纪律等一系列尖锐问题争论激烈，矛盾空前激化。最终，毛泽东在前委书记的改选中意外落选，只保留前委委员身份，由陈毅接任书记，一场关系红军前途命运的风云暗流悄然翻涌。
会后，心怀忧思的毛泽东决定暂时离开前线指挥，与朱德进行了一次推心置腹的长谈。他坚持党的根本原则，力主维护红军的铁律章程，言语间对革命前途仍充满信心。朱德极力挽留，却被婉言谢绝，两人心中难掩隔阂。贺子珍等人默默收拾行囊，准备随毛泽东同行。翌日清晨，毛泽东带队悄然离去，只有林彪亲自送行，而朱德却来不及与这位并肩战友作最后道别，徒留惆怅。
毛泽东一行来到福建上杭，在苏家坡村小住。某夜，他见到村民聚在一起舞龙，龙身翻腾、鼓点激昂，忽有所悟：只有众人一心，方能舞出真正的“长龙”。1929年7月，闽西革命领导人傅柏翠跋山涉水赶到苏家坡，通知毛泽东，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将于蛟洋文昌阁召开。此时，年仅17岁的张素娥急匆匆赶来，坚持要加入中国共产党，却被傅柏翠以“年纪尚小”为由婉拒，少女眼中既有失落，更有不肯熄灭的革命火光。
村中闲谈间，赖家妹子向众人讲起毛泽东带人进山的情况。林育才听后猜出，毛泽东极可能是借机进山养病。陈菊岭忧心忡忡，担心他缺医少药，催促林育才想方设法弄些药品送去，林育才郑重点头。另一边，得知毛泽东离开后，朱德与陈毅满怀失落。陈毅忍不住提出要亲自去找毛泽东，朱德却压下急躁，劝他先担当起前委书记的重任，但心中的愧疚与不安，却愈发沉重。
在隐蔽的山村里，毛泽东与邓子恢等人反复研讨《土地问题决议案》，对草案进行了关键性的修改。他提出，不能简单“一刀切”没收一切地主土地，而应保留自耕富农的自用田地，只没收其多余部分，避免伤及愿意与革命合作的力量，把矛头集中指向最顽固的地主阶级。同时，他又增添“在乡地主家属酌量分田”的条款，以减轻基层群众斗争的阻力，也体现出革命者的宽厚与人道立场。
正当会议紧锣密鼓之时，一则噩耗骤然传来：冬娃子病重垂危。毛泽东急忙赶到床前，见这位刚满十八岁的年轻战士已是气若游丝。冬娃子最大的遗憾，是尚未来得及加入党组织。毛泽东尊重他的最后心愿，当场为他主持了庄严而简朴的入党仪式。誓言尚在耳边回荡，冬娃子便在毛泽东怀中含笑离世，把青春和生命永远定格在那一刻。
远在望云草室，朱德面对几名闹事的士兵，态度前所未有地严厉，命令他们交回红军欠条，写下“绝不投敌”的保证书：谁若在此时心怀私怨、动摇军心，必将严惩不贷。整顿之后，陈毅再一次建议，请毛泽东回来主持大局。朱德这才愈发清晰地意识到，自己曾反对过的许多主张，恰恰是毛泽东洞察现实、走在前面的正确判断，他心中懊悔自责，久久难平。
在闽西苏家坡、牛牯扑一带养病的日子里，毛泽东饱受疟疾折磨，高烧不退、全身浮肿，一度被国民党造谣为“病死”。弟弟毛泽民千里探兄，坚持要把他送往医院治疗，却被毛泽东以“革命工作更要紧”为由谢绝。他把生死置之度外，只惦记着斗争大局。毛泽民则将毛泽建留下的镯子交到毛泽东手中，这件小小的遗物勾起兄弟二人对久别亲人的思念，夜深人静时，兄弟促膝长谈，家国情仇交织胸间。
与毛泽民道别之后，毛泽东以“杨先生”的化名在当地教书。他身子虚弱，却仍每天拖着病躯，为贫苦孩子念书识字。他用浅显的比喻告诉孩子们：“人不是牛马，要做有思想的人。”他反复强调，穷人要想真正翻身，唯有通过革命改变命运。在与乡亲的交谈中，他得知许多妇女被迫卖身、遭受非人的虐待，却仍为了孩子咬牙留下。这些惨痛的现实，更加坚定了他要唤醒被压迫者、改变旧世界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