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次“围剿”中央苏区的战火越烧越旺。蒋介石调整部署，抛弃以往的速决战，改用步步蚕食的“堡垒推进”战术，调集百万大军分路压境。何键身兼湘军首领与“西路军”总指挥，受命统筹赣、粤、闽、湘、鄂五省兵力，紧急召开五省军事会议，全盘落实蒋介石的作战构想。会议的核心，是在苏区周边强制推行“堡垒政策”，逼迫军队与地方民众日夜修筑碉堡和防御工事，一寸一寸压缩红军的生存空间，同时实施严酷的经济封锁，切断苏区的粮盐药品与一切外来补给。
与之相对，在苏区内部，李德和博古却坚持要以“堡垒对堡垒”的方式硬碰硬，用教科书式的短促突击战法与敌军周旋。这一主张遭到毛泽东的坚决反对——在地形复杂、物资短缺的中央苏区，这种照搬照抄的打法必然把红军推向血流成河的绝境。毛泽东再三劝阻无果，李德一意孤行，博古更在会上严词指责“朱毛游击战”是“落后战法”，矛盾激化之下，李德愤然拍案而起，拂袖离席。
1934年1月，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隆重召开。会上，毛泽东作报告，既直面眼前的生死危局，又放眼更广阔的中国命运。他一方面号召苏区军民同心同德，坚决抵抗国民党军的疯狂进攻，主张以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打破敌人的封锁圈和“堡垒政策”；另一方面，他敏锐洞察到日本帝国主义步步蚕食中国的图谋，提醒全党在坚持土地革命战争的同时，也要为即将到来的抗日救亡做好准备，争取更多阶层、更多力量投身革命洪流。
大会进入总结阶段，各地代表逐一发言之际，博古却突然打断会议，紧急召周恩来与朱德回军委议事。朱德心中挂念前线，极不情愿离场，毛泽东见状，只得劝他：“你要陪在恩来身边。”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又专程前往探望正在养病的瞿秋白。此时的瞿秋白因长年奔波、积劳成疾，肺病加重，身形憔悴，却仍伏案工作。在瑞金那间简陋的住所，两位革命者促膝长谈，对内忧外患的局势忧心如焚：一边是国民党步步紧逼的军事“围剿”，一边是党内“左”倾路线带来的指挥失误。但在沉重的气氛中，他们相互勉励，坚守信仰，相信黑夜再长，黎明终会到来。
当晚，毛泽东辗转难眠，梦见牺牲在战火中的池春生含笑而来。梦中，池春生紧握军号，郑重地递上一份早已写好的入党申请书，低声托付：如果自己倒在战场，希望毛泽东能为他完成最后的心愿——追认为中共党员。下一刻，梦境骤变，炮火轰鸣，鲜血与铁流交织成一幅惨烈的战场画卷，无数战士前赴后继倒下。毛泽东惊醒在冷汗中，心如刀绞，立刻决定去找周恩来和朱德商议前线局势。此时，周恩来与朱德、刘伯承正守在电台旁，等待前线的急报。
毛泽东赶到军委，博古却当众拒绝他过问军事指挥，两人言语交锋，争执越闹越僵。就在这时，战士送来前线急电——依托“堡垒政策”的层层碉堡和优势兵力，国民党军已对中央苏区发起猛攻。广昌一战，红军主力在连绵不绝的消耗战中血流成河，红一、红三军团在驿前、高虎脑等地坚守阵地，伤亡惨重；红五、红七军团在石城、宁都一线的阻击战同样付出惨痛代价，一支支劲旅被打得残缺不全。
前线指挥员很快发现，敌军牢牢依托土木碉堡“蚕食推进”，红军缺乏重武器，既无法摧毁堡垒，也难以冲破火力网，再强行死拼只会让整个红军主力葬送在堡垒群前。命悬一线之际，前线部队向中革军委紧急请示，恳求后撤苏区，保存力量。毛泽东怒火难平，当场痛斥博古、李德的教条主义路线，把红军一步步逼入绝境。中革军委在巨大压力下权衡再三，最终批准部队后撤。然而这时，红军元气已毁于连年鏖战，中央苏区的地盘也在敌人的堡垒圈中日渐缩小。
退守只是暂时喘息，更残酷的抉择摆在面前。中革军委紧急召开会议，研究战略转移的具体方案——一场生死未卜的远征渐渐浮出水面。会上，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宣布成立负责长征全局的“三人团”，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表面上是集体决策，实际上却由博古、李德握笔定夺，周恩来担起艰难而繁重的具体执行。
与此同时，中央红军医院院长傅连暲接到一项几乎撕裂人心的任务：用最短时间拿出伤员转移和安置方案。漫长未知的长征路上，重伤员根本无法随军跋涉。傅连暲只得含泪做出选择——把无法行走的战士秘密安置在苏区群众家中，或分散隐蔽在山区游击区；能坚持行军的轻伤员，则尽量编入随军转移队伍。中革军委在最终转移前的会议上，本来将毛泽东列入留守人员名单，然而在关键一刻，多数同志举起了手，投出关键的一票：让毛泽东随中央红军一同踏上这场命运之旅。
（一段用鲜血与信仰写成的历史，即将在漫漫长征路上展开新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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