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1月，湘江两岸硝烟骤起。红军携带大批辎重艰难北上，行军迟缓，蒋介石却已悄然张开血网——中央军、湘军、桂军约30万之众合围而上，企图将红军一口吞灭在湘江东岸。为了撕开封锁线，红军主力被迫在全州至兴安一带与敌短兵相接，血战连天。而担任后卫的红五军团死死扼守全州脚山铺一线，与蜂拥而至的追兵反复拼杀，几乎以惨绝人寰的伤亡，换来大部队前行的一线生机。
与此同时，红一军团奉命固守觉山铺。林彪所部本有机会抢占全州要地，却因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和博古固执己见、指挥失误，让战机白白溜走，只能在极为不利的地形上匆忙部署。眼看部队被逼上险地，林彪怒火难遏，当即下令第二师第四团团长易荡平不惜一切代价死守觉山铺阵地，用鲜血和生命为红军主力拖出时间。
此时的红三军团也被卷入这场生死决战。军团长彭德怀接到中革军委紧急命令：在原有部署基础上，留下第六师坚守阵地，自己则率第五师火速奔赴新圩，第四师连夜急行军赶往界首布防，承担起新的阻击任务。面对李德接连不断的错误指挥，彭德心中早已愤懑不平，却仍毅然选择服从命令——只因他深知，只有拼死掩护党中央和红军主力渡江，革命才有明天。
另一边，毛泽东正亲自护送辎重队伍，在泥泞中为伤员敷药包扎，背着负伤战士一步步艰难前行。聂荣臻急报：脚山方向敌军已增援两个师，蒋介石更是动用全部轰炸机，对红军行军路线实施疯狂扫射。危急关头，毛泽东迅速部署应对。朱德和周恩来则赶去向李德当面陈述前线险情，然而李德仍固执地坚持其“教条式战略”，对扑面而来的危局视若无睹。
当毛泽东赶到临时指挥部时，却发现李德竟还能端坐桌前喝咖啡，他胸中怒火再难压抑，直言对方根本不懂中国战场。毛泽东提出务必立即转兵，沿潇水西岸北上，在湘中站稳脚根，重建革命根据地，这才是唯一出路。李德却顽固拒绝，甚至以“辞职”相威胁。毛泽东打算向共产国际报告真相，却从周恩来口中得知联络已经中断，而远在莫斯科的王明仍一味站在李德一边。
正因李德与博古的武断，毛泽东提出“立即卸下辎重，抢在敌军合围前先过湘江”的建议再次被否决。他清楚，每迟到一刻，就会有更多战士倒在江畔。看着战机被一次次错失，毛泽东心中满是无力，只能反复叮嘱周恩来等人：“少走大路，多走小径”，尽量避开蒋介石早已织好的“天罗地网”。
1934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湘江战役进入最为惨烈的阶段。林彪接到“抢占界首渡口”的死命令后，当即指挥红一军团向东急行军。他特别点名红二师第四团，由团长耿飚和政委杨成武率领这支精锐轻装疾进，誓要抢在湘军名将刘建绪之前，拿下界首渡口西岸，将这条生路牢牢握在红军手中。
耿飚、杨成武率部连夜急行六十余里，终于在11月28日凌晨先敌一步抵达界首。他们来不及休整，便立刻组织官兵抢筑工事，在渡口西岸搭起一道血肉防线，为后续大部队渡江赢得了极其宝贵的时间。与此同时，林彪亲自坐镇觉山铺一线，指挥红一军团主力构筑第二道防线，与穷追不舍的湘军展开三天三夜的殊死苦战。面对敌军密集火力和精良装备，红军战士一寸山河一寸血，伤亡数字却如滚落山崖的石块般直线上升。
在这场绞肉般的战斗中，战士林有家壮烈牺牲。林彪沉痛地为他整理军装，亲手端正那顶已经沾满血污的军帽，这个瞬间成为许多将士心中永远的记忆。正当红一军团在前线苦苦支撑时，红三军团发来加急电报：十八团坚守的枫树脚阵地行将失守。危急之中，李德再次仓促下令，命正执行其他任务的三十四师师长陈树湘立即率部转向救援。
这一纸命令彻底打乱既定作战部署，三十四师在变更行军途中跌入敌军早已布好的重围。得知陈树湘部牺牲惨重，毛泽东悲愤交加，却已无力回天。更雪上加霜的是，又有消息传来：以新兵为主的红八军团在行军途中与主力失散，在炮火与混乱中溃散无踪。湘江两岸，满目疮痍，鲜血染红江水，这一场以鲜血写就的惨烈战役，成为红军长征史上最沉痛、也最惊心动魄的一章。
行军的队伍像被鞭子抽赶般一路狂奔，毛泽东却始终把心留在血与火交织的前线。新圩阵地早已被鲜血染成猩红，红三军团第五师在阻击桂军的鏖战中伤亡逾三分之二。前沿壕沟里，倒下的战士层层叠叠，机枪连弹药耗尽，只能赤手端着刺刀迎上蜂拥而来的桂军第七军，白刃相接，刀光混着惨叫翻滚成一团。彭德怀在阵地后方接到急电，听着断断续续的火线报告，心如刀割，只得连夜催促大部队丢掉一切累赘，轻装突进支援；与此同时，本该压后掩护的陈树湘部也在敌机轰炸下急行军奔向枫树脚，却突然接到李德签发的紧急命令——立刻掉头，去救已摇摇欲坠的红十八团。
湘江战役濒临崩溃之际，周恩来冒着招来李德雷霆震怒的风险，悄然走进临时救护所，找到正在为伤员把脉问诊的毛泽东。他压低声音告知：坚守枫树脚的红三军团十八团已久失联，电台呼叫如石沉大海，派出的侦察兵一个也没回来。毛泽东听完，眉头紧锁，迅速勾勒出敌我态势，断言三十四师若一味照原计划硬闯，必将落入敌军合围之网。他当机立断提出建议：立刻发出紧急电令，命陈树湘部就地停止前进，抢在道县一线构筑防御工事，如此既能护住红军左翼，又能为大部队留下最后一支完整的生力军。
周恩来将这一建议带到指挥部时，李德闻言勃然大怒，对他未经许可便去向毛泽东通报前线情况极为不满，两人在地图前剑拔弩张、各执一词。争执尚未平息，更残酷的消息便接踵而至：此前在混战中失散的红八军团残部，被人发现在灌阳附近的山沟里——七百余名战士无一生还，沟谷间尸体纵横。周恩来听罢，眼眶瞬间被热泪溢满，再也压抑不住胸中怒火，当面痛斥李德是在拿一群娃娃兵去填敌人的枪口。
二纵队路过小镇时，沿街的村民纷纷从自家破旧的屋里掏出珍藏了一个冬天的辣椒、红薯和糙米塞到战士手里，有的连唯一的一篮鸡蛋也端了出来。一位同样将儿子送上前线的老阿婆，更是把家中最舍不得动的干粮抱了出来。看着这些本就吃不饱的乡亲，又把最后一点口粮硬塞给红军，毛泽东心里像压了一块巨石。他严令部队必须给村民付钱，不准白拿一粒米，随即含着泪向乡亲们鞠躬致歉：大家把孩子交给了红军，可他们至今仍欠乡亲一个交代。
等到陈树湘率部顶着炮火赶到枫树脚时，迎接他的已不是呐喊与枪声，而是一片死寂。阵地上残墙断木间横七竖八躺着成百上千具遗体，许多战士依旧保持着举枪的姿势倒在火线上，有的则与敌人紧紧纠缠在一起，再也分不清你我。红十八团，整团玉碎。陈树湘只觉眼前一阵发黑，却硬生生把泪水逼了回去，抬手就是一封急电送往中央——他请求将枫树脚作为最后的屏障，誓与阵地共存亡。彭德怀读完电报，胸口剧痛，几乎握不住手里的纸，却没时间沉浸在悲恸中，只能擦干眼眶，当即率部反扑，迎着枪林弹雨冲向敌阵。
远在后方的蒋介石紧盯前线电报，盯着沙盘上的红蓝标记愈看愈焦躁，认定围剿行动推进太慢，竟亲自打电话给白崇禧、何键，下达死命令：不惜任何代价，必须在界首附近吃掉红一军团林彪部和红三军团彭德怀部，务必一举撕开觉山铺、新圩两道防线。他冷冰冰的吩咐背后，是无数条鲜活生命即将投入血肉磨盘。
在湘江岸边，林有田伏在昏黄的灯下，给家里写下一封字迹微颤的家书，他明白这或许会成为留给父母的最后一行字。可在信里，他没有一句抱怨，只写上自己能成为陈菊岭、林育才的儿子，能穿上这身军装，是一辈子最大的光荣。放下笔，他立刻奔赴江边，带领工兵连冒着敌机的轮番轰炸抢架浮桥，一枚枚炸弹在江面掀起冲天水柱，许多战士还未来得及呼喊就被炸翻入湍急江水。与此同时，新圩第一道防线前，红三军团第五师同桂军短兵相接，双方距离压缩到不足三百米，刺刀闪烁着寒光，阵地上杀声震耳欲聋。
后方苏区的夜色同样凝重。张溪兜背着牺牲的赖兰英，一步一晃地走进熟悉的缝纫铺，陈菊岭和家人强忍泪水，为这位女战士轻轻拭去脸上的血污，整理她最后的遗容。而赖兰英的妹妹赖文英，在执行传递情报的任务途中不幸被捕，生死未卜。张溪兜哽咽着告诉陈菊岭，红九军团和红二十四师正死守松毛岭，单单那一线就已经倒下了四千多名战士。听到这个数字，陈菊岭只觉得心如刀绞，望着眼前这位再也醒不过来的姑娘，泣不成声地一遍遍说着对不起。另一边，毛泽东则带领辎重队在泥泞山路中艰难跋涉，不时有战士因伤病而倒下，却没有一个人选择掉队，所有人都咬紧牙关，把目光牢牢盯向湘江方向。
毛泽东率领中央辎重队在泥泞山路上拼命突进，只求早一刻赶到江边。他心里惦记的，却是远处阵地上替主力遮风挡雨的战士——那些正用生命拖住敌人的身影。中革军委的急电再至，命令陈树湘率部坚守到最后一刻，在江岸与中央纵队会合。前线不断有战士中弹倒下，又不断有新人顶上去继续射击、冲锋。压抑的队伍里，仍有人高声歌唱，林育才用尽全力唱着八妹生前写下的歌，用歌声把战友们从绝望边缘硬生生拽回来。
同一时间，红一、红三军团正承受着生死存亡的重压。在界首渡口，红一军团工兵营的战士们整个人泡在刺骨江水中，用门板、竹筏和从老乡家里借来的木料，抢搭一座随时可能被炸断的浮桥；新圩渡口，红三军团五师死死守住最后一道防线，战士们在滩头阵地举起刺刀，与桂军短兵相接，血肉相搏。林彪从指挥所发出死命令：务必亲眼看到毛泽东安全渡江，否则绝不后撤一步。
很快，红三军团发来最紧急的电报：部队伤亡过半，阵地岌岌可危，急需中央纵队立刻轻装渡江脱险。话音未落，李德却顽固辩称并非指挥失当，而是红军战士不够英勇、战斗不够顽强。听到这种话，朱德当场拍案而起，与李德激烈争执。面对敌军重围，李德仍坚持要红军死守原阵地，以血肉之躯去填补他的错误决策。
与此同时，毛泽东率领的辎重队被炮火一次次撕裂，山谷间炸点连成一线，许多年轻战士在爆炸中瞬间倒下。毛泽东强忍疟疾带来的高烧与颤抖，勒马直奔前指，找到博古和李德，坚决要求就地卸下辎重，给部队减负。就在这时，江对岸再度传来震耳欲聋的爆炸声——红五军团三十四师的电台突然中断。形势险到极点，博古只能退让，同意卸掉部分沉重铁器，却仍咬死一句：印钞机绝不能丢。
觉山铺阻击战打响后，湘江战役陷入最惨烈的白刃厮杀。红一军团二师四团团长耿飚率部坚守到最后一颗子弹，弹尽粮绝之际，全团一千多人的队伍已被削成不足三百人的残阵。面对扑面而来的敌潮，耿飚向林彪请示进行肉搏突击。得到批准后，所有战士默默解下背后的大刀，握紧刀柄，在硝烟翻滚的阵地上，迎着密集枪火发起决死冲锋。
刀光与火光交织在血迹斑驳的土地上，每个战士都用尽最后一丝力气——“能杀一个是一个，能多拖一刻是一刻。”这场持续两个多小时的肉搏战，最终以四团牺牲二百余人的巨大代价，硬生生守住了觉山铺这个关乎全军存亡的咽喉隘口。得知前线攻势受挫，蒋介石怒不可遏，当场撕碎电报，迁怒于白崇禧等人。何键却在另一头接到蒋介石颁下的赏金令：每杀一个“共匪”赏银十元洋，誓言要把红军逼到走投无路的绝境。
战火翻卷中，彭德怀终于在西岸看见了缓慢挪动的中央纵队身影。就在此时，蒋介石调集手中所有可用的空军力量，对界首浮桥发起毁灭性轰炸。十余架敌机在江面上空轮番俯冲，机枪扫射与炸弹爆炸掀起一个又一个巨大的水柱，木制浮桥被炸得剧烈摇晃，随时都有崩塌的可能。林有田等人死死趴在桥头阵地上，迎着炮火抬枪射击，用一梭梭子弹为中革军委撕开一条渡江生路。
当毛泽东带着中央辎重部队终于赶到江岸时，还有战士咬牙扛着印钞机和沉重的钞票箱。为了保住更多战友的性命，彭德怀与毛泽东当机立断，下令立即把这些东西全部丢进江里。敌机轰炸愈演愈烈，林育才和父亲林有田并肩冲到最前沿，用身体挡在浮桥前。他们不顾弹片呼啸，从容架起一挺重机枪，将火舌直指天空，直到弹链打空、人被炸倒。临死前的一刻，林有田颤抖着把自己的军帽扣在儿子头上，脑海中闪回的，是一家人围坐在锅台前谈笑的温暖画面。
远离前线的村庄里，陈菊岭突然感到心口钻心般疼痛，总觉得丈夫或儿子出了意外。她们没有战场消息，却早已在心里做好迎接噩耗的准备。前线的红五师在完成掩护任务后，全师只剩下不足五百名战士。师长李天佑望着眼前被炮火撕碎、几乎被打空的队伍，重重跪倒在江边，双手抓起一捧带着温度与血腥气的泥土，指缝间尽是战友的鲜血。西岸阵地上，彭德怀凝视着对岸仍在燃烧的浮桥残骸，以及江面上漂浮的一顶顶红星军帽，这个铁血汉子第一次在众人面前，任由眼泪沉沉落下。
很快，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接到中革军委最后一道命令：立即突围，抢渡湘江，追上主力大军。这支由闽西子弟兵组成的英雄部队，已血战五天五夜，从六千多名战士打到只剩不足千人。为了掩护大部队突围，陈树湘毅然决定留下断后。部队行至灌阳县城附近的牯子江时，冷不防撞上国民党军的重兵合围，敌人调来德制坦克开路，钢铁履带碾碎红军匆忙修起的土垒，机枪火舌像暴雨横扫江岸。战士们抱着集束手榴弹迎着炮火猛扑向坦克，一团团火光接连炸起。在血与火的最后时刻，为不让自己落入敌手，陈树湘以扯断肠子的方式慷慨赴死，将生命永远定格在湘江边。
江岸另一头，毛泽东还在等待三十四师的身影。八九军团和三十四师加起来原本有几万人，如今能赶到江边的，却只剩下不到两千人，而且还没来得及过桥。彭德怀低声却坚定地对毛泽东说，为了那些倒在湘江两岸的红军战士，也为了整个红军的命运，他必须带领大家杀出一条生路，炸掉浮桥，阻断敌军追击。随着一声震耳欲聋的爆炸，桥身腾起火焰，碎木与铁索坠入江中，那座用无数鲜血筑起的浮桥在烈焰中消失，替主力部队赢得了生的希望。
摆脱追兵之后，毛泽东等人连夜召集紧急会议。他直指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一再失误，明确反对继续北上湘西，而是提出应当迅速转入敌人防守薄弱的贵州，以机动作战打乱蒋介石的部署。面对李德和博古的激烈反驳，周恩来果断站出来，力排众议，坚持把毛泽东的意见当作新的作战方针传达给各个军团。到表决时刻，除了李德和博古，几乎所有在场者都毫不犹豫地举起了手，一次转折中国革命命运的抉择，在昏黄的油灯下悄然定局。
回到住处，毛泽东心情沉重，一一回忆途中牺牲的战士，尤其是牺牲在战火中的林育才父子，悲痛更甚。他本想亲手给远在闽西的陈菊岭写信，却几度提笔又放下，终究写不出那份沉甸甸的慰问，只得请贺子珍代笔，将心中愧疚与哀思托付在纸上。这时，林彪主动前来向他汇报各路部队的战况与损失，毛泽东听罢，更加坚定了转兵贵州的决心——只有打赢这一仗，牺牲者的鲜血才算没有白流。
与此同时，在闽西的山城里，毛泽覃来到林家裁缝铺，带来了贺子珍写给陈菊岭的信，还有林有家留下的那顶军帽。陈菊岭含泪抚摸着军帽，悲恸过后，却主动请求毛泽覃替她向毛泽东捎信：这么多“娃子”为革命倒在枪口下，她虽然痛彻心扉，却绝不会退缩，就算全家人都牺牲，只要革命能胜利，一切都值得。随着敌人搜捕日渐疯狂，毛泽覃只得护送陈菊岭婆媳和孩子们转移，关键时刻，他把生的机会让给了身边的同志和乡亲，自己却在掩护游击队突围中壮烈牺牲，把年轻的生命留在熟悉的山岭间。
另一边，转战中的红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强渡乌江，又在枪林弹雨中夺下娄山关，占领遵义县城。蒋介石接到前线急报，才猛然发觉，那支曾让他寝食难安的“朱毛红军”不但没有被围歼，反而卷土重来、愈战愈强。他一边恼怒旧部失误，一边苦苦揣测红军下一步动向，猜到毛泽东可能要与徐向前等部会合，立刻密令各路人马封锁要道，妄图在黔北一线将红军一举截杀。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这就是后来载入史册的“遵义会议”。短短三天，会议争论激烈、针锋相对，最终作出四项足以改变中国革命走向的历史性决议：一是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二是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三是成立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小组”，统一红军作战指挥；四是确立更加灵活机动的战略方针。决议通过的一刻，屋外阴霾散去，久违的阳光穿透乌江上空弥漫的雾气，洒在战士们连夜赶制的新军旗上——旗面上不再印着共产国际的俄文缩写，只剩下一颗鲜艳夺目的中国红星。这一刻，年轻的中国共产党真正走向成熟，第一次以独立自主的姿态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问题，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挽救了红军，也挽救了中国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