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江一战失利，红四军元气大伤，山林间风雨欲来。毛泽东心中郁结难平，再次被疟疾折磨得满身冷汗。林彪细心察觉到他的病情，发现他日夜吃药却始终不见好转。远在他乡的林有家在写给毛泽覃的信中，痛心回顾东江之败，提到在红军八大会议上，队伍已经呈现出群龙无首、各自为战的混乱局面，整整三天的会议毫无结果。罗荣恒等许多代表当众指责近期军事指挥的严重失误，众人愈发意识到：要挽救红四军，非请毛泽东回来不可，于是联名起草了请愿书。
苏家坡昏暗潮湿的山洞里，毛泽东高烧反复，疟疾一阵紧似一阵，朱德守在床前亲自照料。两人借着昏黄的油灯细谈当前险峻的形势。毛泽覃赶来探望兄长，真诚恳求他重返队伍，然而毛泽东心中有苦难言，只能将忧虑深埋。临别前，他让人端上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给毛泽覃。朱德告诉毛泽东，陈毅已经向中央详细汇报，如今红四军问题严峻到了生死存亡的边缘，许多迫在眉睫的政策，若得不到中央批准，连试行的机会都没有。
夜深人静，山风呜咽，朱德与康克清推心置腹地商量对策。大家心中都有同一个愿望——一定要把毛泽东请回来。然而朱德不愿自己出面写信，只好请康克清提笔，写信给远在他方的贺子珍，借她转达全军将士的共同心愿。很快，毛泽东得知敌军“会剿”部队即将压向闽西，他心中一凛，立刻下定决心重返前线。临行前，他向傅柏翠等人耐心交代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的宝贵经验，清晨的山雾尚未散尽，毛泽东便背起行囊，匆匆踏上归队的路。
与此同时，在遥远的上海，周恩来和陈毅收到情报：出卖同志、致使大量革命者牺牲的叛徒白鑫，已悄然潜入法租界霞飞路的范争波公馆。那座公馆戒备森严，内外武装保镖云集，一旦贸然行动，势必惊动敌人。周恩来沉声叮嘱陈赓等人务必要沉住气，严密监视，不得轻举妄动，等白鑫一露面，便一击致命，替被害的同志讨回血债。
不久之后，陈毅从上海秘密归来，怀中带回万众期待的中央“九月来信”。朱德早早守在码头，望眼欲穿，见到陈毅后亲自拉着黄包车将他悄悄送回驻地。回到安全之处，陈毅脱下西装，小心翼翼地从衬衫里拆出缝好的密信。信中不仅充分肯定了毛泽东的探索与实践，更明确任命他为红四军前委书记。朱德、毛泽东、陈毅三人相视而笑，仿佛重见曙光，当即决定立刻召开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传达中央精神，重整旗鼓。
1929年，红四军前委在山中召开重要会议，决定从三件大事入手挽救摇摇欲坠的局面。第一，正式确定红军军装样式，在长汀原有的灰蓝色军装基础上，增添象征革命火焰的红领章和纪念列宁的黑色滚边，让每一位战士一眼就能从军装上看到自己的信仰。第二，追认在东江战役中为追击叛徒魏金帛而壮烈牺牲的刘安恭为革命烈士，既高度肯定他的英勇无畏，又严肃批评他在坚持攻打大城市上的军事冒险错误，以鲜血换来的教训警醒全军。第三，针对部队纪律涣散、作风松弛的问题，决定开展一次彻底的整顿，重申“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同时调整后勤体系，将原本由林育才负责的缝纫组交由赖文英接手，确保军需生产不断线，为即将召开的古田会议打下坚实基础。
山间小路上，转移的号角悄然吹响。林育才和赖文英紧锣密鼓地收拾行装，准备随大部队启程。临行前夜，陈菊岭彻夜未眠，在昏暗的油灯下，将糯米和红糖做成香甜软糯的糖油粑粑，小心用油纸层层包好，塞进丈夫的行囊。天色微亮，山雾如纱，赖文英背起背包，与林育才一道踏上征途。陈菊岭站在门口，望着丈夫和儿媳的身影越走越远，眼眶早已泛红，却硬是没有让泪水落下——她明白，革命的路上，总要有人负重前行。同一天，远在前线的毛泽覃收到林有田从新泉寄来的长信，信中详细记录了红四军在新泉进行的十天整训：操课从清晨第一缕阳光开始，纪律检查严到每一次敬礼和每一双草鞋，战士们在整训中重新找回了队伍的秩序与信心，也为一场新的转折悄然酝酿力量。
1929年12月28日，冬雨初霁，古田山间云雾翻涌，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一间简陋却庄严的会堂里拉开帷幕。毛泽东再度当选前委书记，连夜提笔写下三万多字的八项决议：鲜明确立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痛击单纯军事观点和极端民主化等错误思潮，指出红军既是战斗队，更是宣传队、工作队。最终，这份由毛泽东亲自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成为此后建党建军的纲领性文献，为人民军队的政治工作奠定下坚不可摧的基石。
会议结束，夜色沉沉，毛泽东等人推门而出，只见破旧的巷子里悄然摆满了热气尚存的粮食与菜肴。原来，为了不打扰开会，乡亲们悄悄把自家最好的口粮放在门外，又匆匆离去。红军的粮食短缺，就这样在群众无声的支持中悄然化解。望着这一堆堆来之不易的粮食，毛泽东心潮起伏，抬头看着空中飞舞的雪花，动情感叹：“瑞雪兆丰年，年年是瑞雪。”
出征在即，林育才穿上崭新的军装，与家人依依话别。他一再叮嘱家人守好这个来之不易的家，转身却毅然追随队伍踏上新的征程。1930年1月5日，为粉碎蒋桂联军对根据地的疯狂“会剿”，保护一方百姓安宁，前委当机立断：朱德率大部队进行战略转移，毛泽东暂时留守，坚守与巩固这块红色土地。分别之际，毛泽东目送着队伍远去，林育才背影挺拔。朱德没有回头，只高高举起那把绑着红绳的小凳子示意，逗得毛泽东会心一笑，也让这场生死未卜的离别多了一丝坚韧的乐观。
1930年10月至12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红一方面军采取“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辗转袁水流域，东渡赣江，将敌军一步步引入精心布下的战场。在龙冈一役，红军智勇双全，活捉敌军师长张辉瓒，毙俘敌军一万五千人，粉碎了国民党十万大军气势汹汹的第一次“围剿”，在血与火的较量中打出了红军的威名。
1931年2月至5月，蒋介石又纠集二十万兵力，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二次“围剿”。面对重重铁幕，毛泽东、朱德指挥红一方面军在富田、白沙、中村、建宁等地连战连捷，从赣江两岸到闽西北部，横扫七百余里，歼敌三万多，俘虏近万人。这场气势如虹的反“围剿”，不但再次挫败了敌人的狂妄企图，也令苏区军民斗志更加高昂。
1931年7月，第三次“围剿”卷土重来，蒋介石调集三十万兵力，并请来英、日、德等国军事顾问，企图以现代化兵力一举摧毁中央苏区。毛泽东、朱德却避其锋芒，专打要害，指挥红一方面军灵活机动，在莲塘、良村、黄陂、老营盘、方石岭等地连获胜利。历时三个月，红军再次歼敌三万余人，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第三次“围剿”，让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在战火中反而愈发壮大。
敌人的一次次失败，也在国民党内部激起震荡。张静江向蒋介石请辞，理由是反对这种耗尽国力、劳民伤财的“剿共”政策，但蒋介石充耳不闻，反而愈加变本加厉。与此同时，教育家徐特立来到了中央苏区，与毛泽东促膝长谈。他强调一切要以实践为检验标准的“兵法”，并建议在苏区系统兴办教育事业，让这里的下一代在炮火中也能看到知识的光亮。
1931年11月7日，瑞金城内人声鼎沸，红军召开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庄严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正式成立。大会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颁布土地法、劳动法等一系列重要法律，提出“打土豪、分田地”等政策，确立了苏维埃政权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这不仅是一个政权的诞生，更是无数农民第一次真正站起来、当家作主的历史时刻。
大会上，人们无比激动，却也难免想起那些再也无法归队的战友。朱云卿、伍中豪等人的牺牲，使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心如刀绞。但他们深知，当务之急是把悲痛化为力量，迅速掀起全民族的抗日浪潮。会后，毛泽东翻阅到伍中豪生前留下的书信，再也忍不住强忍的悲伤，失声痛哭，感叹军中痛失一员猛将。
不久之后，周恩来到达瑞金，与毛泽东再度相聚。两人围坐简陋的桌旁，一边回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风云岁月，一边讨论毛泽东近期完成的《兴国调查》。毛泽东早已做好被批判的心理准备，他清楚地知道，坚持实事求是意味着要顶住压力，但仍坚定指出，错误路线是会要人命的，不能拿群众的鲜血做试验。屋内灯火昏黄，贺子珍在一旁忙着煮面，一直等到两人谈得差不多了，才悄声端上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让这段沉重的革命对话，多了一丝家的温暖与人情的慰藉。
毛泽东正向周恩来娓娓讲述才溪乡翻天覆地的变化，忽然眼角一闪，看到周恩来衣兜里露出一个熟悉的小拨浪鼓——那是当年他亲手留给幼子毛岸龙的玩具。周恩来沉默片刻，终于告诉他：岸龙已在上海病逝。痛讯扑面而来，杨开慧就义的情景、毛岸英亲眼目睹母亲遭受酷刑的惨状一齐涌上心头。由于杨开慧和弟弟杨开明先后牺牲，家人怕再刺激老人，始终不敢把岸龙去世的消息告诉杨母。毛泽东闻言悲愤交加，胸中千钧难平，只能哽咽着怒呼：“开慧之死，百身难赎！”
另一边，陈菊岭和儿媳们围坐在昏黄的油灯下，反复端详林育才从前线寄回的家书，字里行间透出他随时可能奔赴更残酷抗日前线的决心。话音未落，张溪兜匆匆从门外赶回，带来一个出人意料的消息：后田一带的妇女被动员组建红军担架队，奔赴战场救护伤员。赖文英瞒着妹妹赖兰英抢先报名，竟还当上了队长。赖兰英心里既羡慕又焦灼，也渴望扛起担架跟随部队上阵。陈菊岭最终咬牙支持了文英的选择，然而兰英却觉得母亲偏心，更加坚定了要亲自踏上革命道路的念头。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宣告成立后，中央苏区在战火和封锁中艰难前行：各地红军与苏维埃政府使用的货币五花八门，财政互不统属，市面上流通的票券杂乱无章，严重影响了根据地的经济运转和军需供给。为了打破这种困局，中央政府果断决定建立统一的金融体系——筹建国家银行，发行苏维埃货币，集中财政收支，在枪林弹雨中为红军和苏区百姓筑起一条稳固的“经济生命线”。
1932年2月，中央急需一位既懂经济又政治可靠的干部来主持银行筹建重任。毛泽民在闽粤赣军区负责财政期间政绩突出、口碑极佳，于是中央点名调他赴瑞金。简陋的叶坪民房成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的起点，他带着仅有的5名工作人员，在一桌一椅之间白手起家，肩挑首任行长之责。大家一边手抄、一边试印，反复推敲如何保证新币在苏区顺畅流通，又能让伪钞无处遁形，真正让这张张薄纸变成老百姓手中放心的“命根子”。
就在金融建设紧锣密鼓展开之时，一位白发却目光炯炯的老人悄然来到苏区——他就是徐特立。此行，他不仅受命出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教育部副部长，更把自己的一生心血押在这片红土地上：从参与政权建设，到主抓苏区教育，推进扫盲运动和革命文化传播，再到大力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全力支持毛泽东的革命实践。课堂、夜校、识字班在山乡间次第亮起，让战火中的苏区悄然多了一道思想的光。
与此同时，远在南京的蒋介石收到情报：周恩来在各地奔走呼吁抗日，激起民心共鸣。自“一·二八”淞沪抗战后，蒋介石一心谋求与日本人尽早议和，妄图用屈辱的停战协定换取片刻安宁，无意真正抗战。得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正式成立，他勃然大怒，如坐针毡，随即下令调动重兵，对中央苏区发动新一轮“围剿”，并辅以经济封锁和政治迫害，妄图把这片新生的红色政权扼杀在摇篮里。
在硝烟渐浓的日子里，陈树湘、毛泽民、何长工一同前往看望毛泽东，道及董振堂主动递交入党申请书，还慷慨捐出积蓄支援革命的事迹。毛泽覃与赖文英也随即赶来探病，屋内顿时挤满亲友战友。虽然此时毛泽东已被剥夺军事指挥权，但在大家心中，他依旧是那个睿智坚韧的“毛委员”。得知毛泽覃即将成婚，赖文英又是恭喜又是惦念，转而谈起“八妹”的近况。谁知传来的却是噩耗：当地反动民团和地主武装对红军和群众疯狂报复，八妹因在群众中积极宣传革命思想而被敌人盯上。为了掩护乡亲和同志，她孤身引开追兵，最终壮烈牺牲。屋内一片默然，空气中弥漫着压抑的悲恸与更坚决的恨意。
不久之后，以长汀福音医院为基础，红军各部医疗力量得以整合，在瑞金叶坪正式成立“中央红色医院”，傅连暲出任首任院长。揭牌那天，院门前人山人海，伤员、医护、干部、群众从四面八方赶来。毛泽东、周恩来亲自动笔题写“中央红色医院”牌匾，鲜红的布幔掀起时，掌声、欢呼声此起彼伏。在枪炮声暂歇的这个角落，一座真正属于红军和人民的医院屹立起来，为无数在浴血征程中倒下又站起的战士们，点亮一线生的希望。
国民党对中央苏区发动“枪炮围剿+铁血封锁”的双重绞杀，四面关卡如铁桶般收紧。盐、布、药品、弹药这些关乎生死的物资几乎断绝，村寨里连一粒盐都要掰成几份分着吃。陆路被封得水泄不通，毛泽东等领导人只得把目光投向水路，在赣江、闽江的滩涂暗礁间摸索，试图在惊涛暗流中闯出一条隐秘的生命线。与此同时，蒋介石得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宣告成立，震怒之下悍然调集四十万大军，扬言以“分进合击”之势一举捣毁中央苏区，第四次“围剿”阴云压境。
前线血战连天，彭德怀带着满身血尘的林彪回到指挥部汇报战况。红一、三军团在南丰鏖战多日，伤亡惨重却久攻不下，彭德怀和林彪都清醒地意识到，照旧有的作战方针已难以为继，他们直言必须重新审视战局，言语中难掩对中央撤销毛泽东军事指挥权的不满。正是在这紧要关头，周恩来等人重新拾起“朱毛时期”那套以机动灵活著称的游击战思路，着手进行新的战略部署，林彪与彭德怀当场立下军令状，誓言要用胜利来证明这一方向的正确。
枪声与硝烟中，余贲民奉命掩护省委机关和区乡干部转移，孤身带队向浏阳方向突围，为大部队扫清道路。敌军派出一个营紧逼不舍，山谷间枪响连连，余贲民终因寡不敌众壮烈殉国。噩耗传来，毛泽东亲自赶到，为他盖上鲜红的党旗，缓缓讲起两人并肩战斗七年多来的点滴，从初识到生死与共，在场的同志无不潸然泪下，全体肃立，举手敬礼，默哀告别这位用生命守护理想的战友。
前线吃紧，后方同样惊心。赖文英将前线情况一五一十地写信告知家人，毛泽东则叮嘱林有家转告大家：情报人员务必隐蔽行事、减少走动，哪怕少送一封信，也要保住这条来之不易的秘密交通线。得知姐姐奔走前线，赖兰英按捺不住，毅然决定替姐姐加入担架队，亲自上前线抬伤员。她的决心很快打动了陈菊岭，“不怕流血，不惜牺牲”的誓言在林家回荡，男女老少都用实际行动诠释着“全家为革命”的担当。
另一边，孔家老宅灯光通明，产房外的走廊里，毛泽东等人陪着满头白发的孔家阿婆焦急守候。孔家五个儿子已全部战死沙场，如今全家的希望只系在这唯一的儿媳妇和她腹中的孩子身上——这一脉血脉能否延续，不仅关乎一个家族的兴衰，更寄托着无数烈士遗属的心愿。就在众人屏息之际，一声清亮的婴儿啼哭划破夜空，接生婆报出“是个男娃！”孔家阿婆激动得老泪纵横，紧握着毛泽东的手。然而喜讯未落，毛泽东的疟疾突然发作，脸色煞白、浑身发抖，周恩来连忙扶他回房休息，走廊里的喜悦与担忧交织成一幅复杂的时代画卷。
风云未定，远方又传来消息。周恩来向毛泽东透露，共产国际发来新的指示，派来一名名叫“李德”的军事顾问负责指导红军作战。此人曾在一战期间投身德国共产党，参与创立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后在德国被捕入狱，两年后惊险越狱辗转到苏联，在伏龙芝军事学院系统学习军事理论。李德深得王明信任，博古对他更是推崇备至，几乎将其视作“权威”。在他们的强烈要求下，身患疟疾的毛泽东仍强撑病体，答应参加即将召开的军事会议。
红四军的军事会议上，气氛微妙而紧绷。陈毅的名字不在正式列席名单中，李德便当众要求他立刻退场，毫不留情。陈毅转身离开前，却突然朗声背诵起毛泽东的诗词，那字句间的豪情与忧思震撼了在场多数将领的心，也道出了无数红军将士的心声。会场一时寂然，唯有李德与博古面色阴沉。叶剑英见状，急忙出面打圆场，毛泽东也向陈毅示意，将诗稿交给自己保管。朱德等人对陈毅遭受冷遇深感愧疚，而陈毅却云淡风轻，临别之际只留下掷地有声的一句：要想真正打垮蒋介石的几十万大军，只有紧紧依靠“朱毛”这条战场上杀出来的真本事。
与此同时，南京方面怒火中烧。蒋介石面对五十万大军“会剿”屡屡受挫，脸面尽失，恼羞成怒之下决定亲自督战。他严令各部“步步为营，堡垒推进”，企图用一座座钢筋碉堡将红军生存空间一点点压缩，像钉子一样钉死在苏区四周。就在国民党调兵遣将之际，毛泽东收到董振堂秘密送来的急信——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在福建发动“福建事变”，公开打出“抗日”的旗号，准备北上抗日。毛泽东敏锐地意识到，这是撕开蒋介石“围剿”包围圈、转守为攻的绝佳时机，他提出应立即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然而，在关键决策关头，李德却一口否决了这一主张，一场关乎红军命运与路线之争的风暴，在暗流涌动中悄然酝酿。
第五次“围剿”中央苏区的战火越烧越旺。蒋介石调整部署，抛弃以往的速决战，改用步步蚕食的“堡垒推进”战术，调集百万大军分路压境。何键身兼湘军首领与“西路军”总指挥，受命统筹赣、粤、闽、湘、鄂五省兵力，紧急召开五省军事会议，全盘落实蒋介石的作战构想。会议的核心，是在苏区周边强制推行“堡垒政策”，逼迫军队与地方民众日夜修筑碉堡和防御工事，一寸一寸压缩红军的生存空间，同时实施严酷的经济封锁，切断苏区的粮盐药品与一切外来补给。
与之相对，在苏区内部，李德和博古却坚持要以“堡垒对堡垒”的方式硬碰硬，用教科书式的短促突击战法与敌军周旋。这一主张遭到毛泽东的坚决反对——在地形复杂、物资短缺的中央苏区，这种照搬照抄的打法必然把红军推向血流成河的绝境。毛泽东再三劝阻无果，李德一意孤行，博古更在会上严词指责“朱毛游击战”是“落后战法”，矛盾激化之下，李德愤然拍案而起，拂袖离席。
1934年1月，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隆重召开。会上，毛泽东作报告，既直面眼前的生死危局，又放眼更广阔的中国命运。他一方面号召苏区军民同心同德，坚决抵抗国民党军的疯狂进攻，主张以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打破敌人的封锁圈和“堡垒政策”；另一方面，他敏锐洞察到日本帝国主义步步蚕食中国的图谋，提醒全党在坚持土地革命战争的同时，也要为即将到来的抗日救亡做好准备，争取更多阶层、更多力量投身革命洪流。
大会进入总结阶段，各地代表逐一发言之际，博古却突然打断会议，紧急召周恩来与朱德回军委议事。朱德心中挂念前线，极不情愿离场，毛泽东见状，只得劝他：“你要陪在恩来身边。”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又专程前往探望正在养病的瞿秋白。此时的瞿秋白因长年奔波、积劳成疾，肺病加重，身形憔悴，却仍伏案工作。在瑞金那间简陋的住所，两位革命者促膝长谈，对内忧外患的局势忧心如焚：一边是国民党步步紧逼的军事“围剿”，一边是党内“左”倾路线带来的指挥失误。但在沉重的气氛中，他们相互勉励，坚守信仰，相信黑夜再长，黎明终会到来。
当晚，毛泽东辗转难眠，梦见牺牲在战火中的池春生含笑而来。梦中，池春生紧握军号，郑重地递上一份早已写好的入党申请书，低声托付：如果自己倒在战场，希望毛泽东能为他完成最后的心愿——追认为中共党员。下一刻，梦境骤变，炮火轰鸣，鲜血与铁流交织成一幅惨烈的战场画卷，无数战士前赴后继倒下。毛泽东惊醒在冷汗中，心如刀绞，立刻决定去找周恩来和朱德商议前线局势。此时，周恩来与朱德、刘伯承正守在电台旁，等待前线的急报。
毛泽东赶到军委，博古却当众拒绝他过问军事指挥，两人言语交锋，争执越闹越僵。就在这时，战士送来前线急电——依托“堡垒政策”的层层碉堡和优势兵力，国民党军已对中央苏区发起猛攻。广昌一战，红军主力在连绵不绝的消耗战中血流成河，红一、红三军团在驿前、高虎脑等地坚守阵地，伤亡惨重；红五、红七军团在石城、宁都一线的阻击战同样付出惨痛代价，一支支劲旅被打得残缺不全。
前线指挥员很快发现，敌军牢牢依托土木碉堡“蚕食推进”，红军缺乏重武器，既无法摧毁堡垒，也难以冲破火力网，再强行死拼只会让整个红军主力葬送在堡垒群前。命悬一线之际，前线部队向中革军委紧急请示，恳求后撤苏区，保存力量。毛泽东怒火难平，当场痛斥博古、李德的教条主义路线，把红军一步步逼入绝境。中革军委在巨大压力下权衡再三，最终批准部队后撤。然而这时，红军元气已毁于连年鏖战，中央苏区的地盘也在敌人的堡垒圈中日渐缩小。
退守只是暂时喘息，更残酷的抉择摆在面前。中革军委紧急召开会议，研究战略转移的具体方案——一场生死未卜的远征渐渐浮出水面。会上，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宣布成立负责长征全局的“三人团”，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表面上是集体决策，实际上却由博古、李德握笔定夺，周恩来担起艰难而繁重的具体执行。
与此同时，中央红军医院院长傅连暲接到一项几乎撕裂人心的任务：用最短时间拿出伤员转移和安置方案。漫长未知的长征路上，重伤员根本无法随军跋涉。傅连暲只得含泪做出选择——把无法行走的战士秘密安置在苏区群众家中，或分散隐蔽在山区游击区；能坚持行军的轻伤员，则尽量编入随军转移队伍。中革军委在最终转移前的会议上，本来将毛泽东列入留守人员名单，然而在关键一刻，多数同志举起了手，投出关键的一票：让毛泽东随中央红军一同踏上这场命运之旅。
（一段用鲜血与信仰写成的历史，即将在漫漫长征路上展开新的篇章。）
（《浴血荣光》剧情系电视猫原创，未经许可，请勿转载。）
大部队即将拔营转移，风雨欲来，整个苏区笼着一层难以言说的沉重。贺子珍和徐特立守在昏暗的屋内，望着高烧不退、被疟疾折磨得面色如纸的毛泽东，心急如焚。贺子珍日夜不离病榻，一碗一勺地喂药喂水，却始终拗不过丈夫的倔强——毛泽东在疾病侵袭中仍坚持批阅文件、指示军情，她既心疼又无奈，明知再累再苦，他也不会停下笔。
临行前，毛泽东把身下唯一一条狗皮褥子留给朱德，让他好好护着那条饱受折磨的老寒腿。这一份兄弟般的体贴，落在朱德心里，却搅动着另一层怒火——他对博古、李德的错误指挥愤懑已久。康克清一面安抚他的情绪，一面劝他“你才是军心所系的人，只有坐镇军中，好好带兵革命，才是大家最大的盼望。”在她耐心而坚定的劝慰下，朱德的怒气一点点散去，只剩下对即将到来的艰险征途的沉思。
隔天，朱德陪同毛泽东来到红军医院探望负伤的陈毅。久别重逢，三人再聚一堂，陈毅热泪盈眶，半是激动半是埋怨，嘴上笑骂着“丢下我不管”，眼里却浸满了难舍。傅连暲告诉他，毛泽东得知他受伤后曾心急如焚，连夜为他新作一首诗。几人一同回忆起当年在闽西转战的日子，枪林弹雨中结下的生死情谊，让这场匆匆的探望多了几分柔肠百转的依依惜别，也多了“他日再聚”的坚定约定。
出发在即，周恩来得知毛泽东高烧未退、药物奇缺，四处设法，终于寻到当时极为稀少的金鸡纳霜，又亲自准备了一件厚实的大衣，托贺子珍转交。毛泽东接过这些沉甸甸的心意，眼中既有感激，又多出一份不安——他更担心的是贺子珍。她腹中已有身孕，身上又是累累旧伤，继续随红军转战前线，随时可能丧命于枪火之中。权衡再三，毛泽东毅然决定让她随周恩来等中央领导所在的主力部队行动，以求一线安全，这也是他少有的、以丈夫身份作出的“自私”决定。
与此同时，另一个告别悄然展开。因病体羸弱，瞿秋白无法随主力长征，被安排留守苏区继续斗争。临行前，毛泽东专程前来探望，二人谈笑间却掩不住心底的沉重。瞿秋白坦然表示，无论未来遭遇怎样的酷刑与逼迫，自己绝不会做叛徒；毛泽东则鼓励他保持乐观，相信革命终会胜利。转身离去之时，毛泽东又与年事已高的徐特立会面，将周恩来特地送给他备用的药品悉数转赠，郑重叮嘱老人务必保重身体，把革命的火种守到最后。
另一边，周恩来与红八军团政委罗荣桓在简陋的营地里促膝长谈。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让红军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局：粮弹匮乏，武器陈旧，补给几乎断绝。周恩来坦率说明现实——中央已无力为红八军团调配更多枪支弹药，只能请他们做好最艰苦的准备。罗荣桓默默听完，深知这是生死之战，却仍态度坚决：纵然一无所有，红八军团也绝不会退缩一步，哪怕拿命填，也要完成党中央交付的任务。
出发前夜，苏区的灯火零星而幽暗。毛泽东把弟弟毛泽民叫到身边，郑重托付：主力红军一旦远征，留守部队的筹粮筹款就全靠他来支撑，只有让游击队不断粮不断子弹，苏区的斗争才能延续下去。随后，他又对毛泽覃反复叮咛，要他竭力保护苏区群众，利用熟悉的山川地形坚持游击战争，等待革命时机再度逆转。彼时，毛泽覃身为中央苏区分局委员，肩上扛着留守部队的指挥重任，他深知这意味着随时可能以生命为代价，却仍只给出一句斩钉截铁的回答：“我会战斗到最后一刻。”离别在即，林有家悄然前来，与毛泽覃紧紧相拥，这一抱，既是兄弟诀别，也是把生死托付给对方。
与此同时，湘军营中也在上演另一场无声的较量。刘建绪奉何键之命接管全州防务，本该全力堵截红军，却在关键时刻作出了影响战局的决定——他刻意放缓部队行军速度，实则为红军留出一线生路。作为何键倚重的心腹将领，他比谁都清楚地方军阀的生存之道：既要在蒋介石“围剿红军”的严令下做出追击姿态，又不愿让湘军主力在与红军的硬拼中元气大伤。于是，在接防全州后，他并未加筑坚固防线，而是采取“追而不击”的策略——从表面看是步步紧逼，实则处处留白，既向上级交了差，又给红军留下了一条血路。
与大部队背道而行的，还有默默留下的隐蔽战士。陈菊岭主动提出不随主力转移，她要坚守在敌人眼皮底下，守住党的秘密联络点，保证情报与物资仍能源源不断地输送前线。赖文英也表明态度，这一次，她已经把生死置之度外，做好随时牺牲的准备。听到这话，陈菊岭心如刀绞，却只能强忍泪水，压着哽咽对她说：“可以牺牲，但一定要等任务完成以后。”在这句看似冷静的话语里，是对战友的珍重，更是对革命使命的固执坚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