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激烈的反“围剿”战斗中，英勇的李二娃不幸壮烈牺牲，习仲勋也在战斗中负伤，拖着重伤的身体艰难前行，最终瘫倒在李老栓家的门外。幸运的是，李老栓和他的家人在夜深人静时将习仲勋紧急送往薛家寨。在那里，李大夫经过检查发现习仲勋身中的是达姆弹，刘志丹严令李大夫必须尽力救治。

　　第二天清晨，杜衡亲自前来探望伤重的习仲勋，并坚决表达了带领部队南下渭华地区的决心。然而，这一决定遭到了习仲勋的强烈反对，令杜衡感到非常失望。杜衡离开薛家寨后，立即召集众人宣布了博古与党中央已迁往江西瑞金的消息，并且在中央的直接领导下，红一方面军通过大兵团作战，成功歼灭了陈诚的三个师，打破了蒋介石的第四次围剿，使主力扩大到了八万余人。杜衡认为二十六军的队伍越来越小，整天窝藏在偏僻的山沟里，因此决定尽快南下，前往人口密集且资源丰富的渭南地区，以建立新的根据地。

　　刘志丹则委婉地表达了继续以桥山中段为依托，开展游击战争，发展和巩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意愿，并等待时机成熟再向南发展。金理科也代表习仲勋传达了反对南下的观点。然而，杜衡不仅没有采纳大家的意见，反而严厉批评他们持有梢林主义、上山逃跑主义的态度，直接将提出反对意见的同志定性为右倾。刘志丹提议通过举手投票来决定是否南下，但即便全员反对，杜衡的态度仍然坚决。

　　金理科后来去见习仲勋，并向他道别。习仲勋对南下的计划感到焦虑，认为这相当于孤军深入敌境，一旦打不开局面，后果不堪设想。尽管杜衡拥有最终决定权，金理科还是告诉习仲勋，他将留在这里坚守根据地，并为他留下了三四十人及十几条枪支。在李二娃的头七之日，习仲勋撑着拐棍来到坟前，看着李老栓夫妇带着小娃伤心难过的样子，心中也是五味杂陈。经此一事，习仲勋认了老两口为干爸干妈，并承诺从此照顾他们的生活，老两口感激涕零。

　　在陕西太原，省委特派员高岗与县委书记赵伯平见面，赵伯平告诉他，前段时间白军围剿照金时发生了一些蹊跷的事情。每次遇到白军主力，总是王泰吉的骑兵团，而且对方总是表现出工不出力的态度，甚至让红军战士们屡次捡到对方遗弃的武器和弹药。因此，红二十六军怀疑骑兵团中有他们的同志。赵伯平还提到，王泰吉曾是黄埔一期的学员，在大革命时期加入了共产党，并与刘志丹等人一起组织并发起了渭华起义。起义失败后，王泰吉被关押在反动派的监狱中，直到杨虎城出面将他保释出来，并予以重用。但两人对王泰吉的立场仍然拿不准，便想通过何寓础拜访王泰吉。

　　何寓础突然来访，代表王泰吉转告他们务必要阻止杜衡和刘志丹南下，否则势必会陷入国民党的重围，面临灭顶之灾。与此同时，红二十六军遭到敌军三个营的包围，杜衡坚持要原地埋伏以打掉敌人的伏击，但刘志丹认为不能待在原地，必须尽快前进。杜衡因畏战，暗中吩咐刘约三给自己准备五百大洋和一头驴，以汇报上级为由，牵着驴离开了大部队。然而，部队每天都在突围，伤员已经减半，没有食物和水，形势极为危急。代理政委汪锋也对杜衡的行为感到愤怒，急切地想要找到方法跳出包围圈。此时，敌人又增派了两个营，刘志丹紧急部署，亲自带领小队人马掩护大部队撤离，双方爆发了正面冲突。

　　新上任的陕甘边特委书记秦武山来到薛家寨，给习仲勋带来了一个坏消息：红二十六军未能成功突围，大部队已被敌人彻底打散。目前刘志丹的生死不明，杜衡独自拿着经费脱离部队前往西安。习仲勋坚持要派人找回刘志丹和战友们。秦武山传达了上级的指令，保留红二十六军的建制，将渭北游击队改编为红二十六军第四团，黄子祥担任团长，杨森为政委。

　　在陕西的广袤土地上，红二十六军的南下行动遭遇了重大挫折，整个革命形势突然发生了逆转。在这样的背景下，王泰吉与赵伯平的会面显得尤为重要。王泰吉深知当前的时机并不成熟，但为了重振红二十六军的雄风，他决定带领骑兵团起义，并将这支队伍更名为“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以此表明他们的决心和目标。

　　不幸的是，省委机要秘书张文的叛变，使得许多党内同志的身份暴露，形势更加危急。俆列，一名潜伏在十七路军中的勇士，冒着极大的危险去见秦木兰，向她汇报了这一切。秦木兰得知省委领导即将在福盛楼召开会议后，立刻带着俆列赶往会场。

　　与此同时，高岗在楼上与萧章、杜衡密谈。然而，国民党的稽查专员魏海带领人马突然发起突袭，萧章和杜衡被捕，高岗只得从后门撤离，幸得秦木兰等人的接应。在另一边，魏海将杜衡带到审讯室，杜衡因胆小怕事，在魏海还未动用刑具前就选择背叛，这一行为与袁岳栋的同时叛变，使得陕西的党组织遭受了严重打击。

　　秦木兰和高岗等人意识到形势的严峻，开始紧急商讨转移的方案。高岗接到命令后，立即前往与王泰吉会合，他们必须确保能够带领部队前往照金，因为这里将是主力红军的重要阵地。不久后，王泰吉率领骑兵团起义，与红四团、耀县游击队在照金汇聚，习仲勋对此感到非常欣慰，现场一片欢庆。

　　然而，黄子祥率领的红四团与白军之间积怨甚深，对曾经是白军军官的王泰吉心存不满。两支队伍因为缺粮问题产生了矛盾，最终演变成激烈的冲突，幸亏习仲勋等人及时出面进行了干预和调解。

　　为了解决红四团和义勇军之间的矛盾，习仲勋和秦武山决定将大家聚集在一起，开诚布公地讨论问题。陕甘边特委在照金陈家坡召开了一次会议，旨在解决几支武装的统一领导问题，并决定由王泰吉担任新的主力红军部队的总指挥。这一决定立刻引起了黄子祥等人的不满，与高岗发生了激烈的争执。尽管王泰吉委婉地推辞了总指挥的职位，但他无疑是最合适的人选。最终，通过举手投票，王泰吉以微弱优势成为临时总指挥。

　　黄子祥对此仍然持反对态度，甚至与高岗发生了争吵，愤而决定带领红四团离开。习仲勋见状，急忙拿起黄子祥多年的烟袋锅追了过去，试图以理服人。黄子祥虽然明白习仲勋的良苦用心，但心中的坎儿难以逾越。习仲勋无奈之下表示，如果黄子祥执意要走，那他就是在分裂红军和组织。

　　当晚，王泰吉在会议上委婉表达了自己推辞总指挥的意愿，推举黄子祥来担任。然而，习仲勋告诉他，这个任命是经过特委慎重考虑的，希望他不要再推辞。在大家的坚持下，王泰吉最终答应带领好队伍，并详细讲述了接下来的部署。黄子祥恰好站在门外听见，他走进会议室，表示同意王泰吉的作战部署，并决定留下来。这样，几支武装终于在统一的领导下，形成了坚实的联盟。

　　在黄子祥的回归之际，一场关键的会议在革命的氛围中顺利召开。与会者都怀着共产党人的坦荡胸怀和高度的革命精神，寻求在大方向上的共识，最终一致推选王泰吉担任陕甘游击队的总指挥，高岗则被任命为政委。会议上还对粮食分配等关键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和研究。在这种团结和决心的推动下，习仲勋特别提议让刘志丹担任参谋长，坚信刘志丹仍在人世，这一提议也得到了与会者的广泛支持。

　　不久，国民党集结了多股反动势力对中金根据地进行了围剿。王泰吉凭借其丰富的军事经验，迅速做出了战略部署。他根据照金的地形特点，将兵力分为三路：黄子祥率领红四团；义勇军分别守护进入根据地的两条主要道路，而李妙斋则驻守在薛家寨，誓死保卫这一关键位置。面对敌人熟悉的火炮覆盖后步兵跟进的战术，习仲勋建议王泰吉分出部分兵力，绕到敌人后方进行突袭，随后形成反包围的态势。王泰吉对此策略表示赞同，并迅速付诸实施。

　　在王泰吉和黄子祥的英勇抵抗下，敌人长时间无法攻克照金根据地。敌方的关团长因久攻不下而感到极度愤怒。在这种情况下，陈克敏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计划，他带领部队从后方偷袭薛家寨。李妙斋和他的部队虽然奋力抵抗，但因突袭而措手不及。当李妙斋意识到需要通知其他部队时，已经为时过晚。薛家寨的伤员和兵工厂均遭到了严重破坏，李妙斋在残余的战士中振臂一呼，浴血奋战，最终与陈克敏同归于尽。

　　与此同时，黄子祥和习仲勋在狙击战中也遭遇了极大的困难。敌人的炮火猛烈，黄子祥一度产生了撤退的念头。然而，习仲勋坚持留下，他点燃了一根烟，静待战况的变化。就在这时，外面响起了冲锋号，王泰吉率领的义勇军及时赶到，与黄子祥和习仲勋的部队形成了前后夹击之势，迫使敌人开始节节败退。战后，黄子祥和王泰吉在战场上胜利会师，两人激动地拥抱，所有的误解和隔阂在这一刻烟消云散。

　　战事稍歇，大家回到薛家寨，为牺牲的战士们举行了安葬仪式。习仲勋手持李妙斋的遗物，望着满目疮痍的薛家寨，心中充满了悲愤。不久后，刘志丹带领二、三十名战士回到照金，当地百姓纷纷前来迎接，场面感人至深。习仲勋得知消息后，急忙前往与刘志丹相见，发现他衣衫褴褛，却从死亡线上逃了回来，习仲勋忍不住热泪盈眶。

　　面对不断变化的形势和革命的需要，刘志丹和习仲勋总结了二十六军南下失利的原因，决定采用“狡兔三窟”的策略，开展三路游击战。刘志丹决定亲自前往条件相对成熟的南梁开辟新的根据地，而习仲勋则继续坚守照金。1933年十月，国民党军队对照金苏区发起了大规模的军事“围剿”，迫使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党政机关向南梁地区转移。在甘肃合水的包家寨会议上，主要内容是改变原定的以照金为后方基地向渭北发展的方针，确立以南梁为中心，广泛展开游击战争的新军事决策。

　　根据刘志丹的建议，撤销了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成立了第四十二师，并划分了陕北、陇东、关中三路游击区，成立了三路游击总指挥部。王泰吉被任命为师长，高岗担任政委。尽管王泰吉对此有所不同意，认为红四十二师仍应由刘志丹领导，但他也接受了这一决定。得知刘黑七部调防陕南的消息后，王泰吉决定深入敌军，开展兵运工作，为革命争取更多的力量。在一夜之间，刘志丹和高岗亲自为他送行，目送他提着灯笼，消失在黑夜中。不幸的是，王泰吉在途中被捕，两个月后在西安英勇就义，年仅二十八岁。

　　包家寨会议后，红四十二师在南梁打开了局面，习仲勋也亲自来到南梁，深入农村进行调查研究，与群众建立了深厚的联系。他见到了贺老五，了解到当地的土地情况，发现许多农民都没有自己的土地，大部分土地都归地主所有。在好年景，农民们还能勉强维持生计，一旦遇到收成不好的年份，他们就必须倒欠地主的地租。

　　在包家寨会议的余波中，红四十二师在南梁地区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习仲勋，一位充满智慧与胆识的领导者，亲临南梁，深入农村，开展了一系列调查研究。他不仅与当地群众建立了深厚的联系，而且还深入了解了他们的生活状况和需求。

　　在与贺老五的交谈中，习仲勋详细了解了当地的土地分配情况。他发现，尽管这里的土地肥沃，但大多数土地都集中在少数地主手中，普通农民几乎无土地可耕。在好年景，农民们勉强能够维持生计；然而一旦遭遇不良年景，他们不仅收成无法保障，还要背负沉重的地租债务。这种不平等的现状让习仲勋深感不公。

　　在与张策的深入交流后，习仲勋坚定了自己的信念：要想稳固根据地，必须依靠广大群众的力量。他明确指出，解决群众迫切期待的问题，是当前最为紧迫的任务。因此，他决心推行土地改革，打土豪，分田地，以实现土地的公平分配。

　　在习仲勋的带领下，豹子川等地的农民运动和土地改革工作取得了显著进展。随着生活条件的逐步改善，当地百姓对共产党的支持和拥护也日益增强。刘志丹在得知习仲勋身体恢复后，特地前来探望，并对其土改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鼓励他继续留在当地，扩大影响力。

　　然而，就在此时，南梁根据地面临了新的危机。黄子祥急匆匆地报告说，敌人正集结重兵围攻南梁。面对突如其来的威胁，刘志丹迅速作出决策，命令主力部队迅速突围，避免与敌人的正规军正面交锋。同时，他也指示对敌人的民团和地方武装进行伺机打击。

　　在紧张的撤退和疏散中，习仲勋负责组织群众撤离，并清理战场。在这一过程中，国民党民团对刘志丹进行了疯狂的追捕。在一次危急时刻，同桂荣为了引开敌人的注意，不惜跳下悬崖，所幸被及时救回。

　　在战争与家庭的双重压力下，刘志丹的内心充满了矛盾和挣扎。当他终于有机会与家人团聚时，却难以跨出那一步。他深知，一旦面对家人，自己可能无法再抽身回到战场。这种情感的压抑，习仲勋感同身受。但习仲勋认为，即使是在革命的道路上，也不能忽视对家人的感情。在他的劝说下，刘志丹带着复杂的心情走进了家门，面对父亲的责骂和女儿的陌生，他感到无比的痛苦和自责。

　　随着时间的推移，1934年7月，谢子长率领的陕北红军与陕甘边红军在南梁成功会师。在阎家洼子召开的联席会议上，加强了两支红军及其根据地的联系，为未来的合作与统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不久后，在一次激烈的反“围剿”战斗中，谢子长身负重伤，刘志丹和习仲勋连夜赶到，命令军医不惜一切代价救治。

　　在南方，中央红军在江西瑞金的苏维埃政权建设如火如荼。受此启发，习仲勋和刘志丹在陕甘边区也开始筹备建立属于老百姓的政权。通过民主选举，最终成立了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习仲勋被选为主席。他在上台时郑重承诺，将不断推动政策，确保老百姓真正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

　　在那个动荡的年代，习仲勋站在了权力的顶峰，成为了众人敬仰的主席。在一次庄严的仪式上，刘志丹带领着众多军政干部向他行礼，恭请他指示未来的方向。习仲勋对此感到意外和荣幸，但在刘志丹的坚持下，他更加敬佩刘志丹的谦逊与谨慎。两人并肩坐下，观看着学员们的训练，心中充满了对未来的期待和满足。

　　红三团的团长王世泰面临着选拔人才的重任，他需要在军政干校中挑选十名杰出的学员。然而，人才的稀缺让这一任务变得异常艰巨，副校长面对这一局面显得颇为为难。他向王世泰透露，这一决定还需得到习仲勋和刘志丹的同意。果不其然，习仲勋对此持保留态度，他决定留下秦木兰、陆建德、王兴一等人，计划让他们创建一所列宁小学，以此来提升边区百姓的教育水平和文化素养。刘志丹对此表示赞同，只是对留下更多人才有所保留，这让王世泰感到了压力，最终不得不选择逃离。

　　随着南梁列宁小学的正式开学，秦木兰在教室里教授孩子们歌谣，其场面吸引了众多村民的围观。这一幕不仅展示了教育的力量，也反映了百姓对新知的渴望。与此同时，刘志丹和习仲勋正在讨论十大政策，这些政策旨在让百姓真正成为家园的主人，同时也保障地主豪绅的基本生存权利。两人对未来充满希望，憧憬着有朝一日，每个人都能享受到肉馅饺子这样的美食。

　　在这一系列忙碌而充实的日子里，谢子长的健康状况急转直下。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仍旧挂念着红军的安危，担忧反动派会趁虚而入。他嘱咐刘志丹要做好准备，尽快将陕北和陕甘边的根据地统一起来，以增强红军的力量。谢子长在临终前与刘志丹有着深情的对话，他告诉刘志丹未来的重担将由他一人承担。刘志丹承诺会坚守根据地，直到谢子长安详地闭上了双眼，留给世人无尽的哀愁。

　　谢子长的逝世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但他的精神和理念继续激励着后来的人。为了纪念他的贡献，陕甘宁边区政府将安定县更名为子长县，毛泽东亲笔题词“民族英雄，虽死犹生”，以彰显其不朽的英雄形象。不久后，国民党军的大规模“围剿”行动迫在眉睫，习仲勋孤身前往战场，吸引敌人的注意力，而刘志丹则负责指挥和协调，确保群众的安全转移。在这场斗争中，虽然习仲勋受了轻伤，但更让他心痛的是，嫂子亲手为他制作的棉袄被破坏。

　　在这一连串的战斗和政治斗争中，习仲勋和刘景范发现了由于“左”倾路线的影响，南梁地区的查田运动出现了严重的问题。赤卫队的行为尤为恶劣，他们不仅抢夺了李老栓家的粮食，还对其家小进行了威胁。习仲勋和刘景范得知此事后，立刻前往制止，但却遭到了顾林的批评，指责他们的右倾思想。这一冲突最终导致双方不欢而散，但习仲勋和刘景范坚持要求停止这种无理的查田运动，以免引发更大的民怨。

　　在这些内外交困的日子里，刘志丹带来了两个消息，一个坏消息是蒋介石在西安成立了剿匪总司令部，亲自担任总司令，动用重兵围剿陕甘红军；一个好消息是红二十五军即将到达延川永坪镇。到了同年九月，红二十五军与陕甘红军成功会师，组成了红十五军团，并在劳山战役中取得了胜利。这一系列的胜利和挫折，不仅是对这些英雄人物的考验，也是对他们信念的坚持和对未来的不懈追求。

　　在甘肃哈达铺的一片寂静之中，中央红军的长征队伍缓缓驻足。毛泽东在阅读报纸时，偶然间发现了关于陕北红军的消息，这一发现如同晨曦中的一线光明，指引着他们未来的方向。在了解到刘志丹的最新情况后，毛泽东决定召集众将领开会，商讨重大的决策。会议上，他们决定放弃之前的行动方针，转而北上，前往陕北寻找刘志丹率领的陕甘红军，这一决定为红军的历史转折点铺垫了基石。

　　1935年10月1日，红十五军团在甘泉县的劳山地区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战役。这场名为劳山战役的战斗，不仅是红十五军团成立后的首次胜利，更是在敌军心脏地带划下了一道不可磨灭的印记。他们成功歼灭了敌军第一一零师的主力，为中央红军的到来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在胜利的消息传来时，刘志丹作为副军团长兼参谋长，急忙将这一喜讯告知习仲勋。他们从一名被俘的军官口中得知，有一支规模达上万人的红军队伍正向他们靠近，极有可能是神秘而强大的中央红军。为此，两人立刻开始筹备迎接的各项工作，从粮草到住宿，再到在陇东敌占区进行群众宣传，无不精心准备，以确保中央红军能够顺利到达陕甘根据地。

　　与此同时，方一江因之前的查田工作被停职，一直处于待命状态。最近，中央新成立了政治保卫局，方一江被任命为审讯科长，协助顾林对陕甘苏区的党政军机关进行所谓的“肃反”工作。顾林对习仲勋等人的不满达到了极点，他们被认为是潜伏在党内的敌特分子，不仅被停职，还被迫接受调查。

　　在敌人的围剿行动尚未结束时，刘志丹在被捕前曾指示游击队长张明科配合主力部队作战。习仲勋和其他人在这种危机四伏的环境中面临审讯，陕甘苏区的形势变得极为危急。顾林在没有任何确凿证据的情况下，仓促给刘志丹和习仲勋扣上了叛徒的帽子，甚至断定习仲勋是反革命分子，这让他们陷入了深深的绝望。

　　在监狱中，刘志丹、习仲勋和俆列等人被无情地关押，他们感慨自己为国家和人民奋斗牺牲，却遭受如此不公的对待。在绝望之际，刘志丹鼓励大家继续相信党，相信正义终将到来。他们在牢房中唱起山歌，通过窗外的铁栏望向远方，心中充满了对未来的期待。

　　1935年10月下旬，毛泽东率领的陕甘支队终于抵达陕北的吴起。当地百姓对他们的到来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和支持。毛泽东及时制止了正在进行的错误“肃反”行动，红军地方工作部部长李维汉奉命对顾林等人进行停职审查，最终无罪释放了刘志丹和习仲勋等人。虽然他们重获自由，但俆列已经在之前被枪决，这成为了在场每个人心中无法抹去的痛楚。秦木兰在得知这一消息后，瘫倒在地，悲痛欲绝。

　　次年二月，刘志丹被任命为军长，与政委宋任穷率领二十八军东征。在出征前，习仲勋急忙来见刘志丹，向他透露这次肃反中许多同志含冤而死的消息。刘志丹听后心情沉重，只能安慰习仲勋要振作起来，相信未来会有所改变。两人在路口深情告别，约定未来再相见。

　　在东征的征途中，二十八军突然遭到敌军的伏击。面对突如其来的危机，刘志丹毅然决然地趴在山坡上，观察敌军的动向。他冒着生命危险，向前方传递敌军指挥部的位置，誓要将其摧毁。当炮火在他身边爆炸时，所有人都为他的安危担忧，但他的英勇举动激励了每一个战士，坚定了他们前进的脚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