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黄子祥的回归之际，一场关键的会议在革命的氛围中顺利召开。与会者都怀着共产党人的坦荡胸怀和高度的革命精神，寻求在大方向上的共识，最终一致推选王泰吉担任陕甘游击队的总指挥，高岗则被任命为政委。会议上还对粮食分配等关键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和研究。在这种团结和决心的推动下，习仲勋特别提议让刘志丹担任参谋长，坚信刘志丹仍在人世，这一提议也得到了与会者的广泛支持。
不久，国民党集结了多股反动势力对中金根据地进行了围剿。王泰吉凭借其丰富的军事经验，迅速做出了战略部署。他根据照金的地形特点，将兵力分为三路：黄子祥率领红四团；义勇军分别守护进入根据地的两条主要道路，而李妙斋则驻守在薛家寨，誓死保卫这一关键位置。面对敌人熟悉的火炮覆盖后步兵跟进的战术，习仲勋建议王泰吉分出部分兵力，绕到敌人后方进行突袭，随后形成反包围的态势。王泰吉对此策略表示赞同，并迅速付诸实施。
在王泰吉和黄子祥的英勇抵抗下，敌人长时间无法攻克照金根据地。敌方的关团长因久攻不下而感到极度愤怒。在这种情况下，陈克敏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计划，他带领部队从后方偷袭薛家寨。李妙斋和他的部队虽然奋力抵抗，但因突袭而措手不及。当李妙斋意识到需要通知其他部队时，已经为时过晚。薛家寨的伤员和兵工厂均遭到了严重破坏，李妙斋在残余的战士中振臂一呼，浴血奋战，最终与陈克敏同归于尽。
与此同时，黄子祥和习仲勋在狙击战中也遭遇了极大的困难。敌人的炮火猛烈，黄子祥一度产生了撤退的念头。然而，习仲勋坚持留下，他点燃了一根烟，静待战况的变化。就在这时，外面响起了冲锋号，王泰吉率领的义勇军及时赶到，与黄子祥和习仲勋的部队形成了前后夹击之势，迫使敌人开始节节败退。战后，黄子祥和王泰吉在战场上胜利会师，两人激动地拥抱，所有的误解和隔阂在这一刻烟消云散。
战事稍歇，大家回到薛家寨，为牺牲的战士们举行了安葬仪式。习仲勋手持李妙斋的遗物，望着满目疮痍的薛家寨，心中充满了悲愤。不久后，刘志丹带领二、三十名战士回到照金，当地百姓纷纷前来迎接，场面感人至深。习仲勋得知消息后，急忙前往与刘志丹相见，发现他衣衫褴褛，却从死亡线上逃了回来，习仲勋忍不住热泪盈眶。
面对不断变化的形势和革命的需要，刘志丹和习仲勋总结了二十六军南下失利的原因，决定采用“狡兔三窟”的策略，开展三路游击战。刘志丹决定亲自前往条件相对成熟的南梁开辟新的根据地，而习仲勋则继续坚守照金。1933年十月，国民党军队对照金苏区发起了大规模的军事“围剿”，迫使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党政机关向南梁地区转移。在甘肃合水的包家寨会议上，主要内容是改变原定的以照金为后方基地向渭北发展的方针，确立以南梁为中心，广泛展开游击战争的新军事决策。
根据刘志丹的建议，撤销了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成立了第四十二师，并划分了陕北、陇东、关中三路游击区，成立了三路游击总指挥部。王泰吉被任命为师长，高岗担任政委。尽管王泰吉对此有所不同意，认为红四十二师仍应由刘志丹领导，但他也接受了这一决定。得知刘黑七部调防陕南的消息后，王泰吉决定深入敌军，开展兵运工作，为革命争取更多的力量。在一夜之间，刘志丹和高岗亲自为他送行，目送他提着灯笼，消失在黑夜中。不幸的是，王泰吉在途中被捕，两个月后在西安英勇就义，年仅二十八岁。
包家寨会议后，红四十二师在南梁打开了局面，习仲勋也亲自来到南梁，深入农村进行调查研究，与群众建立了深厚的联系。他见到了贺老五，了解到当地的土地情况，发现许多农民都没有自己的土地，大部分土地都归地主所有。在好年景，农民们还能勉强维持生计，一旦遇到收成不好的年份，他们就必须倒欠地主的地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