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激烈的反“围剿”战斗中，英勇的李二娃不幸壮烈牺牲，习仲勋也在战斗中负伤，拖着重伤的身体艰难前行，最终瘫倒在李老栓家的门外。幸运的是，李老栓和他的家人在夜深人静时将习仲勋紧急送往薛家寨。在那里，李大夫经过检查发现习仲勋身中的是达姆弹，刘志丹严令李大夫必须尽力救治。

　　第二天清晨，杜衡亲自前来探望伤重的习仲勋，并坚决表达了带领部队南下渭华地区的决心。然而，这一决定遭到了习仲勋的强烈反对，令杜衡感到非常失望。杜衡离开薛家寨后，立即召集众人宣布了博古与党中央已迁往江西瑞金的消息，并且在中央的直接领导下，红一方面军通过大兵团作战，成功歼灭了陈诚的三个师，打破了蒋介石的第四次围剿，使主力扩大到了八万余人。杜衡认为二十六军的队伍越来越小，整天窝藏在偏僻的山沟里，因此决定尽快南下，前往人口密集且资源丰富的渭南地区，以建立新的根据地。

　　刘志丹则委婉地表达了继续以桥山中段为依托，开展游击战争，发展和巩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意愿，并等待时机成熟再向南发展。金理科也代表习仲勋传达了反对南下的观点。然而，杜衡不仅没有采纳大家的意见，反而严厉批评他们持有梢林主义、上山逃跑主义的态度，直接将提出反对意见的同志定性为右倾。刘志丹提议通过举手投票来决定是否南下，但即便全员反对，杜衡的态度仍然坚决。

　　金理科后来去见习仲勋，并向他道别。习仲勋对南下的计划感到焦虑，认为这相当于孤军深入敌境，一旦打不开局面，后果不堪设想。尽管杜衡拥有最终决定权，金理科还是告诉习仲勋，他将留在这里坚守根据地，并为他留下了三四十人及十几条枪支。在李二娃的头七之日，习仲勋撑着拐棍来到坟前，看着李老栓夫妇带着小娃伤心难过的样子，心中也是五味杂陈。经此一事，习仲勋认了老两口为干爸干妈，并承诺从此照顾他们的生活，老两口感激涕零。

　　在陕西太原，省委特派员高岗与县委书记赵伯平见面，赵伯平告诉他，前段时间白军围剿照金时发生了一些蹊跷的事情。每次遇到白军主力，总是王泰吉的骑兵团，而且对方总是表现出工不出力的态度，甚至让红军战士们屡次捡到对方遗弃的武器和弹药。因此，红二十六军怀疑骑兵团中有他们的同志。赵伯平还提到，王泰吉曾是黄埔一期的学员，在大革命时期加入了共产党，并与刘志丹等人一起组织并发起了渭华起义。起义失败后，王泰吉被关押在反动派的监狱中，直到杨虎城出面将他保释出来，并予以重用。但两人对王泰吉的立场仍然拿不准，便想通过何寓础拜访王泰吉。

　　何寓础突然来访，代表王泰吉转告他们务必要阻止杜衡和刘志丹南下，否则势必会陷入国民党的重围，面临灭顶之灾。与此同时，红二十六军遭到敌军三个营的包围，杜衡坚持要原地埋伏以打掉敌人的伏击，但刘志丹认为不能待在原地，必须尽快前进。杜衡因畏战，暗中吩咐刘约三给自己准备五百大洋和一头驴，以汇报上级为由，牵着驴离开了大部队。然而，部队每天都在突围，伤员已经减半，没有食物和水，形势极为危急。代理政委汪锋也对杜衡的行为感到愤怒，急切地想要找到方法跳出包围圈。此时，敌人又增派了两个营，刘志丹紧急部署，亲自带领小队人马掩护大部队撤离，双方爆发了正面冲突。

　　新上任的陕甘边特委书记秦武山来到薛家寨，给习仲勋带来了一个坏消息：红二十六军未能成功突围，大部队已被敌人彻底打散。目前刘志丹的生死不明，杜衡独自拿着经费脱离部队前往西安。习仲勋坚持要派人找回刘志丹和战友们。秦武山传达了上级的指令，保留红二十六军的建制，将渭北游击队改编为红二十六军第四团，黄子祥担任团长，杨森为政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