码头很快被黄公杰带人强行攻占，密集的枪声撕裂了清晨的海风，也惊动了何贤、柯麟与马万祺等人。此时，泽荣作正站在国际酒店的天台上，以俯视一切的姿态，用望远镜冷静观察内港的动静，对码头上的混乱了如指掌。随着警车呼啸而至，警笛声由远及近，泽荣作立即下令开火，企图用枪林弹雨阻拦警力介入。他麾下日特分子火力凶狠，警车被迫止步，港口一带被彻底封锁。与此同时，“西安轮”在日方特务的严密控制下缓缓驶离港口，载着尚不为人知的巨大阴谋渐行渐远。泽荣作则依仗自己拥有的外交豁免权，哪怕明目张胆地涉入暴力行动，也依旧能从容脱身。官耶面对这种“合法外衣”下的强权，纵有满腔怒火，却终究无可奈何，只能在程序与现实的夹缝中选择放行。
码头枪声平息后，真正的危机才开始浮出面。何贤等人得知装载战略物资的货船被劫，不敢迟疑，立即找到杨昌打探内情。多方查证之下，一个令人心惊的事实逐渐清晰：大濠帮中那名通晓全套旗语、绰号“水鬼仔”的帮众已经离奇失踪，极有可能已经叛变投敌。水鬼仔对旗语的熟悉意味着，他掌握着联络信号的全部内容，一旦投靠日特，就等同于将游击队的行动密码拱手送出。众人意识到，如果“西安轮”仍按原计划驶向预定的联络点，黄三合等人势必无法识破骗局，反而会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以为是正常接头，从而将敌人直接引向真正的钨砂交接地点。届时，不仅多方筹划多时的物资会落入日军之手，澳门地下力量也可能在一夜之间被连根拔起，整个澳门的安危都将濒临崩塌的边缘。
同一时间，远离码头的另一头，人们也在用各自的方式迎接即将到来的风暴。罗德礼得知局势严重，心知此次事件极有可能牵连自身，他决定独自承担一切后果，不连累家人。回到家中，他压抑着心中的惶惶不安，与妻儿平静告别，那种看似寻常的温情，反而像是诀别前最后的安宁。另一边，柯正平则选择以行动对抗命运，他明知日军封锁线森严、封锁区内暗枪密布，却仍然硬着头皮冒险穿越，只为赶往中山报信，确保情报不至于被截断。龙海珊等人接获讯息后，立刻意识到“西安轮”被劫与水鬼仔叛变之间存在重大关联，火速联系游击队与黄三合，准备抢在日特之前采取应对。与此同时，洛柏与戴思乐急匆匆找到何贤商议对策，将目前局势和日方动向一五一十说明。何贤得知日方尚未见到担保书原件，敏锐地捕捉到其中的漏洞，当即将那份关乎大局的担保书撕毁，要求重拟一份，以争取主动权。不久之后，他便专程找到何鸿燊，希望后者设法搭线联系汪其正，布下更为复杂的一步棋。
夜色渐深，岸边暗流涌动。黄三合率领人马提前赶到预定位置，屏息固守，等待货船靠近。海风卷着湿冷的盐味，吹动岸边的草丛，也吹得众人心头发紧。龙海珊与阿娣一路奔袭，匆匆赶到岸边时，“西安轮”的轮廓已隐约逼近岸线，船身在夜色中如同一头巨兽缓缓靠近。情势危急，龙海珊来不及细想，只能冒险开枪，以枪声作为警示信号，希望借此提醒己方队伍有所警觉。枪声划破夜空的一瞬间，潜伏在暗处的日军顿时受惊，蜂拥而出。原本尚且隐晦的对峙一下子演变成明火执仗的混战。黄公杰在交火中毫不顾忌，盯准黄三合猛力扫射，一阵子弹呼啸而过，黄三合腿部中弹，踉跄倒地。阿娣见状，拼死掩护龙海珊，挡在她身前，最终不幸中弹身亡，倒在岸边冰冷的土地上。就在黄三合、黄子侠与龙海珊三人被日军层层围困、弹药即将耗尽、做好同归于尽准备之际，区新带领游击队及时赶到，如同在绝境中撕开了一道口子。不过，援军的出现并未抹去这场战斗的代价，混乱中龙海珊也被子弹击中，她带伤坚持战斗，直至伤势严重，几近昏厥。
与此同时，另一场没有硝烟的较量也在暗中展开。何鸿燊与何贤联手，上演了一出环环相扣的双簧戏。按照事先商定的方案，何鸿燊主动出面，以“好意介绍”的名义，将汪其正“郑重其事”地引荐给何贤，让对方以为自己掌握上风。汪其正自以为立场稳固、筹码在握，开门见山说明来意，语气严肃而倨傲。他警告何贤，私藏战略物资是不可饶恕的重罪，一旦被日军查获，结局必定是死路一条，轻则家产尽毁，重则满门不保，试图用恐惧压迫对方就范。他随后“好心”相劝，称若肯及早将货物出手转卖给日方，或许还能保住性命与部分利益。何贤闻言，故意佯装震怒，当场斥责何鸿燊出卖自己，将“好友背叛”“生死难料”的戏演得入木三分，令旁观者难辨真假。
枪火尚未散尽，伤者的命运却同样牵动人心。龙海珊中弹后很快陷入昏迷，情况十分不乐观。区新清楚现场条件极其有限，继续逗留只会招致更大风险，只好做出艰难决定，将昏迷不醒的龙海珊托付给柯正平，嘱托他不惜一切代价想办法救治、转移，务必保住这个重要的战友。另一边，为了彻底稳住汪其正的怀疑，何贤继续卖力演戏，在众目睽睽之下，情绪激烈地宣布与何鸿燊“绝交”，话语冰冷决绝，仿佛真心痛恨这位昔日同路人。汪其正在一旁看得自鸣得意，心想计谋得逞，对何鸿燊生出几分轻蔑，对何贤则更加笃定。他随即提出真正的条件：希望与何贤私下签订购货合同，以购买钨砂为名达成交易，并拍胸口保证，只要顺利完成这笔买卖，日军方面可保何贤一时平安。殊不知，他自信满满踏出的每一步，都正落在何贤早已布好的局中，步步深入，难以回头。
在这场正邪较量的另一端，牺牲与背叛也在阴影中同时上演。梁忠被捕后，被押往日特的秘密据点，日夜遭受各式酷刑，鞭打、电刑、灌盐水无所不用其极，却始终未吐露半字有关游击队核心情报的信息。与他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叛徒“水鬼仔”的卑劣嘴脸。这个曾经站在同一条船上的人，如今却小人得志，站在日特旁边耀武扬威，借机讨好新主子，不断在刑讯过程中添油加醋，甚至亲自出手逼迫梁忠。黄三合得知水鬼仔叛变的消息后，最担心的却不是自己的安危，而是梁忠家中那年仅五岁的小孙子。他恐惧水鬼仔会利用对梁忠家庭情况的熟悉，将黑手伸向孩子。果不其然，日特很快便抓来了梁忠的幼孙，用最残忍的方式进行威胁，当着梁忠的面，扬言要一根一根拔掉孩子的手指，以此撕开心理防线。面对孙儿的哭喊与颤抖，梁忠悲愤欲绝，在血与泪交织的煎熬下，终究还是没能守住所有秘密，被迫吐露了部分关于游击队的零散信息。虽然他竭力控制，只说些意义有限的边缘内容，但这一刻的屈服，仍旧让他内心备受煎熬与愧疚。
随着局势愈发紧绷，何贤与汪其正的“合作”也进入关键阶段。何贤带着一副勉强就范、却又谨慎戒备的态度，将汪其正引往仓库“验货”。仓库里堆满了装箱的货物，每一箱都承载着巨大的战略价值与无数人冒险付出的心血。汪其正在仔细盘点、确认货物真伪之后，提出交易细节，双方开始谈判。何贤表面答应，与之正式签订购货合同，但他提出了两项条件，既包括价格与交货环节的特殊安排，也暗含对未来局势的布局。合同定稿后，双方按规矩签字画押，似乎一切尘埃落定。就在摁下手印之前，何贤特意要求将合同日期倒填为三天前，理由冠冕堂皇，而真实目的却只有他自己心知肚明。这一笔时间上的“倒错”，将成为未来翻盘的关键证据。看着汪其正毫不犹豫地按下手印，何贤心头那块压了许久的大石终于稍稍落地，他知道自己迈出了对抗日特和伪势力的关键一步。与此同时，柯正平再次冒着生命危险穿越封锁线，背着昏迷的龙海珊一路藏匿，时而钻入废屋，时而躲于暗巷，几度与巡逻队擦肩而过。黄公杰带领日特在城中四处搜捕，两人几度险些被当场擒获。幸好在最紧要的关头，有人及时前来接应，将他们带离险境。柯正平与龙海珊好不容易才暂时脱险，但所有人都清楚，这不过是风暴中的短暂喘息，更大的考验还在前方等待着他们。
泽机关在对梁忠进行彻夜审讯后，总算从其断断续续的供词中，梳理出一条潜伏在澳门城中的地下物资运输线。账本上的模糊代号、暗语里的时间坐标，再加上港口装卸工人口中的零星线索，终于拼出了一个大致轮廓：有一条隐秘的补给通道，正源源不断为前线输送急需的物资。而在所有情报的交汇点上，一个名字被反复提及——何贤。泽机关内部迅速召开紧急会议，负责人泽荣作冷眼看着桌上的档案，嘴角挂着自信的笑意，认定这个一向以“商界翘楚”“社团中坚”自居的何老板，实际上是这条地下物资线的关键组织者。他一边命人补充情报，一边在心中暗暗得意：自己的判断一如既往精准，从未失手。
与此同时，另一边的风声却更加紧迫。龙海珊在与敌人的较量中不幸重伤，为避免暴露行动线路，马万祺不得不选择秘密转移。他冒着随时可能被盘查的风险，将奄奄一息的龙海珊掩护送往镜湖医院。夜色沉沉，救护车未敢鸣笛，只在狭窄街巷间悄然穿梭。抵达医院后，马万祺低声向院方说明情况。院长虽心中惴惴，但仍将这位“身份不明的女病人”悄悄安排进偏僻病房。柯麟闻讯后当机立断，意识到这次手术不仅是对自己医术的考验，更关系到整个地下网络的安危。他不敢让手术出现在正常登记记录上，立刻启用早已预备好的备用手术室，将龙海珊推入，决定亲自主刀，抢夺她生还的一线生机。
就在手术即将开始之际，另一重危机悄然逼近。黄公杰早已对医院的出入情况暗中摸排，在得到线人提供的消息后，向泽荣作报告：极有可能，有一名与“西安轮”事件有关的重要人物藏身镜湖医院，且与马万祺、柯家兄弟有密切关联。泽荣作闻讯，立刻意识到这或许是顺藤摸瓜、连根拔起地下组织的绝佳机会。他当即下令，由黄公杰和日本驻澳势力代表山口分头行动，一队前往镜湖医院进行突击搜查，另一队奔赴银号，准备实施抓捕及财务盘查，以便同时切断资金与情报来源。军警车辆在夜色中分头疾驰，而此时，洛柏抢在情报全面收紧前，第一时间将即将到来的危险告诉了乔音婉。
得知龙海珊极有可能身在镜湖医院，且随时可能遭到搜查，乔音婉再顾不得个人安危，匆匆披上外衣便出门。街上行人寥寥，风声如刀，她一路加速赶往镜湖医院，希望能在敌人之前抵达，通知何贤等人立即撤离。可当她赶到医院门口，才发现形势比想象中更为严峻：泽机关的人已在附近出没，巡逻的眼线随处可见。她迅速与何贤会合，将洛柏传来的情报一五一十地转述。院内灯光虽然昏黄，却掩不住气氛的紧绷——一边是手术台上命悬一线的同伴，一边是在外逐步收紧的搜捕包围网，时间被挤压得几乎让人无法呼吸。
面对如此局势，何贤却没有选择立刻逃离。他深知，一旦手术中断，龙海珊必死无疑，地下组织也将折损一名经验丰富的战友；更重要的是，这次重伤，本就起因于与敌人的正面较量，如果在最关键时刻因惧怕搜查放弃救人，那今后谁还有勇气继续抵抗？他冷静评估风险后，做出了一个在旁人看来近乎冒险的决定：不急于撤离，首要任务是保证手术顺利完成。柯麟告诉他，手术至少需要四个小时才能有把握，而这四个小时，就像悬在众人头上的一根细线，一断即全盘皆输。留给他们构筑迷局、扰乱视线的时间极其有限。
危局之下，柯正平突然想到一个孤注一掷的办法。他一向看似吊儿郎当，关键时刻却毫不含糊。他故作轻松地说，既然敌人势在必得要搜查手术室，那不如“给他们一个病人”。话音刚落，他便猛地撞向长椅边缘，刻意调整角度，将巨大的冲击力集中在自己的肋骨处。剧痛瞬间袭遍全身，他脸色发白，却咬牙不吭一声。等到众人惊呼反应过来时，他已捂着胸口佯装呼吸困难，宣称自己肋骨可能骨折，需要立即手术。为了掩护真正的伤者，他主动躺上手术床，而龙海珊则被匆忙转移，藏在手术床下狭窄的空间中，外面盖好布单和器具，仿佛那里从未躺过第二个人。
医院走廊内，脚步声和命令声越来越近。泽荣作带着官耶以及数名手下，一路闯入镜湖医院的大门。他面色阴沉，向马万祺出示了简单的文书，要求立即开门配合全面搜查。马万祺虽然心中惶然，但作为院长仍不得不坚持最基本的程序，指明若无正式搜查令，不宜贸然进入手术室等重地。官耶身为葡方警员，面上仍要维持司法程序的体面，也含蓄提出应按规章办理。然而泽荣作心急如焚，完全不耐这些“繁文缛节”，在众人面前毫不掩饰自己的强硬，径直拔出手枪，将枪口对准马万祺，冷冷威胁：若再拖延片刻，便以窝藏匪徒论处。枪口之下，气氛瞬间凝固。
就在这剑拔弩张的一刻，一辆汽车从医院门前急速驶过，车灯掠过众人面庞，惊鸿一闪。何贤亲自驾车，刻意放慢速度，让车内乔音婉的身影清晰地映入泽荣作眼帘。随后，他又骤然提速，好似惊慌失措地想要离开这一带。泽荣作敏锐地察觉到异样，立刻率人上车追击，官耶则无奈之下也驱车尾随。三辆车一前两后，在狭窄的街巷里穿梭追逐，轮胎擦地的刺耳声此起彼伏，行人纷纷躲避。何贤精确地控制距离，不远不近，将对方牢牢牵制在自己设定的圈套里。
追逐到一处路口，何贤突然停车，主动下车举手示意停战，故作局促地解释：自己不过是急着送乔音婉看病，见后面车辆神秘跟踪，以为遇上匪徒，才会加速逃离。他一边拿出乔音婉的“病人”身份作证，一边表现出对“无端惊扰警务”的歉意。官耶碍于身份，对此说法不能不做表面上的记录，然而泽荣作却根本不信。他冷冷打量何贤，满心怀疑眼前这番演戏只是为了拖延时间，将真正的目标藏得更深。短暂对峙后，他心中一凛：不对，如果这是调虎离山之计，医院那边才是关键。于是他突然改变主意，丢下命令让手下看管好何贤，自己火速折返镜湖医院。
当泽荣作带人破门闯入手术室时，手术灯正亮着，空气里弥漫着药水和血液味道。只见手术台上躺着的人不是别人，正是面色惨白、胸口缠着绷带的柯正平。旁边的器械台上血迹斑斑，显示手术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柯麟戴着口罩，眼神坚定而冷静，严肃宣布自己正在为一名“肋骨骨折并引发内出血”的急症病人实施手术，任何打断都有可能危及生命。他话语不多，却振振有词，责问谁敢为一己之私冒险中断抢救。泽荣作命令手下翻查每一个角落，却始终找不到所谓的“神秘女伤者”。
搜查无果，泽荣作越发恼火。可官耶此刻却出面，以驻澳当局的名义提醒他：根据当地法律，未经正式手续不得擅自干扰正在进行的急救手术，否则后果由其个人承担。柯麟亦坚定表示愿意以职业声誉为证，强调病情真实存在，并要求所有人立即退出手术室，尊重医者救人的底线。这番话让场面陷入僵局。泽荣作既没有确凿证据，又已引来不少旁观的医院职员，如果强行搜查，很可能引发更大争议，甚至影响他与葡方的微妙关系。进退维谷之下，他只得恼羞成怒地收队离开，临走时仍恶狠狠地放话，绝不会就此罢休。
被带回警局后，何贤面对的是另一场没有硝烟的较量。官耶负责例行询问，他的问题看似中规中矩，却处处围绕“西安轮”事件打转，试图从细微处突破何贤的心理防线。然而，何贤始终坚持担保人保密原则，既不承认具体细节，也不泄露任何与地下运输线有关的关键人物。他以商人惯有的谨慎与分寸，巧妙回避每一个陷阱，让问话记录看上去有问有答，却始终抓不到实质要害。泽荣作见软的行不通，便主动提出要“单独审讯”，将官耶暂时支开，准备自己来撬开何贤的嘴。
在这间灯光冷白的审讯室里，泽荣作一开始采用的是利诱策略。他不再摆出高压姿态，而是装出一副循循善诱的样子，提醒何贤如今在澳门拥有的社会地位与商业版图都来之不易，只要他肯配合，就能既保住身家，也保全名誉，将来甚至有机会获得更大的“合作空间”。他暗示，只要说出“西安轮”的真实背景与指使者，他就能替其美化罪名，将一切都包装成被迫卷入的“误会”。但何贤听得明白，这种貌似温和的话语背后正是彻头彻尾的收买与要挟，他对泽荣作的“好意”只字未应。
见对方无动于衷，泽荣作立刻换上另一副面孔。他将审讯记录摔在桌上，语气骤冷，宣称梁忠已经在严密审讯下“招认一切”，并将“西安轮”事件定性为澳葡当局秘密策划的行动，目的在于阻断日本对前线的战争物资运输，进而援助盟军与中国政府。他刻意将话说得极重，声称这已构成赤裸裸的“战争行为”，若证据确凿，不仅相关人员将被判处重罪，连澳葡政府也难辞其咎。他企图用“牵连更大势力”的威胁来逼迫何贤屈服，把自己包装成唯一能“帮他脱身”的人。
然而，何贤并未被吓倒。他冷静指出，所谓“梁忠供认”，不过是泽机关一面之词，既无公开证据，也未经过合法程序。他当面揭穿泽荣作的盘算：对方不过是打算借自己这个“经手人”的身份，将澳葡政府拖入泥潭，以便为日方制造口实，指控葡方违反中立立场、暗中参与战争。这样一来，日本就能在外交舞台上占据有利位置，把一切责任转嫁给“别有用心的西方势力”。何贤斩钉截铁地表示，自己绝不会答应做这种“替日本人捏造罪名”的工具，更不会把事实扭曲成一封对澳门、对中国都不利的“告状信”。
这番话可谓击中要害，让泽荣作脸色一阵青一阵白。恼羞成怒之下，他不再掩饰自己的残酷本性，下令电传中山县长林念慈，命其立即将梁忠及所有口供原件押送澳门，准备在必要时以“人证、物证”双重威压，强逼何贤就范。他冷冷警告何贤，只剩下半小时的考虑时间，若届时仍不交代，就别怪手段不客气。面对这样的威胁，何贤并未露出恐惧，反而若有所思。沉默片刻后，他表示可以说明“西安轮”的情况，但自己只愿意单独向官耶说明，而且条件是不得留下录音与旁听。
官耶在一片疑虑中被重新请回审讯室。关上门后，气氛骤然安静。何贤低声向他交代了一段关键信息：关于“柴油”的细节与运输安排，以及其中潜藏的巨大破绽。他并未把所有真相倾倒而出，而是精确选择了足以扭转局势的一部分。他知道，只要官耶顺藤摸查，迟早会发现汪其正所接收的“柴油桶”实际上装的不过是清水。这个精心设计的调包局，不仅可以保护真正的物资去向，还能引爆一场对敌人的致命反噬。官耶虽然心存疑虑，却被这条线索深深吸引，迅速作出判断，立即带人出动，直扑汪其正的所在地。
与此同时，汪其正那边也到了揭盅时刻。他原以为自己手中掌握的是一批极为贵重的柴油，足以在紧要关头左右局势，甚至在黑市上一夜暴富。可当他命人打开一桶桶容器，刺鼻的味道却迟迟没有出现，取而代之的是清澈无色的液体。他伸手一摸，一闻，顿时暴怒——那根本不是柴油，而是普通自来水！意识到自己被戏耍、被当成棋子时，他怒不可遏，正准备调人追查何贤，门外却传来了剧烈的撞击声。
官耶率领的警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破门而入。面对突然出现的执法力量，汪其正本能地想要反抗，手下也有人试图拔枪抵抗。然而在狭窄空间内，任何动作都被放大为“拒捕”的直接证据。官耶早有心理准备，高声喝令放下武器，随即在对方稍有动作之际，以“拒捕”为由当场开枪，将汪其正击毙。枪声震耳，混乱中，现场迅速被控制。随着搜查的展开，一件件伪装成“燃料”的空桶与清水浮出水面，足以证明“西安轮”事件并非如泽机关所描绘那般单纯，是有人早已设计好一场反制局，让贪婪与野心自食其果。
此时，在另一条道路上，区新率领的游击队也已经潜伏多时。他们得到情报，押送梁忠及口供的车辆将途经一处必经山道，于是提前设伏，利用地形优势在半路设下埋伏。夜色掩护下，车队进入伏击圈，游击队员们一声令下，枪火瞬间点亮山谷。子弹、喊杀声与车辆刹车声交织在一起，形成一片混乱。趁着敌人惊慌失措之际，区新带人冲向押解车，试图抢回梁忠，阻止口供落入泽机关手中，免得被其歪曲利用。
然而局势比预想更加激烈。梁忠在混战中挣脱束缚，瞥见叛徒水鬼仔躲在车侧瑟瑟发抖，突然爆发出近乎疯狂的决绝。他抓起一条铁链，猛地从背后勒住水鬼仔的脖子，将满腔悔恨与愤怒全部倾注在手中的力量里。水鬼仔拼命挣扎，最终在窒息中倒地毙命。梁忠完成这最后的清算后，也在混乱的交火中中弹倒地，鲜血迅速染红地面。他的死亡既是对自己过往罪行的一种终结，也是对叛徒最严厉的审判。车队最终被游击队成功劫持，原本可能被用来构陷他人的口供在枪火中散乱失效，泽机关苦心经营的“铁证”化为泡影。
清晨的码头尚弥漫着潮湿的雾气，泽荣作匆匆赶抵汪其正的私人仓库，只见警戒线已然拉起，葡警与书记员在门口进出忙碌。走入仓库深处，一股血腥气扑面而来，汪其正横陈于地，身上枪伤清晰可见。地面上散落着多份文件，其中最显眼的，便是盖有印章、写明日期的买卖合同与收据，上面赫然有汪其正和何贤的亲笔签名。随行的葡籍官员场向日方宣布，这些文件足以证明：在申报截止之前，汪其正已经与何贤完成全部柴油交易手续，货物的所有权和处置权在法律上已移交，何贤只是代客租船，行为完全合法合。这番说法无疑是在为“西安轮”事件定调，意在洗清华商责任。可泽荣作望着那一纸纸证据，心底却只觉一片冷笑，他根本不相信这套说辞，认定这一切不过是澳葡政府与华商联手布下的骗局，用尸体和文书仓促拼凑出的“真相”。他本计划等林念慈携梁忠口供到场，当众揭穿这场闹剧，却在等待之际突然接获线报：林念慈在途中遭人伏击，身亡街头。至此，唯一能够翻盘的证人陡然消失，真相再度被按入黑暗深处。泽荣作站在血迹与文件之间，心中怒火与疑惧交织，却又无从宣泄。
不久之后，总督府内召开紧急会议，葡方高层、驻澳葡警首脑及日方代表悉数到场，空气中弥漫着压抑的火药味。葡方官员井然有序地陈列所有调查结果与书面证据，逐条说明“西安轮”事件的前因后果，又配合证件、合同与见证人的书面陈述，将矛头悄然从华商身上移开，将其定性为日军情报误判与行动过激所致。在完成证据展示后，葡方代表以强硬而克制的口吻向日方提出三项严正要求：其一，日军须立即无条件归还“西安轮”，恢复船只及货物的完整权属；其二，必须就码头冲突中遭到误伤、牺牲的葡警及平民给予合理且足额的金钱赔偿与公开道歉；其三，也是最具分量的一条——立刻终止葡日之间原本的联合缉私协议，取消日军在澳门水域内的一切武装缉私权力。话音落下，会议室一度陷入沉寂，日方代表心知肚明，林念慈之死、证据的“一致”指向，以及国际舆论的压力已经令他们再无退路。经过激烈而短促的内部斟酌后，日方最终被迫承认“西安轮”事件是一次“误会”，表示愿意接受葡方提出的全部条件，以维护两国表面上的友好关系。泽荣作面对这一结果，只觉颜面尽失，却不得不在众目睽睽之下，当面向何贤道歉，承认此前种种指控皆属误判。而何贤只淡然受之，眼底一闪而逝的冷意无人察觉。
事件尘埃暂落，澳门社会却因此掀起一阵微妙变化。镜湖医院在长期的抗争与舆论压力之下，华人医生终于正式取得手术权，从此不再受制于歧视性的制度门槛。此前愤而集体辞职的华人医生也在院方调整政策后悉数回归，重新披上白袍，投入紧张繁忙的救治工作。为庆祝新手术室的启用，何贤等人齐聚镜湖医院，简单而庄重的剪彩仪式结束后，一众医护人员在镜头前合影留念，这一刻仿佛象征着华人在医疗领域迈向新阶段。更深层的改变悄然发生：镜湖医院取得正式执照后，一批又一批澳门青年与医护人员开始以医疗物资、药品以及器械的名义，秘密支援五桂山游击队，双方借由医院为纽带，逐步建立起一条隐秘而稳固的合作渠道。澳葡政府在表面中立的姿态下，对这种若有若无的联系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默许游击队经由澳门转运部分武器，也容许其伤员在镜湖医院中接受救治。与此同时，日方势力内部的权力格局也在悄然调整。矢崎勘十因“失察”与政治博弈，被明升暗降，调往南京担任汪伪政权的总顾问，其在澳门的实权则由松井将军接手。泽荣作看着昔日上司远去背影，心中既有愧疚，又有不甘，他向矢崎立下誓言，声称必将彻底肃清澳门一切反日势力，以此洗刷今日之辱，而这份执念也让他踏入愈发危险的道路。
风云变幻之间，澳门上层华商世界也在暗中重排棋局。某日，何贤主动约见何鸿燊，坦言此前欠他一个情，如今终于到了可以回报的时候。他开门见山地告诉何鸿燊，日本人眼下正疯狂搜罗各类物资，尤其是机器设备、仪器仪表和精密零件，价值远高于普通货品。而他手中恰好掌握一批来路清楚却刻意“隐身”的设备货源，只待有人接盘。他意味深长地暗示，只要运作得当，这将是一笔足以改变命运的大交易。何鸿燊听罢，心中账本早已飞速翻转，当即表示愿意牵线搭桥，将消息转交日方高层。果不其然，当斋藤得知有如此大批、且适合军需的精密设备可供收购时，欣喜之情溢于言表，立刻决定动用大本营的货轮来运送这些物资，并一再叮嘱何鸿燊全程亲自督办，严守机密，务必保证万无一失。何鸿燊连连点头，将“谨遵吩咐”挂在嘴边，一副恭顺姿态。可当他转身离去，背对众人之时，嘴角却悄悄扬起一抹不易察觉的笑意，那笑意里既有野心，又藏着尚不得人知的计划，仿佛这场看似稳赚不赔的买卖背后，另有隐藏棋局。
夜深人静，何贤回到家中，灯光柔和，却拂不去他眉间的凝重。他翻看抽屉里的旧账本，忽然想起父亲何澄溪曾多次提起，想趁旧城区地价未涨前购入几块地皮，既为家族铺路，也为后代留下一份稳固基业。然而那笔原本预备买地的巨款，早被自己暗中捐给了五桂山游击队，以解其燃眉之急。想到这里，他心中不免生出几分愧疚，担心辜负了父亲对家业的期待。出乎意料的是，何澄溪对这事毫不介怀，他淡然一笑，说富贵难保三代，即便留下万贯家财，也难以防住后人不肖挥霍，真正能守住的，从来不是银钱，而是做人做事的根本。他语重心长地对儿子说，只要何家子孙懂得是非曲直，明白家国轻重先后，便不愁这个家不会兴旺，反而能在风雨世道中屹立不倒。他拍着何贤的肩膀，重申何家祖训：做人要脚踏实地，堂堂正正，不可忘本，更不可背叛良知。只要守住这条底线，即使身处乱世，也终有一日能光耀门楣。父子对坐灯下，一方是历经风雨的老一辈，一方是肩负抉择的中坚这一刻，家国与个人的界限，似乎变得不再那么清晰。
另一方面，八重天的霓虹依旧在夜色中闪烁，却掩不住人心深处对未来的焦虑。洛柏在一间安静的包厢里向乔音婉表明心迹，他说等战事平息之日，便会辞去政府职务，不再在权力与利益的夹缝中周旋，也会将八重天的产业逐步转让，他厌倦了和权贵打交道、随波逐流的人生。他知道乔音婉真正热爱的，是音乐本身，而不是在歌舞场中讨好来往宾客的表演，于是承诺愿为她组建一个真正纯粹的乐团，让她在没有政治与金钱干扰的舞台上，唱自己想唱的歌，演自己想演的曲。乔音婉却有自己的打算，她说，等战争结束，她想回到曾经长大的孤儿院，用这些年赚来的钱为孩子们做些实事，修缮破旧的房屋，添置书本和乐器，让那些和她一样出身卑微的孩子有机会看到更大的世界。洛柏满心想陪她一同前往，与她共度那段朴素却真实的生活，但乔音婉温声劝他，人一生中应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不必为了谁而完全改变人生轨迹。两人隔着桌上的酒杯对视，既有对未来的向往，也有对现实的清醒认知，谁都知道前路漫长，能否熬到“战后”的那一天，仍是未知数。
战火虽未直接烧到澳门城区，却随情报与物资的流动不断迫近。没过多久，何贤等人从游击队处获悉，日军正酝酿对芷江发动一场大规模进攻，前线急需大批军需物资以巩固防线。时间紧迫，他们当即决定再次联络罗德礼与黄三合，希望通过商人网络与地下渠道，将物资安全输送至指定地点。罗德礼一向自诩讲究信用，再加上此前合作顺利，他很快爽快应承，各方分工明确，有人负责筹集货源，有人负责协调仓储与装船，还有人负责疏通葡警与海关的关系，一张细密的运输网在暗处织就。在一切正有条不紊推进之际，泽荣作这边的局势却陡然变化。福江原本对泽机关抱有一丝期待，希望通过内部整顿与情报策略改变局面，可在一次次冲突与失望之后，他愈发意识到泽荣作坚持的是一条不归路。最终，福江以正式文书向司令部递交建议，主张撤销泽机关，认为其存在不仅无助于日方在澳门的战略，反而会激化矛盾，酿成更大动荡。消息传到泽荣作耳中，他仿佛遭人当面扇了一记耳光，愤怒与羞辱让他几乎失去理智，就在此时，黄公杰匆匆赶来禀报新情况：罗德礼公司旗下有两艘大型货轮刚刚进港，葡警却不按常规作业，突然将整个码头严密封锁，只允许与大濠帮有关系的人进入装卸货物，这种异常调度显然暗藏玄机。泽荣作沉默良久，脑中闪过种种可能，最终在偏执与恐惧的驱使下，下达了一道惊人的密令——刺杀福江。
杀意一旦释放，事情便再难回头。福江在某次例行外出途中遭到伏击，身中数枪，被紧急送往镜湖医院抢救。流言立刻在军中与社会间蔓延，不少人心肚明这起案件非同一般，但无人敢公开猜测凶手幕后指使。泽荣作为撇清自身嫌疑，迅速调回此前被他安排在外的沙胆彪，将其从外围行动调回澳门，以制造行动线索的混乱。他又悄然篡改了福江此前上报的部分文件，将其中有关泽机关的批评与撤销建议删改甚至移花接木，让人看起来似乎是某些“亲华”势力早已对福江心怀不满，伺机报复。随后，他一边在司令部面前装出悲愤痛心的姿态，一边绘声绘色地“还原”遇刺经过，把矛头指向澳门境内的抗日力量。面对这份看似合理却处处漏洞的报告，日军华南派遣军高层表面上冷静审阅，实则早已恼羞成怒。以此案为由，他们宣布对澳门实施惩罚性全面封锁，切断重要物资进出通路，以“协助破案”为名在外围加筑封锁线，并同时保留进一步采取武装行动的权力，直到案件真相“查清”为止。这座原本依靠中转与贸易生存的城市，瞬间陷入更为紧张和窒息的氛围。
封锁令下，日方并未满足于纸面制裁。除了军事与经济封锁之外，他们另有一着——从广东总领馆紧急指派副总领事今井敬一火速接任驻澳门领事一职，全权负责调查福江遇刺案。今井以冷硬著称，一到任便向澳葡政府及警方提出严厉要求，要求其无条件、全方位配合日方调查，不得以任何形式拖延或隐瞒。调查迅速铺开，日方在案发现场及周边路段反复搜查，最终在一处不起眼的巷口找到了关键线索：一辆属于罗德礼公司的车辆停在不该出现的地方，车门大开，车旁倒着一具尸体，死者正是罗德礼手下的秘书桑托斯。更诡异的是，现场散落着多枚弹壳，其中一把行凶手枪就握在桑托斯冰冷的手中，仿佛他是参与袭击后自相残杀的一员。组合起来，这一切似乎构成了一个“罗德礼公司介入刺杀”的指向。从程序上看，这是一桩再简单不过的“证据链”——动机不明但线索集中的谋杀案。然而稍具常识者都看得出，这整套现场布置过于整齐，证据指向又过分直接，反倒显得刻意。今井站在封锁线外，凝视那辆车与地上的尸体，心中暗自权衡：这明显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栽赃，而背后操盘者究竟是借刀杀人，还是欲以此为借口发动更大的行动，尚未可知。澳门的天色在封锁与阴谋交织之下愈发晦暗，真正的风暴仍在酝酿之中。
为了在风雨飘摇的局势中尽可能保全这批关乎无数人命运的战略物资，何贤在深思熟虑后，决定冒一次前所未有的风险，来一回“灯下黑”的险棋。他主动约见何鸿燊，将自己的计划一一道来：利用联昌公司在澳门的仓库作为掩护，把真正要守住的物资悄然转移、暗中藏匿其中。联昌公司表面与这批物资并无关联，且在葡商圈里一向低调稳妥，正适合作为迷惑视线的“安全屋”。与此同时，日方新任驻澳门领事今井敬一抵达澳门，刚一上岸便被卷入福江遇刺案的漩涡。泽荣作早已伺机而动，第一时间前去拜会，言辞之间极尽挑拨之能事，断言澳葡政府是福江遇刺案的最大嫌疑方，暗示澳门当局内部隐藏着敌视帝国的势力。他言辞恳切又不失强硬，表示愿意全力配合今井，对其提供“最安全的保护”，并大力主张由日方全面接管案件调查权，将这桩命案当作撬开澳门局势的突破口。今井表面镇静点头，心底却已察觉空气中弥漫的火药味。
此时，罗德礼公司的仓库里却是另一番紧张景象。为了抢在日军与特务封锁之前完成转移，工人和帮众们汗流浃背地奔走于货架与堆垛之间，一箱箱物资在黑夜中迅速被搬运、装载，任何一声风吹草动都会牵动在场每个人的神经。很快，前线情报如同连串闷雷般传来：泽荣作已经成功取得福江案的办案权，黄公杰也正带领大批特务全速赶往这里。压迫感如无形巨掌牢牢攫住众人的心，绝望的阴影悄然笼罩 warehouse 的每一个角落。罗德礼见势不妙，当机立断让何贤等人先行撤离，自己留下来应对即将逼近的日特，甚至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一旦无法守住，他宁可亲手焚毁仓库与货物，也绝不让这些物资落入侵略者之手。然而何贤坚决反对，他一眼看穿这种同归于尽的悲壮背后，是对更大局面的无奈放弃。他冷静而坚定地指出，这批物资不仅代表着财富，更关乎整个华人社会在今后动荡局势中的生存底线，绝不能轻言毁弃，必须设法全力保全，不到最后一刻，不能放弃任何希望。
正在众人僵持之际，黄三合悄然做出了属于他自己的选择。他先设法将黄子侠支开，免得这个性情激烈的晚辈因情绪冲动坏了大局，随后才郑重其事地找到何贤等人，提出了一个几乎等同以身犯险的计划：由他亲自驾船出海，公开吊挂大濠帮货船的旗号，故意制造大批货物在船上的假象，引诱日方舰艇全力追击自己，从而为罗德礼仓库内的物资转移争取宝贵时间。出发前，他把大濠帮还能召集到的弟兄们都叫到一处，眼神沉重，却没有一丝退缩。他语气缓慢而有力地说，大濠帮之所以能扎根澳门，不因刀枪，不因势力，而是靠着“忠义”二字——忠于脚下的土地与身后无数同胞，义于天地良心与一群同生共死的手足弟兄。这一次出海，刀光火雨几乎是注定的结局，但只要他们的精神仍在，只要有人还记得大濠帮曾经挺身而出，那么大濠帮的脊梁就不会断。他望着眼前这些或年轻或饱经风霜的面孔，最后郑重托付何贤：若自己此去一去不回，一定要替他转告黄子侠，不可意气用事、盲目报仇。只要黄子侠活着，只要他还记得大濠帮的真正信念，大濠帮的根就不会在澳门的土地上被连根拔起。
海风愈发凛冽，黄三合驾船离港的消息很快便传入了黄公杰耳中。发现大濠帮的货船匆匆离港，他心头一喜，立刻向泽荣作汇报，声称目标货物极有可能已经出海。泽荣作闻讯，眼中闪过一抹凶光，当即下令全力追击，不惜一切代价截获货船。今井敬一听闻大举出动追船之事，心中隐隐生疑，在询问缘由时，泽荣作斩钉截铁地答道：福江遇刺案的背后，牵扯着一条盘踞澳门多年的走私链条，其中更涉及大量关乎帝国利益的战略物资。他以“尚在核实”为由解释先前未曾上报，言下之意既是为自己遮掩，也是借机向今井展示自己在澳门布下的庞大触角。今井并非全然信服，他隐约察觉到泽荣作意在借案扩权、操控澳门局势，于是郑重告诫：今后无论发生任何变动，都必须第一时间向自己汇报，不得擅自行动。泽荣作口头上唯唯称是，心底却已另打算盘，打算借这场追击一举铲除他眼中所有的“反日势力”。
海面上风急浪高，大濠帮的货船犹如一叶扁舟在怒海之上颠簸前行。黄三合站在船头，目光冷峻，命人调整船速与航向，有意在暗礁与浅滩之间盘旋游走，引着日方舰队不断变更阵位，又刻意制造出货船负重沉重、动作迟缓的假象，诱使对方认为船上确实载满贵重物资。很快，日本海军舰艇按捺不住，炮口调转，如黑色獠牙般对准这艘顽强坚持的华人货船，沉闷的开炮声撕裂了宁静的海面，火光与水花夹杂着爆炸声，在夜色中翻滚而上。黄公杰亦不甘落后，指挥手下的快艇逼近，对货船甲板疯狂扫射。伴随着一声声惨叫，大濠帮的弟兄们一个接一个倒在甲板上，鲜血与海水混作一色，迅速沿着木板流淌。面对压倒性的火力，黄三合却不曾退后一步，反而高声怒吼，让还活着的人死守舵轮与风帆，以性命拖住敌人。等到双方更近距离交火时，甲板上已尸横遍地，大濠帮众几乎死伤殆尽，最终只剩下黄三合一人仍在顽强支撑。纵然他身中数弹，鲜血早已将衣襟染红，他却一刻也不允许自己倒下。
炮火间隙中，黄三合借着最后一丝清明，艰难地拖着沉重伤躯朝舵轮方向爬去，每挪动一步，身后都留下触目惊心的血痕。他咬紧牙关，手指几乎深深嵌进甲板的缝隙中，只为了不让自己在半途中昏厥倒地。当他终于爬到桅杆下，几近虚脱，却依旧抬手抓住帆索，颤抖着把绳索一圈圈缠绕在自己身上，将自己的身体牢牢捆在桅杆上，如同用最后的力气把自己化作这艘船的一部分。随后，他用尽所有残存的力气拉紧缆绳，确保破旧的风帆在风雨中依旧鼓满，不会倾倒。对他而言，只要旗帜与船帆还在风中高高飘扬，大濠帮便没有真正败亡。追击的日方快艇终于逼近，黄公杰带着狗特务们杀到船侧，看到黄三合仍不屈地挺立在桅杆下，怒火中烧，毫不犹豫地朝他连开两枪。子弹贯穿身体，却依旧没能立刻摧毁这股支撑他拼死站立的意志。
特务们登船检查后很快发现一个令他们惊愕的事实——货舱中空空如也，根本无任何他们以为的“重大战略物资”。这一发现让黄公杰恼羞成怒，他本以为这次能立下大功，转眼才明白自己竟被耍得团团转。他将枪口再一次对准奄奄一息的黄三合，质问货物去向。黄三合胸口起伏艰难，鲜血不断自口中涌出，却仿佛对疼痛全然不觉。他艰难地仰起头，眼神仍然锐利，嘴角竟勉力挤出一丝近乎讥笑的弧度。他喘着粗气，发出短促却极具力量的笑声，随即用尽全身力气吐出一句：“尔等小辈，焉能争雄。”这短短一句，既是对敌人的蔑视，也是对自己这一生选择的无悔。他的目光如炬，掠过黄公杰以及那群仗势欺人的爪牙，仿佛在以最后的清醒向他们宣告：真正的强者，不在枪口与炮火，而在于敢于为土地与同胞舍生取义的魂。话音落下，他的头颅缓缓低垂，身体在绳索间轻轻晃动，终于在激烈的海风中永远静止，再无气息。
黄公杰在怒火与屈辱中向泽荣作汇报，却只能承认自己中了调虎离山之计。得知货船只是诱饵，泽荣作脸色铁青，意识到自己被对方耍弄，不得不立刻下令改变部署，催促黄公杰火速赶往罗德礼仓库，试图挽回一丝局面。此时的罗德礼仓库已不见先前的人声鼎沸，只剩罗德礼一人静静立于庭院中。他默默把汽油一桶桶泼洒在有限的剩余物资之上，又顺着走道浇洒在院落的各个角落，仿佛在为这片土地布置一场注定悲壮的葬礼。当一切准备妥当，他才从桌上拿起一瓶酒，缓缓拧开瓶盖，遥望着远处黄三合牺牲的海面方向，仿佛穿过迷雾与硝烟，与那艘燃烧着忠义之火的货船隔空相望。他举杯向着海的方向郑重一敬，这一杯，敬的是黄三合，也敬所有愿为澳门、为华人尊严赴死之人。随后，他仰头将酒一饮而尽，眼神愈发清明，仿佛已经下定了某种不可动摇的决心。
不多时，黄公杰带着特务气势汹汹闯入仓库，枪口林立，要求罗德礼立刻投降，交出一切证据与物资。他的语气中带着胜券在握的傲慢，似乎已经把罗德礼视作瓮中之鳖。然而罗德礼却异常平静，他看着眼前这群侵略者的爪牙，缓缓开口，声音不高，却坚如铁石。他说，此刻的自己已不再是某个国籍的商人，也不再是被标签为“中国人”或“葡萄牙人”的个体，而只是一个土生土长的“澳门人”罗德礼。在这一刻，澳门人的身份凌驾于一切之上。澳门人只有一个共同的信念，那就是在强权之下绝不低头，宁可燃烧殆尽，也不跪地求生。就在这短暂而坚定的对峙间，何贤、马万祺与官耶匆忙赶到，却只来得及看到罗德礼毅然点燃地上的汽油，火焰顺着汽油蔓延的轨迹瞬间腾起，烈焰如同怒吼的巨兽，将整个庭院瞬间吞没。在火光映照下，黄公杰情急之中举枪射击，子弹击中罗德礼的身体，可他却连躲避的动作都没有，只是被那股冲击轻轻一带，缓缓倒入熊熊烈火之中，身影在火海中逐渐吞没，最终以一位“澳门人”的身份，壮烈殉难。
烈焰冲天，枪声与怒吼仍在回荡。仓库大火很快惊动全城，官耶意识到局势已经从暗战滑向明火对抗，他立即调集警力，亲自率队追击仓皇撤离的黄公杰，希望在事态彻底失控前挽回一点局面。另一边，黄公杰心中惊惧交加，意识到罗德礼之死必将掀起巨浪，于是慌忙通过电报与无线联络泽荣作，将仓库被焚、澳门警方追击等情况一股脑汇报上去。泽荣作在听完描述后，并未选择收缩战线，反而进一步加码，他冷静而阴狠地命令黄公杰立即带人撤回国际酒店，准备将事态推到一个更难以挽回的高度。他的意图很简单：既然局势已经被撕开口子，不如干脆把矛盾彻底激化，为日方干涉澳门创造“正当理由”。不久之后，刚刚回到酒店的乔音婉便亲眼目睹黄公杰率众闯入，手持武器迅速控制了天台和各个出入口，将整座酒店封锁成一座孤岛。所有住客被严格禁止离开，走廊里弥漫着紧张而窒息的气息。澳门警方闻讯，迅速调集兵力，将酒店外围层层包围，枪口与目光在街头的对峙线上交织，一场以酒店为中心的僵局，就此拉开。
大濠帮的残余成员在消息传来后群情激愤，黄子侠更是恨意翻涌，得知父辈般的黄三合为保全物资葬身海上，又听闻罗德礼为守护澳门尊严投身火海，他几乎被怒火点燃，强烈要求立刻集结兄弟，冲向酒店与黄公杰决一死战。然而在他准备不顾一切行动之际，却被柯麟死死拦住。柯麟一把抓住他的肩膀，用少有的严厉口吻指出：此刻若大濠帮贸然开火，便正中日军下怀。只要华人武装与日特在澳门街头大规模交火，日方就能以“局势失控”为由堂而皇之调兵入澳，以武力方式全面干涉澳门事务。那时，不仅黄三合与罗德礼的牺牲会被轻易抹去，整个澳门也会彻底沦为军靴下的试验场。与此同时，在日方阵营内部，今井敬一已逐渐看清泽荣作的用心，他严厉斥责泽荣作擅自封锁酒店、挑起对峙的蛮横举动，警告此举将直接导致澳门局面全面崩裂，甚至影响帝国在国际舆论中的立场。可泽荣作早已被权势与仇恨蒙蔽，顽固地坚持是澳门方面先挑起事端，而自己只是为了调查福江案、铲除所谓“反日势力”才被迫动手。他一边狡辩，一边继续推动事态升级，试图把整个澳门拖入一场无法回头的深渊。而在这风雨欲来的节点，黄三合与罗德礼以生命换来的时间与空间，正成为决定澳门未来走向的最后筹码。
此时的泽荣作已近乎疯狂。他明知大势已然失控，却反而决意将局势彻底搅乱，用一场更大的动乱掩盖既有的阴谋与罪行。他料定，只要澳门局势被推向失控的边缘，一旦真正的武装冲突爆发，今井敬一与日军司令部便再无退路，只能被他强行拖下水，成为这场阴谋的共同承担者。于是，他一面授意黄公杰返回东亚酒店，重新控制大堂与要道，劫持所有能够利用的客人和员工作为人质，让整座酒店变成一座密不透风的人质牢笼；一面调集泽机关暗中囤积的重火力，包括机枪火力点、手榴弹及预先藏匿的炸药箱，为其麾下特务队大肆壮势，使这支见不得光的爪牙摇身一变，成为足以威胁整座城市安危的恐怖力量。同时，他悄然下达了一道绝密命令，将王球仔单独召见，嘱咐他执行一项关系全局的暗杀与绑票任务，态度冷酷到近乎残忍——这一次，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倘若办砸，不仅任务对象必死无疑，王球仔自己以及他身后的所有人，也都难逃被灭口的命运。
与此同时，东亚酒店内部的通讯线路已经被泽荣作的手下全部切断。外界所有求助电话、电报乃至最普通的联络手段都被硬生生截断。何贤等人即便意识到情势不对，也无法向外界传达任何信息，只能困守在酒店内各个房间，仿佛与整座城市隔绝。被软禁在客房的乔音婉，本来只是一个无力参与角力的旁观者，却在意外间偷听到泽荣作与黄公杰在走廊拐角处的低声对话。片刻之中，她便如五雷轰顶——原来先前震动澳门的福江遇刺案，竟完全是泽荣作一手导演、自导自演的阴谋，所谓“缉凶追查”不过是一场遮人耳目的戏码，真正的凶手正是日方特务队，而非外界所指的“抗日势力”或澳门本地人士。意识到真相之可怖与复杂，乔音婉顾不得自身安危，冒险从房内爬上窗台，徒手攀附着狭窄的窗沿与雨篷，试图接驳那条被切断的电话线。她在数层楼外的高空一步一步挪动，指尖冻得麻木，鞋底几次踩空，身体在半空中猛烈晃动，几乎随时都会失手坠楼。就这样，她用尽全身力气，将电话线重新接上，一边抵御来自强风和恐惧的双重袭扰，一边颤抖着拨通何贤房间的电话。
电话刚一接通，乔音婉便顾不得解释，只是急促而清晰地将最关键的一句话吐出口中——“福江案是贼喊捉贼！”这一句话，是她在混乱线索中苦苦提炼出的核心信息，也是整桩阴谋的真正破口。她甚至还来不及多说两个名字，或说明具体的真相脉络，电话线便被察觉异样的泽荣作手下再次粗暴掐断。随即，赶来的特务不由分说将她拽回室内，用绳索将她结结实实绑在椅子上，手脚都被勒得生疼，嘴边仍残留着惊魂未定的气息。房间的窗帘被拉得严严实实，光线骤然暗下来，她的行动彻底受限，只能听见走廊里奔走叫喊的脚步声，明白自己从这一刻起已经成了掌握真相的危险证人。
另一边，何贤与柯麟等人则在电话骤断后的片刻沉默中，迅速展开分析。他们从那句“贼喊捉贼”的只言片语中，推测出福江遇刺案可能并非表面那般简单，而极有可能是日方特务自导自演、栽赃陷害的阴谋。柯麟根据过往种种诡异细节，将线索在脑中重新梳理：从凶器的来路，到案发当晚特务队异乎寻常的行动规律，都与乔音婉所传信息高度契合。几个人在狭小的房间里低声争论，慢慢拼凑出事件大致轮廓——泽荣作既是导演，也是操盘者。然而，要想公开指控他，乃至动摇今井敬一对他的信任，他们手头却仍然缺乏足以自证的铁证，任何贸然的指责都可能被反咬一口。今井敬一对“谁才是福江案的主谋”始终心存疑虑，他一方面怀疑何贤，另一方面也隐约察觉泽荣作说辞不尽合理。但在信息严重不对称、证据又被牢牢掌握在日方手里的情形下，他只能暂时依赖泽荣作提供的调查报告和解释。泽荣作见状，每每能以看似合情合理的理由加以搪塞，把矛头拐弯抹角地指向“可能存在的抗日地下势力”，同时催促戴思乐出面，尽快通知何贤前往东亚酒店“谈判”，以“缓和局势”为名，实则杀机暗伏。
得知日方邀请“谈判”的消息后，澳门本地和葡方官员都心知肚明：这一次的酒店之行，绝不是普通会面，而是一场凶多吉少的鸿门宴。众人纷纷劝阻，认为此刻不宜轻易涉险，不如先想办法在城中寻找更多证据与援助，再与日方周旋。然而，何贤却有自己冷静而固执的判断。他清楚，若要真正查清福江之死并为澳门争取一线生机，最关键的人不是泽荣作，而是此刻仍端坐于日军司令部核心地位的今井敬一。只有以澳门谈判代表的正式身份出现在东亚酒店，他才有机会在一个相对公开、正式的场合，尝试绕开泽荣作，与今井正面接触，传达自己对于真相的怀疑与对局势的忧虑。于是在权衡再三之下，他决定做两手准备：倘若柯麟能抢在谈判前救醒被害人秘书朝比奈，从其口中获得第一手证词，则可以在谈判中出其不意；倘若无法成功，他便以自身为饵，主动踏入东亚酒店这座“龙潭虎穴”，以身犯险，引蛇出洞，让泽荣作在耀武扬威之时露出破绽。
做出这个决定后，柯麟悄然将一封谨慎而急迫的密信交到弟弟柯正平手中，吩咐他立即前往寻找杨昌，将信件分别转交东江纵队与珠江总队。信封不厚，但字句凝重，既有对当前局势的简要通报，也包含请求支援与协调行动的暗语。柯正平接过信时，看到信纸上尚未完全干透的墨迹，脑中一霎清明，忽然明白这些年来若隐若现的线索——原来，他一直仰望、依靠着的兄长柯麟，竟正是上级口中神龙见首不见尾的“佛手”。这份震惊和敬畏在他胸口激烈翻涌，却来不及多问一语，便匆匆奔赴任务。而就在同一时间，王球仔已经率人戴上黑巾蒙面，悄然摸向何宅。他们趁夜突袭，破门而入，目标明确——劫持何贤的父亲、妻儿，作为谈判桌上的筹码。面对突如其来的杀气，何澄溪毫不退缩，为掩护郭绮文与孩子们从后门逃离，他拖着年迈的身躯硬生生抵住前门，与闯入的特务周旋。仔仔见祖父孤身一人挡在门前，心中又惧又急，最终还是鼓起勇气折返回屋，与祖父一起顶住门板，试图延缓敌人冲入的时间。可在绝对的武力与人数优势面前，这份勇气终究难敌暴力。爷孙二人最终被粗暴制服、捆绑押走，家中残留的不过是一片狼藉与尚未散去的硝烟味。
劫持行动成功之后，一切都朝着泽荣作预设的方向推进。何贤只身赴约，孤身走入东亚酒店，在重重监视与枪口注视下，被引导至一间布置精致却气氛凝重的会客厅，与泽荣作面对面坐下。临行前的诸多忧虑，在这短短的一刻全部沉淀成冷静与警觉。会客厅内灯光明亮，窗帘紧闭，茶水温度恰到好处，却掩不住弥漫在空气中的杀机。泽荣作并不再与他周旋虚礼，而是开门见山，将话题直接刺入最致命的核心：只要何贤愿意交出那批至关重要、足以支援抗战力量的物资，他就可以向日军司令部担保，不仅可以“既往不咎”，甚至还会帮助“保全整个澳门”，让这里在战火中得以维持表面的安宁与繁荣。他用一种居高临下、似笼络又似挑衅的口吻，劝何贤在“两害相权取其轻”的现实面前作出选择：是牺牲那批物资，换取澳门的苟安，还是执意坚持原则，让整座城市一起为此付出代价。
就在暗流汹涌的酒店会谈之外，港澳水域同样风起云涌。黄子侠在码头召集各路人马，他面对戴思乐和其他澳葡人士郑重表态：大濠帮旗下各堂口的兄弟们已经从四面八方火速赶来，不出几个时辰，便可以将澳门周边水域布下天罗地网。六百余条大小船只正悄然集结，一旦日方在澳门开战或企图封锁港口，这支由渔船、货船、快艇组成的庞大船队便会不惜一切代价冲关而出，用最熟悉的水路和暗礁通道，第一时间将何贤一家以及所有可能遭受牵连的亲眷安全送离澳门。他的话虽然带着江湖人的豪气，却也显得格外实在有力。听闻此言，原本忧心忡忡的戴思乐等人总算稍稍放下心中的一块巨石，他们明白，此刻已无法再对日方抱有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澳葡政府代表随即明确表态：将与何贤站在同一阵线，不再一味妥协退让，而是准备与日方斗争到底，即便代价惨重，也要力保澳门的底线与尊严。
与此同时，柯麟匆匆赶回病房，再次查看朝比奈的情况。病房内灯光昏黄，药水的味道在空气里弥漫。朝比奈仍旧昏迷不醒，额头微微冒汗，呼吸时轻微的起伏几乎听不见，仿佛随时可能在睡梦中离去。医护人员已尽力施救，却苦于外伤与精神打击双重叠加，短时间内难有转机。正当柯麟为此忧心如焚之际，病房门被突然推开，郭绮文带着小女儿细妹急匆匆闯了进来。她神色惊惶，衣衫略显凌乱，一见柯麟便哽咽着道出坏消息：何宅遭日特突袭，何澄溪与仔仔已经被抓走，生死未卜。这个消息如同一颗重锤敲在柯麟心上，他意识到泽荣作已经开始以家属为筹码，下一步必将拿这对爷孙威逼何贤就范。与此同时，在酒店的会客厅里，泽荣作正继续对何贤施压，软硬兼施地劝他放弃与今井敬一直接谈判，坚持要他只和自己“内部解决”。何贤却不为所动，态度坚定毫不含糊，只表示愿与今井面对面交谈，对任何绕过今井的“私了”方案都一概拒绝。泽荣作见他寸步不让，心中愈发恼怒，暗骂其“不识时务”，事实上却正等着来自郭绮文的“报信”，以家人安危作为最后的压迫手段。
如何在此刻向何贤透露家中巨变，成了令人两难的抉择。柯麟与马万祺原本商量，暂时隐瞒何家父孙被劫一事，担心这个打击会在关键时刻扰乱何贤的心神，使他在谈判之中失去冷静。然而，郭绮文的想法却截然相反。她认为，就算自己人不说，日本人也一定会在最紧要的关头主动抛出这一“筹码”，用最残酷的方式要挟何贤。与其让他在敌人冷笑中得知这个消息，不如由自己亲口告诉他，好让他在心理上有所准备，也能在惊愕中感受到来自家人的理解与支持。权衡片刻之后，她下定决心，走向电话机，颤抖着拨通了东亚酒店的线路。电话那端，何贤在重重监视之下，小心翼翼接起听筒。郭绮文没有绕弯子，只将家中变故和盘托出。她压抑住自己的恐惧与悲伤，用尽全身力气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镇定而柔和。听到家父与爱子被擒的瞬间，何贤本来镇定如常的神色骤然变化，眼神一时失焦。坐在对面的泽荣作将这一切看在眼里，心中却升起得逞的快意，确信自己的筹谋已经牢牢掌握主动权。而电话另一端，郭绮文强忍泪水，低声安慰丈夫不要被眼前局势吓倒，反复说着“船到桥头自然直”，希望哪怕只是一句略带宿命色彩的俗语，也能让他在生死边缘多一分勇气与信念。
早在风雨欲来的前夕，何贤便与柯麟暗中约定了关乎全局的暗号：若朝比奈终能苏醒，便以“吉人自有天相”相告，意味关键人证平安无事，一切仍有回旋余地；若朝比奈从此沉沦睡梦，再无醒转之机，则用“船到桥头自然直”为信，象征不再寄望奇迹，只能按早已预备的第二套方案孤注一掷。电话那头，郭绮文压抑着声音，缓缓吐出的，正是后者。话音落下，仿佛一记重锤敲在何贤心头，他却只微微一滞，随即收敛情绪挂断电话，转而向泽荣作提出新的要求——一切谈判必须等今井敬一醒来之后，再作商榷。他的坚持让在场众人面露讶色，泽荣作万万没想到，这个看似温和的澳门商人竟顽强至此，仍不肯在压力之下轻易松口。与此同时，病房内的今井敬一也因局势失控而愤怒不已，他毫不留情地责备泽荣作办事不力，警告若对方一小时内不能妥善解决此局，他将亲自出面与何贤谈判，将一切掌控在自己手中。
此时的乔音婉，被困于表面平静实则波涛汹涌的宅邸之中，她敏锐地察觉到今夜将有巨变。偶然间，她在房间里隔门偷听，捕捉到泽荣作与黄公杰交谈的零碎片段，从只言片语之中，终于拼凑出一个惊心的事实——何澄溪与仔仔已经被秘密关押，而且地点就藏在看似寻常的城中角落。恐惧与焦虑如潮水般袭来，但更为强烈的是责任感与愈挫愈勇的决心。她飞速思索对策，随即故意将房中花瓶碰落在地，碎裂声在走廊中炸开，惊动了守在外头的泽荣作。泽荣作进门时，本是出于戒备，却在审视乔音婉楚楚可怜却隐含倔强的神情时，心中忽然一动——若将此人作为筹码，或许能迫使何贤做出让步。于是，他面上佯装关切，心里却暗自盘算，最终决定将乔音婉押解出去，安排她与何贤见面，妄图借此牵制对方。他尚不知，这一念之差，将把自己推向无法回头的深渊。
临行前，乔音婉看似顺从，实则步步为营。她察觉到泽荣作的算盘，心知自己已被视作人质，于是故作惊慌，提出需要稍作整理仪容，以维持体面，好在何贤面前不至失态。这个合理的请求不仅没有引起怀疑，反而更加让泽荣作相信，她不过是一个在风暴中无力自保的弱女子。趁着短暂的整理时间，乔音婉在镜前凝视自己的眼睛，努力将恐惧压回心底，只留下清醒与决绝。她知道，等待她的并非寻常的会面，而是一场关乎众人命运的博弈。无论自己的结局如何，她都必须利用这个机会，向何贤传达关键信息，也许还要为他，为何澄溪，为仔仔，为这座被战火阴影笼罩的城市，做出最后一次牺牲。
不久之后，在层层警戒中，乔音婉被泽荣作押到何贤面前。灯光之下，泽荣作神情冷峻，做出一副铁腕肃杀的姿态。他指控乔音婉窃取情报，声称已经掌握她与敌对势力勾结的证据，按照军令，她将以敌特之名遭到处决。紧接着，他话锋一转，语带威胁地抛出条件：只要何贤愿意在谈判中作出让步，这一切都可以既往不咎，人情与利害可以一并算作筹码在桌面上交易。空气中的压迫感几乎凝成实质，周遭所有人都在等待何贤的反应。乔音婉却在这时开口，出人意料地提出一个请求——她希望能与何贤单独谈话，仅仅片刻。泽荣作权衡良久，自信自己早已占据上风，又不愿错过这次施压机会，便表面慷慨允准，却暗中命人隔墙监听，生怕漏掉任何一句对谈中的细节。
两人终于得以隔绝他人，短暂独处。乔音婉抬起眼，看见的不是商界名流的衣冠楚楚，而是一个被困在道义与现实夹缝中的男人。她强忍眼中泪意，压低声音，语速不快却字字有力地劝告何贤：切莫因一时冲动而被敌人牵着鼻子走，更不能为眼前的威胁而折损整盘棋局。她知道何贤心中悲愤难平，却必须提醒他，此刻站在悬崖边上的不止是他们两人，而是所有被战火席卷的人们。临别前，她刻意靠近，几乎以耳语的方式，将一句话送入他的心底：“唯有以无我之心，方能所向无敌。”这句话像一道无形的刀锋，斩断私念，指向更大的图景。说罢，她退后一步，仿佛只是完成了一个普通的告别，没有人知道她已经在心中悄然写下自己的结局。
气氛尚未平复，乔音婉忽然转身，缓缓走向房间一侧的小提琴。那是陪伴她多年的旧物，琴面早已被时光摩挲出温润的光泽。她指尖轻抚琴弦，深吸一口气，将琴举至肩头。旋即，《一路平安》的旋律在房间里流淌开来，音符清澈却夹杂着难以言说的悲凉，如同在黑暗海面上摇曳的一点烛火，照亮每一个人的记忆。这首曲子承载着太多往事，它见证了她与至亲的离散，与友人的别离，也见证了她一遍遍做出的艰难选择。众人被这突如其来的演奏震住，一时间竟无人出声阻止，只能静静聆听。曲终之际，余音未散，她的手微微一颤，仿佛终于作出了内心深处的决定。
下一瞬，她骤然转身，与所有人的视线错身而过，朝着窗边疾步奔去。玻璃在撞击中破碎，发出刺耳的碎响，细碎的光片飞溅而起，仿佛凝固的泪水在空气中散落。众人尚未来得及反应，她已纵身跃下楼去，整个人以一种决绝而近乎孤勇的姿态坠向地面。楼下一声闷响，血色迅速在地面蔓延开来，将她瘦削却坚韧的一生定格成一个刺目的红色句点。洛柏冲上前，几乎是扑倒在她的身边，撕心裂肺地痛哭，那一刻，所有的伪装与坚强都被摧毁。他颤抖着握住乔音婉已经渐渐冰冷的手，却在她掌心里，发现了一抹尚未干涸的口红痕迹——一个被匆忙写下的地址：“福隆新街，雅乐茶话室。”这是她用生命写下的最后情报，将希望托付给仍活着的人。
乔音婉坠楼的惨剧，像一道利刃，将一路压抑的情绪彻底撕裂。今井敬一得知此事后，怒火迅速在心中燃起，他虽然身为侵略者一方，却也清楚地意识到事态已经失控，泽荣作的鲁莽行动不仅激化矛盾，更有可能引火烧身，殃及整个驻军体系。为安抚风雨飘摇的局势，也为挽回某种意义上的“秩序”，他坚持要亲自出面与何贤会晤，对今日所发生的一切表示歉意。会面时，何贤强自按捺心中的悲痛，他知道自己若被情绪淹没，将会落入对方早已设好的陷阱。于是他以近乎冷静的语气指出：有人正在将今井敬一当作枪使，利用他的权势来达成不可告人的目的。说到关键，他不再绕弯，直接点出——福江案已有重大突破，最重要的人证朝比奈已从昏迷中苏醒，掌握了指向真正凶手的确凿证据。
此话一出，泽荣作脸上的神色骤然大变。他一直以为自己掌控了大局，却发现信息竟出现了巨大的偏差。他误以为是澳门方面蓄意封锁了朝比奈苏醒的消息，导致自己被蒙在鼓里，如今才意识到，原来真正被蒙蔽的，或许一直是他自己。在何贤步步紧逼之下，今井敬一也不得不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变局。他沉吟片刻，最终做出决定——立刻前往医院查证朝比奈的情况，以求亲眼确认真相。他的话语不容置疑，却给了旁观的泽荣作极大的压力。为避免局势滑向对自己不利的方向，泽荣作强作镇定，提出以“保护”为名随行，暗中却怀着完全不同的打算。
与此同时，另一边的暗流悄然涌动。山口在例行检查手推车时，发现车中餐盒内仍残留着未吃完的营养餐食，且种类分明是特意为病人准备的软食。凭借敏锐的直觉，他判断这些食物极可能是送往朝比奈所在的病房。这个发现如同最后一块拼图，令他心中的怀疑渐成定论，也进一步强化了泽荣作此前的判断——那位关键人证极有可能已经苏醒，只是被人刻意隐瞒情况。泽荣作在惊怒之余，将怒气倾泻到沙胆彪身上，严厉斥责他先前刺杀未遂，不仅未能除掉隐患，反倒留下难以收拾的后患。为堵住这道缺口，他冷酷地下达命令：沙胆彪必须戴罪立功，再次执行新的任务，用鲜血与风险来填平他造成的漏洞。
很快，一行人抵达医院。走廊寂静而冰冷，白色灯光下，每个人的影子都被拉得修长而扭曲。柯麟早已等候在此，他面容疲惫却目光清醒，向今井敬一解释：朝比奈苏醒之后情绪极不稳定，意识时清时浊，医护只得给他服用镇静药物，此刻他已经再次入睡，至少还要二十分钟才能进行正式问话。言罢，柯麟客气而不失疏离地邀请今井敬一前往办公室稍作休息，静候最佳时机。今井虽有疑虑，但碍于身份与程序，只能暂且接受安排。然而在他转身离开的刹那，走廊另一头的危机，已悄然展开。
在众人视线稍有分散之际，沙胆彪与山口交换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眼神。无须多言，他们彼此都明白，时间只剩下不多的几分钟。趁着今井敬一与柯麟离开前往办公室之机，沙胆彪迅速隐入侧廊，熟门熟路地摸向朝比奈所在的病房。他的脚步轻盈而急促，掌心微微出汗，却不允许自己有丝毫迟疑——这一次，他必须完成任务。推门而入的一刹那，他本以为会看见病床上那张苍白而脆弱的面孔，却赫然发现，病床空空如也，被褥叠得整整齐齐，仿佛许久无人躺卧。整间病房冷清而诡异，唯一的声音，是他自己急促的呼吸声。
就在这静得近乎窒息的时刻，病房门被人从外推开。柯麟带着今井敬一等人径直走进来，视线在空床与沙胆彪之间一一扫过。短短的停顿足以让所有人明白，这是一次赤裸裸的潜入。这一刻，山口对已经无法挽回的局面有了清醒的认知，他几乎是本能地做出选择——为防止更多内幕暴露，他猛然拔枪，对着沙胆彪就是一记冷酷的枪响。枪声在狭小的病房内炸开，沙胆彪几乎来不及发出完整的叫喊，便已倒地，鲜血在病房冰冷的地板上迅速扩散。山口面无表情，仿佛只是执行了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命令，用一颗子弹永远堵住了可能泄露的真相。
这一枪不仅击碎了病房中的死寂，也彻底击穿了今井敬一残存的侥幸。他心中已然了然，这场风暴的背后，远非一句“误会”可轻易解释。病人失踪，杀手灭口，每一环都昭示着内部有人在暗中运筹，将他与整个体系推向难以收拾的深渊。意识到局势的严重性，他当即取出电话，以一种从未有过的严厉口吻向泽荣作下达命令：立刻收手，停止一切不受控制的行动，任何擅自举措都将被视为对军令的公然违抗。他郑重其事地表明，松井将军会把整个事件上呈上级，性质将不再局限于地方纠纷，而是牵动更高层面的问责与清算。
与此同时，在医院之外，另一场无声的力量正在汇聚。马万祺挺身而出，组织澳门的百姓与学生走上街头，以游行的方式表达对日军封锁政策的强烈不满与抗议。人群从四面八方聚拢，队伍蜿蜒穿过街巷，举起标语与横幅，呼喊声此起彼伏，汇成一股震耳欲聋的浪潮。这并非简单的情绪宣泄，而是民众在压迫之下以集体意志作出的回击。日军方面面对突然高涨的民意压力，又受限于各地战线吃紧，兵力早已捉襟见肘，无力再向澳门增派援军来强行镇压。表面上，这是一场因兵力匮乏而被迫收缩的局部退让，实则却昭示着一个更深层的现实——当暴力的边界被逐渐触及，真正能够撼动局势的，或许不是某一个人的枪声或牺牲，而是无数普通人凝聚而成的坚持与觉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