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的泽荣作已近乎疯狂。他明知大势已然失控，却反而决意将局势彻底搅乱，用一场更大的动乱掩盖既有的阴谋与罪行。他料定，只要澳门局势被推向失控的边缘，一旦真正的武装冲突爆发，今井敬一与日军司令部便再无退路，只能被他强行拖下水，成为这场阴谋的共同承担者。于是，他一面授意黄公杰返回东亚酒店，重新控制大堂与要道，劫持所有能够利用的客人和员工作为人质，让整座酒店变成一座密不透风的人质牢笼；一面调集泽机关暗中囤积的重火力，包括机枪火力点、手榴弹及预先藏匿的炸药箱，为其麾下特务队大肆壮势，使这支见不得光的爪牙摇身一变，成为足以威胁整座城市安危的恐怖力量。同时，他悄然下达了一道绝密命令，将王球仔单独召见，嘱咐他执行一项关系全局的暗杀与绑票任务，态度冷酷到近乎残忍——这一次，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倘若办砸，不仅任务对象必死无疑，王球仔自己以及他身后的所有人，也都难逃被灭口的命运。
与此同时，东亚酒店内部的通讯线路已经被泽荣作的手下全部切断。外界所有求助电话、电报乃至最普通的联络手段都被硬生生截断。何贤等人即便意识到情势不对，也无法向外界传达任何信息，只能困守在酒店内各个房间，仿佛与整座城市隔绝。被软禁在客房的乔音婉，本来只是一个无力参与角力的旁观者，却在意外间偷听到泽荣作与黄公杰在走廊拐角处的低声对话。片刻之中，她便如五雷轰顶——原来先前震动澳门的福江遇刺案，竟完全是泽荣作一手导演、自导自演的阴谋，所谓“缉凶追查”不过是一场遮人耳目的戏码，真正的凶手正是日方特务队，而非外界所指的“抗日势力”或澳门本地人士。意识到真相之可怖与复杂，乔音婉顾不得自身安危，冒险从房内爬上窗台，徒手攀附着狭窄的窗沿与雨篷，试图接驳那条被切断的电话线。她在数层楼外的高空一步一步挪动，指尖冻得麻木，鞋底几次踩空，身体在半空中猛烈晃动，几乎随时都会失手坠楼。就这样，她用尽全身力气，将电话线重新接上，一边抵御来自强风和恐惧的双重袭扰，一边颤抖着拨通何贤房间的电话。
电话刚一接通，乔音婉便顾不得解释，只是急促而清晰地将最关键的一句话吐出口中——“福江案是贼喊捉贼！”这一句话，是她在混乱线索中苦苦提炼出的核心信息，也是整桩阴谋的真正破口。她甚至还来不及多说两个名字，或说明具体的真相脉络，电话线便被察觉异样的泽荣作手下再次粗暴掐断。随即，赶来的特务不由分说将她拽回室内，用绳索将她结结实实绑在椅子上，手脚都被勒得生疼，嘴边仍残留着惊魂未定的气息。房间的窗帘被拉得严严实实，光线骤然暗下来，她的行动彻底受限，只能听见走廊里奔走叫喊的脚步声，明白自己从这一刻起已经成了掌握真相的危险证人。
另一边，何贤与柯麟等人则在电话骤断后的片刻沉默中，迅速展开分析。他们从那句“贼喊捉贼”的只言片语中，推测出福江遇刺案可能并非表面那般简单，而极有可能是日方特务自导自演、栽赃陷害的阴谋。柯麟根据过往种种诡异细节，将线索在脑中重新梳理：从凶器的来路，到案发当晚特务队异乎寻常的行动规律，都与乔音婉所传信息高度契合。几个人在狭小的房间里低声争论，慢慢拼凑出事件大致轮廓——泽荣作既是导演，也是操盘者。然而，要想公开指控他，乃至动摇今井敬一对他的信任，他们手头却仍然缺乏足以自证的铁证，任何贸然的指责都可能被反咬一口。今井敬一对“谁才是福江案的主谋”始终心存疑虑，他一方面怀疑何贤，另一方面也隐约察觉泽荣作说辞不尽合理。但在信息严重不对称、证据又被牢牢掌握在日方手里的情形下，他只能暂时依赖泽荣作提供的调查报告和解释。泽荣作见状，每每能以看似合情合理的理由加以搪塞，把矛头拐弯抹角地指向“可能存在的抗日地下势力”，同时催促戴思乐出面，尽快通知何贤前往东亚酒店“谈判”，以“缓和局势”为名，实则杀机暗伏。
得知日方邀请“谈判”的消息后，澳门本地和葡方官员都心知肚明：这一次的酒店之行，绝不是普通会面，而是一场凶多吉少的鸿门宴。众人纷纷劝阻，认为此刻不宜轻易涉险，不如先想办法在城中寻找更多证据与援助，再与日方周旋。然而，何贤却有自己冷静而固执的判断。他清楚，若要真正查清福江之死并为澳门争取一线生机，最关键的人不是泽荣作，而是此刻仍端坐于日军司令部核心地位的今井敬一。只有以澳门谈判代表的正式身份出现在东亚酒店，他才有机会在一个相对公开、正式的场合，尝试绕开泽荣作，与今井正面接触，传达自己对于真相的怀疑与对局势的忧虑。于是在权衡再三之下，他决定做两手准备：倘若柯麟能抢在谈判前救醒被害人秘书朝比奈，从其口中获得第一手证词，则可以在谈判中出其不意；倘若无法成功，他便以自身为饵，主动踏入东亚酒店这座“龙潭虎穴”，以身犯险，引蛇出洞，让泽荣作在耀武扬威之时露出破绽。
做出这个决定后，柯麟悄然将一封谨慎而急迫的密信交到弟弟柯正平手中，吩咐他立即前往寻找杨昌，将信件分别转交东江纵队与珠江总队。信封不厚，但字句凝重，既有对当前局势的简要通报，也包含请求支援与协调行动的暗语。柯正平接过信时，看到信纸上尚未完全干透的墨迹，脑中一霎清明，忽然明白这些年来若隐若现的线索——原来，他一直仰望、依靠着的兄长柯麟，竟正是上级口中神龙见首不见尾的“佛手”。这份震惊和敬畏在他胸口激烈翻涌，却来不及多问一语，便匆匆奔赴任务。而就在同一时间，王球仔已经率人戴上黑巾蒙面，悄然摸向何宅。他们趁夜突袭，破门而入，目标明确——劫持何贤的父亲、妻儿，作为谈判桌上的筹码。面对突如其来的杀气，何澄溪毫不退缩，为掩护郭绮文与孩子们从后门逃离，他拖着年迈的身躯硬生生抵住前门，与闯入的特务周旋。仔仔见祖父孤身一人挡在门前，心中又惧又急，最终还是鼓起勇气折返回屋，与祖父一起顶住门板，试图延缓敌人冲入的时间。可在绝对的武力与人数优势面前，这份勇气终究难敌暴力。爷孙二人最终被粗暴制服、捆绑押走，家中残留的不过是一片狼藉与尚未散去的硝烟味。
劫持行动成功之后，一切都朝着泽荣作预设的方向推进。何贤只身赴约，孤身走入东亚酒店，在重重监视与枪口注视下，被引导至一间布置精致却气氛凝重的会客厅，与泽荣作面对面坐下。临行前的诸多忧虑，在这短短的一刻全部沉淀成冷静与警觉。会客厅内灯光明亮，窗帘紧闭，茶水温度恰到好处，却掩不住弥漫在空气中的杀机。泽荣作并不再与他周旋虚礼，而是开门见山，将话题直接刺入最致命的核心：只要何贤愿意交出那批至关重要、足以支援抗战力量的物资，他就可以向日军司令部担保，不仅可以“既往不咎”，甚至还会帮助“保全整个澳门”，让这里在战火中得以维持表面的安宁与繁荣。他用一种居高临下、似笼络又似挑衅的口吻，劝何贤在“两害相权取其轻”的现实面前作出选择：是牺牲那批物资，换取澳门的苟安，还是执意坚持原则，让整座城市一起为此付出代价。
就在暗流汹涌的酒店会谈之外，港澳水域同样风起云涌。黄子侠在码头召集各路人马，他面对戴思乐和其他澳葡人士郑重表态：大濠帮旗下各堂口的兄弟们已经从四面八方火速赶来，不出几个时辰，便可以将澳门周边水域布下天罗地网。六百余条大小船只正悄然集结，一旦日方在澳门开战或企图封锁港口，这支由渔船、货船、快艇组成的庞大船队便会不惜一切代价冲关而出，用最熟悉的水路和暗礁通道，第一时间将何贤一家以及所有可能遭受牵连的亲眷安全送离澳门。他的话虽然带着江湖人的豪气，却也显得格外实在有力。听闻此言，原本忧心忡忡的戴思乐等人总算稍稍放下心中的一块巨石，他们明白，此刻已无法再对日方抱有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澳葡政府代表随即明确表态：将与何贤站在同一阵线，不再一味妥协退让，而是准备与日方斗争到底，即便代价惨重，也要力保澳门的底线与尊严。
与此同时，柯麟匆匆赶回病房，再次查看朝比奈的情况。病房内灯光昏黄，药水的味道在空气里弥漫。朝比奈仍旧昏迷不醒，额头微微冒汗，呼吸时轻微的起伏几乎听不见，仿佛随时可能在睡梦中离去。医护人员已尽力施救，却苦于外伤与精神打击双重叠加，短时间内难有转机。正当柯麟为此忧心如焚之际，病房门被突然推开，郭绮文带着小女儿细妹急匆匆闯了进来。她神色惊惶，衣衫略显凌乱，一见柯麟便哽咽着道出坏消息：何宅遭日特突袭，何澄溪与仔仔已经被抓走，生死未卜。这个消息如同一颗重锤敲在柯麟心上，他意识到泽荣作已经开始以家属为筹码，下一步必将拿这对爷孙威逼何贤就范。与此同时，在酒店的会客厅里，泽荣作正继续对何贤施压，软硬兼施地劝他放弃与今井敬一直接谈判，坚持要他只和自己“内部解决”。何贤却不为所动，态度坚定毫不含糊，只表示愿与今井面对面交谈，对任何绕过今井的“私了”方案都一概拒绝。泽荣作见他寸步不让，心中愈发恼怒，暗骂其“不识时务”，事实上却正等着来自郭绮文的“报信”，以家人安危作为最后的压迫手段。
如何在此刻向何贤透露家中巨变，成了令人两难的抉择。柯麟与马万祺原本商量，暂时隐瞒何家父孙被劫一事，担心这个打击会在关键时刻扰乱何贤的心神，使他在谈判之中失去冷静。然而，郭绮文的想法却截然相反。她认为，就算自己人不说，日本人也一定会在最紧要的关头主动抛出这一“筹码”，用最残酷的方式要挟何贤。与其让他在敌人冷笑中得知这个消息，不如由自己亲口告诉他，好让他在心理上有所准备，也能在惊愕中感受到来自家人的理解与支持。权衡片刻之后，她下定决心，走向电话机，颤抖着拨通了东亚酒店的线路。电话那端，何贤在重重监视之下，小心翼翼接起听筒。郭绮文没有绕弯子，只将家中变故和盘托出。她压抑住自己的恐惧与悲伤，用尽全身力气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镇定而柔和。听到家父与爱子被擒的瞬间，何贤本来镇定如常的神色骤然变化，眼神一时失焦。坐在对面的泽荣作将这一切看在眼里，心中却升起得逞的快意，确信自己的筹谋已经牢牢掌握主动权。而电话另一端，郭绮文强忍泪水，低声安慰丈夫不要被眼前局势吓倒，反复说着“船到桥头自然直”，希望哪怕只是一句略带宿命色彩的俗语，也能让他在生死边缘多一分勇气与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