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店外，聚集的人潮越涌越密，呼声如雷，一浪高过一浪，在狭窄的街巷间来回震荡，仿佛要把这座城市多年压抑的愤怒与期盼，一并撕裂开来。泽荣作躲在酒店内，早已失去了昔日气定神闲的作派，他挟持何澄溪与仔仔，将父子二人当作筹码，企图逼迫何贤就范。他一边命人接通电话，一边冷声威胁，要求何贤交出全部战略物资与地下运输线名单，甚至指认沙胆彪是中共派往泽机关的潜伏间谍，妄想借此铲除心腹大患。电话接通的瞬间，嘈杂的外面仿佛都远去，只剩下话筒里仔仔因为恐惧而不断颤抖的呼吸与细碎的啜泣声，那声音扎进何贤的心里，每一下都像刀割。可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何澄溪在绝境中却出奇镇定，他压抑住内心的激荡，语调平稳而坚定。按照何家一贯的家风，父亲在生死关头仍旧要向儿子提出三问：是否问心无愧、是否不负他人、是否愿意为信念与同胞承担一切代价。这三问既是父子之间的诀别，也是何家家训的核心传承。电话两端，父子心意相通，一字一句都是对信念的再度确认，丝毫没有向屈辱与威胁低头的余地。
泽荣作听在耳里，越发觉得事态失控。他原本以为挟持人质足以逼何贤妥协，却没想到这对父子宁愿迎向险境，也不愿交换正义与良知。他盛怒之下脸色扭曲，失去所有耐性，厉声命令王球仔立即动手，以血来迫使何贤屈服。就在最危急的瞬间，酒店外忽然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和闷响，紧接着是玻璃碎裂、桌椅翻倒的杂乱动静。黄子侠率领的大濠帮弟兄趁乱突入，他们与王球仔等人展开激战，子弹在狭窄的走廊和大厅里来回呼啸，空气中弥漫着火药与尘土的味道。混战之中，黄子侠拼尽全力，将何澄溪与仔仔从枪口下拉开，护送至安全地带。泽荣作眼睁睁看着满盘皆输，阴谋在眨眼间土崩瓦解，心中又怒又惧，他猛地转身，拔枪直指何贤的方向，试图以最后的疯狂挽回败局。面对黑洞洞的枪口，何贤却毫无惧色，他站在众人面前，目光沉稳如海，语气平静却掷地有声，直言天理昭昭，任何以暴力与掠夺为基础的政权与个人，终有一日会在历史的洪流中自取灭亡。强盗可以暂时抢走财富与生命，但永远无法征服一整个民族的灵魂。
就在枪声一触即发之际，泽荣作的电话骤然响起，这声突兀的铃响仿佛从另一个世界闯入，打断了杀机四伏的僵局。他迟疑片刻，还是接起电话，电话那头传来日军华南派遣军司令部冷硬而简短的命令：鉴于战局变化，立即停止追究所谓福江案，全面撤军，并立刻解除对澳门的封锁。泽机关将名义上予以保留，实则撤销全部实权与职能，而泽荣作本人必须停止一切行动，接受内部调查与审查。话音落下，泽荣作手中的枪仿佛瞬间失去了重量，他曾经倚仗的权势与后台在一纸命令中轰然倒塌。对他而言，整个世界在瞬息间天翻地覆，不复昨日的嚣张与得意。酒店外的喧嚣却越来越大，消息不胫而走，人群之中隐约已有人意识到局势逆转。何贤整理衣襟，从容走出酒店，当他出现在民众视线中的那一刻，压抑许久的人群终于爆发出海啸般的欢呼与掌声。有人挥舞着帽子，有人热泪盈眶，更多人只是用力鼓掌，将积蓄多年的感激与敬意化作隆隆声浪，久久不息。那一刻，澳门这座孤岛似乎终于迎来了久违的曙光。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持续多年的战火在巨大的代价与牺牲后终于暂告落幕。对于澳门而言，这也意味着长达三年零八个月的“孤岛风潮时期”落下帷幕。这些年间，澳门被封锁在战火包围之中，如同一叶残存于黑暗海面的孤舟，在风雨中摇摇欲坠，却始终不曾沉没。投降的消息传开那晚，街头巷尾灯火通明，许多原本破旧、昏暗的街区重新亮起了光。烟花在夜空中绽放，色彩斑斓而短暂，却足以点燃人们心中久违的喜悦。孩子们追逐嬉闹，老人们在门口相望，互道平安，年轻人则忍不住高声歌唱。人们仰望夜空时，心底都知道，这一份来之不易的宁静，是用无数生命换来的。梁彦明、罗德礼、黄三合、乔氏兄等人的身影仿佛依然行走在街头巷尾，他们在暗夜中奔走、传递情报、掩护同胞的场景，并未因为硝烟散尽而被遗忘。他们的牺牲没有消失在战争的迷雾中，而是化作夜空最深处的一道光，指引着后人记住这段历史，记住脚下这片曾被屈辱踩踏、如今重新站起的土地所承载的尊严。
战争虽已结束，但收尾事宜却远未简单。由于葡萄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保持中立地位，澳葡政府迫于国际责任与外交压力，必须承担起护送滞留澳门的日方人员安全离境的任务。对普通市民而言，那些昔日耀武扬威的驻澳日方人物如今一个个收拾行囊、匆匆离去，无不带着仓皇与怯懦。身为汉奸头目的黄公杰，自知这一刻终究到来，他过去依附日方、为虎作伥，罪行累累，如今日本战败、泽机关土崩瓦解，他心中惶恐不安，唯有紧抓往日上司作为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他低声下气地哀求泽荣作，恳求对方带自己一同离开澳门，躲避清算。泽荣作冷冷地打量着他，这个过去在他面前卑躬屈膝、对同胞残忍无情的汉奸，在败局已定之时更显可怜。他毫不留情地讥讽对方：一个连祖国与祖宗都可以出卖的人，又凭什么奢望他人的庇护？今日落到这步田地，早是意料之中的报应。话语如刀，将黄公杰仅存的幻想彻底刺破。
在绝望之中，黄公杰只得掏出多年来搜刮而来的金银财物，试图用重金为自己买一条生路。他暗中联络一名船家，希望趁局势混乱之际偷渡出海，逃往他处苟活。深夜码头上，海风混杂着咸味与潮湿的腐朽气息，黄公杰惶惶不安，不断催促船家启程，却不知对方眼底闪过的贪婪与冷漠。酒过几巡，他渐觉头昏眼花，意识模糊，待再度醒来时，四周早已不是熟悉的海岸，而是茂密山林环绕的简陋营地。这里正是五桂山抗日根据地。粗糙却整洁的桌椅、墙上醒目的标语、来往穿梭的战士，无一不昭示着这片土地与澳门截然不同的气息。在他面前坐着区新与龙海珊，两人的目光冷静而锐利，不夹杂任何私人情绪。他们没有多余的威吓与谩骂，只是严肃告知黄公杰，他的一切已经无所遁形，希望他立刻、完整地交代泽机关这些年在澳门犯下的全部罪行。与此同时，当泽荣作与山口久美准备从广东沿海秘密乘船撤离时，杨昌已经携带着黄公杰的详细口供，提前赶往预定码头。凭借周密部署，他带队悄然埋伏，在二人以为即将成功脱身的那一刻，果断出手，将他们擒获归案，昔日高高在上的掌权者终于沦为阶下囚。
随着形势明朗，区新依照相关引渡程序，将黄公杰正式移交澳葡警方。表面上看，这是一场合乎规章的移交过程，洛柏与官耶照章办事，将这名罪行累累的汉奸押往指定地点。然而当车辆驶入一处偏僻僻静之地时，两人却悄然改变了既定路线。在那里，没有旁观者，也没有多余的记录。洛柏与官耶在例行交接前，故意将手铐钥匙“遗落”在地，仿佛漫不经心地离开。黄公杰敏锐地捕捉到这一丝“生机”，他用尽力气挣脱手铐，跌跌撞撞地向黑暗中狂奔，以为自己终于等到命运的转机。可他不知道的是，在更深的夜色里，大濠帮的弟兄早已埋伏多时。几道身影从阴影中闪出，将他团团围住，怒火与悲愤汇聚在一张张年轻而坚硬的脸上。对他们而言，这是对无数亡魂与受难者的交代，也是对这片土地的清算。枪声响起，曾经不可一世的汉奸头目倒在荒地之中，再无翻身之日。一九四七年，中国军事法庭依据确凿无疑的证据，公开审理泽机关案，最终判处泽荣作与山口久美死刑。这不仅是对个人罪行的裁决，更是对所有侵略者与卖国者发出的沉重宣判。
时间推移到同年八月二十八日，战后的澳门在废墟与创伤之上艰难重建。那日，华商们齐聚八重天，久别重逢的笑语背后，是对未来复杂而沉重的思索。吕修远与林老板准备返港，前程在他们眼中似乎更加宽广、安稳。他们诚挚劝说何贤一同回到香港，那里商业环境相对成熟，也少了乱局牵扯，能够让他更轻松地发展事业。然而何贤望着窗外这座伤痕累累却仍旧运转的城市，心底却有着更难割舍的牵挂。他缓缓表示，澳门正处在战后重建的阵痛期，无数家庭流离失所，民生百废待兴，这片土地需要有人留下来承担责任。作为在战乱中与澳门共存共荣的华商之一，他不能在最艰难的时候转身离去。他要留下，与这片土地一同熬过困境、重建家园。吕修远与林老板对他的抉择深受触动，他们明白，何贤的选择，不仅是一位商人的决定，更是一名华人对这座城市的承诺与担当。与此同时，年轻一辈也在悄然成长。何鸿燊此时已经离开联昌，毅然决心独自闯荡商海，开辟自己的道路。何贤对这位后辈寄予厚望，既提醒他商场如战场，要谨记良知与责任，也鼓励他抓住时代变局中的机会，用自己的方式服务社会与同胞。
在社会秩序逐渐恢复之际，新的时代气息悄悄吹入澳门。随着解放战争的进展，新中国即将诞生的消息振奋着海内外无数中华儿女。澳门华界也开始积极筹备庆祝新中国成立的集会，各界华商、工人团体、学生组织纷纷响应，场地布置、节目安排、嘉宾邀请、致辞稿撰写，一切紧锣密鼓地进行着。在众人的推举下，声望卓著、德高望重的何贤被公认最适合出任代表，站在台上为澳门华人发声，他欣然接受这一重任，反复斟酌每一句将要说出口的话，希望既能表达澳门华人的心声，又不负那个即将诞生的国度的期望。然而，就在筹备工作即将完成之际，新任澳门总督柯维纳突然发布命令，严令禁止华界在澳举办任何形式的新中国成立庆祝活动。他的禁令引发华商与华界普遍愤慨，这些年澳门在战火夹缝中求生，多数靠的是华人自助自救，而现在，当他们想要庆祝民族重新站立之日时，却再次遭遇压制。何贤在众人的推举下，代表华商前往与柯维纳交涉。面对对方的解释与顾虑，他没有留下任何回旋余地，用坚定不容置疑的语气表示：庆祝大会一定会如期举行，这是澳门华人自己的选择，不容任何外力剥夺。与此同时，一直身处殖民体系中的洛柏，也站到历史的关口。他向柯维纳娓娓道来这些年澳门经历的战乱与封锁，讲述华人如何在绝境中支撑起经济与民生，更直言不讳地指出，如今的澳门华人背后，已经不再是孤立无援的群体，而是有一个崭新的人民共和国作为强大后盾。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日，各界华商与社会人士如约齐聚平安大饭店。灯火辉映之下，人们的眼中既有紧张，也有从未有过的坚定。何贤曾经对柯麟的真实身份心存疑虑，而今时局已变，一切答案无需再多言，早在众人心中有了定论。随着大会开始的钟声敲响，何贤从座位上站起，步伐稳健地走向讲台。那不只是一段致辞的开端，更是澳门华人迎向新时代的庄重宣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