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色如同一张缓慢收紧的网，笼罩着整座城市。根据王启龙提供的线索，祝青越和韩烽一路疾驰，和时间赛跑般赶往谢瑶琪可能被关押的地点。废旧厂房里气味潮湿而浑浊，地面上散落的注射器和药瓶昭示着这里曾被用作秘密“实验室”。谢瑶琪被发现时，整个人瘫倒在角落，瞳孔散焦、呼吸微弱，手背上刺目的针眼和残留的药液说明她已经被强行打入了未知的du素。摆在众人面前的，是一场生死时限极为苛刻的抢救。齐思哲一边迅速评估她的生命体征，一边让人准备抢救设备和药物，在缺乏完备条件的情况下，他只能凭借经验和有限资料作出判断。时间仿佛被拉长，每一次按压、每一支注射剂都像是在刀锋上行走。
齐思哲最终还是做出了决定，他冒险为谢瑶琪注射了针对中枢神经抑制的药物，希望以此对抗她体内正在扩散的毒性反应。血压、心跳曲线在监护仪上缓慢爬升，众人的心也悬在半空。就在这时，走廊外传来了急促的脚步声和摩擦声，像是谁在仓皇奔逃。韩烽下意识警觉，循声追出，锁定了慌不择路的李淑婷。她的眼神游离、步伐踉跄，嘴里含糊不清地呢喃着谁也听不懂的句子。她仿佛看见了只有她一个人才能看见的怪物，死死盯着空气中摇晃的某个影子，像是被一只巨大的蜘蛛牵着线往前拉。
夜风灌入耳中，路灯投下的光和树影交叠，李淑婷的世界已经完全偏离现实。在她的幻觉里，那只蜘蛛影子像是指引，也像是催命符，她跌跌撞撞地追着影子冲出巷口，来到一条冷清的道路上。她突然停下，仿佛被某种光源吸引，抬起手掌，对着路灯的光晕来回晃动，眼里满是迷惘与狂喜交织的神色。笑声和哭声从她喉咙里同时挤出来，既撕裂又绝望，像是被困在噩梦里找不到出口。就在这一刻，一辆汽车从远方高速驶来，刺眼的车灯穿透夜色，而她却像蛾扑火一般一动不动站在路中央。尖锐的刹车声没有来得及响起，沉闷的撞击声在街道上炸开，血花飞溅，李淑婷当场身亡。
车灯照亮的地方，一片狼藉。韩烽追到现场时，只看见扭曲倒地的身影和已经停在不远处、车头变形的车辆。司机惊恐地瘫坐在地上，喃喃重复着“不是我的错，她自己冲出来的”。赶来的同事和急救人员一时都僵在原地，眼睁睁看着这场意外在眼前收束成一条无法逆转的生命终点线。谁都没料到，本来只是对一名关键人物的常规跟进，竟会以如此突兀而血腥的方式告终。与此同时，医院那边传来消息：在齐思哲的紧急处置下，谢瑶琪终于脱离了立即致命的危险，生命体征逐渐平稳，只是仍然需在监护室观察。
不久之后，王启龙被带去停尸房进行尸体辨认。冰冷的霓虹灯光打在铁制柜门上，反射出令人不安的白光。当盖布被缓缓掀开的那一刻，李淑婷苍白、僵硬的面容暴露在空气中，眼角尚存的泪痕与血迹交织在一起，冻住了她死前最后的绝望神情。王启龙的身体像被人突然抽空了力气，胸口剧烈起伏，呼吸几乎停滞，他伸出手想摸一摸她的脸，却在半空僵住，眼睛里闪烁的，是震惊、痛苦、愧疚以及某种更复杂的情绪。他知道，这一切不仅仅是“意外”两个字所能概括的，他同样知道，如果没有他的那条线索，没有他卷入的那一串事件链条，事情或许不会走到这步。
另一边，齐思哲和韩烽在办公室里爆发了激烈的争论。齐思哲将视线从监控和笔录上挪开，沉声质问韩烽：当年李一齐在天台坠落前，是否也曾出现过类似“趋光性”的异常反应？这个问题像一把突然刺向旧伤的刀。韩烽脸色陡然一沉，他不愿在这个节点重新翻动那些早已封存、却一直在梦里纠缠他的记忆。他强行压下情绪，让齐思哲不要“胡乱猜测”，强调目前案情已经够复杂，没必要把所有东西都往当年的原钻案和俞菲身上去套。
但齐思哲并未后退，他冷静而执拗地指出，俞菲当年在车祸发生前，也曾出现过类似趋光性的反应，似乎对强光产生异常的吸附冲动，这种表现和李一齐、李淑婷的状态有惊人的相似。他怀疑，这背后有一种相同的力量在操控，而这股力量很可能与一种未被识别的新型药物有关。韩烽情绪失控，厉声回应说案子已经结了，法律和程序都给出了明确结论，李明已经被击毙，所有人都在往前走，只有齐思哲仍旧执意回头，不肯放下过去。他说自己不想再听到“俞菲”这个名字，因为那不仅是一个案子，而是他无法愈合的伤口。
齐思哲的目光却更为坚定，他提醒韩烽，虽然他只是俞家的养子，并非血缘上的亲兄妹，但对俞菲而言，他一直就是“亲哥哥”，是她最信任、也最依赖的人。正因如此，若她的死并非简单的车祸，而是被新型药物、被某种隐秘试验推向绝境，那么他们有责任把真相从尘埃里挖出来。韩烽沉默了，情感与理智在他的心里拉扯，他清楚齐思哲不是胡来，而是抓住了某个危险却真实的线索。
随着对李淑婷死亡原因的调查不断深入，法医实验室的血液检测结果终于出来。令人费解的是，在她的血样中仍旧未检出任何常见du物论是市面上流通的合成毒品还是常见的镇静剂、致幻剂，全都呈阴性。齐思哲意识到，如果她确实在短时间内出现了严重的幻觉和趋光性反应，那么问题很可能出在那些看“普通”的处方药上。于是，他要求重新检验之前从李淑婷家中搜出的药物，尤其是那些包装、批号或外观略显异常的药瓶。
在高元的协助下，药检报告很快送到了齐思哲手里。报告上显示，绝大部分药物成都与常规抗躁郁、抗焦虑药物相符，没有发现明显违禁成分。高元解释，一般抗躁郁药物的副作用多为情绪波动、嗜睡或轻微的认知障碍，很少会产生那么强烈、那么象的幻觉，更不会直接诱发趋光性这样的行为模式。齐思哲仔细检查每一瓶药，从标签到瓶盖都不放过，终于在其中一只药瓶底部的角落，发现了一个十分细小、极不显眼的标志——那是一枚他从未见过的符号。
那个标志像是某种机构或实验室的内部记号，结构复杂且属于任何常见药企的识别图样。高元同样茫然，他从未在正轨渠道的药品上见过类似标记。这一发现让气氛瞬间凝重起来：如果药瓶来自某个没有公开注册信息的机构，那么它所承的药物极有可能处于灰色甚至黑色地带，是尚未通过合法审批、甚至是刻意避开监管的“实验产物”。齐思哲将这一细节牢牢记在里，他隐约意识到，李淑婷所经历的幻觉可能只是冰山一角。
不久后，韩烽主动来找齐思哲。经历了情绪爆发和冷静思考，他不得不承认，李淑婷和李一齐在发作时状态，确实高度相似：对光线的异常依赖、对现实感的迅速剥离、对死亡的无感甚至主动接近，像是一种被人为植入的行为程序。他坦言，即便最终能从两人的体内查出同一种新药物成分，也未必能直接与当年震惊全城的原钻案建立起法律上可采信的关联，因为原钻案早已定性结案，相关物证和档案尘封多时。
然而齐思哲态度非常明确，他表示，哪怕只有一丝机会，他也不会放弃追查俞菲死亡真相的性。对他来说，这不仅是对一名受害者的负责，更是对整个司法体系的底线拷问：如果当年有人利用原钻研究衍生出更隐蔽、更难被检测的新型药物，那么每一次“意外”“自杀”“精神异常都有可能是被设计过的结局。他宁可错查、宁可多花时间，也不愿在真相可能浮出水面时选择视而不见。韩没有再反驳，只是提醒他，要在情感和职责之间保持清醒，否则很可能被人利用。
为了解清原钻背后的真相，韩烽联系上了当年一起负责禁du行动的关队。他们相约在一安静的茶馆，桌上摊开的是泛黄的旧档案和几份已失效的行动简报。韩烽将齐思哲的怀疑原原本本告诉关队——有人在原钻基础上继续研究，开发出更隐蔽的新型物，甚至在特定人群中悄无声息地进行人体试验。这些“特定人群”往往有情绪障碍、抑郁病史或长期服用精神类药物的记录，让一切异常症状看上去都“合理”“可以”。关队沉默良久，神情严肃，他也想起当年侦办原钻案时一些被忽略或难以解释的细节。
更让人心的是，那些新型药物的共同特征之一，就是会诱类似“趋光性”的行为。受害者在发作时，会不自觉地靠近强光源，如车灯、路灯或天台边缘的投射灯，仿佛那是唯一的救赎出口。实际上，这种行为在某些昆虫或动物上更常见，而在人类身上，则极少作为独立症状出现。将这种特征与俞菲、李一齐、李淑婷的死亡或发作前表现连在一起看，几乎让人不得不怀疑，背后存在一只隐藏在影中的手，正在反复复制相同的死亡模式。
就在禁du线索逐渐延展的同时，刑警队又接手了一起让人心生不安案子——刘媛媛失踪案。案卷上显示，媛媛曾坚称她母亲的死并非自然死亡，而是有人蓄意为之，只是由于缺乏直接证据，她的投诉一直没有引起足够重视。后来，在持续数月的坚持无果后，她突然离奇失踪，只留下焦急的前来报案。派出所初步调查后，发现她失踪前不久曾特意去买过一把刀，这一行为让案子具有潜在的暴力风险，于是案件被交给刑警队进一步追查。
通过对她身边人的走访，警方慢慢勾勒出刘媛媛的生活轨迹。高中时期，她成绩优秀，本有机会考入医科大学，却因为家庭变故和母亲突发重病而放弃了升学。她选择留下照顾母亲边打工一边四处求医问药，生活艰难却很少抱怨。在同事和朋友眼中，她为人处事沉稳认真，做事有条理，绝不是那种轻或冲动暴力的类型。因此，无论是“失踪还是“买刀”，都显得格外突兀，像是被强行塞进她的人生轨迹里的异物。
案件推进不久，铁道附近传来新的警情——巡逻的铁道警察在一段偏僻路，发现疑似人骨。警队立刻出警赶往现场。现场是一片荒凉地带，杂草丛生，铁轨在远方延伸，一列列货运列车从不处轰鸣驶过。铁道警察回忆说，他们起只是看到远处似乎有一个人影，体型像是女人，站在铁轨边一动不动。当他们走近时，那道影子却消失不见，只剩一小堆散乱的骨骼和被翻动过的土痕，让人不寒栗。
法医对骨头表面附着的不明粉末进行初步化验，很快得出了结果——那是一种酚醛树脂。这种材料耐高温、磨损，经常被用于将金刚砂粘合在砂轮，属于工业生产中相对专业的用品，而非普通家庭会接触到的物质。这一发现令众人心头一紧：如果肢解、破坏尸体的人使用了高强度打磨工具，那么现场的骨骼状态和粉末残留就有解释，也意味着凶手极可能有相关工作背景或接触渠道。警方随即扩大搜索范围，却并未在周边找到其他骨骼。
祝青越将这一情况向烽作了汇报，并提出一个关键建议：刘媛媛踪案与铁道附近的人骨案，很可能存在关联，应考虑并案侦查。事实上，随着对刘媛媛消费记录的梳理，李筱希还发现一个细节——她曾在不久前购买过草酸和盐酸，而这些化学物质在上可以用于腐蚀、溶解或破坏某些组织结构。与此同时，高元等人在初次处理铁道骨骼时，就曾闻到过刺鼻的气味，现在回忆起来，正与强酸的气味特征相吻合。这条线索，乎正在悄然将两个案件的轨迹重合。
当法医出具更详细的检测报告后，齐思哲召集众人开会。他告诉大家，经判断，最先发现的那块骨盆来自一名四十五岁以上的，从骨质密度和磨损情况看，不像是多年之前的陈年尸体，而是相对“新鲜”的遗骸。然而另一个让人头疼的问题很快浮现——无论如何取，骨头上都无法获取有效的dna信息，仿有人刻意通过化学药剂或高温处理，抹去了所有身份线索。这意味着想通过常规技术确定死者身份，将变得异常困难。与此同时，万国新也同步了刘媛媛失踪案的最新进展，让所有人意识到，这两条索正在互相指向对方。
调查继续推进，很快，在另一处偏僻区域又发现了新的尸骨——这一次是手和脚的骨骼。周边居民有人声称，当晚曾隐约看到有人在黑暗中丢什么东西，但天太黑，加上对方刻意遮掩，他根本看不清对方的容貌或体态，只能确认那是一个动作干净利落、非常熟悉周边环境的人。现场遗留的衣物碎片引起了警方的注意些布料的花纹和质地，与监控记录中刘媛媛失踪当日所穿衣服十分相似。于是，这些碎片也被一并带回实验室进行比对和验。
就在众人忙于取证勘察时，一个令人发毛的发现从四面八方涌来。随着对不同地点的搜索扩大，多处角落陆续发现装有人骨的袋子，像是有人刻意将一具或多具尸体拆分后，分散抛弃在城市边缘地带。而每一个发现点，都需要警方挖掘、固定、编号、转运，工作量极其庞大也极其消耗精力。齐思哲和高元在实验室里，将骨头一点一滴地拼凑，试图还原完整骨架结构。在漫长而压抑的拼接过程中，他们渐渐发现，眼前这些骨骼似乎并不属于同一个人。
一些骨骼在尺寸、骨龄、性别特征上存在明显差异，有的属于中年女性的却明显偏向年轻个体，骨质密度和生长纹理都不一致。经过反复核对和讨论，他们不得不承认一个极其残酷的事实：这些碎骨很来自多名受害者，而目前找到的不过是其中一部分随着这个结论写进报告，一幅更为阴郁的图景逐渐成形——在城市某处，或许存在着一个系统性处理尸体的隐蔽场所，或是一条黑暗的“通道”，将被害者从现实中抹去。时此刻，李淑婷、刘媛媛、俞菲，以及所有与趋光性、新型药物、不明标记相关的线索，开始在齐思哲的脑海中连成一张大且危险的网，而真正站在网中央的那个人，旧隐身在黑暗里，静静等待他们一步步逼近。
河城的夜风带着冬末的寒意，从诊所的玻璃窗缝隙里悄悄钻进来。屋里灯光昏黄，药柜上整齐摆放着刚开业不久的药品标签。齐思哲站在窗口，沉默地望着街对面的霓虹灯，忽明忽暗。他转过身，看向正在整理器械盒的陈楚川，话锋却直刺内心——他问陈楚川，到底为什么要来河城开诊所。这个理由，他已经在心里翻来覆去问过自己无数遍。陈楚川垂下眼，片刻后没有正面回答，反而反问齐思哲：那你呢？你又是为了什么留在这里？
气氛一度凝滞。齐思哲没有刻意掩饰自己的情绪，他坦白自己从来没有放下过当年的事，尤其是关于李明。他的目光冷而倔强，像多年压抑后结成硬壳的伤口。陈楚川淡淡地说，那毕竟是“我们的朋友”。一句“我们的朋友”，仿佛把时间拉回到多年前的学生时代，实验室外小巷的烧烤摊，一张小方桌，三个人围坐，酒杯碰撞，笑声喧闹，关于未来和理想的豪言壮语尚在耳边回响。那是他们青春里最亮的时刻。然而，现实却在某一瞬间彻底撕裂了这段记忆。齐思哲咬紧牙关，他没法原谅李明——如果李明真的把他们当朋友，就不会在配制致命毒品这件事上做出那样的选择，更不会造成俞菲的死亡。陈楚川没有反驳，只是轻声说，那是每个人自己的选择，谁也无法替谁决定。但齐思哲过不去，因为在他的世界里，李明亲手毁掉的，不只是一个生命，更是他们曾经共同守护的信念。
与此同时，另一条线索正在悄然推进。高元抱着一叠检测报告，匆匆走进办公室，将对结果递给齐思哲——这是对李一齐和李淑婷体内药物成分的化验数据。纸面上清晰的曲线和字母，像一排排冷冰冰的判决书：两个人体内的药物成分并相符。意味着有人在有意隐藏、调换或者误导。韩烽站在病房外，隔着玻璃望着还在昏迷中的李一齐，神情复杂。他的手指自觉地攥紧，隐隐有一种预感，但又不轻易承认。齐思哲拿着报告走到他面前，将结论平静却毫不留情地说了出来。真相没有带来解脱，只带来了更深的迷雾。
久之后，齐思哲和陈楚川一起前往老师吴永昌家，为他庆生。老旧小区楼道里昏暗的灯光、斑驳的墙皮，和屋内温暖的灯火形成鲜明对比。吴永昌虽已年，但精神尚好，见到两个昔日学生，不住地叮嘱工作之余也要注意身体。客厅里的一面墙上，仍挂着那张陈年旧照——三人并肩在实验室门口，白大褂洁白耀眼，眼清澈自信。齐思哲望着照片，心底涌起复杂情绪。趁着间隙，他向吴永昌问出一个压在心很久的问题：当年李明配制的那份毒品配方，有没有可能已经外流？这意味着当年的悲剧，或许正在以另一种形式重演。吴永昌沉默片刻，脸上的皱纹像被悔意和忧虑又刻了几分。他认真而沉重地表示，绝不能排除这种可能，并明确支持齐思哲继续深挖下去——无论牵扯到谁，都必须把事情查清，给逝者和者一个交代。
专案的另一，法医解剖室里灯光刺眼，消毒水的味道混合着冰冷的铁锈味，在空气中挥之不散。齐思哲带着韩烽来到这里，冷柜门一扇扇打开，金属托盘上的白骨整齐却诡异根据目前搜集到的骨骸判断，这些骨头至少来自十个人。数量之多，让人不寒而栗。然而最棘手的问题是——骨骼上几乎无法提取出有效的DNA信息，这使得辨认死者身份变得异常困难。在显微下，从现场衣物纤维上残留的DNA中，最主要且相对完整的，仅属于一人——刘媛媛。
从常规程序上说，如果无法提到DNA，就无法确认每一具尸骸究竟是谁。刘媛曾购买强力溶解剂和刀具，这些证据表面上指向她，仿佛她是这起骇人案件的核心人物。但齐思哲通过对骨骼受损形态的分析，得出与直观怀疑完全相反的观点：手在处理尸体方面手法极其娴熟，切割利落、分段有序，几乎全都沿骨缝下刀，这样既利于分解，也最大程度降低破坏痕。这种技巧绝不是普通人凭几天突击学习就能握的，而刘媛媛并无任何相关专业背景。更何况，在短短四五天内，仅凭她一人之力就分解十具尸体，操作清理、运输都难以完成。无论从技术还是体力上来看，刘媛媛都不可能是单独作案。祝青越和韩烽同样认定，她更像是卷入这场案件的受害者，而非操控一切的凶。
进一步梳理案件，众人发现所有抛尸地点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点——全是监控盲区。这一点让万国新判断，凶手对城市监控布有着极其清楚的了解，并进行了精密的事踩点和规划，从而在最大程度上躲开镜头。案件的专业程度远超普通冲动犯罪。目前当务之急，是找到刘媛媛，弄清她在这起案件中的真实位置。监控录像显示，她在失踪前四天最后一次出现，穿红色外套，背着一个挎包，走入一条狭窄的小巷。巷子尽头，是一个熙熙攘攘的夜市。那里摊位林立，人头攒动，却几没有监控探头，而且出口众多，像一张错综的网，要从中锁定一个人的轨迹，难如登天。祝青越提出一个颇具颠覆性的设想：也许刘媛媛根本就没有走出夜市，她很可能在那一片人潮中，悄然消失。
案情愈发复杂，白念局长果断成立专案组，并点名让思哲加入，负责从专业角度协助侦破。他们必须在重重迷雾中撕开一个口子。顺着刘媛媛的最后行踪，韩烽和苏怀宁查到，有一辆三蹦子曾在夜市附近载过她。通过车车主的回忆，两人重走了那条路线——车最终停下的地方，是河城医科大学。
警方调取学校周边的监控后发现，媛媛抵达校园后，很快消失在监控覆盖的缘。画面显示，她的最终去向是一片正在装修的建筑群方向，那几栋大楼尚未完全启用，许多角落没有安装摄像头，工人也多为临时出入，人员复杂。这个信息让所有人的警惕程度骤然：如果有人要在校园内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那些临时无人管理的角落是最理想的选择。
与此同时，一次看似普通的饭局却成为突破口。齐思哲和高元在餐馆里简单饭，谈论中法医细节几次被提起。高元无意中提到福尔马林浸泡、长期保存等专业术语，这让齐思哲脑中灵光一闪之前那些难以提取DNA的骨骸，会不会根本就不是普通意义上自然腐败后的尸体，而是长期浸泡在福尔马林中的标本？福尔马林会彻底破坏DNA结构，导致几乎无法提取有效遗传信息。如果骨骸原本是被医学教学用作标本的躯体，那么他们面对的，根本不是一场单纯的连环杀人案，而是有人利用医学体系内部的标本管理漏洞，出一个完美的伪装。
基这条全新的推理线索，韩烽、齐思哲、祝青越等人一同赶往河城医科大学。保卫处的老大爷在值班室里打着盹，见到警察，只是例行看了看证件。面对媛媛的照片，他摇头说没见过——在这座庞大的校园里，陌生面孔多如牛毛，他也不可能记得每个人。为了验证标本线索，齐思和韩烽直接前往标本大楼，而其他人则在边展开地毯式勘查。
标本大楼内气味刺鼻，浑浊的福尔马林和消毒液味道混在一起，仿佛每一口呼吸都带着陈旧的死亡气息。标本室一排排玻璃罐整齐摆放，里面浸泡着器官和组织切片。角落里，还摆着五具用于教学的大体标本，着白布。经核对，这些标本都与记录相符，数量没有缺失，最近的借用和归还记录则停留在一年前，看上去一切正常，仿佛与案件毫无关联。然而，齐思哲习惯性地环顾四，总觉得哪里有些不对。视线停在其中一排玻璃罐上时，他注意到罐底留下的环状痕迹和桌面上的尘土划痕——这说明这些罐子曾移动过，而且不是很久远的事。细微之处往藏着真相，他立即让韩烽通知技术人员进场，进行更精细的痕迹勘查。 保卫处的大爷也被带来配合调查。他有些尴尬地承认，平时基本都在保安室的床上打盹，校园标本室一向很少外人来，学生来借大体也必须有教授签字条子，所以他逐渐养成了松懈的习惯，来来往往的人并不会时刻盯着看。这种管理上的疏漏，无意间给了真正的凶手可乘之机p>
随着现场勘查结果逐步汇总齐思哲终于在标本室内勾勒出凶手的大致行为轨迹：对方极有可能是在别处杀人并分尸，然后悄悄将这些新鲜的尸块带入标本室，与原本的标本进行替换。原先的标本尸块被处理、销毁，取而代之的是新鲜的受害者遗体部位。，凶手再将其中部分尸骸运走，抛弃在城中多个隐蔽角落，以制造出一场“多名死者被肢解抛尸”的恐怖景象。法医分析显示，这些尸块的切割面极其平整，清色沿骨缝下刀，几乎看不到粗糙撕裂痕迹。这种精准度不仅仅是“熟练的手法”那么简单，而是对人体解剖结构有着系统而专业的掌握，凶手极有可能受过专业医学培训，甚至与学院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
然而，在将这些尸块与失踪人口数据库的DNA进行全面比对后，结果却令人更加不安——没有任何匹配信息意味着受害者身份极难确认，仿佛这些人从来在社会系统中留下完整记录。正当所有人陷入短暂的僵局时，高元在对骨骼进行进一步检查时，发现了一个关键线索：其中一具尸体的骨骼存在典型的关节炎病变。关节表面增、磨损痕迹清晰可见，这是长期病理过程的结果，而非短期损伤。
这个发现让齐思哲脑中迅速浮现出一个名字——刘媛。他回想起她的既往病例和生活习惯，以及中提到的慢性关节炎病史，许多原本松散的片段瞬间拼接在一起。随即，法医团队按照提示，将这些尸块与刘媛媛的DNA样本进行重点比对。数小时焦灼的等待后，结论终于出炉——这具被精细分割、隐匿于标本室与抛尸现场之间的尸体，正是刘媛媛。 这个残酷的事实彻底推翻了外界对她“疑似凶手”的初步印象。她不是操纵一切的幕后黑手，而是被精心利用、刻意嫁祸的受害者之一。有人利用她购买强溶解剂和刀具的行为，将她塑造成一个“有预谋、有工具、有动机”的嫌疑人，同时又悄无声息地将她变成真正的死者，并通过标本室踪迹和抛尸地点布局，将案件引向层层错综的局。至此，河城上空盘旋的阴云不仅没有散去，反而愈发低垂——真正的凶手依旧隐藏在黑暗之中，而且很可能就潜伏在这与他们息息相关的医学体系里，随时准备制造下一不可挽回的悲剧。
齐思哲根据现场情况推测，学校标本室极有可能才是真正的第一案发现场。如果这一判断成立，那么祝青越此前在后山发现的那处被人从内侧粗暴撕开的铁丝网，就很可能是凶手在实施完分尸和掩盖行为之后，悄然逃离校园的通道。为此，警方立刻分工行动：万国新带队前往后山，一边沿着林间小道和铁网附近的区域地毯式搜索，一边重点寻找可能被抛弃的头颅残骸以及凶手行走、拖拽形成的痕迹；与此同时，齐思哲等人则赶往医科大学的标本室，对这处极有可能被凶手反复利用的隐蔽空间展开全面勘查。
标本室里弥漫着福尔马林和腐败气味混杂的味道，墙边一排排玻璃罐整齐陈列，瓶中浸泡着各类器官与组织。地面乍看之下似乎被清洗得很干净，唯有几处颜色略深的水渍若隐若现。但在荧光灯下喷洒了鲁米诺试剂后，隐匿在瓷砖缝隙和柜脚阴影中的大片血迹瞬间显现出来，如同一条蜿蜒狭长的暗河，从门口一路延伸至最里面的一排标本架前。循着那条“血路”，韩烽带人小心翼翼地挪开沉重的标本架，原本紧贴墙壁的架子竟悄无声息地向外滑动，露出后面一道极不显眼的门缝。众人对视一眼，心中皆明白——标本架后面，还藏着一个不为人知的密室。
密室的空间不大，四壁斑驳，却被布置得像个简陋又高效的实验室。金属操作台上摆着浸泡好的脑组织切片和几瓶尚未用完的固定液，旁边的铁架上悬挂着滴水的橡胶管和磨损严重的手术器械。在这些器具之间，一只装着完整大脑标本的玻璃容器格外显眼，透明液体中漂浮的脑叶纹路清晰，看得人不寒而栗。在玻璃容器旁边，摊着一本已经被翻得起了毛边的笔记本，纸张被药水和汗渍浸染成旧黄。祝青越戴上手套，谨慎地翻开扉页，映入眼帘的是一行工整却略显僵硬的字迹：标题是“头部标本制作与脑部实验记录”，扉页右下角清楚写着“黄正明”三个字。这意味着，这里进行的一切实验，很可能都与这位医科大学的解剖学教授密切相关。
与此同时，齐思哲对密室内的清洁工具产生了兴趣。他走到角落里的拖把和水桶前，仔细观察拖把纤维上的颜色变化与残留物，再次喷洒鲁米诺试剂后，拖把头和桶内壁迅速显出蓝白色荧光，反应剧烈而均匀，表明这些工具被用来清洗大量血迹，很可能就是凶手清理第一现场时的工具。齐思哲据此推断，分尸行为极有可能就是在这间隐蔽的实验室里完成的，标本室与这个密室共同构成了案发的最核心区域。很快，学校领导被请来协助调查，他认出这里原本是两间相连的旧实验室，后来闲置不用，左边空间被改成了现在的标本室，右边的实验室则按理说早就废弃封存。他一脸疑惑地表示，并不知道居然还有人在继续使用这间旧实验室，只是推测当年搬迁至新实验楼时，黄正明教授可能额外配了一把旧楼的钥匙，便悄悄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私人实验基地。至于黄正明，其人是学校小有名气的解剖学专家，主攻脑部神经方向研究，因为刀工精湛、手术干脆利落，在圈内被戏称为“黄一刀”。
锁定黄正明后，韩烽与祝青越随即前往他的办公室进行搜查。办公室里堆满医学期刊和资料，桌上却意外整洁，唯一显得有些突兀的是放在门口一侧的外卖饭盒。韩烽弯腰捡起，从塑料袋上印刷的字样中看到“春季餐馆”的名字，这恰好是受害人刘媛媛曾经打工的餐馆。这个巧合瞬间让人警觉，黄正明与刘媛媛之间，很可能存在不为人知的联系。经过法医鉴定后，齐思哲确认，此前在密室和其他位置找到的头颅标本中，并不包括刘媛媛本人，这说明凶手至少在处理刘媛媛时，另有安排。随着调查深入，黄正明被带回警局，他承认自己确实私自利用学校的实验资源，在未正式备案的情况下进行脑部神经相关实验，但他态度强硬，坚决否认杀人分尸。他强调标本室旁边的老实验室并非他的专属领地，他只是将这里当成实验场所，对血迹与尸体来源则避重就轻。
在审讯室里，韩烽出示了在办公室里发现的外卖单据，质问他与春季餐馆、进而与刘媛媛之间是否存在更深的接触。黄正明却不以为然，解释说自己嫌做饭麻烦，于是随便选了一家餐馆长期订餐，每次都要求店员将外卖放在门外地上，从来不与送餐人接触，也从不关心究竟是谁在送餐。他的说法看似合理，却又刻意保持着一种距离感。审讯暂告一段落时，齐思哲给祝青越发去信息，详细说明自己对黄正明研究方向的分析：对方正在进行的脑部神经实验需要大量脑组织及头部标本作为数据支持，这无疑加重了他在本案中的嫌疑。而在面对警方时，黄正明也毫不掩饰自己的极端想法，他冷冷表示，只要能让实验取得重大突破，他甚至可以去杀人，但一切前提是警方必须拿出确凿证据来证明他真的这么做了。
审讯结束后，韩烽等人走出审讯室，透过单向玻璃仍能看到黄正明孤零零坐在椅子上，视线有些游离。他仰头望着头顶刺眼的白灯，喉结滚动，握着双的指尖微微发抖，暴露出他极力压制的紧张情绪。齐思哲无意间瞥见他手腕上的手表，表盘款式与自己曾在李明身上见过的一模一样，这个细节霎时勾起他对往事的记忆。他把这一发现立刻告诉了韩烽，怀疑这块表根本不是黄正明本人的，但韩烽对此依然保持怀疑，认为目前尚不足以下论。警方随后在后山林地里继续搜寻，最终一片隐蔽的灌木丛附近挖出了六颗被单独藏匿的头颅。面对新发现的证据，黄正明临时给出解释：其中一部分来自捐献中心，通过他个人关系获得，另外一部分则是从医科大学内那些已经不再使用、准备销毁的人体标本上拆下来的头颅，用于自己的研究。
随着解剖和法医鉴定深入推进，案情出现新的突破。李筱希带令人不安的消息，经高元确认，刘媛媛头颅上的锤击创口是造成她死亡的直接原因，致命钝器伤明确，同时，齐思哲结合组织腐败程度和气温变化，推断她的死亡时间大约在五天前的两点到六点之间。更为关键的是，他通过对脑组织完整度和切割方式的分析认定，从头颅的处理痕迹来看，黄正明并未使用刘媛的头颅做任何脑部实验，尸体在被分离后似乎仅被当作一件“处理完成的物品”，而非实验材料。紧接着，对黄正明提供的捐献者名单与那本实验笔记的笔迹对比也有结果：名单上的字迹与笔记本后半部分的书写风格高度接近，但与前半部分的笔迹差异极大。表面看似乎意味着有第二个人参与书写齐思哲指出，两种字迹其实都出自黄正明手，只是由于他患有帕金森症，手部会出现不同程度的震颤，造成笔迹前后不一。
也正是因为帕金森症的存在，齐思哲敏锐地注意到另一个矛盾：刘媛头颅上的切口异常平整、角度精准，几乎看不到因手部不稳而造成的多余刻痕，切面整齐得近乎工整，这与一个正在饱受帕森症困扰的老教授所能达到的操作水平完全不。换句话说，以黄正明当前的身体状况，要完成这样高难度且极其精准的切割几乎是不可能的。警方也顺着这个方向调查黄正明的人际关系，试图查找是否有同具备高超解剖技艺的同伙帮他实施分尸，但对其社会关系排查后，并没有发现可疑的同谋对象，协助他杀人的可能性基本被排除，这让案件再次陷入诡谲的僵局。
案件推进到这一阶段，细节线索越来越多，却始终缺乏一个足以串联起所有疑点的核心人物。某次返回警局途中，齐思哲拦住准备开的黄正明，直截了当地问他手上戴的手表是不是属于李明的。面对这个突然抛来的名字，黄正明的反应异常激烈，他脸色一沉，语气暴躁地反问齐思哲到底在暗示什么，随后脆拒绝再回答任何相关问题，强行终止了谈话。另一方面，警方通过走访与排查，曾被怀疑参与其中的三位教授也陆续拿出了相对可靠的不场证明，暂时从嫌疑名单上被划去。大家梳理案情时注意到一个被忽略的细节：那天刘媛媛拖着大包小包，多次出入却最终只进入了医科大学内部，之后这些随身物品却不知所踪；加之她的朋友提到，刘媛其实学业成绩不错，本来有机会就读医科大学，这让她与这所学校之间的关系显得更加微妙。
随着各条线索交织，一些人物浮出水面。李筱希在调取监控与走访时发现，高慧兰曾与几名学生一起，将一张推放尸体用的尸床从标本楼内向外移走，学生们显然对尸体极度恐惧，神情紧张、步伐慌乱，中途似乎还发生过争或意外，但具体过程却始终语焉不详。为弄清真相，韩烽决定与李筱希一同对相关学生及高慧兰展开进一步调查。与此同时，祝青越与万新则分头行动，赴刘媛媛原就读的以及当时的监考老师处走访，试图从她过去的考试与升学经历里寻找到与医科大学之间的隐秘关联。监考老师对刘媛媛的印象出人意料的深刻，她说刘媛媛的神态和气都让她想起自己曾经教过的一位学生——丁由美。顺藤摸瓜查下去才发现，丁由美如今已在医科大学担任助理教授，而她的导师正是高慧兰。更耐人寻味的是，丁由还是高慧兰的女儿，这让医科大学内部师生之间的复杂关系骤然浮上水面。
案件逐渐指向一个更早的时间点，也牵扯出齐思哲心中尘封多年的愧疚往事。多，正是因为齐思哲的坚持与帮助，俞菲才有机会走上法医这条充满压力与危险的职业道路。他明白，这条路会让一个人面对大量血腥死亡人性黑暗，却仍然支持她选择了这条路。知那场旧案却成了俞菲人生的终点。她的死像一块巨石，压在齐思哲心头，令他至今难以释怀。他曾多次在深夜梦回当年审讯室与解剖台前的细节徒劳地在记忆中寻找可能被自己忽略的蛛丝马迹。如今，在案情复杂扑朔、真凶迟迟未现的重压之下，他独自来到俞菲的墓，站在冰冷的碑前久久无语，最终用近誓言的语气，郑重发誓：无论这起案子背后隐藏着怎样的利益链与恩怨纠葛，他都一定要查清所有真相，不但要给死去的刘媛媛一个交代，更要给为此付出生命代的俞菲一个公正的答案。
刘媛媛和丁由美长得几乎一模一样，这种近乎“复制粘贴”的相似最初只是同学们茶余饭后的谈资，却在一桩命案出现后，成了所有怀疑的起点。刑警祝青越从监控录像中注意到一个异常：案发当日，刘媛媛曾单独前往法医学院的高慧兰实验室，在那里停留了十五分钟左右便离开。与平日不同的是，她从实验室出来时刻意低头，用手挡住半边脸，仿佛刻意避开摄像头的拍摄，手中还多了一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塑料袋。这段诡异的监控，让本就敏锐的祝青越隐约察觉到，这不是一场简单的意外，而是有人刻意安排、精心伪装的局。与此同时，刑警万国新从银行流水中发现，高慧兰多年来竟一直向刘媛媛家中汇款，只是这些钱都打在登记于刘媛媛母亲名下的存折上，因此在最初调查时被忽略过去。最早的一笔汇款出现在十一年前，时间点正好对上当年高考的季节——那一年，刘媛媛参加高考，而丁由美则参加托福考试，两人的考试几乎在同一时间进行。此外，高慧兰还曾给丁由美托福考场中的另一名同学栾芳打过一笔数额不小的款项，一连串可疑的财务流向，使得“替考”这个极具毁灭性的字眼，逐渐从怀疑变成可能。
在连环证据的压力下，丁由美终于崩溃，认刘媛媛当年确实替她参加过考试，而这一切都是她的母亲高慧兰一手安排。她说得很快，仿佛希望以最快的速度将自己从这段见不得光的过去中抽离出来。随后，高慧兰被传接受询问，她给出了截然相反的说法。她声称，当年自己只是出于医者仁心，免费为刘媛媛的母亲做了一台手术，但刘媛媛却以“替考”一事要挟她，多次拿此威胁她继续提供经济资助。刘媛媛母亲去世后，刘媛媛来到实验室与她理论，情绪激动地指责她害死了母亲，两人发生激烈争吵。在争执中，刘媛据称突然拿起刀要杀她，正巧路过的丁由美听到动静，冲进实验室将刘媛媛拉开。高慧兰描述，当时的刘媛媛情绪彻底失控，先是挥刀，随后又崩溃大哭只得一边安抚一边劝其冷静。等情绪平复了一些后，刘媛媛据说是自己离开了实验室。这个说法表面上逻辑通顺，还带着一点“被威胁者”的受害色彩。当祝青越拿出监控截图，问丁由美画面中的人是谁时，丁由美几乎没有任何犹豫，脱口而出：“是刘媛媛。”这种反应敏捷得近乎过头，更像是早就排练好的台词，而对事实的冷静回忆。
警方在对学校外围监控进行细致排查后发现，从画面上看，刘媛媛似乎的确离开了教学楼，并从校门口走出了校园。但一段监控画质很差，人影模糊一团，无法确认那个人究竟是不是她本人。这成为案件中最关键、也是最吊诡的一处空白：如果那不是刘媛媛，那么她又去了哪里？她是否根本没有走出实验楼？案情讨论会上，性格大胆、推理直接的韩烽抛出了一个惊人的假设：如果当时从大楼里出去、并出现在校门口监控里的那个人，其实是上刘媛媛衣服的丁由美，那么整个时间线就被彻底改写。按照他的推演，对方只需要先假扮刘媛媛，从实验楼走出教学大楼，再从校门走出监控视野，途中找机会处理掉被砍下的头颅，然后绕道从铁丝网翻回校园，从而开校门监控，再重新回到实验楼，就能制造出刘媛媛已经离开学校、失踪在校外的假象。这个设想凶险而缜密，看似能够解释许多盾之处，但却仍有一个致命缺口：凶究竟是如何避开教学楼内部密集的监控，完成这一连串行动的？在没有更多证据之前，这一切仍旧只是大胆推测。
就在调查陷入僵局时，依靠经验和直觉办案的齐哲，在法医学院标本室的大体冰柜柜口缝隙里，有了意外发现。他在那道极其狭窄的夹缝中，发现了一点嵌在边缘的小小纤维和人体组织碎片，这些残留物的来源与冰柜本就存放的大体标本不符，显得格外突兀。齐思哲立即将这两种残留物提取、分装送检。之后的案情碰头会上，他向韩烽和祝青越解释，正常情况下，学校在需要大体本时，通常都是在解剖室进行教学，不会冒险把整具大体随意运来运去，因为那不仅手续繁琐，还极易出事。此外，大体运送时一定会装尸袋里，这种尸袋既能防止泄露气味能遮挡视线，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最合适的“移动障眼法”。如果有人想在学校里偷偷转移尸体或藏匿重要物证，尸袋就是极其隐蔽的工具。随着高元完成实验分析，检测结果出来后，人都意识到这起案件远比想象的要残酷。
检验报告显示，冰柜缝隙中的纤维来自刘媛媛那件标志性的大衣，而残留的人体组织竟然属于丁由美。这一发现意味着，曾经有人在搬运或接触大体冰柜时身上穿着刘媛媛的大衣，却在过程中留下了属于丁由美的组织——也就是说，丁由美曾穿过刘媛媛的衣服，而且极有可能参与了尸体转移或伪造现场的过程。至此，高慧兰此前“刘媛自己离开实验室”的说法，彻底暴露为谎言。因为如果刘媛媛真的平安走出了实验室，又为何她的大衣纤维会出现在大体冰柜附近？为何之混杂在一起的，会是丁由美的组织？逻链条一旦串联起来，高慧兰“被威胁”“被攻击”“对方自己离开”的陈述就显得虚假而拙劣。警方立即采取下一步行动，一方面依法提取丁由美的血样，以便与现场遗留物进行进一步比；另一方面，齐思哲等人重新勘查高慧兰的实验室。结果令人触目惊心：实验室内多处角落和缝隙都检出大量刘媛媛的血迹，而体冷藏柜中更是发现了丁由美的DNA痕。这些证据像是当头一棒，彻底击碎了所有伪装，高慧兰此时再也无力狡辩，只能承认，案子从头到尾都是她一手策划和操纵。
在正式供述中慧兰慢慢讲起了这段长达十余年的秘密。那是在医院的走廊里，她第一次看见刘媛媛，险些以为自己看到了亲生女儿丁由美——两容貌之相似，让她产生了一个危险却极具惑的念头。那时，丁由美因学习成绩极差，经常遭到父亲的严厉斥责甚至冷暴力，高慧兰夹在中间，既心疼女儿，又害怕丈夫发作，家庭氛围几近崩溃。当她得知媛媛的家庭拮据、母亲病重却无钱医治时，这个念头渐渐变成具体的计划。她主动接近刘媛媛，提出只要对方愿意在关键中帮忙替考，她就可以为其母亲免费做手，甚至在经济上持续给予支援——在一位困于病痛和债务的患者女儿面前，这是几乎无法拒绝的诱惑。就这样，出于对母亲的爱与求生本能，刘媛媛在心理挣扎后，最终上了这条一步错、步步错的道路。替考成功的那一年，丁由美的人生轨迹因此被改写，而所有的污点与风险，则全压在了刘媛媛肩上。
这些年来，高慧兰一心安理得地享受着“为女儿铺路”的既得利益，一边又对刘媛媛产生了真的好感。她知道这个女孩本身聪明努力，本可以凭借自身实力考上医科大学，拥有光明前程和体面的职业，却因为她的安排，把青春和未来卖给了一个秘密交易。但当她得知刘媛媛母亲的病情发，且欠下了更大的外债时，她心中的冷酷一面彻底暴露。她以“现实”“理性”为名，去见了刘媛媛的母亲，态度冷而残忍。她直白地指出，自己是刘媛媛中的“负担”，是个无底洞——如果没有这位病重的母亲，刘媛媛完全可以考上理想的医科大学，走上一条光鲜的道路，而不是为了还债而打工、为治病而放弃一切。她的话刀一样，句句扎在病床上的人心上。在激烈的情绪刺激下，刘媛媛母亲突然病发，虚弱地拽住高慧兰的衣襟，颤抖着指向柜子上的药瓶，希望她替自己拿药续命，高慧兰在理智和冷酷的驱使下，做出了不可挽回的决定——她将那瓶药扔在一旁，眼睁睁看着床上的病人一点一点呼吸微弱，直到彻底失去声息。这不仅是见死不，更是带着明确主观恶意的“放任死亡”，是她心中早已成形的“解套方式”。
不之后，刘媛媛来到学校，带着悲痛与疑虑找上高慧兰，她隐约感到母亲的死并不单纯。争执中，她从兜里拿出一颗纽扣，那是她在整理母亲遗物时发现的，从母亲紧攥着不放的手里取出。那颗纽扣上还带着一点早已干涸的血迹，款式和材质都与高慧兰外套上的纽扣完全一致。慧兰一眼认出，那确实是自己的衣服扣子在医院那天被刘媛媛母亲死死抓住时，衣扣曾被扯落。那一刻，她彻底慌了，所有刻意遗忘和压抑的罪恶回忆瞬间涌上心头。她试图狡辩，试图推脱刘媛媛的目光已经从单纯的悲伤变成了愤怒与绝望。情绪爆发的刘媛媛在实验室中歇斯底里地质问，甚至失控地愤怒转移到丁由美身上，斥责她站被自己抢走的人生之上，还沉溺于安逸和逃避。局面在一瞬间彻底失控，刘媛媛拿起实验室中的刀，带着疯狂和绝望刺向丁由美。电光火石之间，高慧兰在巨大的惧驱使下，顺手抄起身边的铁锤，朝刘媛媛的头狠狠砸下去。这一击不仅结束了刘媛媛的性命，也彻底终结了她们之间关于“人情”“救命”“补偿”的虚伪联系。下来，为了掩饰真相，高慧兰冷静下来，命令惊魂未定的丁由美穿上刘媛媛的衣服，制造出“刘媛媛活着离开”的假象，并利用学院的大体尸袋和冷藏柜掩盖尸体转的痕迹。
然而，再精心的计划，也敌不过科学和细节。那颗纽扣上，除了刘媛媛母亲的指纹，还清晰地留着刘媛和高慧兰三个人的纹路，时间顺序乎完整记录了这场悲剧的前因后果。面对确凿的证据链，祝青越在审讯室里冷静地告诉丁由美，高慧兰已经彻底交代所有事实，并承认亲手杀害了刘媛媛。听到母罪行被确认的一刻，丁由美的情绪瞬间崩塌，她哭着问祝青越，母亲接下来会怎样。祝青越没有粉饰太平，他直言，高慧兰将移交司法机关，以故意杀人罪被提起公。丁由美呆呆地坐在椅子上，几乎无法接受这个现实，一遍遍自责说“都是我的错”，仿佛想用这种方式冲淡自己参与伪装和包庇的责任。祝青越则严肃地告知，她在本案中包庇罪，但法院在量刑时会综合考量她所受的控制、心理状态以及配合调查的态度。说完这些，他起身离开了审讯室。而他关上门之后，原本泣不成声的丁由美，哭声逐渐变成了压抑不住的笑声——那种笑，不是轻松，而像是所有负罪感、恐惧和崩溃混杂在一起后产生的扭曲反。至此，替考、放任死亡、蓄意杀人、伪造现场、亲情与道德全部交缠的真相终于浮出水面，却也在每一个相关的人心里，了无法愈合的裂缝。
齐思哲因为破原钻案，被迫走到越来越隐蔽的线索深处。某日，他借着例行回访的名义，独自来到黄正明的住处兼私人诊所。屋内陈设简陋却井井有条，药柜、病例、旧仪器挤在狭小的空间里，唯独那间被他视作禁区的小办公室门紧锁着。齐思哲趁着黄正明外出买药之机，心中的疑团终于压制不住，他用工具打开门锁，轻手轻脚地走进屋内。书桌上摊着几份未整理完的资料，他的目光却被一叠特别的文件吸引——那是一篇关于“瞳孔对光反射区与中脑顶盖前区功能关联”的研究论文，作者署名赫然有“黄正明”一栏，旁边还工整地写着一串编号。齐思哲意识到，这篇论文很可能与李明、多年前的疑案乃至近期发生的一连串事件息息相关，他快速翻阅着上面关于实验对象、创伤性脑损伤与瞳孔反射异常的记录，一种不祥的推理在他脑中逐渐成形。
就在他还想继续查找更多证据时，门外忽然传来急促的脚步声。黄正明提着药袋冲进办公室，一眼就看见齐思哲手里的那篇论文，整个人像被点燃的火药桶般失控。他声嘶力竭地大吼，质问齐思哲为何擅闯私人空间，指控他侵犯隐私、破门而入，甚至情绪激动地扬言要以“私闯民宅”正式控告。齐思哲本想趁机追问论文中李明的代号、研究对象的真实身份，以及这些实验是否与当年的失踪案有关，但话还没问出口，黄正明就因为激动、愤怒与长久积压的压力突然一阵胸闷，脸色发白，眼前一黑，整个人软倒在地。齐思哲心中一惊，连忙呼救。事后，白念局长接到黄正明的正式举报，邻居也证明当时确有“破门而入”的动静，在证据链的压力下，局里只能暂时做出决定——暂停齐思哲的职务调查，所有一切等内部审查之后再议。
与此同时，祝青越和万国新重新将丁由美带回审讯室。与先前乖巧、无害的“好学生”形象不同，这一次的丁由美明显疲惫、暴躁，眼神里透着藏不住的锋利。她原本精心维系的乖乖女伪装，在持续的盘问和证据冲击下逐渐崩塌。万国新先给她看了一叠照片，那是她和不同男生的亲密合照，时间地点都标注得清清楚楚。证据面前，她懒得再装成无辜的学霸，只是嘴硬地讥讽警察爱管闲事，试图用“年轻人正常交友”来混过去。然而，接下来摆在桌面上的，却是一颗小小的绿色扣子——刘媛媛母亲在死前用尽最后的力气扯下的那枚扣子。万国新指出，这枚扣子正是来自她某件外套的特制装饰，样式特殊，市面上极少见。
丁由美的表情微微一僵，却很快又故作镇定，辩称衣服款式雷同、扣子相似很正常，还强调自己的母亲已经认罪，这件事早有“真凶”，没有必要继续怀疑她。她语气里既有侥幸，也带着对母亲“顶罪”的习惯性依赖。祝青越冷眼看着她，知道单凭物证和言辞攻防无法彻底撼动她的心理防线，便暂时离开审讯室。片刻后，他带着一部手机回来，淡淡说起了一件看似不起眼的小事——刘媛媛母亲曾给女儿买过一个毛绒玩偶，外形可爱，却被人动了手脚，在内部暗藏了针孔摄像头。祝青越将手机画面亮给丁由美看，视频中模糊却清晰地记录着那天的现场——刘媛媛家的客厅、厨房、走廊，所有被玩偶放置过的角落，都在无声地陈述着一个残酷的真相。
监控视频再加上扣子的物证，构成了压垮她的最后一根稻草。画面里，有她与刘媛媛母亲的相处，有争执的肢体动作，也有关键时间段她曾出现在案发地点的事实。丁由的眼睛死死盯着屏幕，手指轻微颤抖，喉咙像被卡住一般说不出话来。终于，她所有的伪装在这一刻崩解，眼神由愤转为慌乱，再变成一种扭曲的倔强。她嘶哑地开口，承认自己早已对刘媛媛母女充满强烈的嫉恨——自从父亲意外去世后，她一直认为里所有的钱都理应属于她，任何外人拿走的每一分钱，都是在掠夺她的人生。然而高慧兰却坚持给刘媛媛母女提供经济援助，那些钱在丁由美眼里，不是善心，而是对她的背叛为了“夺回本该属于自己的一切”，她主动找上刘媛媛母亲，在那间狭小的厨房里，亲眼看着对方在争执与意外中走向死亡，却始终没有伸出援手。
回忆被撕开之后，她不得不继续说下去。原来，在刘媛媛母亲死后不久，媛媛曾拿着那枚扣子找上她，试图搞清楚真相。那天的天气阴沉，房间里也压抑得让人透不过气。刘媛媛眼通红，握着扣子质问她：“是不是你？”丁由美却像换了一个人，她眼里再无同窗情分，只剩一种极端扭曲的优越和冷酷。她说，自己是在帮刘媛媛“解脱”——解脱贫穷、解脱被施舍的人生，也解脱她和母亲对高慧兰的“依赖”。话语间，她不断强调刘媛媛没有资格继续索要钱财，甚至以更加赤裸的威胁告诉她，如果她还敢去找高慧兰要钱，后果会更严重。刘媛媛面对这样丧心病狂的逻辑，终于彻底崩溃，从厨房抽屉里抓起一把刀，情失控地冲向丁由美，喊着要杀了她。
事态一瞬间失控，但丁由美年轻、反应迅速，她抓住刘媛媛握刀的手，利用对方的惯性将刀反转，冷冷地抵在刘媛媛的颈侧。就在两人僵持之际，房门忽然被推开，高慧兰冲进来，看到的一幕，是自己女儿用刀指着另一个女孩的可怕画面。她惊叫着上前，把丁由美猛地推到一旁，试图夺下刀具，口中慌地询问发生了什么。混乱中，刘媛媛情绪接近崩溃，支支吾吾地吐出“你女儿杀人”几个字，一切隐瞒的罪行在刻几乎呼之欲出。高慧兰脑中一片嗡鸣，却还是本能地选择站在女儿身边，她跪到刘媛媛面前，哀求她不要把事情说出去，承诺会拿出自己的全部积蓄来补偿她，今后也会像照顾亲生女儿一样照顾她，只求她替丁由美守住这个秘密。
然而，高慧兰的“补救”只让事态变得更加不可收拾。跪在地上的母亲，低声恳求、卑微求和的样子，在丁由美眼里却成了一种新的背叛——在她看来，母亲愿意为一个“外人”倾尽所有，证明自己在母亲心中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重要。愤怒、嫉妒、恐惧在她心中交织成一股几近疯狂的冲动。她突然抓起一把放在一旁的铁锤，几乎是不假思索地狠狠朝刘媛媛的后脑砸下去。沉重钝响在狭窄的房间里回荡，鲜血喷洒在地板和墙壁上。刘媛媛还来不及发出完整的求救声，整个人便瘫软倒地丁由美喘着粗气，手指沾满血污，却依旧伸手掰开刘媛媛的手，从她指间小心翼翼地取回那枚扣子——那是唯一能把她与第一起命案直接连到一起的物证。她头看向目瞪口呆的高慧兰，用一种近乎恳求又夹杂命令的语气问道：“你一定会保护我的，对吗？”那一刻，她已经把自己的一生押在母亲的沉默与纵容上。
审讯结束后，案情暂告一段落。众人在警局附近的小饭馆简单聚餐，空气里却并不轻松。席间，祝青越把一件事悄声告诉齐思哲——韩烽曾特地去找白念局，替他求情，说在破案过程中自己也有失职或越界之处，希望可以与齐思哲一起承担处分。听到这里，齐思哲心中五味杂陈，一方面被同事的义气打动，一方面也更为自己的鲁莽而自责。不久后，他独自前往俞菲的墓前，墓碑前放着几包崭新的坚果，显然不是风吹来的杂物，而是有人特意带来的祭品。他蹲下身，像往常一样和俞菲说话，忽然意识到这坚果的习惯，与另一个人的生活细节重合。
思索间，韩烽出现在墓地的另一侧，手里提着刚买来的纸袋。两人相视笑，心中各怀心事。齐思哲提起白念局透露的“求情”之事，语气复杂又带点不满，埋怨他不该把责任往自己身上揽。韩烽却只是摆摆手，神情郑重地告诉他：在破原钻案的侦办过程中，他们早就通过多方证据锁定了真正嫌疑人，并排除了黄正明的嫌疑；至于黄正明那只引人怀疑的手表，的确是李明亲自送给他的礼物，是他们曾经在某段研究合作中的纪念物。也就是说，黄正明固然隐瞒了某些真相，但至少在破原钻案中，他并不是凶手。这个信息，让齐思哲对黄正明、对李明那条隐藏的线索，有了更微妙的看法。
夜深时分，另一场灾难却悄然降临。医院突响消防警报，走廊上的红灯闪烁，播音不断重复疏散指令，病人家属、医护人员匆忙往安全出口方向涌去，有人推着病床，有人拎着输液架，一片混乱之中，一名身穿白大褂、带着口罩和帽子的身影顺势逆流而上，借着身份优势穿过人群，悄无声息地消失在监控的死角。那人熟门熟路地避开值班护士的视线，最终来到了李一齐所在的病房。病房门微微敞开，李一齐因为药物作用昏睡不醒，呼吸机和监护仪发出均匀的提示音。白大褂没有多言，熟练地抽出一支早已准备好的注射器，快速将药物推入他的静脉。
等到警报解除，医护人员返回各自岗位时，李一齐已经濒临死亡。值班医生立即开展抢救，心肺复苏、电击、抢救用药全部跟上，却依旧无力回天。最终，心电监护仪上那条代表生命的波动线缓慢归于平直，急救室内陷入一片沉重的沉默。事后调查显示，那名白大褂在警报期间的行动轨迹十分诡异，离开医院后，他曾短暂出现在某小区附近，几乎在同一时间，小区里就发生了一起蹊跷的坠楼案。紧接着，在小区附近的一处建筑工地，警方找到了疑似嫌疑人的车辆，却只见到一堆被彻底烧毁的残骸，车牌几乎无法辨识，车内也没有留下任何有价值的痕迹，仿佛有人刻意要将所有线索抹去。
坠楼案的死者是一名叫翟溪溪的女孩，年纪不大，却因先天原因成为哑巴，说不出话来。案发当天，她从所在小区的高层坠落，当邻居和路人赶到时，她已经没有生命迹象。她的父亲翟山军声称，自己下班回家时家中无人，只是看见门虚掩着，以为孩子出去玩了，直到听到楼下的骚动，跟着邻居冲到楼下，才发现倒在血泊中的竟是自己的女儿。警方面前，他一遍又一遍重复“不是我干的”，眼神惶恐，却又带着一种以言说的愧疚。当晚稍后，翟溪溪的弟弟小山赶回家，一进屋就情绪近乎崩溃，他冲向父亲，一边推搡一边大吼，是翟山军亲手害死了姐姐，是他长期的暴怒和力把姐姐逼上绝路。激动之下，小山心脏病突发，在一阵剧烈咳嗽与胸口疼痛中晕倒在地，被紧急送医。
齐思哲在恢复身份调查前，仍以协助调查的名义来到案发现场。他站在小区楼下，抬头看向翟家所在的那一层，心里迅速建起坠楼过程的可能轨迹。根据勘验记录，阳台栏杆并不矮，普通成年人要翻越尚需助力，更何况是个瘦弱的女孩。他随队上楼，对翟家及楼下几户人家的阳台进行逐一勘查。进入一户楼下邻居家时，他无意间注意到对方阳台外伸的晾衣杆明显弯折，一侧的固定螺丝甚至有被拉扯过的痕迹。结合现场照片，他推测，翟溪溪坠楼前，很可能曾试图抓住什么以求自救，晾衣杆的变形正是她在极度恐慌中最后的挣扎证据。
进一步的法医报告显示，翟溪溪左脚脚踝处有明显淤青，伤口形态与单纯坠落撞击有所不同，更像是被人用力踢踹或扯拽后留下的钝力击打痕迹。严格推断，这种受伤时间与坠落时间非常接近，不太可能是之前的旧伤。多重线索叠加之下，齐思哲得出一个与“自杀”完全不同的结论——这并非简单的轻生或意外，而很可能是一起被人为制造的他杀案件。女孩哑语不能言，她死前发生的一切，似乎注定无法通过言语还原，但现场的每一处痕迹、每一道细小的伤痕，都在向真正懂得倾听的人低声诉说真相。随着这一推断的形成，又一条新的罪案线索浮出水面，而那个在医院穿白大褂的人影，与翟家复杂扭曲的家庭关系，也许正是解开所有谜团的关键。
急诊室外的走廊里灯光惨白，消毒水味冲得人头发晕。医生合上病例，声音低沉却不容置疑地对祝青越说，小山的病情十分复杂，虽然暂时没有立刻丧命的危险，但拖下去随时可能恶化，一旦错过最佳手术时机，后果就很难预料了。祝青越听得眉头紧锁，他确定过几次，医生也明确表示：家属已经被告知这一切，他们不是不知道，只是在做着某种让人难以理解的拖延和观望。那一句“如果不赶紧手术，就不好说了”，像块沉甸甸的石头压在祝青越心口，让他隐隐觉得，这起看似单纯的医疗难题背后，其实缠绕着更复杂的人心与秘密。
与此同时，李筱希那边的调查也有了进展。她从银行流水、保险记录、邻里访谈等各个渠道一点点拼凑出翟山军这几年的生活轨迹。这个中年男人的经济状况远比外表看上去的要糟糕——厂子早就不景气，下岗之后干过临时工、跑过运输，可都不稳定。真正支撑一家人勉强维持生计的，是几年前妻子江美琪意外身故后留下的一笔保险赔偿。那笔钱本该成为守护一家人的最后防线，却在不断的开销与填坑中日渐消耗殆尽。最引人警觉的是，三个月前，翟溪溪又新办了一份三百万元的意外保险，保额巨大，被保险是她自己，而受益人却不是父亲，而是弟弟翟小山。这份保单的存在，让原本单纯的家庭悲剧，忽然多出了一层冷冰冰的计算味道。
为搞清楚这家人到底经历过什么，祝青越登门与翟山军深入交谈。对方起初戒备、沉默，但随着话题被一点点引向过去那场不幸，多年压抑在心里的创伤像是被人粗暴地撕开。翟山军回忆，那是几年前某个天气晴好的假日，他带着妻子和两个孩子出门玩，以为只是再普通不过的一次家庭出游。谁知途中遭到一伙亡命之徒的突然袭击——他们来势汹汹，图财又嗜血，在混乱中江美琪被乱刀刺中，当场倒在血泊里，怎么也救不回来。他自己也身受重伤，昏迷了好几天才醒；而亲眼目睹一切的翟溪溪，从那之后就失了声，再也无法开口说话，只能用手势和文字与外界沟通。幼小的翟小山从那场惨剧中爬出来，却把所有的愤怒和恐惧都投向父亲，认定是父亲的无能和决定害死了母，从那以后父子关系急剧恶化，几乎到了形同陌路的地步。
说到那份巨额意外保险时，翟山军显得极为惊愕。他再三强调自己从未听说女儿买过这样的单，更不知道受益人是小山。根据他的说法，家里这些年开销紧张，他连自己的社保都交得断断续续，更别提有心思为孩子安排复杂的理财。他嘴里念叨着“她怎么会有这么多”“怎么会想到去买这种保险”，眼神中既有恐慌，也有对自己一无所知的羞惭。祝青越察觉到，这个家庭早已被过去的惨剧与现实的贫困撕得支离破碎，每个人心中都藏着自的小账本和隐秘的打算，而那份保险，也许就是其中某个人最后的筹码。
案件的另一端，刑警队的调查也在紧锣密地展开。齐思哲从一开始就否定了“翟溪自杀”的简单结论。根据现场勘查的多项细节，他几乎可以肯定：翟溪溪坠楼时，现场曾有另外一个人存在，而且对尸体极有可能动过手脚。首先是鞋子的异常——坠楼现场一只不见了，这与普通的自杀或意外坠落并不相符；其次是阳台、楼梯间和楼下空地上零碎的痕迹，显示有人在事发前后有地来回活动。更关键的是，翟家楼下的一空置房最近被人悄悄动用过，中介记录却显示近段时间里并没有人带客去看房，钥匙按理说也没有被取用，矛盾就此产生。
齐思哲和同事们开始还原手可能的行动路线。他推理，凶手在翟溪溪坠楼后，趁着混乱迅速带走了她左脚的鞋子，随后利用一个极为大胆的计划——他事进入翟溪溪家，从里面拿走同款的右脚鞋在阳台上留下另一只同款左脚鞋。这样一来，现场表面上的鞋子搭配就会变得十分诡异：从外观看似乎没什么问题，实则左右脚并不成对。要完成这一切，凶手必须在翟军下楼察看情况时，利用大门敞开的短暂空隙潜入室内，更换鞋子后再悄然离开。这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冒险，稍有不慎会被围观的人或赶来的邻居发现，但也正因为份冒险，暴露出凶手对时间节点的精确掌控和对现场环境的极度熟悉。
为查清那套空置房的使用情况，韩烽和万国新直接找上了房产中介。面对警，店员情绪紧张，却仍坚持说最近根本没人来看过那处房子，钥匙一直锁在店里的柜子中，哪怕是同事之间也会有严格登记。店还有完整的监控，表面上看似无懈可。可齐思哲手中的另一个线索却让整个案情出现新的层次：有目击者回忆，在翟溪溪坠楼的时间点附近，对面那栋楼下不断有强烈闪光，有人以为是拍照，有人以为是车，但当时谁也没多想。虽然法医检验显示，翟溪溪体内没有任何药物反应，看不出有人事先对她实施药物控制，但齐思哲还是坚持认为不能仅凭这一点就断定闪光与坠楼毫无。
他在办公室中搭建模型，做了一次模拟推演：如果那些闪光源自某种“信号”，比如相机闪光灯或反光器，那么在楼上阳台上往下看的人，很可能会下意识地将视作“指引”——某个约定好的暗号，或者是一种催眠式的心理暗示。在极度紧张、情绪崩溃的人面前，一个反复闪烁的光点以成为“去那里”“跳下去”的象征。按这个设，翟溪溪站在阳台上，看到对面楼下不断出现的闪光，将其理解为某种指令，最终迈出了致命的一步。然而命运在中途出现了偏差，她并没有直接摔落至地面，而是意外被自楼下——六楼601房间伸出的晾衣杆挂住，生死一线之间吊在那里。这一意外对于凶手而言，是不可接受的变数。
为了确保自杀”既成事实，又不留下太多存活的，凶手很可能急中生智，选择从楼下迅速折返，避开大部分摄像头，利用楼梯爬上更高的楼层，从上方接近被卡在晾衣杆上的翟溪溪。楼道中监控覆盖不全，为手提供了行动空间。齐思哲将这一假设与已有监控时间线比对，发现大致吻合：在关键的几分钟里，电梯监控是空白的，却能看到影闪过楼梯口。那道模糊的身影，或许正是匆忙赶去“补刀”的凶。本该被设计成一场干脆利落的坠楼，偏偏被晾衣杆撞出了第二条命，而凶手则不得不亲自出手，确保局面朝着自己预想的方向发展。
根据进一步研判，案发逃离路线也有迹可循。齐思哲认为，翟溪溪坠楼身亡后，消息很快在小区内炸开锅，居民纷纷探头围观，门口一度成一团。这时，凶手手里还攥着那只脚鞋——这是他必须处理掉的证物之一。他利用混乱潜入翟溪溪家中，迅速把鞋子换成那双同款，却刻意把真正的那只带血左脚鞋带走。随后，他沿楼梯向下逃走，却在途中撞见几名在楼内吵闹青少年。对方说不定会盯住他看上一眼，甚至拿手机拍下视频，这对他来说是无法接受的风险。于是，凶手临时变换路线，不再往下跑，而是调头往楼上逃。偏偏又在人流交汇节点上，遇到了刚从电梯出来、准备去翟家敲门的一位邻居，这让他彻底进退两难。
在那样的瞬间，任何停顿可能被人注意，凶手只好就近选择一个隐蔽暂避——最终，他被困在七楼与六楼之间的楼梯夹层附近。这个临时藏身点虽然狭窄，却恰好与1006房间所在楼层相近。顺着这个逻辑推演，警方决定全面搜查楼上的住户重点，尤其是最有条件“临时藏匿物品”的地方。最终，他们在1006房间的冰箱中找到了翟溪溪失踪的那只鞋。鞋子本该躺在死的脚上，却冰冷地缩在冷冻室一角，上残留的血迹和磨损痕迹像一张张无声的证词，证明有人刻意将其隐藏。
鞋子被找到的那一刻，所有人的怀疑几乎都指向了房产中介。按理说套房子并没有正式出租，钥匙只有中介掌握，又没有任何登记记录说有人借住，冰箱里的鞋子便显得格外刺目。为了避免打草惊蛇，李筱主动提出伪装成普通租客，以“看房”为名1006。她提前与韩烽等人做了配合，约好一旦屋内有人异动，外面的警员会立刻行动。当天，她装作对房子颇有兴趣，与带看中介闲聊房价、采光、户型，语气故意流露出犹豫与心动，好让对方放松警惕。等门一开，屋内的气息就暴露了：有人住过的痕迹到处都是，桌上的灰、卫生间里的毛巾、床铺上压出的褶皱在与“空置房”的设定相矛盾。
果不其然，房产中介的员工张春民早一步进了屋，正手忙脚乱地收拾自己的东西。他显然没有料到警方会来这一手，被万新当场逮个正着。面对指控，张春民先是硬撑，极力否认自己与翟溪溪的案子有关。他承认自己偷配了1006的钥匙，并这里当成临时落脚点，却坚称自己只是“贪”，绝没有杀人或者参与什么阴谋。他看起来既胆小又精细，懂得如何绕过公司制度，自用钥匙又对外隐瞒，却在真正的刑事调查面前露出破绽。为排除嫌疑，警方第一时间提取了指纹，与鞋子上的指纹仔细比对。
检验结果表明，鞋子上的指纹并不属于张春民，这让原本几乎要扣死在头上的嫌疑，暂时松动了一些。面对这个面，他终于吐露出另一名关键人物的名字——他说，自己曾把1006借给一位老乡短住，这个人叫汪辰，从事保险业务，是翟溪溪为自己投保时接触的保险经纪人。房子保险、死者，这三条线在此处交汇。保险经纪人的出现，让那份“三百万元的意外保险”从单纯的家庭选择，变成了可能被人利用的工具。
顺着这条线索，韩烽对汪辰展开提审。审讯室里，汪辰一开始态度平和，他说自己与翟溪溪是因为保险业务认识，后来交往频繁，逐渐成为朋友。至于出1006，则被他描述成一场“偶然”：只是乡借房给他临时住几天，他刚好有需要，就答应了。对于案发当天的行踪，他给出了一个看似合情合理的说法——那天他去1006，是为了把钥匙还给张春民，却在走廊转角无意间看到翟溪溪站在阳台边，整个人摇摇欲坠，随后便是一瞬间的下坠。他声称自己害怕大喊会刺激到她的情绪，所以没有出阻止，而是本能地往楼上跑，试图从接近她的位置救人。
汪辰的叙述很细：他描述了自己如何冲进601附近的房间，试图从窗户或阳台伸手去抓住被卡在晾衣杆翟溪溪，却终究慢了一步；又说，在那样的慌乱之中，翟溪溪自己用力解开了左脚的鞋带，鞋子滑落下去，人彻底坠向地面。等他回过神来，人已经无力回天一再强调，自己的动机是“救人”而不是“害人”。至于为什么要更换鞋子、又把鞋子藏在1006的冰箱里，他给出的解释，则带有的自我辩解色彩——他说，自己担心若不处理，警方会误会他与她“共同策划自杀”或“骗保”，他想帮翟溪溪掩饰掉那份保险的疑点，不让她“白白死去”，也顺势摆脱自己的嫌疑，于是才动了那个看似荒却极其冒险的念头。
技术科的检验结果把这番解释中的部分内容坐实——鞋子上的指纹竟然真的与汪辰完全吻合。此，他至少无法再否认自己动过死者鞋子的事实值得注意的是，鞋带上的血迹只属于翟溪溪一人，没有发现其他人的血液成分，这说明在鞋带松开、擦伤形成的关键时刻，现场并没有出现急剧的冲突或搏斗痕。仅凭现有证据，还不足以证明有人当场强行推她下楼。即便如此，韩烽仍然觉得汪辰在说谎，他的叙事逻辑中存在不少漏洞：比如为什么不在第一时间报警，而是想着藏鞋；为什么对保险款异常熟悉，却对可能产生的法律后果表现得过于“天真”。在不断追问下，汪辰虽然松口，承认自己在业务过程中存在重大瑕疵，曾协助溪溪在保单内容上进行不当操作，涉嫌骗保对于是否参与更深一层的谋划，他始终咬死不认。
案件在保险、坠楼、失踪鞋子的复杂交织中，渐渐显露出另一条暗线。高元在对现场遗留物品的仔细点中，注意到翟溪溪家里有一个不起眼的药瓶，被随意丢在柜角，看上去像普通的处方药。出于职业敏感，他提取了几粒药进行药理分析。结果显示，药物成分与另一当事人李淑婷所服用的抗躁郁药高度一致，甚至连瓶身上的压印标记都颇为相似，像是出自同一批次或同一家诊所。这个发现一下子打开了新的疑问：翟溪溪是否长期处情绪不稳定、甚至轻度抑郁的状态？是谁为她开具这类药物？她对自己的精神状况究竟有多清楚？而这些问题，都会直接影响“自杀与“他杀”的判断。
一边是困境和巨额意外保险，一边是未被家人正视的精神问题和突如其来的坠楼死亡；一边是父子间多年累积的怨恨和撕裂，一边是保险经纪人与中介老乡之间隐隐约约的利益葛。小山的病床边，手术费用的压力像一双无形的手，掐住了每一个人的咽喉；而在警方手里的卷宗上，每多出现一条新线，就意味着还有更多未被翻出的秘密。真相仿佛藏这座普通居民楼密密麻麻的户型图之间，每一扇门后都是一段截然不同的人生。死亡并没有终结所有的纠葛，它反而像一枚石子，投入早已浑浊的水面，激起更剧烈的涟。随着调查不断深入，所有人都不得不正视一个残酷的现实——这起看似孤立的坠楼案，远不是简单的意外或者一时冲动的自杀，而是一被时间拖长、由人心编织的连锁反应背后真正的推手，或许还潜伏在某个尚未被照亮的角落中，静静等待着最后的揭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