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诊室外的走廊里灯光惨白，消毒水味冲得人头发晕。医生合上病例，声音低沉却不容置疑地对祝青越说，小山的病情十分复杂，虽然暂时没有立刻丧命的危险，但拖下去随时可能恶化，一旦错过最佳手术时机，后果就很难预料了。祝青越听得眉头紧锁，他确定过几次，医生也明确表示：家属已经被告知这一切，他们不是不知道，只是在做着某种让人难以理解的拖延和观望。那一句“如果不赶紧手术，就不好说了”，像块沉甸甸的石头压在祝青越心口，让他隐隐觉得，这起看似单纯的医疗难题背后，其实缠绕着更复杂的人心与秘密。
与此同时，李筱希那边的调查也有了进展。她从银行流水、保险记录、邻里访谈等各个渠道一点点拼凑出翟山军这几年的生活轨迹。这个中年男人的经济状况远比外表看上去的要糟糕——厂子早就不景气，下岗之后干过临时工、跑过运输，可都不稳定。真正支撑一家人勉强维持生计的，是几年前妻子江美琪意外身故后留下的一笔保险赔偿。那笔钱本该成为守护一家人的最后防线，却在不断的开销与填坑中日渐消耗殆尽。最引人警觉的是，三个月前，翟溪溪又新办了一份三百万元的意外保险，保额巨大，被保险是她自己，而受益人却不是父亲，而是弟弟翟小山。这份保单的存在，让原本单纯的家庭悲剧，忽然多出了一层冷冰冰的计算味道。
为搞清楚这家人到底经历过什么，祝青越登门与翟山军深入交谈。对方起初戒备、沉默，但随着话题被一点点引向过去那场不幸，多年压抑在心里的创伤像是被人粗暴地撕开。翟山军回忆，那是几年前某个天气晴好的假日，他带着妻子和两个孩子出门玩，以为只是再普通不过的一次家庭出游。谁知途中遭到一伙亡命之徒的突然袭击——他们来势汹汹，图财又嗜血，在混乱中江美琪被乱刀刺中，当场倒在血泊里，怎么也救不回来。他自己也身受重伤，昏迷了好几天才醒；而亲眼目睹一切的翟溪溪，从那之后就失了声，再也无法开口说话，只能用手势和文字与外界沟通。幼小的翟小山从那场惨剧中爬出来，却把所有的愤怒和恐惧都投向父亲，认定是父亲的无能和决定害死了母，从那以后父子关系急剧恶化，几乎到了形同陌路的地步。
说到那份巨额意外保险时，翟山军显得极为惊愕。他再三强调自己从未听说女儿买过这样的单，更不知道受益人是小山。根据他的说法，家里这些年开销紧张，他连自己的社保都交得断断续续，更别提有心思为孩子安排复杂的理财。他嘴里念叨着“她怎么会有这么多”“怎么会想到去买这种保险”，眼神中既有恐慌，也有对自己一无所知的羞惭。祝青越察觉到，这个家庭早已被过去的惨剧与现实的贫困撕得支离破碎，每个人心中都藏着自的小账本和隐秘的打算，而那份保险，也许就是其中某个人最后的筹码。
案件的另一端，刑警队的调查也在紧锣密地展开。齐思哲从一开始就否定了“翟溪自杀”的简单结论。根据现场勘查的多项细节，他几乎可以肯定：翟溪溪坠楼时，现场曾有另外一个人存在，而且对尸体极有可能动过手脚。首先是鞋子的异常——坠楼现场一只不见了，这与普通的自杀或意外坠落并不相符；其次是阳台、楼梯间和楼下空地上零碎的痕迹，显示有人在事发前后有地来回活动。更关键的是，翟家楼下的一空置房最近被人悄悄动用过，中介记录却显示近段时间里并没有人带客去看房，钥匙按理说也没有被取用，矛盾就此产生。
齐思哲和同事们开始还原手可能的行动路线。他推理，凶手在翟溪溪坠楼后，趁着混乱迅速带走了她左脚的鞋子，随后利用一个极为大胆的计划——他事进入翟溪溪家，从里面拿走同款的右脚鞋在阳台上留下另一只同款左脚鞋。这样一来，现场表面上的鞋子搭配就会变得十分诡异：从外观看似乎没什么问题，实则左右脚并不成对。要完成这一切，凶手必须在翟军下楼察看情况时，利用大门敞开的短暂空隙潜入室内，更换鞋子后再悄然离开。这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冒险，稍有不慎会被围观的人或赶来的邻居发现，但也正因为份冒险，暴露出凶手对时间节点的精确掌控和对现场环境的极度熟悉。
为查清那套空置房的使用情况，韩烽和万国新直接找上了房产中介。面对警，店员情绪紧张，却仍坚持说最近根本没人来看过那处房子，钥匙一直锁在店里的柜子中，哪怕是同事之间也会有严格登记。店还有完整的监控，表面上看似无懈可。可齐思哲手中的另一个线索却让整个案情出现新的层次：有目击者回忆，在翟溪溪坠楼的时间点附近，对面那栋楼下不断有强烈闪光，有人以为是拍照，有人以为是车，但当时谁也没多想。虽然法医检验显示，翟溪溪体内没有任何药物反应，看不出有人事先对她实施药物控制，但齐思哲还是坚持认为不能仅凭这一点就断定闪光与坠楼毫无。
他在办公室中搭建模型，做了一次模拟推演：如果那些闪光源自某种“信号”，比如相机闪光灯或反光器，那么在楼上阳台上往下看的人，很可能会下意识地将视作“指引”——某个约定好的暗号，或者是一种催眠式的心理暗示。在极度紧张、情绪崩溃的人面前，一个反复闪烁的光点以成为“去那里”“跳下去”的象征。按这个设，翟溪溪站在阳台上，看到对面楼下不断出现的闪光，将其理解为某种指令，最终迈出了致命的一步。然而命运在中途出现了偏差，她并没有直接摔落至地面，而是意外被自楼下——六楼601房间伸出的晾衣杆挂住，生死一线之间吊在那里。这一意外对于凶手而言，是不可接受的变数。
为了确保自杀”既成事实，又不留下太多存活的，凶手很可能急中生智，选择从楼下迅速折返，避开大部分摄像头，利用楼梯爬上更高的楼层，从上方接近被卡在晾衣杆上的翟溪溪。楼道中监控覆盖不全，为手提供了行动空间。齐思哲将这一假设与已有监控时间线比对，发现大致吻合：在关键的几分钟里，电梯监控是空白的，却能看到影闪过楼梯口。那道模糊的身影，或许正是匆忙赶去“补刀”的凶。本该被设计成一场干脆利落的坠楼，偏偏被晾衣杆撞出了第二条命，而凶手则不得不亲自出手，确保局面朝着自己预想的方向发展。
根据进一步研判，案发逃离路线也有迹可循。齐思哲认为，翟溪溪坠楼身亡后，消息很快在小区内炸开锅，居民纷纷探头围观，门口一度成一团。这时，凶手手里还攥着那只脚鞋——这是他必须处理掉的证物之一。他利用混乱潜入翟溪溪家中，迅速把鞋子换成那双同款，却刻意把真正的那只带血左脚鞋带走。随后，他沿楼梯向下逃走，却在途中撞见几名在楼内吵闹青少年。对方说不定会盯住他看上一眼，甚至拿手机拍下视频，这对他来说是无法接受的风险。于是，凶手临时变换路线，不再往下跑，而是调头往楼上逃。偏偏又在人流交汇节点上，遇到了刚从电梯出来、准备去翟家敲门的一位邻居，这让他彻底进退两难。
在那样的瞬间，任何停顿可能被人注意，凶手只好就近选择一个隐蔽暂避——最终，他被困在七楼与六楼之间的楼梯夹层附近。这个临时藏身点虽然狭窄，却恰好与1006房间所在楼层相近。顺着这个逻辑推演，警方决定全面搜查楼上的住户重点，尤其是最有条件“临时藏匿物品”的地方。最终，他们在1006房间的冰箱中找到了翟溪溪失踪的那只鞋。鞋子本该躺在死的脚上，却冰冷地缩在冷冻室一角，上残留的血迹和磨损痕迹像一张张无声的证词，证明有人刻意将其隐藏。
鞋子被找到的那一刻，所有人的怀疑几乎都指向了房产中介。按理说套房子并没有正式出租，钥匙只有中介掌握，又没有任何登记记录说有人借住，冰箱里的鞋子便显得格外刺目。为了避免打草惊蛇，李筱主动提出伪装成普通租客，以“看房”为名1006。她提前与韩烽等人做了配合，约好一旦屋内有人异动，外面的警员会立刻行动。当天，她装作对房子颇有兴趣，与带看中介闲聊房价、采光、户型，语气故意流露出犹豫与心动，好让对方放松警惕。等门一开，屋内的气息就暴露了：有人住过的痕迹到处都是，桌上的灰、卫生间里的毛巾、床铺上压出的褶皱在与“空置房”的设定相矛盾。
果不其然，房产中介的员工张春民早一步进了屋，正手忙脚乱地收拾自己的东西。他显然没有料到警方会来这一手，被万新当场逮个正着。面对指控，张春民先是硬撑，极力否认自己与翟溪溪的案子有关。他承认自己偷配了1006的钥匙，并这里当成临时落脚点，却坚称自己只是“贪”，绝没有杀人或者参与什么阴谋。他看起来既胆小又精细，懂得如何绕过公司制度，自用钥匙又对外隐瞒，却在真正的刑事调查面前露出破绽。为排除嫌疑，警方第一时间提取了指纹，与鞋子上的指纹仔细比对。
检验结果表明，鞋子上的指纹并不属于张春民，这让原本几乎要扣死在头上的嫌疑，暂时松动了一些。面对这个面，他终于吐露出另一名关键人物的名字——他说，自己曾把1006借给一位老乡短住，这个人叫汪辰，从事保险业务，是翟溪溪为自己投保时接触的保险经纪人。房子保险、死者，这三条线在此处交汇。保险经纪人的出现，让那份“三百万元的意外保险”从单纯的家庭选择，变成了可能被人利用的工具。
顺着这条线索，韩烽对汪辰展开提审。审讯室里，汪辰一开始态度平和，他说自己与翟溪溪是因为保险业务认识，后来交往频繁，逐渐成为朋友。至于出1006，则被他描述成一场“偶然”：只是乡借房给他临时住几天，他刚好有需要，就答应了。对于案发当天的行踪，他给出了一个看似合情合理的说法——那天他去1006，是为了把钥匙还给张春民，却在走廊转角无意间看到翟溪溪站在阳台边，整个人摇摇欲坠，随后便是一瞬间的下坠。他声称自己害怕大喊会刺激到她的情绪，所以没有出阻止，而是本能地往楼上跑，试图从接近她的位置救人。
汪辰的叙述很细：他描述了自己如何冲进601附近的房间，试图从窗户或阳台伸手去抓住被卡在晾衣杆翟溪溪，却终究慢了一步；又说，在那样的慌乱之中，翟溪溪自己用力解开了左脚的鞋带，鞋子滑落下去，人彻底坠向地面。等他回过神来，人已经无力回天一再强调，自己的动机是“救人”而不是“害人”。至于为什么要更换鞋子、又把鞋子藏在1006的冰箱里，他给出的解释，则带有的自我辩解色彩——他说，自己担心若不处理，警方会误会他与她“共同策划自杀”或“骗保”，他想帮翟溪溪掩饰掉那份保险的疑点，不让她“白白死去”，也顺势摆脱自己的嫌疑，于是才动了那个看似荒却极其冒险的念头。
技术科的检验结果把这番解释中的部分内容坐实——鞋子上的指纹竟然真的与汪辰完全吻合。此，他至少无法再否认自己动过死者鞋子的事实值得注意的是，鞋带上的血迹只属于翟溪溪一人，没有发现其他人的血液成分，这说明在鞋带松开、擦伤形成的关键时刻，现场并没有出现急剧的冲突或搏斗痕。仅凭现有证据，还不足以证明有人当场强行推她下楼。即便如此，韩烽仍然觉得汪辰在说谎，他的叙事逻辑中存在不少漏洞：比如为什么不在第一时间报警，而是想着藏鞋；为什么对保险款异常熟悉，却对可能产生的法律后果表现得过于“天真”。在不断追问下，汪辰虽然松口，承认自己在业务过程中存在重大瑕疵，曾协助溪溪在保单内容上进行不当操作，涉嫌骗保对于是否参与更深一层的谋划，他始终咬死不认。
案件在保险、坠楼、失踪鞋子的复杂交织中，渐渐显露出另一条暗线。高元在对现场遗留物品的仔细点中，注意到翟溪溪家里有一个不起眼的药瓶，被随意丢在柜角，看上去像普通的处方药。出于职业敏感，他提取了几粒药进行药理分析。结果显示，药物成分与另一当事人李淑婷所服用的抗躁郁药高度一致，甚至连瓶身上的压印标记都颇为相似，像是出自同一批次或同一家诊所。这个发现一下子打开了新的疑问：翟溪溪是否长期处情绪不稳定、甚至轻度抑郁的状态？是谁为她开具这类药物？她对自己的精神状况究竟有多清楚？而这些问题，都会直接影响“自杀与“他杀”的判断。
一边是困境和巨额意外保险，一边是未被家人正视的精神问题和突如其来的坠楼死亡；一边是父子间多年累积的怨恨和撕裂，一边是保险经纪人与中介老乡之间隐隐约约的利益葛。小山的病床边，手术费用的压力像一双无形的手，掐住了每一个人的咽喉；而在警方手里的卷宗上，每多出现一条新线，就意味着还有更多未被翻出的秘密。真相仿佛藏这座普通居民楼密密麻麻的户型图之间，每一扇门后都是一段截然不同的人生。死亡并没有终结所有的纠葛，它反而像一枚石子，投入早已浑浊的水面，激起更剧烈的涟。随着调查不断深入，所有人都不得不正视一个残酷的现实——这起看似孤立的坠楼案，远不是简单的意外或者一时冲动的自杀，而是一被时间拖长、由人心编织的连锁反应背后真正的推手，或许还潜伏在某个尚未被照亮的角落中，静静等待着最后的揭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