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907年，黄河以北战火未熄，宣武军节度使朱温终究走到篡唐那一步。大唐二百余年山河，至此气数已尽，社稷龙脉被强行斩断，宫阙焚毁，陵寝遭劫。朱温自立国号“梁”，史称后梁，却再无盛唐万邦来朝之景。随着天子姓氏更替，中原权柄如同脱缰烈马，在一个个藩镇手中辗转流离，军阀各据一方，今日立国，明日灭亡。城池在攻伐中不断易主，百姓在战乱里流离转徙，五代十国的血雨腥风，自此轰然拉开帷幕。
时间推至公元923年，河东节度使李存勖拥兵崛起，他以沙场功勋为阶，以雄心与剑锋开道，最终攻破后梁都城，建立后唐。新朝建立之初，人们以为黎庶或可迎来片刻安宁，然李存勖沉迷声色、宠信伶人，政令日紊，终被权臣与军将反噬。十三年后，新任河东节度使石敬瑭乘势而起，他不满足于一隅军权，而是将目光直指帝位。为登龙椅，他甘以燕云十六州为贿，向北方契丹俯首称臣，借其铁骑灭后唐，以一纸盟约交换半壁河山。
石敬瑭不仅割地求荣，更自认契丹主耶律德光为义父，号称“儿皇帝”。从此，契丹铁骑得以肆意南下，长城不再是天朝疆界的屏障，而成北方骑兵猎场的南垣。燕云十六州的百姓在异族铁蹄下昼夜惶惧，而石敬瑭却沉溺在得位的虚荣之中。朝堂之上，文武百官或噤若寒蝉，或阳奉阴违，无人能阻止这场对中原尊严与领土的践踏，此一时刻，后世史官提笔记载，皆以“污史”、“奇耻”二字评之。
公元941年，一场自天而降的旱灾再度将关中推入绝境。连月无雨，河床干涸，田畴龟裂，曾经沃野千里的关中变作赤地千里。粮仓见底，饥民成群，饿殍横陈道旁，枯骨暴晒烈日之下，以至于有母卖子、兄食弟的惨剧流传。为了填补国库与军粮的窟窿，彰义军节度使张彦泽奉命赴泾州征粮，他带着铁骑抵达这片已陷入绝望的土地，却不肯承认百姓已无余粮可交，仅以为地方官吏灾隐匿谷帛。
张彦泽脾性酷烈，稍遇抗辩便恼羞成怒，当场下达屠杀令。铁骑围庄三日，村落被严密封锁，无人得出半步。第一日，军挨户搜索，不见粮食，便拖拽农户出门，当街斩首示众；第二日，屠戮愈演愈烈，城头悬首成排，血水沿城砖罅隙下，尸体堆积如山；第三日，士卒将人成批驱赶至巨大的石磨前，强行投入磨盘，将鲜活的生命碾成飞溅的血浆与碎骨。磨下滴落之物被收集成一盆盆血糜，混入糙米麦麸之中，竟被张彦泽定为粮，分发士卒，号称“肉糜行粮”。泾州百姓在他们眼中，不再是人，而只是填补军需的牲口。
张彦泽的养子张怀素，自幼受其抚养，却与养父然不同。他天性仁孝，恪守礼法，曾于书册中读尽圣贤仁政之言，此番随军入泾州，本只道是例行征粮，却未曾想到会睹人间炼狱。看着城门血流成河，着磨盘下压裂骨骼的沉闷声响，他心中愤懑与恐惧交织，多次在军帐之中跪地劝谏，言辞恳切，盼张彦泽悬崖勒马。可在养父眼中，这一切不过是懦弱多情，张怀素的仁心最终被视作动摇军心之罪，迎来的不是醒悟，而是一刀斩决。与此同时，负责掌书记牍的张式亦因多次暗中记载泾惨状，险些被当场处死，仅凭一线机缘，才在乱刀之下残喘一息。
十日之后，朝廷方有反应。赵弘殷、赵匡胤父子奉天子诏令，持旌率轻骑星夜疾驰，赶往泾州查勘。一路之上，他们所见的不再是熟悉的关中沃野，而是黄沙漫野、白骨遍地。枯树下块风雨剥蚀的木牌斜插土中，上面斑血迹凝成“舂磨砦”三字，字迹虽已干涸，却依旧森然刺目，仿佛在质问天道。二人凝视良久，心中含怒，终于策马直抵军营，却遭守营官兵阻拦。
此时泾州驻军早已养成骄横之习，见来者不过是奉诏使节，便闭门拒之，自称军营规矩森严，纵是君太子前来，也须按军法行事。赵匡年轻气盛，身为将门子弟，自小便看不惯此等倨傲，怒火攻心之下，当场拔刀，剑锋指向营门守将，杀气逼人。气势之盛，使得那些平日仗势欺人之辈一不敢再逞威风，营门终于洞开，赵氏父子得以入营，将命悬一线的张式救出。
然而，赵匡胤的骁勇换来片刻畅快。刚出营门，他便被亲赵弘殷当众挥鞭抽打，鞭影宛如暴雨倾盆，落在他背上火辣作痛。赵弘殷一边痛斥儿子不知深浅，一边强调军令与权柄的可怖——在此乱世，拔刀行虽可解一时之气，却也可能引来杀身之祸。直到鞭柄在怒意中抽断，方才止手。未喘息，张彦泽部下已觉察异常，大批追兵扑来。赵氏父子只得率人护送张式突围，刀光交错间杀出血路，连几重封锁，披星戴月方得脱险，护着张式返京复命。
那时候的赵匡胤，不过是名不见经传的将门子弟，连一官半职都未捞到，只能跪候在祥殿外，听候宣见。他立志以节度使为一生目标，所梦想的是统兵百万、驰骋沙场。然而泾州一行，却在他胸口刻下难以磨的疑问：为何像张彦泽这般残忍暴虐人，竟能执掌一方兵权，生杀予夺？天下秩序究竟谁来维系？在那一刻，他对权力的理解，悄然起了变化。
殿内，张式扶案而立，脸色蜡，泪水与血丝交织，断断续续将泾州的所见所闻倾诉于君前。城头悬首、磨下血糜、赤地饿殍，一个个词汇如般钉入听者耳中。齐王石重贵闻之眉头紧锁，当即建议彻查此案，以儆效尤。然而坐在龙椅上的石敬瑭却心念权衡，既不愿得罪握兵在手的张彦泽，又惧泾州惨案一旦深挖，牵连过广，动摇军，于是话锋一转，反将此事归为“构陷节帅”的诬告，冷声下令，将张式重新交还张彦泽处置。这一诏令，无异于将幸证人亲手推回修罗场。
石敬瑭本还欲借此机会，追究赵弘殷父子“擅闯军营”“挟诏行威”的过失，藉此敲打朝中武将。但就在此时，中书令冯道忽然于殿中连声低咳，以目示意。他似不言，却用含糊其辞的几句场面话，将话题巧妙岔开。石敬瑭心中权衡，终究将赵氏父子的罪责按下不表，一切描淡写。走出宫门时，赵匡胤心头燃着未平的怒焰，为民不平，为张怀素不平，更为朝堂之上对血案的漠然不平。
谁知赵弘殷见他怒气未消，却不再以国事与他争论，而是突然锋一转，淡淡告知一件家事——他已替儿子定下婚约，对象是名满京师的贺家三姑娘。赵弘殷一边叮嘱他回去筹婚事，一边让他记住：在这乱世之中，除了刀与甲，还有妻儿与家，只有牢牢抓住这些，人才不会被权力与杀戮完全吞噬。赵匡胤抬眼望向远处宫墙，高耸的朱红与先前泾州的血色叠印在一起，让他第一次深感到，世道之乱，并不只在战场。
与此同时，边关局势再波澜。安重荣拥兵自重，多次流露伐契丹之意，一旦成事，必牵动中原与北方的脆弱平衡。石敬瑭为了向自己的“父皇帝”——契丹主耶律德光表示忠心，下定心要替契丹平乱。他深知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欲平安重荣之乱，首要便是筹措军粮。国库吃紧，他便将目光向江南东南角上的吴越国——那块自乱以来便以“善事中原”自保的小小封国。
吴越钱氏一脉，为求在战乱中苟存，数代君王皆奉行“事大”之策，向中原朝廷称臣纳贡，以岁换取名分与相对安稳。中原诸朝也乐得利用吴越之财力，以牵制强邻南唐，使江南局势保持微妙平衡。然而到了此刻，吴国内部看似歌舞升平，实则暗潮涌动边军将士为守土多年血战，却屡屡被扣压军功赏赐，怨声积蓄在营中，终有一日爆发。
内牙步兵校尉周平，正是从尸山血海中杀出的一悍将。他麾下士卒久战无赏，军中怨气沸腾，他不得不为众兄弟讨还公道，遂聚众入府索赏。本意只是要求兑现应得军饷粮秣，却在翻查文簿间发现，那些本应犒前线将士的粮草，竟被源源不断输往北方，以“岁贡”之名奉给那个曾割让燕云的晋帝。此事传出，军中沸腾，谁甘心血汗换来之物给外人坐享？
周平是粗豪武夫，却也有自己的血性底线。他怒斥此举有违军心民望，不惜顶撞上官。右统使胡进思与他旧交深厚，却更知军纪如铁，一旦军中武将聚众逼宫之风蔓延，吴越国将立刻分崩离析。于是，在情义与职责之间，他做出艰难抉择——以军法处周平，以一颗头颅稳住军心。血刃落下，旧友情断，他转身将此事连同军中隐忧一并上奏东府安抚使钱弘俊。 吴越王钱元瓘接报，内心。周平昔年护国有功，屡立战绩，他并非不知这位猛将的忠勇，只是如今事态牵连甚广，胡进思“先斩后奏”已成既成事实。钱元瓘终究是个念旧之人压下怒气，下令开内库抚恤周平家属，并立即补发拖欠多时的军中赏赐，以缓和营中不满。表面上风波似乎告一段，然而围绕内库与岁贡的更大漩涡，刚刚显形。
不久之后，东府主管机宜慎温其奉教令，前往内库监督赏赐发放之事。他本以为不过是例行公务，却在库门前遭到亲卫第一都指挥使何训的严词拒绝。何承训声称内库守制森严，非有特旨不得入内，言辞固然冠冕堂皇，神色却浮躁不安。无人知的角落里，他已经与内衙都监使杜昭达暗中勾连，两长期侵蚀军中赏赐，将财物挪入私囊，深恐今日的清点会揭穿多年贪墨。
为掩盖贪污痕迹，何承训与杜昭达只得向山岳社求助。山岳社是越境内最具声望的大商号之一，其东主程昭悦以雷厉风行、财力雄厚著称，常在政商之间游走，既是商贾，也是看不见权力掮客。接到求助后，程昭悦立出计：以杂色绢帛填充木箱，伪作金帛赏赐，先行装车驶出，以应王命。只要这些箱子离开内库，账面上便能自圆其说，贪墨之事也就暂时被遮掩五彩绢帛之下。
慎温其虽被拒于库门之外，却不是无察觉之人。他看着车队匆匆离去，心中疑云更甚正犹豫间，胡进思闻讯赶到。作为军统帅，他对何承训平日骄矜作风早有不满，当场鞭责数十，强令开启库门。待库门洞开，慎温其尚未来得及入内一一清点，满车绢帛已被士卒抬上车架沿着石道滚滚驶出。等闲百姓只见绫罗堆叠、色彩斑斓，却不知这些箱子本该装的是铁打般沉重的军心与信任。
慎温其回府之后，将一路所见疑悉数告知东府安抚使钱弘俊。钱弘俊一向以审慎稳重著称，他听完后眉间微蹙，却并未立刻翻脸，只是暂压此事。另一边钱元瓘之子钱弘俶——人称九郎君——恰好在场。他年纪尚轻，却机敏过人，一眼便看出那些木箱的规格与纹理并非宫中惯用之制，反倒与山岳社的商运箱极相似。钱弘俊闻言，心中已有判断，却面色凝重地告诫这位小弟：“此事水深，切莫贸然插手。”
案情已经压不住了。反观何承训，这位任亲卫指挥使上任不过两年，便在西湖畔连购两处三进深宅，院中歌舞不断，更纳妾九房，奢靡之风昭然若揭。指挥使戴恽对此早有耳闻，将他召入问话要求呈上近两年所有出入账籍。那一纸文书，犹如利刃捅向贪墨者的心口，使得何承训与杜昭达愈发惶恐，唯有希望寄托在程昭悦的手腕上。
二人对饮间，谈及吴越王室近况。世子早已薨逝，大王钱元瓘年渐高，病体日沉，诸子之中谁将接吴越国印绶，尚未有定论。程昭悦与李元清，一文一武，一商一商，却对局势各有精算。在他们看来，大郎君钱弘俊声名在外，文治武略皆得臣属拥戴；三郎钱弘侑执掌兵权，镇守一方，军心所向。然而二人皆为养子，血脉终究隔了一层。唯有六郎君钱弘佐为钱元瓘亲，虽任镇海、镇东节度副使，掌实要地，奈何父子情分淡薄，喜怒难测。吴越王位，如今成了商社权贵案头推敲的棋局，而他们手中无形的银两与人脉，足以在关键时刻推波助澜。
> 正在此时，乔装的“九斤”端着鱼生入内。钱弘俶虽服饰粗陋，却掩不住举止间的灵动之气。李元清出南唐商贾世家，久经风波，早练就人识心的本事，只一眼便看出这小厮与普通渔户大异其趣。他佯作随意寒暄，却暗中试探，对方回答间虽勉力装拙，却仍露出读书人气度。经此一遭，两人心中生疑窦——钱弘俶暗觉这位秦淮社东主深不可测，绝非寻常商贾；李元清则断定，这位“九斤”定与吴越王族脱干系。
夜色沉沉，钱俶不愿就此罢手。他带着心腹亲从薛温，悄然潜入秦淮社停泊在江中的商船，企图窃听南北商社与吴越权贵间的交易秘密。谁料船上守卫森严，他二人刚入舱室，便被暗处伏兵察觉，当场制住。李元清立于甲板之上，面容仍旧温和，语气却冷得如冬夜江风，他打这位自称“九斤”的小厮，命人严加守，打算在天明之前慢慢审问其来历。
然而审讯尚未来得及开始，异变忽生。一伙来历不明的黑衣人忽然从江面四方逼近，如同幽灵般攀上船舷，刀光在夜色中划出冷冽弧线。甲板瞬间陷入混战，惨叫声、兵刃碰撞声与江水拍击声交织一处。趁着混，钱弘俶奋力挣脱束缚，纵身跃入冷江水，试图以水遁为生机。可就在身形即将沉入水面之际，一张早已张开的巨网从天而降，将他牢牢兜起。湿透的网绳紧绞在四肢，冰冷的刀锋抵他的喉间，令他连转头都难。江风凛冽，夜色如墨，他悬在江面与船舷之间，第一次真实感受到，自己所卷入的，不只是内库贪墨案，更是牵动王位、藩镇与列国商的惊涛骇浪。
东海波涛汹涌，海雾翻卷之间，一艘挂着黄龙旗号的巨舶破浪而来，木桅高耸，甲板上刀光铮然。大海商黄龙社的名号，在东南沿海几成无人不知的传奇，此刻却如一头自深海浮出的巨兽，横亘在李元清等人的船只前方。待李元清看清来人旗号与船形，心中一沉，明白今日难以善了，只得按对方所邀登上巨舶。在那宽阔而森严的主甲板上，他与黄龙社大执司俞文秀遥遥相对，一方是朝廷暗线中颇有名望的海商头目，一方则是东海上呼风唤雨的巨擘。两人寥寥数语便锋芒毕露，暗中较劲。俞文秀手握海上生杀予夺之权，早已看穿李元清此行所运货物并不寻常，以此为要挟，步步紧逼。李元清纵有万般不甘，也不得不在利刃和炮口的威胁下，以重金赎回船上货物，只求保住性命与将养多时的暗线。混乱之中，随船同行的钱弘俶因一时失散，被黄龙社众人擒获，他身上既无足够赎金，又无足以自证身份的凭证，最终被俞文秀下令押解，随船一同带往东海深处那座神秘的黄龙岛。
黄龙岛地势险绝，岛环礁石如牙，内里却自成天地，黄龙社在此经营多年，船坞、库房、义庄分布其间，宛若一座小型海上城邦。岛上最高处的厅堂内，大东主俞氏已得手下回报，知晓李元暗中私贩甲胄的事。出人意料的是，俞氏对此并未露出惊讶，眼角眉梢反倒带着几分早有所料的冷静。他本就是南潜入吴越的坐探首领之一，亦是江南地下势力中颇负盛名的“黑云都都帅”，对李元清这类脚踏两条船的海商心知肚明，甚至于暗中还有几分利用之意。真正起他注意的，反而是被押来的年轻俘虏。钱弘俶被安置在偏院静室，身受惊吓与风寒，昏睡不醒。俞氏站在榻前目细看，见这少年眉眼间似与故人隐几分神似，心底某些尘封旧事微微翻动，却一时说不出缘由。其嫡孙女俞太真奉命守在榻边，细心擦拭汗水、调换汤药，在岛风呼啸的漫长夜里，就着一盏昏黄灯火守候，直至弘俶终于从昏沉中醒来。俞文秀与俞氏闻讯，一道前来厅中，将他唤至面前，以似柔似严的语气详问来龙去脉，钱弘俶既不愿泄露王室中人身份，又难以凭编造，只得在真与假之间小心拿捏，几番周旋之下，黄龙岛上的局势暗潮涌动起来。
海上风浪的余波未及岸，杭州城内，另一场风暴却悄然形。程昭悦、杜昭达、何承训三人暗聚于一处，眉头紧锁，商议如何补救此前擅自挪用军储、私下倒卖甲胄之事。原以为手脚够隐秘，借着账册空与库房轮换，便可瞒天过海，却未料局势急转直下。指挥使戴恽早已着手核验账目，将各军赏赐物资与内库记录一比对，很快便察觉其中破绽：账册上列赏军物，多为杂色绢帛、布帛折算，然而实际库存的消耗远不止于此，显然有人借机盗卖王室私产。戴恽素来以谨严著称，一旦起疑便雷厉风行，当即下令封锁王宫所有库房，严禁出入，又调彻查账目与库存，务求查出端倪。这一道军令如沉石坠入湖底，激起层层涟漪。消息传出，何承训等人如坠冰窟，料知只要彻查到底，自己等人擅卖甲胄、蚀军资的重罪必将暴露，届时不但身家性命难保，连同背后牵扯的权贵亦难脱干系，于是越发惶恐。
按宫中旧例，今夜轮值内牙宿卫的本该是胡进思，然而偏偏此前他因故将值守之责托付给了何承。火起之后，胡进思闻讯，顿觉事情不，心知宫禁起火绝非小事，当即带着工部尚书胡璟匆匆赶往府库方向。待他们抵达时，只见都监闫通已率人死命扑火，多处火势已被压制，唯浓烟仍自梁缝隙间滚滚而出。人影交错之中，却独独不见应当当值的何承训。这一情状令胡进思眉心紧锁，他既是宿卫统领是旧将出身，对军伍、宫禁的每一条矩都烂熟于心，很快便明白：火起之时人不在位，且事涉内库，绝非偶然。宫中惊乱之下，钱元瓘目睹烈焰，旧疾忽然发作，惊惧与怒火交加，中一闷，竟在众人尚未回神之时晕厥过去。胡进思不敢迟疑，背起昏迷的君王，快步奔向瑶台院，急召两名医入内救治。宫医一番诊察之后，皆头深皱，只道钱元瓘多年沉疴已入肺腑，这次又被突发大火与惊怒激得急火攻心，已是强弩之末，只能以针灸先行激回一口真气，让君王暂时苏醒，却难保长。堂内堂外气氛凝重，烛焰微晃，如同帝国命脉随时可能熄灭。
不多时，钱元瓘在针灸与汤药下缓缓苏醒，目光尚有些涣散，但意识然清明。他挥手屏退左右，只留胡进思一人近前，压低声音交代身后要务。床榻边，烛影摇曳，他的声音带着气若游丝的虚弱，却仍透出一国之君最后的坚持。钱瓘心中早有传位人选，起初打算将王位传给一向稳重懂事、且曾为他分忧多年的钱弘侑。话未说完，胡进思色骤变，急忙伏地叩首，连连以头地，语带恳切而坚决，力谏不可。胡进思并非不识恩义，更非对钱弘侑怀有私怨，他只是清楚得可怕：一国政统的承继关乎宗庙社稷根基，若将江山交养子而非嫡出宗子，今后无论外朝重臣，还是宗室诸王，都难真正心服，一旦有人借此鼓动，是非成败之间，吴越基业很因此动摇。胡进思言辞恳切直白，指出子继统于礼制不合，于人心难安，恐将为日后祸乱埋下火种，一旦大乱起，吴越苦心经营数十年的根基也许顷刻崩塌。
钱元瓘静静听完，原本已定下的心思随之动摇。他深知胡进思并非小题大做，而是站在军阵与社稷高度提出警示。夜色更深，风从窗棂隙吹入，烛火拖出长长的影子，王朝命运在风中摇曳。稍作沉吟之后，他没有再多言，只在枕边轻轻点头。胡进思见状，立刻以护驾安宫之名，接管宫中防务，下令紧闭诸门，内外出入律停滞，严控宫禁，把本已混乱的宫廷化为一个封闭的棋盘。此时，唯有六郎君钱弘佐得君王宣召，得以通过重重卫步入殿内；七郎君钱弘倧则被士挡在阶下，只能在殿外徘徊，听风声变幻，却无法窥得半点内情。不多时，指挥使戴恽已率亲从六都精兵自外而来，快马疾驰直奔宫门，却在门外见到彦泽引兵横戟而立，将去路牢牢堵死。张彦泽观风识机，心思敏捷，早已察觉宫中变局，主动归拢兵力听命于胡思。胡进思见其知进退、明轻重心中对他暗自另眼相看，更加倚重几分。
殿内，钱元瓘自知大限将至，命人扶他稍稍坐起，唤六郎钱弘佐至榻前。昏黄灯火下，他仔打量这个即将肩负吴越社稷的儿子，目光中夹杂着慰藉与忧虑。他握住钱弘佐的手，缓缓叮嘱：继位之后务必以宽待诸兄弟，不可因一时猜忌而伤宗之和；临事之际既要仁善，也要有断决之勇，在是非之间敢于抉择，不可犹豫退缩。更要永记祖宗之训——“善事中原、保境安民”。吴越立国于夹缝之中年来得以偏安，正是靠这八字方针在强邻环伺下求生存。若有一日新君忘了这四海风浪，再盛的基业也有可能在一瞬之间塌陷。除，钱元瓘又下了一道看似严厉却暗藏深意的诏令：命钱弘俶、钱弘侑二人即刻解除兵权，外放闲职，远离权力中枢。旁人看来这仿佛是对两人的贬斥与戒，唯有他自己心知肚明，这是在风暴来临前，为自己最倚重、最牵挂的儿子与养子安排一处避祸之所，让他们能在权力更的风浪中暂时隐身，以保性命。
> 夜色压顶，宫阙内外气氛如同凝成铁块。火势虽然已被压下，但焦糊的气味仍在空气中久久不散。殿外廊庑之下，何承训等涉案众人被五花大绑跪伏在地，身上衣衫被火光与烟尘熏得灰黑一片。宫中甲士轮班巡逻，脚步声在回廊上空泛回荡。何承训大势已去，却仍抱着一线逃生希望，他趁卒不备，将手腕悄悄贴向地面拾来的石砾，一点点磨割绳索，手腕皮肉被磨破，血渍沿绳缓缓渗出，他却浑然不顾，只盼能在天明之前搏出一线生机。另一边胡进思虽已暂时掌握局面，心中却没有半刻真正的轻松。他很清楚，戴恽乃亲从六都名正言顺的统帅，手握重兵深得军心，如今不过借着宫禁轮值与君病重的名义，将其挡在门外。等到东方破晓、宫门按例开启之时，若戴恽手持兵符，要求入宫问责，届时新旧权力的名分已然难以简单厘清，一旦双方谁也不退让，只怕刀兵相见就在顷刻之间。胡进思在殿内殿外来回调度，既要压制火案风，又要为即将到来的权力交接腾挪空间，哪怕片刻疏忽，都可能酿成不可挽回的大乱。
黎明未至，宫廷深处却已走到一段历史的终点。钱元瓘耗尽一丝力气，将枕边托孤之语说得尽可能清晰。他将幼主与吴越社稷托付给胡进思，希望这位久经战阵、忠心昭著的旧，能在自己身后扶佐新君稳住局势，不让吴越在诸国角力中沦为他人棋子。与此同时，他又下达了最为决绝的一道命令：削夺钱弘侑的爵禄与兵权，褫去“钱氏”国姓，使之复归本宗，改名孙承，即日遣离杭州。此诏一出，看似冷酷无情，实则是他在国统与亲情之间做出的痛苦抉择——既要避免养子之身继续卷入继之争，又要以此方式保全他的性命与前程公元941年，吴越国第二代君王钱元瓘终于在杭州王宫寝殿中气尽而逝，谥曰文穆。那一刻，寝门外晨风渐起，火灾后残存的焦烟随风飘散，一代雄主的生命走到尽头，而吴越国的新篇章，则在肃杀森严与暗潮汹涌中悄然翻开。
王上宾天，对于年仅十四岁的钱弘佐而言，无异于天塌地陷。曾经高高在上的父亲骤然离世，灵柩尚在殿中停放，哭声与钟磬之声交织不休，他却已来不及只做一个沉浸在丧痛中的孩童。既要面对宗庙社稷的传承之重，又要直面宫闱权臣的虎视眈眈，恐惧像阴影一样笼罩心头。他明白，自己既无资历也无威望，更不懂朝局风云，此时若无依仗，极易成为权力漩涡中最先被吞没的一枚弃子。于是，他只能将希望寄托在胡进思身上——这位在朝堂浮沉数十载、素以忠贞持重著称的顾命重臣，俨然成了少年新主唯一可抓住的浮木。然而，钱弘佐看见的，是老臣俯首叩拜、口称“愿以身辅幼主”的恭敬身影；胡进思心中真正盘算的，却是如何把握这场权力真空，将吴越国的生杀予夺牢牢攥在自己手中。他面上哀戚，内心却如精算账房一般，飞快推演着各方势力的消长，筹划着下一步局棋该如何落子。钱氏父死子立，此乃宗庙大事；而对胡进思来说，更是一次足以改变一生命运的机缘。
王薨之后，宫禁失了主心骨，昔日看似森严有序的内廷立刻显露出森冷的人情与诡谲的权谋。内库值守闫通横尸宫中，无人目击，也无人能为他作证，一条本可顺藤摸瓜、查明盗卖王室私产的线索，就此戛然而止。而在这血光背后，隐约可见更大的阴谋正在酝酿。胡进思察觉，这桩命案绝非偶然，他很清楚闫通牵扯的是王室秘藏与内库财权，而一旦证据中断，真正要被掩盖的，或许远不止一桩贪墨。顺着被斩断的线索往前推，他的怀疑目光，缓缓落到了戴浑身上。论戴浑其人，实在是宫廷中的特殊存在：他不仅是先王倚重的大将，握有兵权，更是公主的驸马，钱弘侑的姑父。这层错综复杂的姻亲关系，在太平岁月是锦上添花，是王室荣耀的一部分；可一旦处于王权交替的敏感时刻，这样的身份便仿佛一根刺，随时可能扎破新君尚未稳固的尊位。姑侄二人若以亲情为纽带，再辅以中旧部，稍有不满，极可能聚众而起，酿成难以收拾的变局。胡进思历经朝局波折，深知“防患于未然”的理，他很清楚，要想彻底巩固权力，必须先除掉一切潜在变数。因此，他悄然布下了一盘“借刀杀人”的高局——而那把刀，正是刚刚杀掉闫通、急于表明立场的承训。
次日，宫门在晨钟暮鼓间缓缓开启，金瓦映日，仿佛一切如常。然而当戴恽（戴浑）刚踏入城甬道，尚未走至殿前，两侧甬道中的军便如幽灵般骤然现形。伏甲尽起，弓弦紧绷，刀光寒闪，将他与随行护卫团团围住。空气中弥漫着杀伐之气，连脚下青砖都仿佛出一股森凉。紧接着，胡进思自高阶上迈步而出，当众宣读对戴恽的“罪状”：毁焚宫禁、阴谋拥立篡夺、不之举种种，罪名堆砌得密不透风。谁都看得出来，这一顶顶大帽子是现编现扣，逻辑经不起推敲，但在这样的清洗时刻，没有人敢提出质疑。因为政治肃杀，从来只需要一个冕堂皇的借口，而非铁证如山的证据。何承训挺身而出，刀光一闪，给了戴恽致命一击——杀闫通，或许出于口；杀戴恽，则是将自己的立场剖开给新力看的一道血淋淋“投名状”。胡进思立于高处，袖手俯视这场当众行刑，眸色深沉。待鲜血浸透甬道，他方才轻飘飘吐出“夷三族”三字，将戴恽的族一并拖入深渊，也顺势把钱弘侑牵连其中。借此雷霆手段，他扫清了一个潜在的宗室中心，替少年新王“清君侧”，也自己铺平未来独掌大权的道路。
与此同时，远离宫廷肃杀的另一端，俞大娘子正忙得不可开交。黄龙岛上，海风拂面，她却无心赏景，只专注于为儿子钱弘侑打点行装。因为儿子要回杭州，她一护短，唯恐弘侑在王宫中受半分委屈，便吩咐仆役把岛上的好物一箱箱地往船上搬。箱笼林立，布匹珠玉、粮药材堆积成山，那阵仗，哪里像是送子回藩，倒更像要把半个黄龙岛搬去吴越王宫。她的心思很简单：儿子若富足，旁人就不敢轻易轻视他。然而，与这份母亲的殷殷牵挂相映成趣的，则是王城内愈发凝重的气氛。宫中殿门大开，百官齐聚，杜昭达捧着诏书立于殿前，神情肃穆。那道诏书的内容洁而有力，辞藻不繁，却字字沉重：钱弘佐承袭王位，总揽国政，摄万机而安社稷。几行字，宛若一只无形之手，将幼年的钱弘佐扶上了那张象征无上权威、亦吞噬人性的王座。
诏书宣读毕，殿内却没有想象中的山呼万岁，只有压抑的沉默在高柱与金瓦间回荡。钱弘佐接过那卷黄绫，并未出少年应有的欢欣，他第一反应竟是惶。他跪地叩首，自称年少德薄，不堪承继社稷重任，语气中是真切的不安与踌躇。四下里，文武百官皆俯身不语，目光却悄悄游移，似在观望风向。就在这默中，钱弘俊与钱弘倧先后出班，躬身请命，异口同声推举钱弘佐登位。二人一文一武，皆在宗室中颇具声，他们的表态，不仅是对新君的拥戴，也是朝局的明示。推举之声在殿中回荡，如同一道无形的屏障，将其他杂音挡在外面。终究，钱弘佐还是伸出颤抖的双手，接住了那卷沉甸甸的书。这一接，不只是接下了父亲留下的一份权柄，更接下了钱氏政权在五代乱世中延续命脉的责任。那上面，承载着“保境安民”的祖训国策，也承载着这片江南绣河山的未来走向。
王城另一隅，晨光斜照在青砖甬道上，血迹在石缝间凝固成暗褐色。何承训下了昔日鲜亮的佩刀武弁装束，一身布麻衣，俯身在地，手中攥着麻布，一遍遍在青砖上用力擦拭。不久前，这里溅起的血花，结束了戴恽的生命，也成了他人生轨迹改变的起点。程昭悦提着酒壶信步走来，站在他身前，目光停留在那道怎么也擦不干净的血痕上，语气平静却直指人心地问：杀了戴恽，可后悔？何承训并未恼羞成怒，也没有强，只是停下手中的动作，像是自言自语般，缓缓讲述起他与戴恽之间的往事——他给戴恽做过三年亲丁，戴恽不止一次在战阵上救过他的性命，这些恩惠，他都记清清楚楚。可到了生死抉择的一瞬间，这些恩义却显得那样轻薄。杀，是活；不杀，是死。在死生关头，人性中最原始的生本能，会把一切道德与忠义推到一边，他只本能选择了那条能让自己活下来的路。于是，他成了别人眼中背主弑恩的疯狗，但他明白，这不过是乱世中无数求生者的缩影。
程昭悦听罢，仰头灌了一口酒，嘴角带笑，却笑意冷峭，话锋一转，牵出了另一段幽深的历史。在他眼里，后唐皇帝李存勖曾是何等叱咤风云的人：挥师灭后梁，击退契丹铁骑，声震动天下，堪称乱世英主。可就是这样一位君王，最终却死在自己最信任的伶人和近卫之手，被乱箭射成筛子，倒在一堆灰烬之中，连尸身都难辨真容。英雄，驸马亦然。戴恽也好，李存勖也罢，他们无不是这个“礼崩乐坏”时代的牺牲品。在这样的世道里，没有什么是永恒不变的，所谓诚与背叛，往往只隔着一线，甚至只一念之间。今日的誓死效忠，明日或许就能化作雪亮的刀锋，刺向曾经誓言守护的对象。而这残忍的荒诞，正是乱世最真实的底色。
钱弘俶时正随水丘昭券、钱弘侑一同返杭，对宫中已风云突变之事一无所知。他们只以为是例行入朝，心情也不过是寻的返乡之感。然而，当他们抵达杭州后，杜昭手持一卷文书，郑重其事地在众人面前展开，宣称这是先王的“遗教”。纸上字字句句，竟都直指钱弘侑的“罪状”，从治军不谨到意怀不臣，一条条罗得慎重其事。如此突如其来的指控，让在场所有人心头一震。明眼人一看便知，这并非出自真正的律法审判，而更像是一场心筹备的政治清算前奏。那所谓“遗”，究竟是先王遗命，还是某些人借死者之名行事，已无需多言。眼见三哥被仓促定罪，讼辩无门，又有“先王遗命”做压顶之锤，局势似乎已无回转地。钱弘俶心中剧震，怒火与悲惶交织，在众目睽睽之下猛地拔出佩刀，以自戕相胁，刀锋直指自己，血光随时可能出，逼得杜昭达一时不敢轻举妄，只得先行退去，回王宫请示。
这一闹，局势稍得缓和，却也只是暂时。随后不久，钱弘侑被关押候处置，失去了自由；而钱弘俶则被钱弘倧领王宫，表面上是安抚，实则也是一种软禁。夜色笼罩，灵堂烛火摇曳，钱弘俶跪在灵前，望着棺木，悲从中来。他六哥无情，恨他视亲情如无物，也恨这世道凉薄，权势面前，血脉之情似乎不值一提。那张高高在上的王座，在他眼中仿佛变成了一个无底黑洞，将曾经兄弟间的笑语与手足之情，一点一点噬殆尽。九弟钱弘倧在一旁哭得几乎喘不过气，屡屡想为六哥辩解，却又说不出口。钱弘俶听着这哭声，只觉得胸口结成一团，他不是不懂新君的窘境，却终难以原谅那份冷酷。他无言自辩，只是跪得更久，膝下生疼，也无法缓解心中的万分难受。
悲愤过后，钱弘俶压下情绪，独自去寻大哥钱弘。他心中明白，在宗室之中，大哥素有威望，为人宽厚公正，若真有人能出面，或许还能为三哥留下一线生机。可当他站大哥面前，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钱俊没有怒斥，也没有承诺出手相救，只是沉默，长久的沉默，沉默里透出一种令人窒息的沉重与无奈。慎温其在旁，看着这对兄弟的僵局，只得开口，将一个冷酷到乎残忍的真相剖开摊在众人面前：钱弘侑真正的“罪状”，并不在于他做了什么，而在于他“有什么”。他握有弓箭都与骑都兵权，掌控着一支不直接受新君制的军队。在新君初立、权位未稳之际，任何游离于王权掌控之外的武力，本身就是最大的威胁与原罪。慎温其进一步点破，钱氏宗室里，真正让人忌惮的威胁，甚至必是人人提防的钱宏英，反倒是眼前这位温厚大哥——钱弘俊。他身为内牙诸军都统军使，手中掌握的是直系宫禁重。若说西安侯所统两都兵马是山林虎，那么大哥掌握的内牙军，便是盘踞宫禁之中的巨龙。这种话，没人愿意说破，可一旦说出，就让人清醒地意识：在权力的天平上，亲情的份量实在有限。
朝局暂稳之后，钱弘佐明白，吴越国要在乱世中自保，不仅要防内乱，也要处理好与中原朝廷的。于是，他派水丘昭卷出使汴梁，肩负三重使命。其一，是“奉表告哀”，向中原正朔朝廷正式通报吴越王薨逝的消息，这是礼数，也是向天下宣布吴越政权平稳更替方式，相当于递上一纸庄重的官方讣告，求一个名分与承认。其二，是“体看风俗”，观察汴梁的政治风气、军民士气以及民生状况，从中判断对方国力与内部稳定程度，好为未来外交策略与国策调整提供参考。其三，则是“礼敬重臣”，其中尤以拜会冯道为重。冯道纵横数朝，历仕数帝，既是乱世不的老臣，也是一面观察中原权力格局的镜。通过与冯道等人的接触，吴越方面既可表达臣服之意，也能在言辞往来间摸清中原朝廷的态度与底线，以便为吴越争取更大的生存空间。
然而，外方才布置，内中波涛又起。得知三哥遭囚、局势堪危之后，钱弘俶也没闲着，他提笔亲书一封长信，日夜兼程往黄龙岛。俞大娘子得信后，先是怔住，随即怒火攻心，心疼之余更觉愤恨。她不是宫中循规蹈矩的内命妇，而是黄龙岛上出身海上豪强的女主事，一惯行事果决干脆。当即下令整备舟，亲自统率百余战船，旌旗蔽江，船队如一条巨龙般自海面破浪而来，直抵钱塘水寨口，摆出一副“儿子不，我就开打”的决绝架势。吴越满朝武遥望江面，只觉头皮发麻。因为黄龙岛势力虽然不属于朝廷正规军，却在海上纵横已久，战力凶悍，习惯游击与袭扰。真要打起来，水寨未必有把握全身而；就算勉强获胜，也只是在自家门口打场消耗巨大却毫无好处的仗，打输了更是颜面尽失。朝堂上人人噤声，无人敢轻易表态，几乎陷入集体的进退失据之中。
朝议一次次召开，大臣或隐忍不言，或含糊其辞，却无一人拿得出既能保全体面又能收拾局势的良策。钱弘佐身在御座之上，目光一张张躲闪的脸上掠过，心中更添忧。最终，他将目光停在了程昭悦身上，点名命他出面前往水寨与俞大娘子谈判，并特意赐下紫色朝服，让他代表王室出面，既示尊重，也示郑重。程昭悦知此行凶险，却也明白这是破解僵局的唯一途径，只得领命而去。对峙之时，俞大娘子毫不绕弯，开门见山地提出条件：，释放钱弘侑；二，放还戴恽家眷。这个人，一个是她的亲生儿子，一个是她多年的旧交，任何一个被牵连，她都无法坐视不理。她的态度同样明晰放人，她立刻收兵回岛；不放，那就以舟舰为矛，以血火为盾，打到吴越王城发抖为止。程昭悦竭力斡旋，最终只能如实回禀。消息一经传回朝堂，群臣立炸开了锅，议论声此起彼伏，却仍旧没人敢拍板。此时，宰相元德昭提出了一条折中却颇为残忍的计策：建议废钱弘为庶人，剥夺王室封号，恢复其本名孙本”，然后将他放归黄龙岛。如此一来，既可对外交代“不是屈于武力，而是宗室清议所致”，又可暂保吴越王权的颜面与稳定。只是，这道看似两全的方案背后究竟会在宗室亲情与朝堂风气上留下怎样的裂痕，却无人能给出答案。
钱弘侑立在船头，风卷江浪，帆影猎猎，身后杭州城轮廓在暮色中渐渐模糊，那一片他自幼熟悉的瓦舍楼台，如今在水天之间化作一抹灰蒙的剪影。他极少如此失态地凝望久远，却在此刻生出一种说不清的惆怅：既像离家，又似逃亡。城中宫阙、宗庙、重门叠户，都是他成长的囚笼，也是他衣食尊荣的根基。钱家王室的兴衰荣辱、兄弟同族的倾轧争斗，一并缠绕在这座城的雾霭里，随着船身一点点远去，他仿佛才真正意识到，自己将与过去那个“吴越宗室”的身份渐行渐远。江风扑面，吹不散胸中郁结，他明知这一次离杭是保全性命、跳出泥潭的唯一出路，却仍难抑心中那一丝难以名状的酸楚——那里不仅有权位与阴谋，还有他尚未理清的情分与牵挂。
与钱弘侑这份复杂的怅惘不同，俞大娘子心中却有着另一番冷峻的计较。她生来性情刚烈，最看不惯那些口口声声谈情说爱，却在权势与利害面前举棋不定的优柔之辈。在她眼里，钱家王室内部争权夺利，兄弟阋墙、叔侄相残，不忠不义早已成了家常便饭。越是久处其中，越是如同困坐泥沼，稍有不慎便会被深渊吞没。对她来说，能早一日抽身而退，便等于早一日脱离苦海。回望前半生，她并非不懂情，只是被现实磨砺得比旁人更清醒。昔年钱元瓘为巩固自身地位，甘愿入赘田家，倚重外戚势力，俞大娘子看得明白，却从不曾在旁人面前落下一滴眼泪。那一段婚姻对她而言，更像是一桩冷冰冰的权势交易。直到有了身孕，她便决然转身，改嫁给孙太真与阿右的父亲，从此将旧情、旧人一并掩埋在岁月里，再不回头。
如今那位当年的负心人早已一抔黄土，恩怨情仇随之埋入荒坟，连仔细清算都显得多余。俞大娘子自问这一生不欠谁，唯一尚能记挂的，是钱弘俶在暗中传信时给过她和子女的一线转机。人情归人情，她素来信奉“恩怨分明”四字，于是顺势在这局乱世棋盘上又落下一子——安排女儿孙太真留在杭州，陪伴钱弘俶五年。五年，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足够让命运翻转数回，足够让两颗心从生疏到亲近，再从试探走向托付。她给这五年设下清晰的期限与筹码：若在这五年中人能在腥风血雨的朝局里守住彼此、真心相待，那么届时钱弘俶便必须以正妻之礼，明媒正娶，将孙太真风风光光迎入吴越王宫。对外，这是一桩感情与信兼具的婚事；于她，这既是为女儿争一份前程与尊荣，也是把自己的血脉与未来，再度牢牢楔入吴越王室的权力核心。她看放手，实则暗中布子，将母女命运系心与王权交织的棋局之中。
与此同时，在这场王室风波与权力洗牌之中，有人被迫远走，有人被留作质子，也有人趁势飞黄腾达。程昭悦便是这其中受益者之一。原本他不过是一介经商起家的小民，靠货物往来与人情周旋谋生，却偏偏练就一双对局势风向极其敏锐的眼睛。朝堂震荡之时，多人只想着自保，唯怕被牵连其中，他却在惶惶不安的大势里看到了“晋身之阶”的缝隙。程昭悦冷静审度，揣度谁将是下一个赢家，又深知若想攀上权力树干，光唯唯诺诺还不够，必须递上一份足够分量的“投名状”。于是他细察往来账册，翻动暗中人脉，揪出一条能直达朝命门的线索——朝中多位公卿大臣，与踞地方、声名不彰的山越社暗通款曲，私下进行大量见不得光的交易。
所谓“山越社”，原是东南地方盘根错节的一股势力，由豪强、地痞与流亡户错而成，既不算彻底的盗匪，也远谈不上清正良民。他们与地方官府、豪族世家相互勾连，以灰色手段牟取暴利：盐铁运、土地兼并、税赋盘剥，无所不做。势力在当时的江南、浙东一带并非孤例，而是地方权力结构失衡、中央统驭乏力的一道缩影。地方豪强以山越社为爪牙，朝中公卿则以他们为耳目与金库，层利益纠缠成网。程昭悦深知，一旦将这一团烂麻扔到君王案前，便等于递上一把锋利的刀，让尚在巩固地位的钱弘佐有口大刀阔斧清洗朝局。而他自己，则可摇一变，从市井商贾跻身权力体系，以“忠诚揭发者”的身份赢得新君倚重。
钱弘佐正愁无门立威，手中虽握王权，却被朝中老臣、外戚势力与豪强层层牵制，稍有动静便掣肘丛生。他新登大位，需要一次雷霆手段来震慑人心，却又不能贸然挥刀，以免激起群臣同敌忾的反弹。程昭悦递上的“山越”密案，来得恰似时机成熟的一阵东风，于是他顺水推舟，将这位市井出身的“告密者”提到台前，刻意示意要重用。表面上，他是倚重程昭悦破局，实是要借这把刀清理自己最忌惮的势力——他先从宗室内部开刀，拘捕了素来被视为隐忧的钱弘俊，以及与其关系暧昧、牵扯深的慎温其。接着，他又罢免老权胡进思的顾命大臣之职，表面理由是“需避嫌，整肃纲纪”，实则是在众目睽睽之下狠狠敲打一记，让所有人看清当今天子已不再是昔日那位任人摆布的“六”。
明眼之人都看得出，钱弘佐并无意在一夜之间把所有对立势力赶尽杀绝，他既无足够的根基，也愿为此把局面推向失控。与其说他“连根拔除”，不如说他在刻意“敲山震虎”。他只需证明两件事：其一，吴越今日之主只有一人，所有人都必须重新估量站队；其二，那些暗中蠢蠢欲动、自以为退路的朝臣们，随时可能成为下一只被示众的猎物。程昭悦这种渴望上位、愿为君王卖命的小人，和胡进思这等积威年的老牌权臣，本就互不相容，若再在王暗中推动下，自然会彼此撕咬、互为掣肘。钱弘佐要的正是这样“以小制大、以贪制权”的局面，让所有人都离不开他，又都彼此防范，从而使真正的主宰之权牢掌握在手中。
胡进思自问一生纵横朝堂，深得先王倚重，自以为早已看透皇族兴替的秘辛。他原把钱弘佐，当作那个可以任他操持的“听小儿”——一个看似柔弱、性情软糯的六郎，只要由他扶上王位，日后便可借顾命之名左右政局，优哉游哉地做个垂帘幕后之主。谁知这位看似温和的新君竟暗藏锋芒，在形势稍稳之后立刻翻脸不认旧情，借整肃山越社之名，一刀砍向他这位顾命大臣的根基。被罢免分之时，胡进思心中虽惊，却也庆幸方并未将局势逼到你死我活的境地——那道旨意既严厉又留有余地：既不将他一棍子打死，也不完全放任他权势依旧。这份警告既是羞辱，更是警钟。胡思很快明白，这并非彻底翻脸，而是君王在试探他的顺从与自知之明。
识时务者为俊杰，胡进思终是老成谋国之人，他清楚若此刻强行顶，不仅无益，反而会把多年来苦心经营的家族与人脉一并推入火坑。于是他暂避锋芒，下令收起这些年养出的爪牙，将外放的人手一一收敛，不再在朝堂明面上出头。他又悄悄传话给儿子胡璟，要他最近务必低调行事，管束部属，哪怕有人挑衅讥讽，也要忍耐退让，夹紧尾巴做人朝局如风，风向不顺，硬要逆行船只，只会在浪头上翻覆。胡进思一向深谙此理，他懂得在潮头退去之前，先将自己化作一叶无甚存在感的小舟，暂时漂在暗处，静待下一次可乘之势。
> 朝堂动荡，权力腾挪的余波，很快蔓延到了更多人的命运之上。程昭悦一朝得势，曾经在下位时被他视作同道伙伴，也随之出现截然不同的命运分岔口何承训，本如一条被人牵着绳索的疯犬，性情粗暴、做事不计后果，一直在军伍边缘游走，既被上官利用，也常做弃子。如今程昭悦飞黄腾达，他也沾了这一“仙气”，原本只是一支亲卫第一都中的普通武弁，转眼便被改编并提拔，入列亲从第四都，升任指挥使，跃上了足以视旧日同袍的位置。那一晚，杜昭达府中灯火明，却非喜宴，而是血雨腥风的前奏——昔日同被捆在一根绳上的三只“蚂蚱”，曾一起在暗巷中求生、在牢狱边缘徘徊，如今却在这场权力重排中走向截然的结局：一个高居人上，成为新贵；一个甘作鹰犬，转眼成了打手；剩下的那一个，则骤然失去了所有庇护，只能沦为被抛的替死鬼。
钱弘俊正那条被抛入深渊的“蚂蚱”。他因涉嫌与山越社勾连，被押入狱中严加审问，昔日在宗室中所剩不多的声望顷刻间崩塌。牢门深锁，铁链叮当，冷水与棒轮番伺候，一点点摧毁他的尊严与抗辩。宗室内部对这场拘捕大多选择噤声，唯有他的生父钱元懿心急如焚，却又不贸然为子公开相护。一旦言语过激，便可能被视作对抗新君的信号。元懿只得在暗里奔走，四处求援，试图找到一条能在不触怒君王的情况下救子性命的缝隙。宰相元德昭在这时给了他一个模却又意味深长的暗示——眼下风头正紧，不宜轻举妄动，不如稍候，待出使中原的水丘昭劵回国再做打算。那位出大臣与中原诸侯往来密切，或能带新的消息与转机。钱元懿虽心焦如焚，却也只能按捺住急火，暂把希望寄托在那一个远在千里之外、尚未回航的名字上。
顺着这条线索，故事的视角杭州移向北方的汴梁。公元942年，后晋高祖石敬瑭卧病在榻，气数将尽。身为吴越国使臣的水丘昭劵，在长安上的风声耳语之中敏锐察觉到了一丝异。汴梁城内的气氛日益沉重：街市照常开张，却少了往日的喧嚣，官府衙门门前戒备森严，连酒楼说书人都不敢再渲染时政，只在角落里含糊其辞昭劵多次入城赴宴，与友人范质把盏言谈，从他眉宇间那抹挥之不去的忧色，便能看出宫中早已乌云密布，只等暴来临。范质身为朝臣，不便将内幕明，只能在寥寥几句寒暄中暗示：若局势有变，恐怕便会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局面。
宫墙之内，权力的更替正悄然推进。石敬瑭久不起，终于在临终之际召来近臣冯道，将年幼的儿子石重睿托付于他，言辞间既有父亲的软弱不舍，也有对天下局势的奈妥协。冯道跪在龙榻前，听着弱君主断断续续的嘱托，心里却比任何人都清楚：在这个乱世，幼主登基，无异于让尚未学会行走的孩子徒手抱着一块璀璨宝玉走在刀光剑影之中——那诱使群狼上前撕咬的信号，更是灭族的祸根。他深知自己的处境：既背负着先帝信任之名，又被众多势力视作“关键筹码一旦选择错误，便可能连累满门老小。
石敬瑭咽下最后一口气后，宫中哀乐骤起，然而真正的生死博弈才刚刚开启。冯道并未立刻扶幼主继位，而是先按部就班完成了礼制中的各种程序，又趁表面哀荣掩盖内里动荡之际，悄然将石重睿带离宫禁，返回冯氏宅邸。那一日，冯家上下老幼几乎跪满了厅堂声音哽咽，却并非为先帝之逝，而是为自身运惶惶不安。他们苦苦哀求冯道切莫螳臂当车，不要为了履行对先帝临终托付的那句空话，就将整个家族推到风口浪尖。面对亲族的哭求，冯道心中的天平其实已有了答案——在乱世，最重要的是活下去，其次才是以何种身份活下去。他自问并非无情之人，却更清楚若硬要保幼主登基最终只会落得“主死臣诛”的死局。 于是，冯道做出了一个既冷酷又精算的抉择：为了保全幼主性命，也为了延续自己的政治生命，他决定另择人选登基，转而拥立石敬瑭的侄子石重贵。这个选择既顺了掌军权者的意志，又借“宗室长幼有序”为由，披上了一层道德与礼法的外衣。权力交接过程在他的安排下几乎做到“不血刃”，宫中禁军并未大规模调动，内百姓也只是在新帝登基时多了一次围观。表面上，后晋王朝仍旧安然无恙，只是换了一个名字相近的主子。赵家父子在这次宫禁守卫中尽职尽责，趁势了提拔，悄然从无名武弁跃上更高的台阶。只有极少数真正看透局势的人，才明白冯道的这一番运筹，既是对旧主付的背离，也是对家族与自身的最大保全。
波澜暂之后，是那些身不由己之人的离散。临别之日，范质亲自送水丘昭劵至都亭驿相别。驿站外风尘漫天，车马浅印在泥土中，仿佛历史为他们留下的短暂痕迹。人对坐把酒，杯中浊酒映出的是各自难解的前路。范质身为中原朝廷的臣子，要在多变的宫闱风云中谨言慎行既要保性命，又要保节操；水丘昭劵肩负吴越国使命，在列国之间往来奔走，一句言辞、一封信函，都可能左右两国安危。他们明知各自身后站的是不同的君主、不同的山河，却在这一刻像极了两叶随波逐流的萍，被时代洪流裹挟着向未知深处漂去。别酒饮尽，言语已尽，他们只能各自上路——一个踏入北方宫阙的阴影，一个登上南归的使船。各走各的独桥，各守各的奈何天，而他们身后的国度与城池，也将在这股汹涌暗流中继续沉浮不定。
水丘昭劵自汴梁归来，随船溯江入港之时，钱塘江畔早已旗幡如云、鼓乐齐鸣。这一趟他肩负重任，将中原朝廷亲笔颁下的册封诏书带回吴越，象征着钱弘佐嗣位吴越王，终于得到北朝正式承认。诏书开读之日，宫门大开，百官趋前，文武列班于丹墀之上，静候新王登殿。宣读诏命毕，群臣齐呼万岁，回荡于高阁重檐之间。就在众人以为接下来不过是循例谢恩、设宴答礼之时，钱弘佐却出人意料地宣布，今年秋税照例全数蠲免，境内百姓不加一分徭役负担。至于犒赏三军所用军响，则仍由他内帑私库拨发，绝不向民间多取半钱。这一席话，如同清风扫过闷雷将起的天际，让许多怀揣忧惧的官员悄然松了口气，也让那些对新王观望不定的目光，略微多了几分信服。
朝会散后，金銮殿的威仪尚未在众人的心头完全褪去，宫城内外却已渐渐恢复往常的喧闹。然而对于钱元懿而言，这一日并不轻松。方才满堂公卿议论纷纷，却始终无人提及释放戴恽、钱弘俊等人，令他心头始终悬着一块巨石，不知何时落地。甫一退朝，他便急急寻到元德昭，请教其中关窍。元德昭看他焦躁不安，只淡淡一笑，让他放宽心，救人一事，急不得，亦吵不得。他提醒钱元懿：有些话，并非无人敢说，而是须得由“该说的人”来说。同一句话，若由宗室开口，便落了徇私之嫌；若由外臣直言，又容易被解作挑拨离间。朝堂之上，诸般眼线，处处站队，稍有不慎，便是网开难收。唯有那身份特殊、立场超然，又不与宗室、外戚、权臣纠缠过深的人，在恰到好处的时机提出谏言，才能既触及要害，又不至激起反弹。言罢，他只叮嘱钱元懿静候其变，不要轻举妄动，以免徒增变数。
正如元德昭所料，当众人都揣着心思缄口不言时，独有水丘昭劵愿为此事甘冒雷霆之怒。他求见钱弘佐，入殿后不绕半句虚礼，开口便直指核心：戴恽本无反心，钱弘侑亦无僭篡之意；相反，真正跋扈贪鄙者，是杜昭达为首的一众权幸，他们凭借一时权势横行乡里，侵蚀国本，依法明正典刑并不为过。话锋一转，他又道：钱弘俊素来御兵严整、治事谨慎，历年征战与镇守都鲜有差池，如今却仍蒙冤收监，朝中上下看在眼里，心中难免惶惧——若连这样的人都不能免于猜忌，那谁还能坦然以忠心报国？这一句“寒的是人心”，如刀锋般掀开朝局暗流。临了，水丘昭劵更是将目光望向江北，指出中原已呈动荡之势，契丹如虎在侧，而吴越地处东南一隅，偏安虽可暂保疆土，却难以独善其身。当此之际，更应内抚宗室、外结中原，以团结为本，以信义为桥。
这些言语，不啻于在殿中投下一枚重石，搅动心湖深处的波澜。钱弘佐静静听完，面上不显怒意，却也不露声色，唯有垂在御案边缘的手指微不可察地敲击着案角。他岂会不明白此间利害？只是自登位以来，环伺于侧的公卿各怀盘算，旧臣有旧臣的顾虑，新贵有新贵的欲望，人人都在算计，却鲜有人敢以性命为代价说真话。水丘昭劵既受中原册封使命，又出身外地，既非宗室、又不附党争，恰恰让这番谏言显得愈发可贵。此刻的他，一肩挑着朝廷册封的威仪，一肩担着触怒新君的风险。他甘冒斧钺之危的勇气，让钱弘佐猛然意识到，自己也许正需要这样一个既不完全属于吴越旧势力，又真正关心国运的辅佐者。
于是在片刻沉默之后，钱弘佐放下手中朱笔，言辞恳切地表示，希望水丘昭劵能留在吴越，辅弼己身，协助他稳固朝局、调和内外。殿中烛影摇曳，火光映在水丘昭劵的面庞上，他躬身一拜，只以“万死不辞”四字作答。这四字既是谢恩，也是誓言，更是一场政治同盟的正式缔结。从此，水丘昭劵不再只是奉命而来的册封使者，而是把自身命运与吴越国运紧紧相连的谋臣。殿门之外，风声徐徐，似乎连夜色也为这场暗中翻转的政治棋局，轻轻掀开了新的帷幕。
在水丘昭劵的筹划之下，吴越朝廷很快有了切实举动。钱弘佐下令，大赦东南境内罪犯，以示更张之意；先前被羁押于内署的文臣慎温其亦获释出狱，重新得以呼吸宫墙外的自由空气。与此同时，他命人传旨，让钱弘俊“归家思过”，既不当众定罪羞辱，又不立刻复职，以这种进退有度的方式，既向宗室示好、弥合裂痕，又向外界宣示吴越内部已然重归和睦，不再有兄弟相疑、骨肉相残之祸。钱弘俊被押送至宫门外，一眼望见那熟悉的身影——年迈的父亲正亲自守在门口，风吹衣袂，白发在日光下格外刺目。他眼眶一热，泪水几乎夺眶而出。再抬头，又看见带伤而立的慎温其，那隐在衣袖下未愈的伤痕，诉尽了他在牢中的煎熬。二人隔着数步距离，没有多言半句，只是抱拳相对，深深一揖。许多一度难以言明的误会、愧疚与怨怼，都尽在这无声的礼数之中化开。这一抱拳，胜过后日千言万语的解释，也为吴越宗室与忠臣之间，重新搭起一条尚可修补的桥梁。
时间很快推至公元944年，北方风云陡变。后晋新帝石重贵登基未久，冕旒仍显稚气，便急不可耐地要在战功上刻下自己的名字。他一心想着洗刷前朝屈辱，立意举兵北伐，誓要收复早被契丹占据的燕云十六州。朝堂之上，老臣桑维翰佝偻着身躯，苦口婆心再三谏阻，指出此时国力空虚，边备未修，军心未稳，天下之势既非我方，统兵之人亦未得其人——“非其时、非其势、非其人”，短短几语，几乎将这场北伐的根基逐条拆碎。在他眼中，国战从来不是单凭沙场之勇便能翻盘的赌局，更不是新帝一腔热血便能支撑的野心。可惜石重贵胸中烈火难平，将老臣的肺腑之言当成懦弱之音，终究未能在风口浪尖挽狂澜于既倒。
同一夜，远离边关喧嚣的汴梁城内，却有一户人家张灯结彩。赵匡胤奉父命，与贺家之女贺贞成婚，新房内红绸高悬，洞房花烛照亮了年轻夫妇略显青涩的脸庞。按理说，新婚之夜该是耳鬓厮磨、絮语缠绵，可边关战事如火，赵匡胤早已接到随军出征的命令，婚床才暖，便要披甲上路。贺贞虽心中万般不舍，却明白这天下之大，终究离不开无数将士血肉筑成的疆界。她没有哭闹，没有强留，只是紧紧握住丈夫的手，一遍又一遍叮嘱他务必平安归来。烛火在风中摇晃，她的影子映在墙上，瘦削而坚韧，与那些被卷入时代洪流中的普通女子无二——身在闺中，却肩负着家与国一体的命运。
不久之后，后晋与契丹之间的第三次大战爆发。号角长鸣，铁骑交驰，本应振奋人心的北伐，却在最关键时刻酿成灭顶之灾。主帅杜重威暗通契丹，在两军对峙之际挟二十万大军临阵倒戈。这一役，如晴天里乍起的霹雳，令后晋的主力在一夕之间化为乌有，黄河以北门户洞开。契丹铁骑乘虚而入，长驱直下，几乎如入无人之境，兵锋直指国都开封。汴梁昔日车马喧腾、商贾云集，如今却在北风中发出一阵阵不安的颤抖，城中百姓背后窃语，谁也不再敢大声议论“北伐”二字。
败报一封接一封传入中原各地，也飞向更遥远的南方。南唐、西蜀、南汉、南楚诸国闻讯后，纷纷遣使进京探听虚实。京师驿馆之中，南北各国使节云集，他们一面循礼往来，一面暗中勾连朝中重臣，盘算着一旦中原再度陷入乱局，该如何趁势而起、划分地盘。若后晋朝廷不能及时挽住河北的防线，任由北朝铁骑南下纵横黄河两岸，这十三年来好不容易建立起的脆弱秩序，难保不会重演昔日五胡十六国那样四分五裂、战火连天的惨状。长安、洛阳、汴梁……这些曾经象征华夏中心的城池，都像被风卷起的纸鸢，只要线头一断，便不知会坠落何处。
北方烽烟再起的消息，很快也传到钱塘江畔的吴越国都。钱弘佐接连听完几道急报后，神色难掩凝重。吴越虽偏居东南，地势险固、海贸繁荣，但历来依附中原正统的名分，既是利盾，也是枷锁。中原一乱，南方诸国势必重新审度彼此关系，海上商路、陆地关隘、粮盐往来，无一不被波及。为了掌握第一手情报，而不是仅凭各方风声做判断，钱弘佐决定主动出击，以“贺正旦使”的名义遣使北上，表面上是向后晋进献节礼、祝贺正旦，实则打探后晋虚实与契丹动向。他任命水丘昭劵为正使，以其熟悉中原朝局和人情之长；而副使之位，则落到了弟弟钱弘俶头上。
夜色沉沉，宫中灯火未眠。钱弘俶闻命，心中五味杂陈。当夜，他陪同六哥钱弘佐跪于列祖列宗牌位前行礼，香烟缭绕中，他忍不住低声抱怨：六哥如今贵为新君，自然不能轻离国都；七哥钱弘倧身为参知相府事，是六哥的左膀右臂，朝中大小事都离不开他，自然也脱不开身。于是这一趟北上涉险的差事，兜兜转转，竟落在自己这个自认“闲人”身上。话虽略带埋怨，却也有几分少年惯有的洒脱与不以为意。
钱弘佐听完，不但没有恼怒，反而放缓语气，语重心长地与他细说家国之重。他提及先父钱元瓘当年仍是宗室一员时，也不是天生就背负重任，而是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才赢得先祖信任。若非祖父敢于将国家社稷托付于他，吴越便不会有今日稳固局面。先祖创业维艰，打下这片江山极不容易，而守成亦非安享荣华那么简单，需要后辈之中有人甘愿站到风口浪尖，替家族、替百姓去承担风险。钱弘佐希望钱弘俶明白，生于钱氏一族，本就注定不能只做一辈子闲散王孙。这番话如重锤敲击心扉，钱弘俶先是一愣，随即心中渐渐明朗，意识到六哥并非要将他推入险境，而是在用自己的方式，鼓励他走出庙堂阴影，真正成长为能担事之人。
数日后，钱弘俶整装出发，随同水丘昭劵领使团北行，贴身侍从中，孙太真亦被指派随行照料。江面风急浪涌，使船一路北上。途中，他们在黄龙岛水路偶遇一支船队，旗号陌生，却又带着些隐约熟悉的气息。细一打听，才知船上之人竟是恢复本名的三郎钱弘侑——昔日被卷入夺嫡风波的宗室，如今以“孙本”之名再现江面。兄弟重逢，本该有畅谈往昔之喜，可在乱世行旅与政治敏感的重压下，彼此言笑之间总难免几丝尴尬与感慨。虽未多言，但谁都明白，这一趟北行，很可能不仅决定吴越与后晋之间的关系，更决定着他们各自的命运走向。
使团继续北上，离吴越山水愈远，路上所见便愈加触目惊心。昔日繁华的中原腹地，如今已是疮痍满目。沿途地界，村落荒芜，田畴弃耕，时有残垣断壁在风中伶仃而立。尤以行至青州一带，景象更是惨烈到令人难以直视：道旁饿殍枕藉，累累白骨无人收殓，风吹过骨缝，仿佛还能听见昔日哭号的余音。偶有幸存之人蜷缩在沟壑角落，双目空洞，衣不蔽体。有人眼睁睁看着亲人死于饥饿与战火，却连块完整的土都没有力气为其抔上，干涸的河床旁，甚至传来活人啃食尸体以求一线生机的骇人传闻。
对于久居钱塘繁华、惯看“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的钱弘俶和孙太真而言，这一切如同九天霹雳般轰然击中心神。他们从未真正想象过，当朝堂上的一纸征战诏书落地，远方的百姓究竟要付出怎样的血泪代价。那一整天，两人几乎毫无食欲，帐中摆着的细粮佳酿，看在眼里都变成了那些千里之外枕骨而眠的亡魂。夜里听闻更多传言——说有军队掠夺百姓，将健壮男子抓去充作劳役，将惨死者的尸体腌制成所谓“军粮”，在漫漫征途上啖食以续命——钱弘俶只觉胃中翻江倒海，再也无法将任何食物咽下。他第一次如此真切地体会到，所谓“天下大乱”，绝不是史书上轻描淡写的一个词，而是无数生灵在泥泞与血泊中发出却无人应答的悲鸣。
几经辗转，使团抵达宋州（今河南商丘）地界。此处本是中原咽喉，往来客商云集之地，如今却因战火而变得冷冷清清。夜行途中，一伙悍贼突袭营地附近的村舍，刀光火影间，水丘昭劵等人闻声急赴，在混乱之中从贼人的手中救下一名重伤青年。此人血染衣襟，却仍执刀拼杀，眼中有一种与其年龄不相称的坚毅。水丘昭劵看他来历不明，心生戒备，建议暂时隔离审查，以免引狼入室。钱弘俶却在这青年身上看到某种熟悉的执拗，那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军人气质——宁折不弯，不肯轻易放弃同伴与性命。他不顾潜在的风险，坚持要将其带上同行，并立刻请随行郎中为其疗治，认为在这样的乱世，多救一个人，便是多留一分人心的火种。
不久之后，使团得报：汴梁外围重镇兰阳已然失守，守城县令在敌影未至之前便抛下城池，弃民而逃。此讯一出，众人心中更觉形势危急，若连这样的重要关隘都守不住，汴梁城岂不是指日可危？水丘昭劵立刻决定加快行程，减少驻停，以便尽快抵达汴梁，摸清后晋朝廷的真实处境。一路兼程之际，被救青年郭荣的伤势逐渐好转，他虽仍需靠杖行走，却已能与人低声交谈。这时，没人注意到，在深夜营火渐熄的时分，郭荣曾悄然离开营地一小段时间，去到不远处与一名默默等候的男子会面——那人正是杨光义。他们在昏暗的月色下低声交谈，言语间隐约透出对天下局势的审视与算计。郭荣的真实身份、抱负与未来，在这一夜悄然发生了微妙的偏转，而吴越使团的这次北行，也在不知不觉间，被卷入了一盘远比他们预想中更庞杂的棋局之中。
是夜寒风如刀，汴梁城上空阴云压顶，似要将整座城池生生按入黑暗。赵弘殷疾驰至冯道府邸，马蹄声急促如鼓，映照着他满怀惶然的心境。副都指挥使药元福早已候在门前，面色沉肃，将他引入府内。堂中灯火虽明，气氛却凝重得如同一块铅铁压在众人胸口。赵弘殷本意是负荆请罪，因他治军严厉，不少人心怀怨言，又逢时局崩坏，担心冯道迁怒问责。然而冯道早已洞明世局，看得清楚军纪之中谁是擎天之柱，谁又只会推波助澜。他并未就所谓“罪责”深究，只淡淡言道，如今天下倾圮岌岌可危，非一人之力可以扭转，责怪赵弘殷不过是转嫁祸端的虚伪行径。赵弘殷闻言，心中既惶又敬，跪地请罪，却被冯道亲自扶起，言谈间不见责难，反多一份惋惜与器重。
赵弘殷提及家中妻子杜氏已孕，且是第三子在腹，原也不敢多言。冯道却似信手拈来，凝视烛火良久，忽然开口道：“此子既在乱世而生，便赐一名‘美’字。”那一字轻飘而出，却仿佛为未出世的婴儿悄然标记了一条难以想象的道路。旋即，冯道将府中精锐侍卫亲军中之可信者相托赵弘殷，为其家眷往后安危预作布置。他并未大肆宣告，只在几句简短交代中，将日后可能风云变幻时的一线生机暗暗种下。赵弘殷明白这份恩情之重，重重叩首，心中既感激，又隐约升起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不安：这位相府老人，看似退居幕后，无意争权，实则一言一行，皆牵动着天下气运的脉络。
时光流转，至公元九四七年初，吴越使团踏入汴梁时，眼前所见已与旧日繁华天差地别。往昔歌舞升平、商旅如织的御街，如今尽是衣衫褴褛的流民，或蹲或卧，靠城廊残柱苟延残喘。高耸的宫阙蒙上厚厚尘灰，朱漆剥落，金饰黯淡，仿佛连王朝的尊严都在不知不觉中斑驳腐朽。当晚，万岁殿火光冲天，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仿佛为这行将就木的政权敲响丧钟。赵弘殷率部急赴火场，救火、维秩序，喊杀声、啼哭声、木梁倒塌声混作一团。御街已经乱作沸鼎，逃难权贵的车马在狭窄街道上横冲直，将百姓撞翻在地，呼号连连，而有人趁乱抢夺行囊，践踏尸骸，毫无顾忌。
混乱之中，更触目惊心的是那些本该护国安民的侍卫亲军。有的军士已在绝望与诱惑间沦为豺狼，势闯入民宅劫掠财物，甚至对妇女施以难以启齿的暴行，惨呼、怒骂、恳求之声不绝于耳，一夜之间整座城池坠修罗场。赵匡胤奉命领骑兵入城平乱，他年纪不大，甲胄尚新，却在这一刻展露出超乎年岁的冷静与果决。街角一处，有为首恶将扬刀狂笑，欲夺民女为乐，百姓瑟缩无助。赵匡胤策马疾冲，一枪直贯其喉，血光四溅，恶将当场坠马。乱兵见首领毙命，这才收敛凶性，或被制，或仓皇而逃。百姓在火光和烟尘中望着这队骑兵，虽不知他姓甚名谁，却知有人仍肯以刀剑为他们伸张一丝道。赵匡胤自此心中更明白，这座城，这个朝廷，早已摇摇欲坠，他能做的，不过是尽自己所能让更多无辜之人躲过这场无妄之灾。
另一头，吴越团的队伍在混乱街巷中艰难挪行。火光将夜空映得如同白昼，哭喊与厮杀从四面八方扑来，仿佛随时会被入一场无差别的屠戮。水丘昭券骑在马上凝神四顾，很快意识到若继续沿既定路线行进，无异于投入绞肉机。他果断下令，绕道界北巷直奔北巷馆驿，提前避开了血腥的冲突地带。这一决断看似只是行路之差，实则在生死线上为全队争抢出宝贵空隙。队伍折向时，郭荣悄然勒马，眼中闪过迟疑与冷静交织的光。他没有立刻跟上，而是借着护卫人影掩护，缓缓与队伍拉开距离，转入偏巷，独自观察城中动向。
此时的郭荣，虽为年轻将领，却早已明白汴梁上空翻涌的，不只是战火的烟尘，更有权力更迭前的诡谲气息。他知自己此行并非简单随行，而是奉郭威与河势力之命，肩负探听虚实、判断时机的重任。赵匡胤则从杨光义处接到密报，得知郭荣的行动并非偶然。于是他悄声布置，暗中引兵接应，既要保证郭荣不被卷入乱军，也要防备有人借机对这位关乎未来局势的人物下手。城中大火与兵荒马乱，掩盖了无数暗线的悄然游动，每一支离队的兵，每一个悄然消失的人影，或许都在改写着即将到来的王朝更迭。
就在外城火光未灭之时，宫阙深处，后晋的气数也走到了尽头。石重贵面对国势倾颓，曾一度生出以死明志的念头，欲以一刃自绝，以求在历史册页中留下一丝节操。然而，当真正将剑柄握在手中，他的目光却在残破殿宇与冰冷石柱间游移，耳畔仿佛响起往日的贺颂扬与鼓吹奉承。那曾经高昂的称颂，如今在契丹压境、众叛亲离之下，显得分外刺耳。他最终没能举刃自，只是茫然坐在破败殿角，衣冠不整，脸色灰败。被人发现时，他已像一只被困在囚笼中的兽，怒意、惭愧、恐惧与疲惫混杂，连他自己也无法分清到底是哪一种绪更浓。
吴越使团安顿于北巷馆驿后，却很快遭遇到现实的困境：物资采买极为不便。汴梁因契威胁与朝堂动荡，市井近乎停摆，日热闹的集市多已关门，商贩缩头闭户，唯恐祸事临门。北巷地处偏僻，往来甚少，更难寻到足以供应一整个使团的稳定渠道。吴越众既不熟本地门路，又不愿贸然涉险，暂时只得以有限存粮勉强支撑。水丘昭券深知久居异地而缺后勤，就如身处战场却断了粮道，绝非长久之计。他权再三，主动求见冯道，希望借相府之力，打通一条既安全又体面的补给途径。此举既是为吴越人身家性命计，也是向这位乱世定海神针”递上一道善意的信号p>
然而冯府之内同样波涛暗涌，并不比城中平静多少。范质与桑维翰联袂造访，他们代表着朝堂上越来越多的声音——既有惶恐亦有野心。他们言辞委婉，却掩话语中的迫切：当今皇帝昏聩无能，对内失信，对外失据，朝野之间已有不少人萌生废帝另立之念。他们提出的“建议”，打着为国为民的旗号，则多半夹杂着自保与投机。冯道听后，心知肚明。他走过太多朝代更迭，看过太多“忠义”之人换旗易主，对这种利用“社稷”之名掩饰个人筹谋的说辞再悉不过。他没有顺势点头，也没有给任何模糊的承诺，而是态度鲜明地予以驳回，力主维持现状，不许草率废立。
在这一立场之上，他更做出一个似小实大的人事安排：擢升赵匡胤为中书门下堂后指挥，让这位年轻武将得以在政事堂核心区域站班听用。这不仅是一桩军职调，更像是一道隐秘的标记——冯道将一枚新的棋子悄悄推入权力中枢的视野范围。赵匡胤站班之时，虽身处下位，却得眼观摩文武百官的神态与言行，听他们在大局崩坏边缘的每一句私语。这些经验在当下或许只添烦忧，却会在未来某个时刻，化作拨云见日的洞察。
不久之后，赵匡胤引郭荣前来谒见冯道。郭荣虽出身伍，却有别于寻常武人，他的言谈既不粗鲁，也不卑怯，目光清亮，言辞铿锵。他背后站着的是其养父郭威，而郭威之上，则是河东枭雄刘知远的影子。此来义上是觐见，实则是一次试探与交锋。郭荣坦率而不失分寸地陈述当前局势：契丹威胁日渐迫近，朝廷内摇摆定，军心民心皆已动摇，若不早作算，等待他们的将是更为惨烈的后果。他话语中也含蓄传达了河东方面对后晋政权“观望而不即弃”的态度——并非不想有所作为，只是时机未到。
道静静倾听，既不插话，也不轻易表露情绪。郭荣说完，屋内一时间只剩烛火微响，连呼吸声都变得轻了。许，冯道才缓缓开口。他没有谈远谋大略说了一句看似平淡、却重若千斤的话：“既然刘知远等了一辈子，不妨再等一会。”这话既没有拒绝，也称不上应允，却又在字里行间透露出清醒的冷酷——天下之变从不决于谁更急切，而在于谁能熬过最后一刻。郭荣听懂了，心中既感钦佩，也难掩失落。他知道，这位老臣不会为任何一方提前下全部赌注，他只会等，等局势再无回余地时，再做最后一掷。
回到北巷馆驿，外面风雪交加，屋内却因一场小小争执而更添几分闷热。孙太真与钱弘俶因细枝末节闹别扭是少年人常有的情绪波折。钱弘俶性情豁达，亦知远离故土，人人心绪难免紧绷，便主动上门赔礼。他并不只是说些泛之词，而是将自己近几日所观察到的种政局异动一并说与孙太真听。他提及郭荣在最混乱之时选择离队，既非迷路，也非逃避，而是心有所属；又道水丘昭券和他那位“赵三哥”都心照不宣，只是没有当众拆破。这种沉默的配合，比任何公开声明更能说明问题。
钱弘俶站在窗前，看着远处宫城上空忽明忽暗火光，缓缓道出自己的感受：中原之，就像雾里看花，乍看壮丽恢宏，细细辨认却只觉层层迷蒙，处处透出难以言说的诡异与危险。言谈间，他既有旁观者的谨慎警惕，也有年轻君主对人心幻的本能厌恶。他叮嘱同伴，身处他邦，切不可被表面礼仪和虚伪话语迷惑，更不能贸然选边站队。若不加倍谨慎，易在这深不见底的漩涡中失去方向甚至连一个“归乡”的机会都保不住。
郭荣离开后，冯府的灯火仍在静静燃烧。范质心头郁结，终究按捺不住，私下询问冯道：既然朝野口皆对石重贵颇多怨言，为何他仍要力保其帝位？冯道听罢，罕见地流露出几分激愤。他抬眼看向殿外朦胧的色，缓缓道，与其说他是在保石重贵，不说是在为这个每况愈下的世道人心，留最后一线体面。当年石重贵初登大位，兵锋尚盛，锐气未消，的确做过几桩可圈可点之事。那时朝臣们高声颂扬，他功盖尧舜，几乎将溢美之词用到极致。如今契丹再度南下，局势危如累卵，这些昔日谄媚之辈却争先恐后地缚君献虏，打着“社稷”的旗号行苟之事。
冯道声音不高，却每个字都像沉石落水。他言道，那些自称忠臣良将之人，不过是急着换一块神主牌位，以在新王朝继续享受荣华。所谓“忠义”，在他们口中不过是用来修饰自己选择的金漆外壳。如此人心，如此世道，教人如何不感到悲凉？这些话落在门外值守的赵匡胤中，他心中一震，沉重无比。他过往在兵营中所见，是前线士卒用血肉护疆土，如今在这中枢之地，却见文武大员多算计如何把自己安放到最安全的地方。这种强落差，让他第一次真切感到，眼前这座大厦不仅是在崩塌，更是从根基上烂透了。
翌日拂晓，天色尚灰，汴梁城的钟声骤然大作，一声接一声，荡在浓重的寒雾中。那是一种近乎决绝的声音，仿佛宣告一个时代正式结束。石重贵在一夜醉意与绝望的交错中，亲笔下了禅位诏书。这份诏书，看似是他自退位，实则是被巨大的无形绳索层层缠绕后的无力挣扎。大朝会之上，冯道手捧诏书，当众宣读。殿内文武齐集，华服锦袍依旧，然而无论是谁的眼中，都不见应有的悲戚。更多人流露出的，是如释重负的神情——他们急切地想摆脱这即将沉没的旧船，好趁早登上一艘看上去稳当的新舟。
钱弘俶站一旁，将这一幕尽收眼底。他看见有人眼角带笑，也见有人忙不迭地微微前倾，仿佛只等新君之名一出，便立刻调整自己的姿态。他胸中一阵怒意翻涌，当庭抨击群趋炎附势、见风使舵的行径。他的话语出自真心，带着吴越小朝廷君主的年轻锋利，打破了原本虚伪平和的气氛。理，他身为来访之客，并无立场干预国废立，更不该在满殿重臣面前直言指斥。然而这一番仗义之言，却在另外两位年轻人心激起涟漪：一个是深陷漩涡之中的局内人赵匡胤，一个是察言观色、为他人试探路向的郭荣。他们都对这大厦将倾、人心涣散的景象生出难以言状的压抑与懑。
朝会尚未终结，三人的足迹已经悄然转向。郭荣与赵匡胤陪同钱弘俶，一同前往偏殿面见石重。殿门半掩，内里光线昏黄，酒气杂着灰尘与冷香扑面而来。石重贵衣衫凌乱，发鬓散乱，醉眼惺忪，脸上挂着一种介于冷笑与麻木之间的神色。昔日天子威仪早已不见，取而代之一个在巨大失败面前走投无路的男人。他面对钱弘俶“为何不守社稷、不战而退”的质问，并未辩解，也未愤怒，只是发出一次次低沉凄凉的笑声。
那笑声夹杂着难以尽数的情绪——悔恨、屈辱、轻蔑以及对整个游戏规则的绝望。他用含糊却尖刻的语调，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些曾被无数人奉为圭臬的纲常，一条条撕碎。他说，所谓忠孝礼义，不过是统治者和士大夫在天下安稳时用来束缚他人的枷锁；等到风向一变，这些曾被复书写在典籍、悬挂于宫墙之上的字，立刻就会被一脚踢翻。至于王位，本就不是座稳就能长久的东西——只要在需要的时候，众人把那把椅子抬过来，等到不再需要时，也一样会将之抽走。谁能披着胄，腰悬利刃，掌握兵权，谁就有机会被推上那个位置，戴上那顶本就不稳的冠冕。
这番话醉意浓，却透出一种叫人心惊的清醒。他不是不知道有错，也不否认自己的无能与失误，只是更清楚，这场崩塌并非一人之过，而是整个王朝长年积弊的总爆发。听完他的言语，三人胸中的怒火渐渐冷却，取而代之一种复杂的悲悯与迷惘。他们在来时，或许心中还有“恨其不争”的责备，觉得这位君王辜负了天命与百姓。然而此刻，他们却不承认，将石重贵推上高峰又重重摔深渊的，不只是他自己的选择，更是这张满布裂痕的权力之网。
最终，三人一同向石重贵深深叩拜。那一拜，并非单纯向天子行礼，也不是向即将到来的朝示意，而像是对一出仓皇落幕的悲剧，行最后的告祭。他们在拜的，是那早已被践踏得几乎辨不出形状的君臣之，是自己尚未完全熄灭的理想，也是对这片土地千千万万无力掌控命运之人的哀悼。殿外的钟声尚未停歇，新的时代已在阴影中悄然翻页，而他们心中的那一声叹息，却久久回荡，不知要等到多少年后，才会有真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