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本胡璟一直以为，钱弘俶登上王位之后，必定会比当年那位心性刚烈的兄长钱弘佐更加难以应付，是个刀锋藏在笑意里的主儿。可随着这一桩桩朝政之事落到实处，他才渐渐察觉，这位新王并非外间传闻中的那般凌厉。钱弘俶待人温和宽厚，说话做事都带着几分不紧不慢的迟缓，竟酷似当年以仁德著称的先王钱元瓘。这样的性情固然能收买人心，可胡璟心中却难免犯嘀咕：江山向来不只靠仁慈维系，风云翻涌之时，没有霹雳手段，如何坐稳龙椅？他将此忧虑私下向胡进思道出，却被后者摇头笑斥，称他以貌取人，未见其骨。胡进思指出，钱元瓘当年对外臣固然宽厚仁慈，可一旦牵涉宗室内部斗争，翻脸时也曾雷霆万钧，对自家兄弟下手毫不手软。反观钱弘俶，外表柔和，骨子里却隐隐带着几分开国太祖钱镠的影子——既能杀人立威，又懂得爱人安民，只是锋芒尚未完全显露。
不久之后，为稳固朝局，钱弘俶下令，将在台州任职的沈寅调回杭州。此人是新王颇为器重的心腹，既熟悉地方政务，又有过人眼力。沈寅奉命进宫觐见，尚未来得及叩谢恩典，元德昭便匆匆闯入殿中，呈上从北方昼夜疾驰而来的急报。奏章封皮尚带着风尘血迹，开启之后，满殿寂然——后汉皇帝刘知远在汴梁旧疾复发，圣躬大不如前，已经病入膏肓。大梁之主气数将尽的消息，如同一缕阴影，悄然笼罩在吴越王宫的檐角之上，钱弘俶眉心紧蹙，心知一旦中原再起波澜，江南诸国必将牵一发而动全身。
转眼便是公元九四八年正月，汴梁皇宫内愁云惨淡，太医们束手无策，只得在殿外屏息候命。御榻之上，知远面色枯槁，气息奄奄，枢密院与中书省的重臣纷纷跪伏榻前，叩首流涕，请求他及早颁布遗诏，册立太子，以安宗庙社稷之心。可刘知远仿佛未闻其言，只是怔怔望着床前守候多年的发妻李三娘，眼中有不舍，有愧疚，也有对身后天下的无尽牵挂。昔日马背上逐鹿中原的铁血豪情，此刻尽化作垂暮之人的一声长叹。他终究没有将“太子”二字说出口，带着诸多未竟之事缓缓阖目。随着最后一口气散尽，大梁金銮殿上的龙气也仿佛断作两截。刘知远一死，刚刚从战乱中喘过一口气的中原，再次失去了主心骨。
年仅十八岁的刘承祐，在一片慌乱中仓促登基。少年天子初登大位，朝中老臣纷纷劝他切勿妄动根基，以免风声鹤唳之时再添波折。为示继承先志，他决定沿用先帝“乾祐”年号，不改国本，只求以延续二字安抚人心。可礼制上的延并不能抚平隐伏在朝野之下的惶惧：主少国疑，这是一条在史书上早被写烂的警句，却又在此刻鲜活地摆在众人眼前。朝堂内外，人人都在猜测，这位少年皇究竟能撑多久，又能否压得住那些功高震主的宿将与权臣。
果然，政局尚未稳定，危机便接踵而至昔日后晋名将李守贞盘踞河中，仗旧部根深蒂固，突然揭竿反叛，一时间黄河一线烽烟复起。同时，北方契丹也在静静窥视中原，仿佛一头蛰伏在草原深处的猛兽，只待找准机会南下吞噬这片未痊愈的土地。郭威、杨邠、苏禹珪等朝中重臣匆匆入宫商议对策，老宰相冯道以他一贯的老成谨慎，直言东兵马万不可轻动。虽说契丹内部同样稳，但其国力犹在，只要让刘崇按兵不动地镇守太原，北线就还能维持表面的安定。一旦将刘崇调离太原，云中耶律挞烈势必会趁虚南下叩关，探测中原虚实。几句话，将刘承祐原本想“一战定乱”的冲动，浇灭得干干净净。
同一年里，郭威终于奉诏亲率军，出镇前线讨伐李守贞。与此同时，远江南的吴越国也在密切关注中原战局的发展。钱弘俶在王宫召集群臣，共商乱世之下的自保之策。朝议之上，胡进思断言李守贞根基有限，难成大患，中原的隐忧还在于南唐李璟。此国地近吴越，又素有吞并东南诸国的野心，一旦看准中原兵荒马乱，极有可能乘虚而，向东吴越伸手。为此，元德昭主动荐仰仁诠，认为其可出任北境巡防之职，以防范北方可能波及江南的战火。但胡进思另有盘算，他提出自己旧部沈承礼更为合适，理由是沈承礼早年在南唐出仕那边的军政内幕了然于胸，能准确判断对方的虚实意图。
钱弘俶听完两人的争论，并未急于拍板。他先言辞诚恳地称赞胡进思眼光老辣思虑周全，确实懂得从南唐隐患着眼。话音未落，语锋却轻轻一转，在不动声色中改变了最后人选。他以“兼顾朝臣观感”“平衡新旧势力”为由，顺势将防重任重新交到老将吴程手中。吴程既是王室姻亲，又在朝堂任宰相多年，是人人信服的“定海神针”。钱弘俶这一番安排，保全了胡进思的颜面，没有当众驳斥荐举，又稳稳将手握实兵的关键职位落到自己真正信赖之人手里。朝臣们看在眼里，只觉这位性情温和的年轻君主，似乎比想象中更懂得驭人之术。
听罢沈寅之言，钱弘俶忍不住莞尔，连声称赞他见识不，目光长远，未来入相之日指日可待。只是眼下尚不急于让他骤然高位，以免招人妒忌，反倒影响其前程。于是当场诏，封他为“通儒院学士”，留在王，随侍左右。此职表面不过是典章文书、参赞机密之职，实则是贴身谋臣的位置，凡机要政令，多由此人草拟斟酌。安排完北境防务之后，钱弘俶才将真正压在头的大事说了出来——那便是此前在台州试行的“包税制”。此法推行后，台州户籍骤增，田亩重新登记，税收明显上涨，民怨声反而减少。事实证明，此法既利国又利。钱弘俶打算借着这股东风，顺势在全国范围内废除旧有的“先征后量”等苛政，将包税制推广到吴越国所有州郡。他明白，这不只是一次税法的改革，更是一次对既得的正面碰撞，一旦推行不利，势必激起地方豪强与旧官僚集团的阻力，因此更需要像沈寅这样能写、能谋、懂民情的文臣随左右，一同应对风波。
就在吴越国内部谋划新政之时，北方战场的形势也在悄然发生变化。监军李业奉刘承祐密诏，带着“速战速决”的急令匆匆赶赴郭威大军营帐。他表面上代表子威严，实则怀着自己的盘算，希望借此立功邀宠。郭威接过密诏，却并未如李业所愿立即发兵。他擂鼓聚将，召集诸将聚大帐，当着满营将士的面，公开宣读书，然后当场以“伪命”二字予以驳斥。郭威沉声言道：统兵之将一旦临阵，便要拥有专断之权，若朝廷远在千里之外却频频插手军务，不顾战场真实情势必然贻误战机。他还当众立下军令——今后再有人类似诏书扰乱军心，传令之人可视作敌军细作，当斩不赦。这番话掷地有声，令在场将士哗然，也让李业面上无光。
李业碰了一鼻子灰，又郭威军中威望如日中天，不敢久留，唯恐被殃及池鱼，只得仓皇返京，将前线之事添油加醋地禀报。刘承祐年少盛，听闻郭威“抗旨”，大为震怒，一动了以“军法”斩杀此功臣宿将的念头。幸而杨邠、史弘肇等顾命大臣及时闯入宫禁，不顾礼制拘束，当殿厉声谏阻。他们直言，天子深居九重之中，对里之外的战阵并不了解，若固执己见，动辄以诏书遥控军务，必将坏了国家大事。更不能轻信谗言，反将郭威这样的栋之臣视作仇敌。刘承祐虽为皇帝，但位仓促，根基未稳，军国要政仍掌握在杨邠、史弘肇等顾命老臣手中。面对他们不加掩饰的压力，他只得暂时收起杀心，低头认错，将诏书一事草草搁置p>
前线战事上，郭威对待李守贞的叛军，却展现出与其“刚烈抗旨”完全不同的一面。面对对方屡番派前来挑战，他并不接战，反而下令筑营守，高挂免战牌，任由叛军在营寨周围叫骂、挑衅，又故意不阻止对方拆毁外围障碍。旁观者看在眼里，只以为郭威畏战懦弱，可在他冷静的算计中，这不过“疲敌之计”。李守贞屡战不得，锐气渐消，士卒在反复劳作拆毁工事中心生懈怠。待对方军心松弛之际，郭趁夜悄然调度精锐，选定薄弱之处袭而出，刀锋如雷霆骤至。叛军溃不成军，连夜奔逃，李守贞自知大势已去，最终纵火自焚，以一缕青烟结束了自己的叛乱生涯。
捷报传汴梁，朝堂之上，一时赞颂之声不绝于耳。刘承祐原本打算借此机会按功行赏，重加封赏郭威，以示自己并非一味疑之主。岂料李业再度出班，巧言谗，建议将郭威调离中枢，出镇河北邺都。表面上这是对郭威的重用，实则别有深意：其一，可以借他声名震慑契丹，让北朝不敢轻举妄动；其二，则能将与在京的杨邠、史弘肇等权臣分隔两地，使内外重臣互相牵制，朝中谁也不敢一家独大。刘承祐听后，觉得此策既安抚功臣，又可削弱顾命大臣之权心中颇为赞同。
次日朝会，圣旨尚未正式宣出，杨邠便察觉气氛有异。待听闻对郭威的“外放”安排，他面色一沉，当场厉声质问其中缘。刘承祐不敢明言内心的忌惮，只得搬出早已准备好的说辞，称河北边境警讯频仍，必须有重臣坐镇才能稳住局势。李业顺势出列附和，声称武德司密探已查得边防不稳的线索，将一切描绘得危机四伏。然而杨邠久经军政，深知边境真实情形，对这套牵强说法根本不屑一顾。他冷笑几声，逐条抛出数个关键疑点，直指“边警”之说毫无依据，甚至当众拆穿李业的夸大词。几番质问之下，李业被逼得语，再无法圆谎。杨邠怒火中烧，当庭请旨要以“欺君误国”之罪斩杀李业，以正朝纲。
这一场唇枪舌剑令朝会不欢而散，朝臣各怀心思退廊下。李业被骂得抬不起头，心中对杨邠恨意翻涌不止。退朝后，他悄然入宫私见刘承祐，声泪俱下地哭诉杨等顾命重臣如何倚老卖老、专权跋扈处处压制圣意，将天子视作傀儡。他言辞煽动，步步挑拨，渐渐在这位少年皇帝心中种下铲除旧臣的念头。刘承祐外表沉默，内里却早已波涛汹涌，思索如何摆脱这些压在龙椅之上的沉重阴影。
此时，远在外镇的郭威也没有闲着。他暗中派养子郭荣入京，拜访杨邠，并呈上自己亲笔书信信中言辞恭谨，并无明显异状，但杨邠阅后却知郭威另有深意，不可能把真正想说的话全写在纸上，遂关门屏退左右，令郭荣口述相告。郭荣谨慎传达郭威的原：如今是“一朝天子一朝臣”，先帝旧臣个个功勋卓著，难免招致新君猜忌，早晚有一场风暴。与其坐等祸事临，不如趁着昔日情分尚在，主动请命远外藩，以功成身退的姿态保全性命和家眷。杨邠闻言，沉默良久，长叹一声，感叹李业这等小人盘踞君侧迟早会祸国殃民，他却又清楚，一旦选择离开师，朝局走向便更加难以预料。临别时，他让郭荣转告郭威一句《出师表》中的名句，以文辞代为寄意。郭威从这简的话里嗅到浓烈的不祥之气，当即下令郭轻装简从，火速返京，将京中的亲眷悄然接回邺城安顿。至此，北方的风暴愈酿愈烈，乱世棋盘上的各方势力，也都在悄悄调整自己的位置，等待一场无法避免的大变到来。
乾祐三年（950年）十一月，后汉幼主刘承祐在崇元殿外布下杀局，一场骤然而至的血腥清洗，悄然改变了天下的走向。那一日，朝阳尚未完全升起，朝堂之上却已有风雷欲来之势。刘承祐与亲信李业、郭允明等人密谋多时，终于痛下杀手，命禁军在殿外埋伏，待重臣杨邠、王章、史弘肇三人步入宫门，伏兵弯弓齐发，箭雨如骤雨倾盆，三位朝廷栋梁当场毙命。鲜血溅湿宫阶，甲叶铿然作响，群臣眼见此景，一个个吓得面无人色，纷纷跪伏在地，不敢抬头。李业高举诏书，厉声宣读，捏造“专权擅政、阴谋篡逆”等六大罪状，将三位重臣污蔑为乱国奸臣，而殿上高坐的刘承祐则刻意装出悲愤之态，口称“诛奸以安社稷”，试图以雷霆手段震慑百官。冯道端坐一侧，垂目不语，似入禅定，对这场荒诞的宫廷大戏看得格外清楚——这位新君不过是以血污遮掩惶恐，用杀戮掩藏虚弱，汉室的根基已被蛀空，帝王的外表之下，是摇摇欲坠的王朝。刘承祐欲顺势起用苏禹珪，令其继掌枢密大权，以稳军中之心，苏禹珪却在惶惧与清醒之间，婉拒了这枚烫手的权柄，转而郑重举荐远在外镇、素有威望的郭威。
朝堂血案的余波，很快传到了军旅与民间，也悄然震动了郭家的府门。此时的郭威尚镇守外地，心腹爱子郭荣冒着杀身之祸，秘而不宣潜回汴京，只为将朝中风声打探清楚并护全郭家老小。回到府中，他发现宫中局势已到凶险之极，刘承祐疑心四起，随时可能将矛头指向手握重兵的郭威。一旦宫廷将郭家视作威胁，对内起杀心，对外发追捕，郭氏一门恐怕难有活路。郭威妾室张卿云临危受命，站在这座庞大家族的最前方。面对满府一百六十八口人的生死去留，她明白，若想全族一齐撤逃，目标大、动静大，别说悄然离京，恐怕还未出城门，便会被武德司察。她深吸一口气，下定决心，先只备轻车两辆，让郭荣携妻带子先行离京，以家中血脉为先，其余家眷与仆从则待后策，伺机再动。这个选择既残酷又理性，她清楚，每多一辆车、每多一队人，就多一分被诛灭的风险。
与此同时，太后宫内亦风声鹤唳。出身家、历经磨难的李三娘，早已不是当年那个懵懂的村女，她亲眼见证后汉从立国到衰败，见证丈夫刘知远英年早逝亲眼看着幼子刘承祐在权力的高位渐失本心。宫中密报连连传入，她怒火中烧，却更有深深的忧惧。她斥责刘承祐昏聩暴虐，枉杀三位重臣，无异于自断手足、折毁朝廷根基，令本就稳的江山如同危楼之梁，一推即倾。在她看来，当下能真正稳定局面者，唯有郭威——此人握重兵，素有威望，不但军中信，朝野亦对其粗犷之中藏有仁义的声耳熟能详。李三娘竭力主张，应立刻下诏召郭威回朝，委以重任，由他主持军政，以安天下人心。可刘承祐看似孝敬，内心却对这位太后充满逆反，他一害怕郭威的军权，一方面又被李业蛊惑，暗生出歹毒计策：与其召郭威回朝，不如以郭家亲眷为质，逼迫郭威就——若他顺从来京，便可挟其为傀儡若他不来，就以谋逆之名，尽诛郭氏全族，斩草除根。
郭府之内，撤离的安排尚未成熟，紧张与惶惑弥漫在每一个角落。这时，赵匡胤匆赶至府门，他一身尘土，脸色凝重，几乎是带着奔跑的速度入府通报：武德司已接到密令，即刻封锁郭府，追捕家人马。时间从这一刻起，变得无比紧。张卿云瞬间明白了其中关窍——郭府若空无一人，便等同当场坐实“郭家谋反”的罪名；若满门皆在，则是“证据不足”的投名状。她在无可退让的困局做出最艰难的抉择：宣布所有亲眷，包括她自己在内，全部留下，不再谋逃。她要用郭家满门一百六十余口的性命，作为赌注屏障，为的是让郭荣以最小疑点、最快突围出城，去见郭威报信。大厅里，亲人们含泪相拥，哭声压抑哽咽，不敢惊动外面的街巷。郭荣与妻儿跪拜长辈，磕头如捣，几乎砸碎额头。他心知一别，很可能就是生与死的界限。赵匡胤在旁默默护卫，以他军中的身份与机敏，掩护郭荣一家从暗巷绕行，避开武德司的线，最终在一片惊惶中冲出汴京，夜兼程、马不停蹄，将这场宫廷巨变、郭府危局一字不漏传达给郭威。听闻全家深陷险境，郭威只觉眼前一黑，随即杀机陡起，立誓必起兵回京讨昏君。
郭威举兵的消息，很快如惊雷般传回汴京。刘承祐闻讯，心神大乱，原本以为以郭府为质便能令郭威投鼠忌器，如今却发现事完全失控，他只得再度召冯道、苏禹珪入宫问计。冯道历经数朝，更迭无数，早已对这位年轻天子的昏暴失望透顶；苏禹珪亦清楚，继续残杀只会逼得天下人背离。但两人自居为社稷之臣，仍勉力献策，提出当下最“稳妥”的办法——接受郭威所提条件，将罪魁祸首李业交出，以平祸，既可对外示弱求和，也能对内止安民。眼看局势仍有回旋余地，然而命运偏偏要在此刻再开一场玩笑。刘承祐再次被李业言语蛊惑，怀疑郭威兵起之心不会因一人之死而止息，反而坚定了诛灭郭家以“斩草除根”的荒谬决心。他悍然下诏，对郭家全族施以极刑，欲以血腥屠戮来“安社稷”。
行刑之日，汴京城门紧，市肆早早关门，百姓相互告诫闭户不出，只敢隔窗远望，街巷间静得能听见铁甲互碰的声音。刑场之上，秋风凛冽，刑台高筑，郭家主母被押至前，身边站着郭荣的妻子与年幼子女，身后则是府中总管、管事，还有数不清的仆役与族人。从垂髫孩童到白发仆，总共百余性命，被粗鲁地分作数列跪成一片。有人双目圆睁，有人泣声求饶，也有人只是默默垂泪，低声念叨故去主人的恩情。刀斧手在号令之下，举刀挥落，鲜血漫过台阶，染红了刑场下的积水。那一刻，郭府原本热闹而繁荣的世族气象，连同过去几十年累积的忠义功勋，都在这冷酷的斩杀中被抹殆尽——一百余条人命，无一生还。风穿过刑台缝隙，仿佛在向远方传递血的消息。
噩耗传至军中，仿佛在郭威父子心头重重钉下无数钢针。郭威听闻全族被屠，眼中丝暴起，几乎失声痛哭。他并非不知朝局险恶，却万万没想到刘承祐会狠到绝灭郭氏一门。郭荣更是悲痛欲绝——明白，那些仍留在京中的亲人，本就是为他取逃出生天的机会，如今却一个个死于刑场。他们的死，成了逼迫郭威再也无路可退的最后一滴血。军中将士闻此，亦群情激愤，昔日郭家待军中不薄，士与将领皆对郭氏有情意。此时，众人纷纷请战，要求直捣汴梁，为郭家一门讨还血债。军心如焚，军意如铁，威挥军而进，所向披靡，在多路响应与心暗助之下，兵锋迅速逼近京畿。刘承祐仓皇出逃，在混乱中被乱军所杀，昔日权臣李业也终究难逃报应，被郭威亲手斩于军门之前，以血偿血。
战乱稍平，王宫门前却又上演了另一番权力与命运的角力。郭威率军入京，朝堂与宫廷早已人心惶。冯道作为朝中“活史书”，带领百官城相迎，伏地请郭威登基称帝，以安新朝。按寻常逻辑，郭威手握重兵，灭君夺权，顺势称帝不过是水到渠成之事，可他却没有立刻应允，而是转身独进入深宫，请见太后李三娘。殿中灯影昏黄，帷幕轻垂，昔日农家女出身的皇后此刻已满头华发，眼中却仍带着明的光。她先是听郭威禀报刘承伏诛之事，沉默良久，心中百味交杂——那是她的亲生骨肉，却也是亲手断送江山与宗庙的罪人。她并不为幼子求情，也不为他的死追究，只轻声说，这样的局，乃咎由自取，是他一步一步逼来的。她望着殿外的天空，感叹庙堂倾轧之惨烈，前朝旧事尚未远去一轮杀伐又已到来，若再立幼子为君，只会让无辜之人再陷权力的漩涡。于是，她放下母亲的私心，以一位太后位从乱世中走来的女人的觉悟，恳求郭威看在当年共同打天下的情分上，为刘家留下最后一条血脉，让刘氏皇族不至于彻底断绝。
郭威听到这番，内心震动良久。昔日他随刘知远南征北战，是刘氏一手将他从寒微军人提拔为一方重臣；如今汉室倾覆之际太后不为私恩，只求留一线血脉，既对亡夫的守护，也是对天下的交代。郭威恻然动容，心中对帝位的渴望与对旧主的情义激烈冲撞，他最终做出了一个令举朝震惊的决定——离开大殿后，他当众宣读三娘的诏书，宣布迎立陈王刘赟为嗣君，立即遣人迎接入京。刘赟本是刘崇之子，后过继给哥哥刘知远为养子，从统上确有继承皇位的资格，但在朝堂诸看来，如今郭威兵权在握、人望所归，他完全可以顺势登基，自创新朝。此时却坚持扶持刘家宗室继位，这种近乎“谦让”的安排，在乱世中显得格外不合时宜，也让许多已将赌注押在他身上的人深感不安。
果不其然，郭威麾下的核心将领们，很快就对这道诏令表现出烈反弹。尤其是王峻、王殷等心腹大，他们跟随郭威征战多年，刀头舔血，早在起兵之初便明白，此役打的是“清君侧”的旗号，做的却是改天换日的大事。在他们眼里，血战之所以值得，正因为那是为自己搏一个从龙之功、金銮之位的机会。如今刘承祐已死，郭家满门沉冤难雪，他们原以为郭威登基只是时间问题，不想主将却反其而行，仍要扶立刘家宗室坐在九之尊的位置上。将来若刘赟心怀旧怨，秋后算账，追究这些“从逆之臣”的责任，王峻等人又将何以自处？在他们看来，这样的安排无异于将自己的性命与前程全部交到旁人手里。因此，一股名为“自保”的恐惧，在武将之间暗暗蔓延，他们开始私下密谋，要在局势真正稳定之前，先下手为强，除掉这个义上的新主刘赟，从根本上切断可能的威。
郭威并非对军中风向毫无察觉，他出身行伍，对武人心态再清楚不过。风吹草动，他便知将士心中对刘赟的不满已然化作具体行动的冲动。这种局面，他再一次来到冯道府上，与这位历经四朝的老相正式心中疑虑与困惑。他坦言自己无意帝位，真正恐惧的并非坐在椅上，而是帝位背后那一层永无宁日杀伐与猜忌。他希望以立刘赟为嗣君来平衡天下人心，也希望以自己的退让，换来一条较为温和的改朝路径。然而冯道却只能苦笑摇头，他见证太多王朝兴亡，深知在军压倒一切、武人握刀说话的时代，个人的谦逊与仁心未必能改写大势。冯道感慨，世事翻覆，终究不是一两个人所完全掌控的。王朝的命运，在此刻看似在郭威与刘赟身上，却也早已与那些在刑场上死去的郭家亲眷，与城中战战兢兢的百姓，与每一个被裹挟在乱世中的小人物紧紧相连。新的风暴正在酝酿，天下的棋远未落定。
郭威假传诏令，表面上是奉命率军东巡澶州、巡视河道，实则是刻意远离汴京权斗核心。一来避开诸般流言，免于被扣“图谋篡位”的帽子；二来以亲统兵马之势，压制王峻等勋旧暗中酝酿的拥立阴谋。他心知这些老臣旧将皆历经风浪，既有报效之志，也难免生出“挟天子以令诸侯”之心，于是用“治河”名义将局势导向自己能掌控的战场。然而，王峻等人并未因郭威的退让而敛，反而暗自合谋，准备借“劝进”之名，将郭威硬生生推上帝位，好成全他们口中的“顺天应人”。
至整军安营之日，军中大帐灯火昏黄，外营旌旗猎猎。王峻夜携酒壶入帐，与郭威促膝而坐，一边斟酒，一边回忆旧日征战情谊，从当年沙场并肩，到今日戎马半生，话语之间表面温情，实则步步试探。他时而以兄长口吻劝郭威“当断则断”，时而借往日功勋暗示“天命所归”，言辞绕来绕去，只为了让郭威亲口承诺顺势称帝。而帐外，王殷悄然布置另一重棋局，召众将入幕，取血立誓，联名书写劝进书，号称代表三军意志，又强逼郭荣在血书上签字，以期做到“军心所向”的表象，好让未来的名分更加顺理成章。
郭荣本性耿直，又亲眼见郭家前车之鉴，深知“劝进”一旦失控，便是满门性命系于一纸血书之上。他面对王殷递来的笔墨，坚决拒签，不肯沾染半分。这份骨气既出于对父亲心思的理解，也源于对政治险境的直觉。王殷见劝说无效，怒而将他软禁于帐中，却仍不敢贸然加害，只吩咐亲信严加看管，反复叮嘱“好生看守，不得伤他性命”。他明白，郭荣一旦出事，郭威这位沙场老将绝不会坐视不理，而他苦心筹划的“兵谏”也会瞬间变味，从“拥立明主”沦为“谋害储嗣”的血案。
然而，军中并非尽是王殷的心腹。赵匡胤奉命持戟守于帐前，铠甲在火光中映出冷光，他站在营门口如一道铁闸，将其他将士挡在外面。众人虽受王殷指使，却不敢与赵匡胤硬碰硬，索性退而求其次，拥着象征军心的纛旗，齐齐跪伏于帐前，高声劝郭威出帐称帝。纛旗在风中猎猎作响，跪地的盔甲撞击声此起彼伏，仿佛将郭威推到一个非应承不可的悬崖边。营帐内外，气氛骤然紧绷，谁都明白，一旦郭威点头，这场兵变就将转化为“奉众望”的基大典。
郭威却在此刻做出了出人意表的举动。他抽剑出鞘，寒光一闪，将利刃直抵自己的脖颈，声音压下怒火，却震得帐外众人心神一颤。他先问劝进书，也不问众将忠心，只厉声追问一事——郭荣是否安然无恙。他表态若郭荣安好，这场兵变尚在可控之内，还有转余地；若郭荣已有闪失，他情愿眼前自，以死明志，也绝不背负“父以子死而登帝位”的血债。这一剑既是自戕之威胁，更是反客为主，将原本以他为棋子的局面硬生生扳回自己手中。王峻等人见此，深知再逼下去，便会从“劝进”变成“弑君”，只得灰头土脸地将郭荣请出，当众护送归帐，让郭威彻底放下心。
赵匡胤立在帐外，亲眼见证这一幕，不免心潮翻涌。多年之前，他曾见过类似一幕：郭威在兵变之中披挂纛旗，草草在军前受拥立而称帝，如今这场戏仿佛重演。他目视郭威身披象征军权与天的纛旗，从简登基，不建华台，不设金銮，只在风声猎猎的营中，接受全军将士的山呼。但与寻常篡立不同的是，郭威当众立下三章军约，以示新朝之志：一曰不杀，以安民心；二曰不掳掠，以整军纪；三曰善遇前朝宗亲，不以私怨牵连无辜。这三条从杀伐之军中开出一线仁之意，也为赵匡胤日后观天下局势、反武人夺权之弊埋下了极深的印象。
兵变既定，新帝大势已成，王峻并未就此歇手。他明白，军中拥立终究只是事实之一，要想使郭威的名分从叛将”摇身变为“奉诏行事”，还需要一纸来自后宫的诏书来洗练法统。于是，他连夜驰马返汴京，风尘仆仆入宫面太后李三娘，开门见山地索要监国书。王峻并不知晓，李三娘在郭威首次入宫、请求代摄军政之日，其实就已让心腹草拟好这份诏书——只是当时郭威坚持不受，不愿一朝被人视作挟太后、废主的权臣，这才让她寝食难安，迟迟不敢颁布。一颗悬着的心，在郭威起兵、战火延绵之间，被煎熬得千疮百孔。 如今王峻再度上门求诏，且变成局已难逆转，李三娘终于做出了抉择。她将早已写好的监国诏书正式颁出，对外宣布郭威“奉太后懿旨监国”，由叛乱首领摇身一变成为奉命整顿天下的大臣，以权名义收拾残局。从此，在法统层面，新朝的诞生不再是简单的军中夺位，而是披上了“太后监国、权归摄政”的名义外。对于李三娘而言，这一纸诏书不仅是对天下的安抚，也是为自己与年幼的李成勋争取活路——她以退让换取生机，以承认新局换取母子安泰，最终在亡国余灰中，为家族留下一线尚算体面的延续。
与此同时，远在宋州的刘赟方才安顿车驾，尚未从颠簸劳顿中回过神来，京城突传“澶州兵变”的惊人消息。昔日被上台面、寄托朝廷希望的年轻皇帝，一之间变成棋盘上的弃子。他既不愿甘心就此沦为牺牲品，也没有半分翻盘的能力，只能惶惶不安地跪在冯道面前，哭诉自身无辜，连声保证自己循规蹈矩、毫无觊觎位之心，乞求一条性命无忧的生路。曾历事四朝的冯道，看惯山河更迭、人主兴亡，明白刘赟眼下已经不再是任何方真正需要的旗帜，而只是一个需要妥善安置的朝符号。
冯道弯腰扶起刘赟，声音压得极低，却句掷地。他指出，刘赟已失帝位，却仍有血统名号在身，一举一动都极易被新朝与群雄多心。此时若折返徐州，与旧部合流，必被视作意图割据一方，甚至发地方军阀响应，重演天下纷乱；若奔投北方生父刘崇，则又成为辽、汉、周之间的冲突诱因，很可能引火烧身，使中原陷入北对峙的长期战乱；至于贸然进汴京无异于自投新朝之罗网，任人处置。冯道思量再三，将漫长仕途中的残酷经验凝结成两个字——“无为”。他劝刘赟安居宋州，闭门读书，绝诸宾客，罢绝讯，不再与任何政治势力发生牵连。如此既表明无志于复辟，又可保全自身与随行亲眷，于乱世中求得一隅清净。
时光流转，公元951年正月，郭威在汴梁大宁宫正式登基为帝。相比军营中的草草拥立，这次仪式更具王朝礼制的完整形态，百官列班，山呼“万岁”，将这位出身行伍的枭雄推向“真龙天”的名分高处。在选择国号之时，他采纳冯道建议，定国号为“周”，既有上承古周之意，也暗藏“中兴礼法、以文易武政治信号。登基之后的首场朝会，便直诸臣最为关心的议题——立储问题。朝中旧臣心知继承人关系到未来权力格局，人人屏息以待，而王峻则以郭荣“养子”的名义挑起争端，希望借此掌控储位话语，防止郭氏父子日后完全摆脱勋旧制衡。
郭威闻言勃然大怒，当廷厉声斥责，断然否认所谓“养子之说，重申郭荣即其亲生骨肉，绝权宜收养。他明白，一旦在“亲子”名分上遭人撼动，不仅郭荣未来的地位难保，连自己新朝的正统性都将疑云重重。于是，他以皇帝身份首次在朝堂上释放强硬号：若再有人妄议郭荣出身，意图撼储位，他绝不轻饶。这一番雷霆之语压下了朝臣试探，也让王峻不得不暂时收敛锋芒。当日朝会散后，阴霾渐散，郭氏父子难得在宫中一隅同桌用饭，终于在短暂的宁静中，谈一谈各自心底的伤与憾。
郭荣在杯盏之间，向父亲吐露心迹。他因灭门惨祸心生阴影，每次回到旧府，眼前总是现昔日亲族的音容笑貌与血光惨景，难以安睡。他深知自己虽被认可为储嗣，却难以在这些旧宅中安顿心神，便主动请命，愿赴澶州治理黄河。一来可以远离权力涡，在河工政务中磨砺心性；二来也藉此避开久居京城之内可能引发的党争猜疑。郭威看着这个在动乱中几经生死儿子，既疼惜又欣慰，最终欣然应允他带着一身创伤与责任奔赴水患一线。与此同时，东南一隅同样上演另一桩家事：吴越王钱弘俶陪同爱妻孙太真回门，依礼补齐聘礼与诸般厚赠，让俞大娘心满意足，彻底认下这位年轻有为的女婿。中原战讯随后传至杭州，钱弘俶得知郭氏举族罹难，心中为之一震，直到确认荣幸存无恙，这才暗自舒了一口长气，叹乱世之中，能保一人平安已属难得。
然而天下未宁，刀兵声并未因新朝建立而停歇。公元951年秋，徐州突然爆发叛乱，起事者多是刘赟部，借旧主余名扰动一方。郭威深知若任其坐大，不仅会削弱新朝威信，更会诱使其他藩镇观望而动，便令王殷军讨伐，以迅雷之势平定徐州。叛乱被压后，局势稍见平稳，但各地藩镇仍如潜伏暗礁，随时可能掀起波澜。次年正月，郭威并未止步于防守，而是亲率主力东征兖州，对泰宁节度使慕容彦用兵。慕容彦超孤军无援，自知大势已去，最终在城破之前投井自尽，以一死了结乱局。这一连串军事行动，不仅削平了潜威胁，也向天下宣示新周朝“敢战敢杀一面，以武力打出一个相对稳固的开局。
随着边镇渐次归服，郭威开始将目光从铁血征伐转向制度与教化。公元952年，他亲往曲阜谒孔庙，遇儒林。孔子四十三代孙孔仁玉身着朱衣，率众儒生出庙相迎，以最隆重的礼数接待这位出身行伍的新皇。孔庙乃家圣地，从春秋以来便承载着“文明正统”的象征意义。郭威在此拜，不仅是个人敬仰，更是一种公开宣示：五代以来以武力夺权、轻视文教的局面，该当有所改变。很快，他下诏重修孔庙，赐田百顷供其祭祀与学修之用，并命诸州广学校，选拔贤良，通过教化与礼法重整人心。
这则消息传入冯道耳中，他这个历经四朝、饱受争议的老人，罕见地欣喜若狂。他感叹自己自唐末以来伴随王朝兴废半个多世纪，看惯“五代十国”的刀光血影与“武盛文衰”的时代格局，如今终于在郭威身上看到一线不同以往的曙光。重修孔庙、兴办学校、尊礼儒生些举措如同在满目疮痍的战后土地上，悄然撕开第一道光隙。或许，新周仍有诸多缺陷，四方战火尚未完全熄灭，但这道光隙之后，后来的赵宋文治、礼乐建，已隐约可见轮廓——乱世中人们苦求的，不只是新皇，更是一套能安身立命的秩序与价值，而郭威的选择，正是向这条道路迈出的关键一步。
晨钟甫罢，宫门洞开，百官趋赴金銮。殿上丹墀肃然，群臣依班列位。冯道自班中缓步而出，衣冠整肃，声如洪钟，却又字字带着温和的老成。他先引《尚书》褒功之例，又举历代名臣受封之典，陈说郭荣自赴澶州治河以来，亲履水畔，冒寒暑、安黎元，不但稳住了大河决口之患，更使沿岸军民归心。他言道：“国有大功，不可无赏；人有至劳，不可无封。若劳不，何以示天下后进？”殿中诸臣闻言，多有颔首，赞叹冯相言之有理。
然而冯道话音未落，王峻已经出列。他面色冷峻，拱手而进，却不循冯道之论，而是直指郭荣身在军中、功在边陲，本已声望日隆，如今若再以重封尊之，恐军心易系其身，久而久之，难保不致尾大不掉。他言辞犀利，用的是“防微杜渐”“国本未固”之语，表面仍是为国为社稷，却带着几分不加掩饰的戒备。殿上气氛顷刻紧绷，文武两方眼神交错，隐隐分成两列攻守之势。
范质、李谷等文臣对视一眼，亦不退缩。范质缓步出班，先以谦辞谢过王峻“忧国之心”，又不露痕迹地将话锋一转，说到乱世以来，藩镇跋扈，皆起于中央失德失信。若朝廷连对功臣都吝啬封赏，只知借“尾大不掉”之名而压抑战功，则天下将领皆心怀疑惧，只想着自保一隅，不敢尽力一战。李谷则从“立法以信”的角度补充，指出郭荣治河之前，上奉诏书、下遵军令，并无逾矩之处，如此“循矩而行”的功臣，若不能得赏，反令朝廷显得疑心太重，伤了人心，伤了士气。
王峻寸步不让，他再次上前，摆出枢密使的权威姿态，强调军权之重，在于制衡。他提到中书与枢密相互掣肘，本是后周稳国之本，若今上在军中又立出一位声望极高的储位人选，那枢密院掌兵之职必遭削弱。他语中虽未明言郭荣“坐大”，却一再提醒“前朝教训”“藩镇之祸”，不着痕迹地将郭荣描绘成未来潜在的威胁。朝堂上，一时之间典章、史例、权衡之说交织成网，群臣唇枪舌剑，争论不休。
郭威端坐龙椅之上，目光在二人之间来回游走，面上看似不动声色，心底却波澜暗涌。他既看得出冯道等文臣的良苦用心——以褒功安军心、稳政局，又清楚王峻忧惧之源——担心自己苦心布局的权力平衡被打破。争论愈发激烈，诸臣纷纷附和此方彼方，一堂议事渐渐演变成文武集团的暗中角力。郭威始终不发一言，只是将这一切默默记在心中。直至宫钟再度响，议论仍无定论，这场朝会便在一片僵局中仓皇散去。
散朝之后，百官鱼贯而出，彼此低声私语，揣测圣意。郭威却在御阶之上稍作留，忽然开口留王峻入内。王峻心中一凛，却不动声色，随侍直入内殿。殿中只留御灯数盏，帷幕低垂，气与朝堂截然不同，多了几分昏黄、几分密。御案上早已摆好酒壶与金樽，郭威一反朝堂上的威严，亲自执壶为王峻斟酒。他举杯相劝，说是“难得清静”，要与老将共叙旧情。几杯酒下肚，威脸上渐渐泛红，眼神似有醉意，话语也随之缓慢低沉，仿佛真已酒酣。
就在此时，他忽然提及昔那场灭门之祸，谈起自己少年时如何在戈乱世中失去宗族血脉，如何从一个家破人亡的孤军小卒，辗转走到今日九五之尊。言至哀处，郭威声音发颤，称自己坐在这座高台之上，看似掌握天下，实形同孤家寡人，父母兄弟亲族尽皆不在，膝下只留下郭荣这样一个义子。说到“唯有此子，略可寄托余生”，郭威眶微红，泪光在灯火下摇曳。
> 王峻一向自诩刚毅，此刻却只觉胸中一阵发闷。他原本把郭荣视作潜在威胁，是动摇手中权柄平衡的关键人物，可眼见郭威如此动情，才真正意识到这位皇对于“子嗣”的渴望与执念。郭荣跪坐侧席，听到“举家罹难”“血脉断绝”几句，再也按捺不住，热泪滚落，暗咬唇。殿中暂时无喧哗，无争论，只有与子、君与臣交叠的哀感。王峻心中千般盘算、一腔权谋在这一刻尽数堵塞在胸口，面对白发帝王那一声“孤寡”，终究难以出口反对，只得一言不发，拱告退，推门而出。
门外寒气扑面，将酒意吹散。王峻走在漆黑的宫道之上，只觉头顶星辰黯淡，中杂念翻涌。他明白，今夜这一席酒，是真情流露，也是难以拒绝的情感劝服。从此之后，关于阻挠立储之事，他再难光明正大地挑明。与此同时，殿内光线倏然一变。王峻脚步刚远，郭威脸上的醉态便间褪尽，目光恢复清明。他放下酒杯，吩咐近侍传召赵匡胤入殿，语气平静而果决，命其连夜前往澶州，传诏郭荣回京。
赵匡胤旨之时，只看到的是一位冷静的君王的决断，而不知方才殿内曾有过怎样一场情与权的博弈。他不敢有丝毫拖延，当夜便整束甲胄，挑选精悍亲兵数十，策马城，星夜兼程。沿途风雪交加，河道旁寒风如刀，赵匡胤却只催马加鞭，心中惦记圣命，隐约猜出此次召回，关系到国家根本。他不知自己将见到怎样的郭荣，只在心底隐约期待，能亲眼一见这位被上下称为“后周储德”的人物到底如何。
数日后抵达澶州河堤。眼前景象，彻底颠覆了他对“储君人选”的既有想象。大河奔流，堤岸泥泞，民夫、军士成挖土运石，喊声连连。而在这片喧腾，却有一人并无龙袍加身，无绣金锦带，只着一身粗布缁衣，鞋履亦沾满黄泥，亲自蹲在堤边，用手里的木尺比量墩石高度，时而俯身探测水势，时而与工讨论堤防弯折处的正确角度。赵匡胤一时竟未认出此人便是郭荣。
跟随的亲兵低声指认，赵匡凝目望去，只见郭荣衣着朴素，双袖污，却毫无怨色。他不站在高台上“指点江山”，而是与众人一道肩扛石块，协助搬运木桩，汗水沿着鬓角淌落，在冬日冷风中迅速结成一层淡白。民夫原先见到官员，多半战战兢兢，此刻却敢向他直言堤防不合理之处，而他不但不怒，反倒认真听取，点头称是。河堤每一个士卒、民夫，都能感受到这位“主者”的真心用力。
赵匡胤乃久经沙场的武将，见惯了藩镇家族锦衣玉鞍的子弟，他们多数立于军阵之后，高高在上，即便谈“治民”，也多是站在稳的营帐之中。而眼前这位未来的储君，却在泥水中与百姓同苦同劳。他忽然意识到，郭荣治理的并不仅是大河河道，更像重建破碎民心，让那些在连年兵乱中被摧残的百姓，再次相信“朝廷尚在、有人为我等遮风挡雨”。在冷风中，赵匡胤心头悄然升起一个模糊念头：若有一日，此人主掌天下，或许这片多灾多难的，能看到不一样的景象。
圣旨奉到，郭荣先是愣了一愣，随即在河畔设案受命。他目光投向大河，似乎些难舍，终究还是郑重叮嘱属下将续堤防修缮逐条记载，不得因自己离去而懈怠。他离开澶州之日，民众自发送行，不少人跪在泥地上磕头，称他为“郭公”，而非“郭将军”。赵匡胤见此加确认，这个人已经在民间种下了一粒不同的种子。
待郭荣抵达汴京，朝局已悄然生变。冯道上疏自请告还乡，言辞恳切，说自己年事已高，目不及从前，恐难担当辅政重任。郭威心知这位老相乃历经数朝的枢梁之臣，虽然世人多责其圆滑，但在这动荡不安的乱世，却也正是这种老成持重维系了廷的根基。他亲自挽留，言辞诚恳，甚至以国家未靖、边患未平为由，屡屡相劝。
然而冯道早已看出君心所向，趁机进，说天下欲治，不在于一二老臣久占要津，而在于后继有人。他提议将郭荣送入中书门下，随冯道习学章奏文牍、律例典章，熟悉政务机要。郭威闻言，心一动，这正合他暗自谋划的“储君之路”，于是顺势颁旨，令郭荣以亲王之尊入中书，表面只是“学习政务”，实则已为日后执掌朝纲铺路。
这一道诏书，让王峻如坐针毡。在后周的权力格局中，枢密院掌兵，中书掌政，两者如双翼同飞，相互制衡，谁都不能轻易压过对方。郭荣本就握有军中声望今再入中书门下，若将来立为储君并兼领文武，则枢密院所代表的“武人权力”必然被压缩。王峻很清楚，一旦局面形成，他多年经营的军府势力将不再有立话语权。于是，他暗中筹谋，试图先从文臣之列下手，对那些公开支持郭荣的范质、李谷等人施以打击，或以弹劾之名去其官，或以调任之术削其势，使他们无余力鼓吹“立储之议”。
某日静，郭威召冯道入宫密谈。殿中灯火幽微，帷帐紧掩，百官皆不知今夜两人所谈何事。郭威背手而立，对着窗外的冷月，嗟叹自己昔日在军中与众兄弟袍共食，那时候，情义单纯，生死与共。而如今高居九重之上，与旧日兄弟或离散他方、或心怀怨尤。王峻这些年随他战，功劳不小，却因为自己有意扶持郭荣渐渐与其生出嫌隙。
冯道在旁静静聆听，良久才缓缓开口。他说，自古为臣者，尚可言兄弟之情，为君者却必须把天下苍生置于亲友之上。王之路，从来便是“舍亲而取天下”，在权衡之间很难两全。旧日同袍也许会因失势失权而怨谤，但只要君主所行不百姓、不违大义，那些怨谤终究会被后之人淡化。相反，若为了私情而耽误国本，则史册之中永无洗白之日。郭威默然，心中却渐渐有了决断。
次日清晨，朝钟未响，内廷拟好诏书。等百官入殿，冯道照例立于班首，一脸静，仿佛夜谈从未发生。郭威端坐御座，神情如常，只是在宣读奏章前，淡淡道出“枢密使王峻，外放某镇节度”，理由是“以功高劳久，当出抚边，以镇疆”。朝中诸臣闻言，无不骇然，却无人敢当庭反对。王峻接旨时极力维持镇定，心中却知道，自己与京师权力核心，自此一相隔。郭威在“君与旧友”的天平上终究选了朝廷与天下。
那一夜，宫灯重燃，郭威与郭荣父子在偏殿长谈至深。桌案上摊开的是残破的地图，山川河流标记密密麻麻，边线曲折如伤口。郭威问他，对这天下有何打算。郭荣沉吟片刻，提出“息党争、制骄兵、兴文教、削藩镇、谋一”五策。所谓“息党争”，是要终结自李党争以来，朋党互相倾轧的恶习，让朝廷回归以能否利国安民论贤否，而不是看出身门第与党派归属；“制骄兵”，则是针对唐末以来藩镇骄纵、军队拥兵重之患，主张以整饬军纪、限制私兵为开端，逐步使兵权回归国家，而非掌握在一人一镇之手。
他着说“兴文教”，要重修废弛的科举制度，将任用之重新对寒门子弟敞开，以抑制世族把持朝政；又言“削藩镇”，并非一味以武力征伐，而是通过调任、分权、裁兵等手段，使地方武力不再能与中央相抗衡。最后语气凝重地说出“谋一统”三字——那是一种超越一时疆界的眼光。他指出，自后唐庄宗以来，历朝多有人谈及“北灭契”“南平诸国”，却极少有人愿将“统一天下明言为国家长期国策。后周若要从众多短命王朝中脱颖而出，便不能只满足于偏安中原，而应以一统为志。这一言，甚至令郭威都微微变色。
郭望着眼前这个义子，心中颇有感触。这番话若出自轻狂少年之口，或许不过是纸上谈兵，但郭荣既亲临澶州，又脚踏泥，对民心疾苦并非一无所知。他所言并空洞大话，而是以“民心之稳”为根本，以“削藩”“制兵”为手段，以“文教”为长期之策。郭威既感其胸怀，又顾虑其路途艰难，忍不住以夸父逐日的典故来容，意指此志过大，恐难实现。然而，正是这份孤注一掷的胆识，令他对郭荣的“储君之位”更加笃定。
翌日大朝之上，百官仍在揣测昨日放王峻之事，尚未从震动中回神，便听内侍高呼宣诏。诏书之中，正式封郭荣为储君，赐号并明言“辅政之责”。同时，李谷、王朴、赵匡胤三人也获擢升，分掌要务。文臣看出此举是为储君营造智囊班底，武将则暗忖赵匡胤此番跃迁，将来在军中势力必不同。郭威在众目睽睽之下，将储君之正名于天下，自此朝中再难有人公然反对。
新封储君并未沉浸在荣耀之中，而是很快着手布局。他提议由李谷、王朴、赵匡胤三人分使南唐、越等国，表面上是奉命出使，通商好，实则肩负探查虚实、布设耳目的任务。对外称为“通好”，对内则是一次全面审视南方政权军力、财力、民情、对中原态度的机会。温言和亲的背后，藏着未来可能的统一之策。
夜深人静时，内宫的另一处却氤氲着截然不同的气息。新妻大符氏轻步入殿见郭荣仍伏案批阅奏疏，烛火已燃大半，便亲自端来一碗热羹，轻声劝他先垫垫胃，再理政务。她话语温婉，关切之意真切，却在郭荣心中掀起另一重波澜。他端着羹盏，忽然想起亡妻珞珈的面容，记起昔年戍边之时，她如何不言苦、不言累，只在昏黄帐篷中为他缝补衣袍、整理军报。那是更为质朴深沉的伴侣之情。
他声叹息，想着如果珞珈尚在，必能理解他今日夹在君恩、权谋、天下苍生之间的重重矛盾，不需太多言语，便知道他所有难处。而眼前这位大符氏，虽然端庄贤淑，却更多政治联盟的象征——河北强镇天雄军节度使符彦卿之女，其婚姻价值首先关乎军事联盟，而非他个人的悲欢。符彦卿守寡待家多年，威看在旧日交情与军权平衡的考量道皇命便将大符氏许予郭荣。对外这是天作之合，对郭荣而言，却更像是往肩上又压了一道无形的担子。
就在这时，侍从前来通报，赵匡胤请求见。郭荣略一迟疑，还是让人引他进来。两人久别重逢，寒暄后很快进入正题。赵匡胤试探性地询问南征意向尤其关注对南唐、吴越的态度。他毕竟带兵出身，对于兵马调动极为敏感，深知每一次“通好”之行，背后都可能潜藏兵戈。
郭荣并未回避，坦陈自己的“削藩论”。他指出，吴越钱氏钱镠开国以来，数十年间一直对中原王朝恭顺有加，奉正朔、献方物、不扰邻境。吴越境内商业繁荣，百姓安居，往中原的商旅络绎不绝，许多家庭甚至通婚成亲。这样的藩国，就算名义上独立，其实与中原已经在经济与人心上紧紧相连，强行征伐只会破坏这种难得的平衡，令百姓受苦。
他说，对此藩镇应当以怀柔缓图之策，而非一味动兵。让两地往来的商贸更为频繁，让士人学子互通、文风相近，当两地百姓习惯彼此为“同文同种”时，统一便水到渠成之事，届时即便要改国号、易君主，抵抗也会小得多。赵匡胤听到这里，暗暗称服，同时也敏锐察觉到这套策略绝非单一针对吴越，而是可以推广至诸地方政权的一整套“安抚统一”思路。
说到南唐时，郭荣神情却渐渐冷峻。他认为，南唐虽据江淮富庶地，表面与后周维持邦交，却在文化与义上常以“唐正统”自居，自视为承继大唐衣钵的正朔。这份“正统之争”带来的文化隔阂，远比兵马威胁更难化解。若不在观念上打破这层自命不凡南唐百姓永远会以为自己是“正统之民”，中原朝廷不过是“北朝之一”，这样的敌意和隔阂日久天长必成心病。赵匡胤静记下这些话，隐约意识到，未来真正的较恐怕不仅是兵刃相接，更是“谁代表华夏”这层意义上的对决。
另一方面，冯道与郭威再一次秉烛夜谈。这一回，冯道更多谈的是他数十年宦海沉浮的经验。他顾自安史之乱以来的局势，指出藩镇坐大，并不只是地方贪权，而是中央每次疲于应对边患、内乱，不得不放权予地方，让他们募自守。地方既自守，便要自筹粮饷自筹粮饷，便要加强对地方的控制。久而久之，地方将帅便从“受朝廷节制的军官”，蜕变为“割据一方的半君主”。
冯道直言，单靠讨伐永远杀不尽这样的藩镇势力，因为新的藩镇会在权力真空中重新崛起。若要真正“削藩”，必须从谋划上着手：分散其权力，让一地区不再由一人独掌军政财三权；削弱其兵力，在表面不动声色的，将其精锐调入中央编制，以“轮调守边”为名，实则一点点抽空其根基；同时，还要用利益引导，让在地方坐镇多年的人明白，归附中央、交还兵权并非意味着全盘失去，而是换取世代富贵与名分。郭威一边听，一边暗暗将这些策略与郭荣的抱负串联，心底对这位老臣的价值又添几分认同p>
远在江南的杭州城内，方天地也在悄然发生转变。吴越国主钱弘俶登上城楼，远眺钱塘江潮，心中盘算着国祚长久之计。他深知吴越国土不广，虽富庶却难以独立抗衡强敌想避免战火烧到家门，唯一的办法便是“安民息兵”。因此，他携同近臣，决意裁撤冗兵，整顿军制，将那些只知吃粮、不知战的老弱兵员遣散归田，让他们回去耕，而不是在军营中耗空国库。
这一举措本是为了节省国用、减轻百姓赋税负担，同时也向中原王朝释放一个清晰信号：吴越不图扩张，只求自守。可是中的权贵并非人人赞同。统兵大将胡进思激烈反对，认为缩编兵力无异于自断臂膀，一旦天时不利、局势变动，吴可能连自保都难。朝堂议论激烈，文两方各执一词。钱弘俶却态度坚决，他一方面以恩抚军中，安排被裁撤兵员的生计去处，避免激化矛盾；另一方面严令各级军官不得借裁兵渔利，以平民怨。 最终，这道“裁冗兵、固国本”的命令仍被坚定推行。杭州城中的百姓起初忧心，惧怕此举招致外敌窥伺，日子倒更加不稳。可随时间推移，他们看到赋税减，商贩出行更为自由，市井间流通的钱币增多，才慢慢意识到，这位年轻国主并非一味胆怯，而是另有打算：以恭顺中原、休养生息换取国家百年之安。吴的这一选择，在不久之后，便将与郭荣“怀柔缓图”的构想交织在一起，成为乱世棋盘上至关重要的一角。
散朝之后，金銮殿外寒风未散，胡璟一路疾步跟在胡进思身后，心中却如翻江倒海般难平。他很清楚，钱弘俶今日在朝堂上借“整肃老八都军务”之名，当众揭破营中空额累累、军政废弛的旧账，绝非一时兴起，而是刻意为之的“杀鸡儆猴”。老八都盘踞内牙军多年，军功簿上人名虚实难辨，死者不销，逃者不报，军饷却年年照支。先帝乃至钱弘佐都对这片浑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因老八都是钱氏立国之初的嫡系旧部，将校与勋贵联姻盘根错节，一旦动之，牵一发而动全身，稍有不慎，便可能引起旧军疑惧，酿成肘腋之间的变乱。正因如此，胡璟在殿上亲眼看到沈寅奉诏，当众指陈军中积弊，几乎是照着老八都的脸呼过去时，便心里发寒——这哪里是揭弊，分明是当着满朝文武的面打他父亲胡进思的脸。
偏偏那句“不敢忘大帅之德，然军政废弛，非一日之寒”尚在耳畔回荡，胡进思却突然驻足回身，抬手一个响亮的耳光抽在胡璟脸上。那一掌并不偏不倚，抽得胡璟眼前一阵发黑，半边脸颊火辣生疼，连帽檐都被震得斜到一边。随行亲兵与随驾内侍皆不敢作声，纷纷低头装作未见。胡璟又羞又怒，却在父亲冷厉的目光里硬生生将满腔委屈咽了回去。胡进思沉声道：“不知天高地厚，只顾护短，是想我胡家世代为吴越罪人不成？”话音落地，既是斥责儿子的短见，亦是向随行众人表明他对军中积弊并非不知，而是有苦难言。此时胡璟才隐约意识到，今日朝堂上那番“打脸”，或许并非单纯的羞辱，而是一场迫在眉睫的手术——而他父亲，就是那个必须被推上案板、由君王亲自动刀的旧军代表。
钱弘俶朝之后，回到寝宫，孙太真正抱着孩儿逗弄，孩童咿咿呀呀，奶声稚气，与殿上肃杀氛围判若两境。钱弘俶换下朝服，亲手接过儿子，轻声哄弄，看将朝堂风云抛诸脑后，实则心中权衡反而愈发清晰。他深知胡进思率军多年，不是没有察觉老八都军纪废弛、空额行，只是老部曲世代相承，彼此间或亲家，或为故交之子，牵扯极深。胡进思与这些将校同袍浴血，自立国以来功勋累累，让他亲自去“割肉清疮”，于情于理都难下手。可吴越国到了今日，内虽尚称稳固，却早已不是单凭情分就能撑起的局面。若继续放任军中积弊，终有一日会反噬根本。与其让胡进思得罪旧部，不如由自己出面，当众揭破老都的问题，将这口恶名与怨气一并揽到钱氏君王的肩上。如此一来，既逼胡进思不得不顺势整肃军伍，又借着“君命如山”，替他挡下旧部的怨恨，为将来可能的制革新提前扫清障碍。
而在千里之外的中原，为平息吴越与南唐之间的战事、贯通南北商路，后周朝也在暗中布局。中书令李谷、枢密副王朴与殿前都点检赵匡胤三人奉命结成使团，南下江淮，明面上是代表朝廷出面“调停结盟”，实则肩负暗察江淮军情、勘查经济根柢的重任，为日后方一统天下开路探径。使团一行先抵南唐都城金陵，初入城中但见宫阙巍峨，画栋雕梁，夜色方浓，宫城灯大亮，歌舞升平。入宴之后，朝臣云，笙歌彻夜不绝，中书侍郎举杯高吟新作，文辞华靡，众人赞叹不绝；学士徐铉亦执觞应和，才情横溢。酒宴间，乐工吹箫击鼓，歌伎环佩叮当派繁华太平之象。就在众人沉醉于金陵的文采风流之时，身着素色长袍、神情倨傲的郑王李从嘉——亦即日后的煜——从侧殿缓步而出，袖手而立，光从北方使节身上淡淡一扫，便于觥筹交错间即兴赋诗一首。
黎明曙光微启，金陵宴后的余醉尚未散尽，南唐使者已经来为昨日失礼的话语行辩白，却只换得淡淡几句场面话。到了竖日清晨，李谷、王朴、赵匡胤三人再启旅程，自金陵渡江向东北而行。马行至润州附近，风景陡然换了另一番样：城门两侧不再是豪门深院、琉璃瓦舍，而是破败的木棚、倾颓的土屋。道旁饥民成群，衣不蔽体，骨瘦如柴，眼中早已失去了对生活的光彩，只车马经过时本能地伸出干枯的手，渴望分得一口残羹冷炙。赵匡胤望之心中不忍，命随从打开前日金陵宴上打包剩菜珍馐，命人分发给饥民。片之间，队伍前后拥上来一大片饿得发慌的百姓，有人甚至跪地叩首，哽咽难言。然而未等食物分完，地方胥吏已挥鞭赶至，横喝驱赶：“不得围堵官道！扰乱军机再不散去，杖责伺候！”鞭影乱下，饥民狼狈而散，有人跌倒在地，怀里刚抓到的一角馒头滚落泥中，又被人一把捡狼吞虎咽。马蹄扬起的尘土之中王朴与李谷骑在马上，久久说不出话来。
二人看着官道旁如饿殍般的百，再想起金陵宫中杯觥交错、锦衣玉食，不由同时忆起《诗经》中“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古训，心头宛若压上重石。曾以为江南素号富庶，河湖横、鱼米丰饶，是天下人梦寐以求的乐土，谁知金碧辉煌的宫城之外，却早已病入膏肓。如此内外悬殊，正是积弊沉的昭示。李谷暗自记下所见所闻，此行的意义，远非一纸和约那么简单，中原要想真正掌控江南，必须看清这繁华背后掩藏的裂痕；而赵匡胤骑在马上，面色沉凝，不由与心中对比起了尚未见到吴越——同样是江南，究竟会是另一处金陵，还是别有风貌？这一疑问，直到使团顺江而东，跨越重山叠水，抵达钱之后才渐渐得到答案。
与此同时，在，这场关于军政大局的风暴也悄然推进。内牙军作为吴越国都城防务的中坚，表面严整，实则早就被空额和冗员侵蚀得不成样子。钱弘俶深知，若无一真正可靠、战之能胜、守之能固的军队，再好的德政终究只是空中楼阁。于是散朝不久，他便主动召见大哥钱弘俊，放下君之礼，以兄弟之情开口，先是代六哥弘佐就旧日的误会诚心致歉，接着将朝堂之上所揭之弊坦陈无隐。钱弘俶直言，自己今日当众揭破老八都的积弊，看似是在打胡进思的脸，实则是在为吴国割除积年的毒瘤。他希望大哥能重掌内牙军，借着这次整顿，将虚耗军饷的空额彻底清理，将尸位素餐的将校一并撤，以真正可靠的兵卒代替那些只存在于册面的纸上兵”。
钱弘俊静静听完，久久不语。他不是不明白弟弟的用意，只是清楚这一步踏出之后，便意味着自己要站在旧军利益的对立面，很可能成为众矢之。良久，他抬眸一笑，说自己既为钱氏一员，又怎能在国事关头推脱不前？他答应接掌内牙军，但同时提出一项请求——希望朝廷借出慎温其协助军务。慎温其素谨严稳重著称，对军中账目、兵员实数了然于心，既能为钱弘俊把关，用铁面无私的态度来执行裁撤，又能在关键时刻为他挡下流言蜚语。钱弘俶闻言点应允，心中却更加笃定——这一次，吴越的军制将翻开新的一页，而他所布下的棋局，远不只局限在一座城池之内。
数日之后，中原使团风尘仆抵达杭州。一入境内，他们便敏锐地察觉到这里与南唐的不同。城郭虽不甚宏伟，驿馆也不华丽，连墙上粉饰都略显斑驳，但街巷间却流动着一种鲜活的秩序感。集市上叫卖声此起伏，茶楼酒肆热闹非凡，小商贩守着摊子，偶有吵嚷，却少见饥民沿街乞讨。城门兵卒衣甲虽朴实，却列队有，不见松懈。李谷与王朴下榻于简陋却整洁的驿馆，粗茶淡饭之余，两人站在窗前远眺市景，不由交换了一下眼神——吴越的富庶不在浮夸的楼台歌舞，而在井然有序的民生烛光之中。与金陵那种“内里腐朽却以华服掩饰”的奢华相比，杭州显得朴而不陋、和而不奢，这阅历丰富的中原重臣而言，反而更具说力。
另一边，赵匡胤则借机主动拜会钱弘俶。初见时，他心底难免忆起数年前在汴京城中，那个尚显青涩却已锋芒毕露的吴越质子。然而眼前的钱俶，举止从容，话语有度，身上多了几分沉稳与隐忍。一场酒宴在宫中悄然展开，酒过三巡，赵匡胤试探性谈起“纳土归附”的话题，语气看似经意，实则字字试探吴越君主的立场。他设想的是，一个被动、怯懦的藩王要么仓皇否认，要么含糊其辞，以拖延时间。却没料到钱弘俶听罢，沉默片刻后，缓放下酒杯，语气坦然地说，吴越之土，自始至终都不是钱氏一家的私产，这片土地真正的主人，是那些在田间耕耘、在江上舟、在市井谋生的万千黎庶。若有一日天命有，中原真能以德化民，护佑黎庶安生，他钱弘俶不过是奉诏守土的臣子，又有何不可“奉土归天”？
这席话并非一纸投诚书，却把自己的立场摆得明白白。赵匡胤听在耳里，只觉对面之人不再是当年那个血气方刚的少年，而是真正把“国”与“家”分得清楚的君。酒宴继续，话题渐渐转向经略江海安民立国之策，中原与江南之间的关系，也在这一问一答间悄然发生微妙改变。赵匡胤心中暗自盘算：如此人物，今日为藩，未必不能在未来成为中原统一道路上的关键支点。吴越若能主动把自己镶嵌进中原秩序之中，那么将来天下混一之时，它便不是被踏平的战场，而是被接纳的同盟。
几日之后，围绕“南粮北输”的重要议题，中原使团与吴越朝臣展开正式谈。大臣王德昭与慎温其一起出面，与李谷、王朴等人细细研讨。会谈一开始，中原使节颇有几分成竹在胸，以为吴为求自保，必然大举扩军，以强兵自，这样一来，后周便可以借口“抑制边镇坐大”，从而在谈判中占据优势。谁知慎温其却开门见山地说明，吴越近年不仅没有增兵，反而谨慎裁汰冗员，减少不的军费，转而将财力投入堤坝修缮、农田水利与港口扩建。中原使团闻言本以为是场面话，继续追问账本细目结果越看越惊讶：吴越的军费支出确在短短数年内明显削减，军中虚报人数的空额也在被逐渐清除。
更令他们意外的是，钱弘俶并未以“减军费”作为讨好的姿态，而是提出一套更长的构想。他主张以海上贸易之利来弥补粮赋，将吴越沿海港口打造为通往海外诸国的商路枢纽。船舶往来，可以把东南的绸、瓷器、茶叶和余粮源源不断运往原腹地，缓解北方因战乱与灾荒而频发的饥馑；同样，也可以通过海贸将各国奇珍异品、金银货币引入中土，增加朝廷税源。如此一来，吴越不再是一个可能中原疑忌的“武装藩镇”，而是主动把自己变成后周对外贸易的重要通道。钱弘俶淡然说道，与其把钱财耗在扩军增兵的军之中，不如让利于民、富民强国，以纽带把彼此牢牢捆在同一辆战车上。
这一番“以舟楫代刀兵、以商路代战线”的构想，让王朴与李谷等老成谋国之士不禁频频点头。他们快意识到，这并不是一味退让的“苟安之策”，而是将吴越与中原的关系重新定义——不以刀兵相向，而以利益相连。裁军节用，是为了向中原表明自己并无反叛野心；扩大贸，则是让中原实实在在感受到吴越存在的价值。如此一来，一旦北方王朝有意统一天下，吴越既不会成为首要打击的对象，又能在新秩序中保留相对完整的地方体系。经过这一系列谈与实地考察，中原使团对吴越国有了与对南唐截然不同的认识：这里的君主恪守臣礼，不以虚浮文饰自炫，而是切实求一条能为百姓带来安稳、也能让原放心的道路。待朝廷诏书南下，钱弘俶顺理成章地正式受封为“吴越国王”，自此以臣国之礼归于中原天子之统，却又保留下了吴越内部的治理自主。
使命既成，使团准备北返之时，赵匡胤与钱弘俶在钱塘江畔作别。江面波光粼粼，远处帆影点点，谁也未曾预到数年之后，这两位今日把酒话别的年轻人在更大的历史棋局中各自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正当他们举杯互道珍重之际，汴梁急报传来——郭威病危。此时的后周皇帝郭威卧病榻前，召太祖养子郭至床前嘱托后事。他语气微弱却清晰，反复叮嘱“社稷之本，在民不在兵”，务要以德治国，以民为本，不可重蹈五诸国崇兵抑民、以武压政的覆辙。元九五四年正月，郭威终因积劳成疾，龙驭归天，郭荣嗣位，是为后周世宗。新旧更替，国丧未毕，北地风云却未因此稍缓。
郭荣甫大宝，根基未稳之际，北汉主刘崇闻讯而动，急欲趁后周新君立、朝堂未定之机一举南下，借契丹之力成足之势，甚至妄图颠覆后周。北汉与丹联军自北境压来，兵锋锐利，声势汹汹，边报如雪片般飞入汴京。堂之上，群臣惶惑，人心难安。郭荣却在短暂踌躇之后，毅然决定御驾亲征，以身作则，稳定军心与朝局。这一道决策如巨石投湖，引起满朝哗然。以冯道为首老成宿臣纷纷伏地进谏，言辞恳切：郭荣新继大统，根基未固，当以安抚内外为先；国丧未终，若大动干戈违礼制；何况北汉、契丹合兵来犯强弱悬殊，亲征一旦失利，便是国运崩折之时。然郭荣心知肚明，若因畏惧而坐守汴京，军心士气将愈发低迷，诸镇节度观望不前，后周难免上亦步亦趋的守势之路。
与此同时，远在江南的钱弘俶也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一场北方风暴的走向。吴越虽处东南一隅，却早已与后周紧密相连一方面仰后周之名，以“受封国王”的名义安抚内部民心；另一方面，倘若后周被北汉与契丹联军撕裂，江南诸国也必将卷入更大动荡之中。权衡再三，他选择主动击，以策应北方战局、牵制南唐为己任。于是他在朝会上宣布，将亲率大军北上，兵出江北，以吴越之兵约束南唐，使南不敢轻易趁后周北战之机南上扰边对于一个地处江海之东的小国而言，这既是一场政治豪赌，也是一次表明立场的关键选择。至此，南北风云联动，后周的新君将赴前线一决存亡，吴越的年轻国王亦将领兵出，两条命运轨迹在大时代的洪流中渐渐交织，铺陈出一幅关乎江山社稷、亦关乎黎庶安危的壮阔画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