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本胡璟一直以为，钱弘俶登上王位之后，必定会比当年那位心性刚烈的兄长钱弘佐更加难以应付，是个刀锋藏在笑意里的主儿。可随着这一桩桩朝政之事落到实处，他才渐渐察觉，这位新王并非外间传闻中的那般凌厉。钱弘俶待人温和宽厚，说话做事都带着几分不紧不慢的迟缓，竟酷似当年以仁德著称的先王钱元瓘。这样的性情固然能收买人心，可胡璟心中却难免犯嘀咕：江山向来不只靠仁慈维系，风云翻涌之时，没有霹雳手段，如何坐稳龙椅？他将此忧虑私下向胡进思道出，却被后者摇头笑斥，称他以貌取人，未见其骨。胡进思指出，钱元瓘当年对外臣固然宽厚仁慈，可一旦牵涉宗室内部斗争，翻脸时也曾雷霆万钧，对自家兄弟下手毫不手软。反观钱弘俶，外表柔和，骨子里却隐隐带着几分开国太祖钱镠的影子——既能杀人立威，又懂得爱人安民，只是锋芒尚未完全显露。
不久之后，为稳固朝局，钱弘俶下令，将在台州任职的沈寅调回杭州。此人是新王颇为器重的心腹，既熟悉地方政务，又有过人眼力。沈寅奉命进宫觐见，尚未来得及叩谢恩典，元德昭便匆匆闯入殿中，呈上从北方昼夜疾驰而来的急报。奏章封皮尚带着风尘血迹，开启之后，满殿寂然——后汉皇帝刘知远在汴梁旧疾复发，圣躬大不如前，已经病入膏肓。大梁之主气数将尽的消息，如同一缕阴影，悄然笼罩在吴越王宫的檐角之上，钱弘俶眉心紧蹙，心知一旦中原再起波澜，江南诸国必将牵一发而动全身。
转眼便是公元九四八年正月，汴梁皇宫内愁云惨淡，太医们束手无策，只得在殿外屏息候命。御榻之上，知远面色枯槁，气息奄奄，枢密院与中书省的重臣纷纷跪伏榻前，叩首流涕，请求他及早颁布遗诏，册立太子，以安宗庙社稷之心。可刘知远仿佛未闻其言，只是怔怔望着床前守候多年的发妻李三娘，眼中有不舍，有愧疚，也有对身后天下的无尽牵挂。昔日马背上逐鹿中原的铁血豪情，此刻尽化作垂暮之人的一声长叹。他终究没有将“太子”二字说出口，带着诸多未竟之事缓缓阖目。随着最后一口气散尽，大梁金銮殿上的龙气也仿佛断作两截。刘知远一死，刚刚从战乱中喘过一口气的中原，再次失去了主心骨。
年仅十八岁的刘承祐，在一片慌乱中仓促登基。少年天子初登大位，朝中老臣纷纷劝他切勿妄动根基，以免风声鹤唳之时再添波折。为示继承先志，他决定沿用先帝“乾祐”年号，不改国本，只求以延续二字安抚人心。可礼制上的延并不能抚平隐伏在朝野之下的惶惧：主少国疑，这是一条在史书上早被写烂的警句，却又在此刻鲜活地摆在众人眼前。朝堂内外，人人都在猜测，这位少年皇究竟能撑多久，又能否压得住那些功高震主的宿将与权臣。
果然，政局尚未稳定，危机便接踵而至昔日后晋名将李守贞盘踞河中，仗旧部根深蒂固，突然揭竿反叛，一时间黄河一线烽烟复起。同时，北方契丹也在静静窥视中原，仿佛一头蛰伏在草原深处的猛兽，只待找准机会南下吞噬这片未痊愈的土地。郭威、杨邠、苏禹珪等朝中重臣匆匆入宫商议对策，老宰相冯道以他一贯的老成谨慎，直言东兵马万不可轻动。虽说契丹内部同样稳，但其国力犹在，只要让刘崇按兵不动地镇守太原，北线就还能维持表面的安定。一旦将刘崇调离太原，云中耶律挞烈势必会趁虚南下叩关，探测中原虚实。几句话，将刘承祐原本想“一战定乱”的冲动，浇灭得干干净净。
同一年里，郭威终于奉诏亲率军，出镇前线讨伐李守贞。与此同时，远江南的吴越国也在密切关注中原战局的发展。钱弘俶在王宫召集群臣，共商乱世之下的自保之策。朝议之上，胡进思断言李守贞根基有限，难成大患，中原的隐忧还在于南唐李璟。此国地近吴越，又素有吞并东南诸国的野心，一旦看准中原兵荒马乱，极有可能乘虚而，向东吴越伸手。为此，元德昭主动荐仰仁诠，认为其可出任北境巡防之职，以防范北方可能波及江南的战火。但胡进思另有盘算，他提出自己旧部沈承礼更为合适，理由是沈承礼早年在南唐出仕那边的军政内幕了然于胸，能准确判断对方的虚实意图。
钱弘俶听完两人的争论，并未急于拍板。他先言辞诚恳地称赞胡进思眼光老辣思虑周全，确实懂得从南唐隐患着眼。话音未落，语锋却轻轻一转，在不动声色中改变了最后人选。他以“兼顾朝臣观感”“平衡新旧势力”为由，顺势将防重任重新交到老将吴程手中。吴程既是王室姻亲，又在朝堂任宰相多年，是人人信服的“定海神针”。钱弘俶这一番安排，保全了胡进思的颜面，没有当众驳斥荐举，又稳稳将手握实兵的关键职位落到自己真正信赖之人手里。朝臣们看在眼里，只觉这位性情温和的年轻君主，似乎比想象中更懂得驭人之术。
听罢沈寅之言，钱弘俶忍不住莞尔，连声称赞他见识不，目光长远，未来入相之日指日可待。只是眼下尚不急于让他骤然高位，以免招人妒忌，反倒影响其前程。于是当场诏，封他为“通儒院学士”，留在王，随侍左右。此职表面不过是典章文书、参赞机密之职，实则是贴身谋臣的位置，凡机要政令，多由此人草拟斟酌。安排完北境防务之后，钱弘俶才将真正压在头的大事说了出来——那便是此前在台州试行的“包税制”。此法推行后，台州户籍骤增，田亩重新登记，税收明显上涨，民怨声反而减少。事实证明，此法既利国又利。钱弘俶打算借着这股东风，顺势在全国范围内废除旧有的“先征后量”等苛政，将包税制推广到吴越国所有州郡。他明白，这不只是一次税法的改革，更是一次对既得的正面碰撞，一旦推行不利，势必激起地方豪强与旧官僚集团的阻力，因此更需要像沈寅这样能写、能谋、懂民情的文臣随左右，一同应对风波。
就在吴越国内部谋划新政之时，北方战场的形势也在悄然发生变化。监军李业奉刘承祐密诏，带着“速战速决”的急令匆匆赶赴郭威大军营帐。他表面上代表子威严，实则怀着自己的盘算，希望借此立功邀宠。郭威接过密诏，却并未如李业所愿立即发兵。他擂鼓聚将，召集诸将聚大帐，当着满营将士的面，公开宣读书，然后当场以“伪命”二字予以驳斥。郭威沉声言道：统兵之将一旦临阵，便要拥有专断之权，若朝廷远在千里之外却频频插手军务，不顾战场真实情势必然贻误战机。他还当众立下军令——今后再有人类似诏书扰乱军心，传令之人可视作敌军细作，当斩不赦。这番话掷地有声，令在场将士哗然，也让李业面上无光。
李业碰了一鼻子灰，又郭威军中威望如日中天，不敢久留，唯恐被殃及池鱼，只得仓皇返京，将前线之事添油加醋地禀报。刘承祐年少盛，听闻郭威“抗旨”，大为震怒，一动了以“军法”斩杀此功臣宿将的念头。幸而杨邠、史弘肇等顾命大臣及时闯入宫禁，不顾礼制拘束，当殿厉声谏阻。他们直言，天子深居九重之中，对里之外的战阵并不了解，若固执己见，动辄以诏书遥控军务，必将坏了国家大事。更不能轻信谗言，反将郭威这样的栋之臣视作仇敌。刘承祐虽为皇帝，但位仓促，根基未稳，军国要政仍掌握在杨邠、史弘肇等顾命老臣手中。面对他们不加掩饰的压力，他只得暂时收起杀心，低头认错，将诏书一事草草搁置p>
前线战事上，郭威对待李守贞的叛军，却展现出与其“刚烈抗旨”完全不同的一面。面对对方屡番派前来挑战，他并不接战，反而下令筑营守，高挂免战牌，任由叛军在营寨周围叫骂、挑衅，又故意不阻止对方拆毁外围障碍。旁观者看在眼里，只以为郭威畏战懦弱，可在他冷静的算计中，这不过“疲敌之计”。李守贞屡战不得，锐气渐消，士卒在反复劳作拆毁工事中心生懈怠。待对方军心松弛之际，郭趁夜悄然调度精锐，选定薄弱之处袭而出，刀锋如雷霆骤至。叛军溃不成军，连夜奔逃，李守贞自知大势已去，最终纵火自焚，以一缕青烟结束了自己的叛乱生涯。
捷报传汴梁，朝堂之上，一时赞颂之声不绝于耳。刘承祐原本打算借此机会按功行赏，重加封赏郭威，以示自己并非一味疑之主。岂料李业再度出班，巧言谗，建议将郭威调离中枢，出镇河北邺都。表面上这是对郭威的重用，实则别有深意：其一，可以借他声名震慑契丹，让北朝不敢轻举妄动；其二，则能将与在京的杨邠、史弘肇等权臣分隔两地，使内外重臣互相牵制，朝中谁也不敢一家独大。刘承祐听后，觉得此策既安抚功臣，又可削弱顾命大臣之权心中颇为赞同。
次日朝会，圣旨尚未正式宣出，杨邠便察觉气氛有异。待听闻对郭威的“外放”安排，他面色一沉，当场厉声质问其中缘。刘承祐不敢明言内心的忌惮，只得搬出早已准备好的说辞，称河北边境警讯频仍，必须有重臣坐镇才能稳住局势。李业顺势出列附和，声称武德司密探已查得边防不稳的线索，将一切描绘得危机四伏。然而杨邠久经军政，深知边境真实情形，对这套牵强说法根本不屑一顾。他冷笑几声，逐条抛出数个关键疑点，直指“边警”之说毫无依据，甚至当众拆穿李业的夸大词。几番质问之下，李业被逼得语，再无法圆谎。杨邠怒火中烧，当庭请旨要以“欺君误国”之罪斩杀李业，以正朝纲。
这一场唇枪舌剑令朝会不欢而散，朝臣各怀心思退廊下。李业被骂得抬不起头，心中对杨邠恨意翻涌不止。退朝后，他悄然入宫私见刘承祐，声泪俱下地哭诉杨等顾命重臣如何倚老卖老、专权跋扈处处压制圣意，将天子视作傀儡。他言辞煽动，步步挑拨，渐渐在这位少年皇帝心中种下铲除旧臣的念头。刘承祐外表沉默，内里却早已波涛汹涌，思索如何摆脱这些压在龙椅之上的沉重阴影。
此时，远在外镇的郭威也没有闲着。他暗中派养子郭荣入京，拜访杨邠，并呈上自己亲笔书信信中言辞恭谨，并无明显异状，但杨邠阅后却知郭威另有深意，不可能把真正想说的话全写在纸上，遂关门屏退左右，令郭荣口述相告。郭荣谨慎传达郭威的原：如今是“一朝天子一朝臣”，先帝旧臣个个功勋卓著，难免招致新君猜忌，早晚有一场风暴。与其坐等祸事临，不如趁着昔日情分尚在，主动请命远外藩，以功成身退的姿态保全性命和家眷。杨邠闻言，沉默良久，长叹一声，感叹李业这等小人盘踞君侧迟早会祸国殃民，他却又清楚，一旦选择离开师，朝局走向便更加难以预料。临别时，他让郭荣转告郭威一句《出师表》中的名句，以文辞代为寄意。郭威从这简的话里嗅到浓烈的不祥之气，当即下令郭轻装简从，火速返京，将京中的亲眷悄然接回邺城安顿。至此，北方的风暴愈酿愈烈，乱世棋盘上的各方势力，也都在悄悄调整自己的位置，等待一场无法避免的大变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