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州一案尘埃未落，却在吴越朝堂上掀起更深的风暴。连日以来，诸位相公轮番上阵，大参特参，议论的焦点始终只有一个——那五十万斛粮米的巨大缺口。钱弘俶奉命查办此案，心中虽痛快于清除蛀虫，可面对堆积如山的烂摊子，却也不得不承认，真正能填补这窟窿的人，只有程昭悦。此人掌控财力，熟悉商路，若肯出手，便能解百姓燃眉之急；若不肯出手，吴越便要陷入更深的困境。
钱弘佐在兄弟面前吐露心声，提起当年戴恽一案，仍如巨石压在心头。内库大火亦隐隐有了指向，可他既不能深究，也不敢深究。为了天下与百姓，他甚至暗自下定决心：倘若程昭悦能补上五十万斛的缺口，哪怕其中牵涉杀父之仇，他也愿暂时压下，独自背负“不孝”的骂名。然而局势骤变，如今程昭悦所涉已不止贪墨弄权，而是里通外邦的叛国大罪。钱弘佐无论如何也不能对不起天下人，更不能让吴越基业毁于一旦。
与此同时，南唐那边亦暗潮汹涌。燕王李弘冀自润州发来急报，李璟闻讯后立刻召来弟弟李景遂商议。李景遂认为程昭悦不过是一介商贾，身份低贱，所言未必可信；更何况他在杭州既无兵权也无实权，纵然有心作乱，也不过是蚍蜉撼树，难成大业。但李璟却看得更深，他认为这正是千载难逢的良机——东南诸州早已对钱弘俶怨声载道，吴越朝中大将亦人心浮动。程昭悦不需千军万马，只需笼络胡进思，再加上李弘冀在润州厉兵秣马，一旦杭州大乱，南唐大军便可顺势剑指钱塘。
杭州城内，程昭悦与李元清彻夜密谋，盘算着如何借胡进思的声望与兵力打开局面。胡进思身为三朝元老，手握军权，威望极高，若能为他们所用，吴越都城便可一朝倾覆。然而胡进思亦自有算盘，他首要考虑的并非什么“从龙之功”，而是如何为胡氏子孙留下一份能保命的基业。他或许会利用程昭悦的谋反来攫取更大权力，却绝不会轻易押上整个家族的未来。
钱弘佐向两位弟弟坦言，程昭悦不足为惧，真正的威胁乃是胡进思。钱弘倧忧心胡进思与程昭悦互为表里，必将酿成塌天大祸；钱弘俶却觉得胡进思不可能与宵小勾连。李元清同样疑惑，但程昭悦自信洞悉人性，坚信只要利益足够，便能腐蚀底线，更何况胡家对钱家并不存在真正的忠诚。面对迫在眉睫的危机，钱弘俶大胆献计：先将拱卫都城的“亲从都”“亲卫都”调离杭州，制造防御空虚的假象，再暗中联络吴程、水丘昭券、仰仁诠、元德昭以及钱元懿等人，布下一张暗网，即便胡进思真反，也尚有应对之策。
为了试探宗亲与重臣的忠心，钱弘倧与钱弘俶分头行动，以商议“浙东营田使”人选为由，询问众人：慎温其与程昭悦，谁更适合担任。试探结果泾渭分明。钱元懿毫不犹豫选择正人君子的慎温其，认为国之大任不可交于奸商之手；吴程却提出不同看法，他认为程昭悦虽是买卖人，却懂经济、能搞钱，眼下台州、温州的烂摊子急需一个能收拾残局的人，君子未必能变出粮米。
等到水丘昭劵处，事情却出现了转折。水丘昭劵敏锐察觉宫中必有大事发生，立刻入宫面圣，厉声斥责钱氏兄弟此举无异于自毁长城。他晓以利害，指出吴越真正的生死大敌乃是南唐，若对宗亲重臣妄加试探，只会寒了人心，最终陷入“举国无可信之人”的绝境。吴越并非中原，礼法国纲犹存，君王应以诚信待臣，臣子方能以忠心报国。一番诤言如醍醐灌顶，令钱家三兄弟恍然大悟，承认自己过于多疑，反而动摇根基。
为防都城生变，钱弘俶受命星夜奔赴萧山大营，准备接管兵权。萧山大营乃拱卫钱塘的东大门，地理位置至关重要，其兵权若落入旁人之手，杭州将门户大开，吴越危在旦夕。当钱弘俶率人赶到时，守将沈承礼却以“夜色已深，且无主帅胡进思军令”为由拒绝开门。情急之下，钱弘俶竟坐进筐子里，如运送货物一般，让士兵用绳索将他生生吊上数丈高的城墙。登墙之后，他出示鱼符与王命诏书，沈承礼验明正身，确认无误，这才下令击鼓聚将。夜色沉沉，鼓声震荡，预示着一场更大的风暴即将席卷钱塘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