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色渐深，吴越王府偏院一隅却灯火未灭。郭越奉命陪坐，面前小几上早已摆好几壶浊酒与几碟下酒菜。丁德裕披着官服，鬓发微乱，举杯连饮，酒气与灯油味交织在狭窄的房间里。他先是从容谈笑，言及旧日征伐南唐、合兵江表的往事，不觉语调渐高，话锋也越来越狂放。几杯酒下肚，他借着醉意放言，如今赵匡胤扫平南唐、后蜀诸国，统一南方已成大势所趋，吴越虽尚偏安一隅，却终究难逃被并吞的命运。不过在他眼中，这一切都不过是局势演变的必然。丁德裕说到得意处，不免自矜旧功，自夸当年随军出征，立有汗马功劳，如今外放贬谪，不过是权臣倾轧、权宜之计，并非真正失宠。他坚信赵匡胤终究是念旧之人，待得天下底定、风波稍息，定会想起自己这些“功臣旧将”，届时再度宣召入京，重入中枢，只在旦夕之间。郭越本就酒量不济，被他连连劝饮，眼看杯中酒一盏接一盏地见底，只觉头重脚轻，不多时便支撑不住，伏案沉沉睡去，对身边风云变色全然不觉。
房内烛火摇曳，映得墙上人影晃动。就在丁德裕意犹未尽、仍在低声自语之际，一阵几乎听不见的脚步声在门外掠过，下一刻，房门被人无声推开。一缕夜风灌入，烛焰微颤，一个如鬼魅般的身影悄然出现。来人正是李元清，他神情冷峻，眼中再无旧日同僚情分，只有决然杀意。丁德裕还未来得及转身细看，一道寒光骤然破空而至，剑锋在烛光映照下闪过极细微的一线冷芒。利刃入体之时，丁德裕只来得及发出一声含混的闷哼，杯盏翻倒在地，酒水四溅，他整个人便软倒在席，鲜血迅速浸透衣襟。房内重新归于死寂，只剩桌案上一盏摇摇晃晃的残灯。郭越醉卧不醒，对这场悄然落幕的杀机浑然不知，而丁德裕一生的功名、野心与妄念，也在这刹那之间彻底结。
与此同时，远在杭州的宫城之中，局势亦在暗流涌动。不久之后，吴越国主钱俶收到来自汴京的诏书——宋皇帝赵匡胤命他入京朝觐。诏命一下，堂为之震动。以沈寅为首的重臣们在殿中聚首，争论不休。群臣忧虑的焦点，主要有二：其一，众人担心钱此行会重演当年南唐后主李煜的悲——当年李煜奉诏入汴，自此困于异国京城，再也无法返回金陵，只能眼睁睁看着故国终成他人之地。如今若钱俶亲自赴汴，谁能保证赵宋不会故技重施，将吴越王禁，以绝后患？其二，更令人踟蹰的是，一旦拒不奉诏，便等同于公然抗命，反而给了赵匡胤出兵问罪的名分。那时军南下，以“讨不臣”之名大举伐吴，两浙百姓便难逃战火荼毒，极有可能步南唐灭亡之后尘，山河破碎、社稷倾覆。沈寅等大臣在忠君护国与保全百姓之间反复权衡，朝堂气氛紧绷如弦。
钱俶凝视着手中的诏书良久，心中其实早有定计。他深知吴越地小兵弱，以一地之力抗衡新兴大宋，终究只是饮鸩止渴，更何况吴越一向以安民修政著称，不敢轻启兵锋。多番思量后，他在众臣复杂的目光中开口，决定亲自赴汴梁面见赵匡胤，以自身安危为赌注换取两浙百姓的长久安宁。他安排随行，只带王妃孙太真与子弟钱惟治、钱瑛同行，而将世子钱惟濬留在杭州监国。临行前，他郑重嘱托沈寅等重臣相助惟濬，暗中拟定各种应对之策，以防朝局突。城门外，送行队伍肃立，车马渐行渐远。沈寅目送王船远去，心中忧虑难平，转身对钱惟濬低声提醒，若势有变，须得做好“权摄两军节度留后”的准备——那不仅是一道政治安排，更是对吴越未来命运的未雨绸缪。
不久，带着吴越国希望与忧惧的楼船自钱塘江口缓缓北上，披波踏浪而行。甲板上风声猎猎，江潮之声不绝耳。孙太真陪着钱俶站在船舷旁，任由江风拂面，目光随着水天相接之处渐渐远去。她忽然提起多年未曾言的母家旧事，提到那座早年间曾经极为繁华的黄龙岛。那时此岛是海商往来枢纽，各路商贾云集，舟楫穿不绝，岛上驻有她的亲族，灯火终夜不灭。可自从舅舅与三哥告老还乡、内迁养老之后，黄龙岛失去了旧日主骨，商路也渐渐改道，大船要么直航钱塘岸边，要么转泊台州博易务，黄龙岛便日益荒芜。如今，能登岛的多是避风的渔户与小商，来去匆匆，无暇经营岛上无人打理的桃林年年春来便恣意盛开，花影满山，反倒有几分不染俗尘的孤美。久而久之，来往之人不以旧名称之，而是习惯性地叫它“桃岛”。孙太真说到这里，语气里藏着几分惆怅，仿佛那座桃花烂漫的废岛，正是她心中身不由己的命运缩影。
楼船北行多日，终至汴城下。钱俶下船登岸，只见城垣巍峨，远处尘雾翻涌，京畿之地的繁华隐约可见。太常少卿吕端奉命代表朝廷城外迎接，礼仪细致周全，既不失国威严，也让人感到颇为礼遇。钱俶一行换乘特赐的太平车入城，道路两旁楼宇林立，市肆绵延不绝，铺面旗幡迎风招展，叫卖声与车马声交织成片。街中人潮汹涌，百姓衣饰整洁，脸上多有安居乐业的神色。钱俶眼前所见，与他二十九年前初入汴京时的景大异其趣——当年正值战乱未平之际乡间多有饥馑，人们衣衫褴褛、面有菜色，如今却是国力渐盛、仓廪丰盈，市井生机勃勃。这一番对比令他心中暗自感叹，赵匡胤治国有方，的确使原渐归太平，这也从侧面印证了天下大势的确正在向大宋一统缓缓倾斜。
入城之后，对吴越使团的接待再次提高。赵匡义亲自出面，陪同钱俶马沿御街缓缓巡行。御街宽阔整齐，石板铺地，路旁槐树成行，官府门第与坊市毗邻而立。赵匡义在马背上谈笑风生，看似推心置腹，话语间却藏锋芒。他一面大加赞赏钱俶这些年来谨守疆土、不扰边境、助宋军平定江南的“功绩”，称赞吴越王识时务、知进，是天下诸侯中最为懂得“大义”的一位；面又语带暗示，屡屡提到天下归一乃天命所归，四海一统是社稷苍生之福。言中多次提及“归顺”、“保全”、“完名全节”等字眼，仿佛轻描淡写，却处处在提醒钱俶：倘能主动纳土归宋既可保全宗族富贵，又能赢得后世称赞。孙太真则坐在车中，轻掀车帘，看着街旁孩童在巷口追逐嬉戏，妇人挑水回家，商贩悠然叫卖，百姓安居景象令她一时恍然——或许这种无大战、无饥馑的日子，才是真正值得追求的太平年景。
队伍行至皇城门前，朝廷礼遇再度升级，仪仗森严鼓乐齐鸣，引得不少百姓远远围观。赵匡胤在殿内早已等候，特赐吴越王钱俶以前所未有的四大殊荣——“入朝不趋、赞拜不名、禁中骑马、剑履上殿这四条特权，几乎是将他与一般藩王区分开来，象征性地赋予了近乎与天子平起平坐的礼遇，既是极高的恩，更是向天下展示“怀柔远人”的姿态。赵义亲自为钱俶牵马入殿，礼数周全。大殿之上灯火辉煌，赵匡胤在万岁殿设宴相待，席间准备了烤肉、佳肴与醇酒，只以“故人相逢”相称，仿佛不提两国君臣的上下之别。钱俶在这样浓烈而周密的“恩宠”中入座，自知此行已至关键节点，每一步应对皆关乎吴越存。
另一边，吕端将孙太母女安顿在专门接待藩王的馆驿之中。孙太真踏入院落，环顾四周布局，廊庑曲折、假山池亭，与她二十九年前随母亲入京时所见几乎毫无改变。往事随翻涌，她不由自主地想起当年那些在汴京浮沉的人——如心思深沉的水丘昭券，命途多舛的钱侑，以及一众早已被时代浪潮吞的旧人。吕端见她若有所思，便娓娓来这些年天下格局的变迁：南平、后蜀、南汉、南唐诸国，先后或战败或归降，昔日林立的南方诸国如今尽皆纳入大宋版图。正因如此，这所专门接待各藩王的馆驿，许久以来一直闲置，无人入住。此次钱俶入京，赵匡胤特拨八千缗巨资重整东院，以示礼遇。而西院原是冯故宅，虽已空置多年，却因为冯道在前朝名极盛，地位特殊，历代宗室、公卿皆不敢无旨擅自占用。按理说，以钱俶的身份，本该居于冯府，以示尊宠。孙太真听罢，沉默片刻，只淡淡地说，钱俶同意住进去——那不止是对冯道名望的一种敬畏，更是一种对自己身份微妙处境的清醒认知。
此时的杭州城内，俶远在汴京，留下的政局并未因此沉。沈寅在内府召见监国的钱惟濬，为其分析天下大势。当今世道看似安稳，实则隐忧重重，治乱之根皆系民生之本。沈寅指出，首要问题在于土地兼并严重，东南族豪强占据了七成良田，却通过各种手段隐匿田亩，不纳或少纳税赋，国库空虚，百姓被迫流离。其次，是货币割裂的问题吴越境内长期沿用唐制“开元通宝”，宋则大规模铸造“宋元通宝”，而南楚一带甚至仍有铁钱流通。货币制度不统一，导致物价紊乱、商贸互相掣肘，影响各地经济往来。最后，沈寅谈到世家坐大的隐，江浙十八大姓盘踞漕运与盐利重地，拥有庞大财力与人脉，一旦朝廷稍有不慎，极易形成尾大不掉之势。这番分析既向惟濬揭示现实，也是在预先为吴越未来可能的政令改革纳土归宋做心理铺垫。
而在汴京之内，钱俶对这些问题同样早有思索。是夜，他与赵匡胤、赵匡义在宫中围炉小酌，外间寒意渐深，炉火将几人面庞映得红润。酒过数巡，寒暄渐减，话题便自然而然转向纳土归宋的真正难处。钱俶坦言，吴越这些年所以推行“包税制”，乃是迫于财政压力与权力结构的权宜之策。他又具体谈到自己对货币问题的担忧：吴越所行的开元通宝与宋朝行用的宋元通宝，虽同为铜钱，却在成色、重量与铸造工艺上均有差。一旦朝廷强令两种钱币按照固定比率兑换，实质上就是“新钱兑旧钱”，其中差价空间极大，很容易被贪官污吏借机谋利。若遇到更为贪婪无度者甚至可能强迫百姓以五百文旧钱折算成一贯新钱，名为“折换”，实则是赤裸裸地劫夺民财，既伤民心，也破坏吴越与宋廷之间脆弱的信任。钱俶言辞恳，不仅是在替自己一国百姓争取公道，更是在提醒赵匡胤，一旦纳土不当，便会留下深重民怨。
夜深灯残，炉渐弱。谈至尽兴时，钱俶与赵匡义究不胜酒力，先后醉倒在榻上，鼾声隐约可闻。赵匡胤却仍旧保持着几分清醒，他放下酒盏，独自起身走出殿门。夜风带着寒意，吹散了几分醉意吹得宫灯微微摇晃。他抬头看着漆黑的夜空，默默回想钱俶刚才所言的每一句话——关于世家兼并、关于税赋利害、钱币改革、关于百姓财产。他很清楚，这位越国主并非只为自保而来，而是已经为献土归宋之事反复盘算过利弊，终究希望能在不掀起浩劫的前提下，将东南整块而平稳地交给朝廷。赵匡胤深知牵动的并非只是一国疆土的易主，更是数百万百姓的生计与安危。正因如此，他的心情在此刻格外复杂——既有大业将成喜悦，也有对如何在统一与民生之间求取平衡的沉重思。漫漫长夜中，汴京城在沉睡，唯有这位帝王与远道而来的吴越国主，在各自的心中权衡着同一件事：如何让一场国运更迭，少一些兵戈血火，多一些人间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