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昌济，一位高人志士，毫厘不让地捍卫教育，强调其对民族复兴的或生或死的必要性。然而，年轻激进的毛泽东对此提出异议，他从不同的角度昭示政治权威，军阀主宰与外力干涉，造成社会疾病的最初引子，才是必须首先注意的问题。杨昌济视此为违反教育之神圣，以教育为最高命令，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壮志，他强硬警示毛泽东。然而，毛泽东尖锐地对此提出抗议，使原本平稳的师生氛围瞬间破裂。

　　此番师生失和不幸落入了萧子升的眼中，他派毛润之向杨昌济赔礼道歉。然而，毛润之固执而公正，大度地保持着自我立场，他强调，他自身与杨昌济的观念分歧义不容忽视。萧子升认同此言，意识到毛润之是杨昌济的得意弟子，抛砖引玉，对他抱有巨大期待。若他对杨昌济的教育理念产生质疑，此刻的杨昌济内心又该如何承受。但是，无论如何，萧子升始终信奉他人的思考，他坚决认为即使毛润之不能肯定杨昌济的理念，他也不能存在丝毫的怀疑。

　　与此同时，杨开慧，毛泽东和杨昌济的故事中微妙的角色，无法确定父亲和毛泽东之间的矛盾。尽管有过激烈的争论，杨昌济将自己深锁在书房，一整个下午都无人能搅动他的安静。此情此景，毛润之的心头被矛盾的情绪所撕裂，他深感迷茫，无法确定自己的行为究竟是否正确。

　　在此情况下，邓中夏邀请毛润之参加青年读书会，那里有新思新意的讨论，使他大有所获。而在悦心的同时，邹鼎丞却在忙于准备兰若姐姐的生日礼物——一幅笔下的影像，一首胸中的热词，作为他的献礼。看得入眼，喜欢得入心的兰若姐姐袖手笑颜，这令邹鼎丞心头一片明媚。他欢唱连连，引得同窗们哈哈大笑，生活因此变得趣味横生。

　　然而，彼时的教育环境却困顿不已，赴法留学的学生人数激增，教育会的资金突然紧张，无法再负担学生的留学费用。李石曾将这个骇人听闻的消息传递给萧子升，重声叮嘱他，此事务必绝对保密。但他鞭长莫及，只能向毛泽东，萧子升，蔡和森等人保证他们的留学费用将会齐全。

　　华法教育会的通知出炉后，向警予向他们的同窗们敲响了紧箍儿的警钟。闻讯的蔡和森立马赶往华法教育会，但恼火之下，却从萧子升口中了解到除他们之外，已经无人再能得到华法教育会的予以涉猎留学的机会。愤怒难遏的蔡和森挥拳向萧子升，钟山被掷石，损伤了他的面部，就在那时，杨昌济及时赶来。

　　他以睿智平静的智者姿态解决学生之间的问题，他教育他们，共克时艰，抱团前行才是解决问题的最好方式，非但不能自相残杀，更别过多地互相指责。杨昌济顺带提起，湘籍人士熊希龄和范源濂掌控着一笔巨款，存储在北京银行里，倘若能快速借得这笔钱，火热的湘籍学生的赴法读书急切困局或可得解。但熊希龄和范源濂都是权势之人，不易欺瞒。

　　教课的时候，杨昌济拿出一封手写书信，请求毛润之他们带着这封信去拜访熊希龄。然而，因为想见熊先生的人众多，即使有他的信都无法让他们的见面成为现实。此时毛泽东思虑再三，决定寻找一个能够说得上话，与熊希龄私交甚好的人。在这时，邹鼎丞突然想起了可亲的吴小姐。

　　在吴小姐的帮助下，邹鼎丞、毛泽东以及其他人得以见到了熊希龄。熊希龄的态度谦和且开朗，他赞许赴法留学是一件有益的好事，究竟他也仅仅是这笔巨款的代理人。他决定回到湖南询求参与筹款的乡亲们的观点。去见北京银行的经理，熊希龄得知如果要付款并不需要太费手脚，只需要他和另一个监管人的签字就可以了。熊希龄意外的了解到，湖南的督军张敬尧也对这笔巨款虎视眈眈。在深思熟虑后，他决定给在湖南的乡亲们写信，希望他们能够同意用这笔钱的部分去帮助学生们赴法留学。

　　此时，二丫的直率言辞，却引出了杨开慧的开心笑容，人生百态，酸甜苦辣，都在细微之处显露无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