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初，海风腥咸而闷热，滨川这座南方小城刚刚被改革的浪潮推上前台，霓虹灯和黑暗角落一起疯长。鹏来国际俱乐部是城里最风光、也最见不得光的所在，纸醉金迷、歌舞升平，每一束灯光背后都是被掩盖的秘密。俱乐部的领班李红月早已习惯在这种暧昧地带游走，她懂得如何在权力和金钱之间周旋，如何在一句笑里藏起利刃。这天，她带着新提拔的副领班曲梦出差——对别人来说是工作，对曲梦而言却像被推上了另一个命运的台阶。
曲梦，今年二十三岁，长相清秀，嗓子极好。她从小喜欢唱歌，曾经相信只要站在舞台上，灯光照在身上，就能唱出另一种人生。然而，自从进入滨川国际俱乐部当歌舞演员，歌声再不属于她自己，曲调、歌词甚至每一声笑，全都被明码标价。她必须迎合客人的口味，连最单纯的唱歌都要被规定姿势和表情。她每天在喧嚣里麻木，在掌声中窒息，仿佛被一双无形的手掐住喉咙，越唱越觉得自己在一点点失去灵魂。
那天出差归来，下火车时人潮涌动，广播里的提醒声一遍遍回响。曲梦提着行李，正要跟上李红月，余光却突然瞥到前方铁轨边一个单薄的身影。一个年轻人笔直地躺在轨道上，眼神空茫，仿佛对即将驶来的列车毫无所觉。远处火车的轰鸣越来越近，尖锐刺耳，站台上却没有人注意到他。曲梦心头一紧，既害怕又冲动，她下意识地扯下脖子上那枚金球项链，用尽全力朝那人砸去。金球划破空气发出一声脆响，正好砸在他额角。年轻人下意识地一缩身，惊醒似的翻身滚下铁轨，下一秒，火车呼啸而过，狂风掠过他的发梢，而他奇迹般地安然无恙。
这场惊险在旁人眼里不过是人群中的一阵骚动，很快就被淹没在嘈杂中。曲梦没有时间细想，匆匆被人群推着离开，只觉得胸口发闷，手心一片冰凉。直到晚上回到滨川，她还隐约记得那人刚刚醒来时恍惚而倔强的眼神。她不知道的是，那枚被她随手扔出的金球，正在悄悄改变两个人的人生轨迹。
不久之后，一个陌生的年轻人出现在滨川国际俱乐部门口。他衣着普通，神色清瘦，却带着近乎固执的认真。他一路打听，终于循着那枚金球项链的线索，找到了俱乐部。这个年轻人名叫杨文远，来自外地，一心想当诗人。他相信文字能记录真实，也相信每个被忽略的人都该在诗里留下痕迹。当他得知救自己的人在这家国际俱乐部唱歌，竟萌生了一个近乎天真的念头——他要见到她，了解她的生活，把她写进自己的下一部作品，让她成为诗里的主人公。
初次见面时，曲梦对杨文远毫无好感。她早已见惯了各种打着“仰慕”名义接近她的人，在她看来，这个一脸诚恳、说要写诗的年轻人不过是多了份书生气的傻子。她嗤笑他的天真，冷冷地打发他，对他关于“作品”和“主人公”的说法不屑一顾。杨文远却并不退缩，他在俱乐部门外徘徊，偷看、打听，一边在小本子上写写画画，仿佛这里的一切都能成为他笔下的素材。谁也没有想到，就是他这种不合时宜的认真，最终引来了无妄之灾。
俱乐部靠江而建，夜晚的游轮成了少数人私密欢宴的场所。某晚，李红月在江边无意回头，看见岸上一个年轻人正对着停靠的豪车一一记下车牌号。那人动作笨拙却极有耐心，完全不知道自己做的事情有多危险。李红月心中一惊，很快认出那人就是那个“要写诗”的年轻人。她明白，一旦有人顺着这些车牌查下去，俱乐部背后盘根错节的关系链就可能被牵扯出来。那一刻，她很快做出决定：必须把这个不懂世事的傻子尽快处理掉。
当晚，她借着曲梦的名义，让一个熟练的女伴出面，将杨文远诱到俱乐部包下的游轮上。游轮灯火辉煌，音乐震耳欲聋，空气中弥漫着香水、酒精和暧昧的气息。杨文远被包装成“幸运嘉宾”，慌里慌张地被推上甲板。主持人掀起气氛，搞了一个抽奖游戏，结果“金奖”恰好落他头上，奖品是和俱乐部歌手合唱一首情歌。台下掌声起哄，灯光扫过，曲梦被叫上台，脸上挂着职业化笑容，心里却疑惑重重。
面对突然被推到舞台中央的尴尬，杨文远没有唱歌。他站在话筒前，胸膛剧烈起伏，手指微微发抖，却忽然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稿纸。当音乐前奏响起，他抢过节奏，在众目睽睽下念起了自己写给曲梦的诗。那是他这些日子以来观察、想象、揣摩后写下的句子，真诚炽烈，充满不合时宜的浪漫。舞台一时安静下来，有人觉得好笑，有人觉得新鲜，也有人冷眼旁观。气氛虽有些失控，却没有酿成大祸。
演出后，俱乐部的掌控者徐鹏大为不满，亲自过问此事。对他来说，任何意外都是隐患，哪怕只是一个念诗的青年。他兴师问罪，质问李红月为何放这样的人上船。李红月一面陪笑，一面解释，说杨文远不过是个对俱乐部好奇的外地人，既不懂门道，也接触不到真正的核心圈子。她保证已经盯着他，不会让事情扩大。话虽然这么说，她心里却明白，这件事远没有结束。
事实上，那天夜里杨文远并没有像安排好的那样离开游轮。他在甲板上徘徊，不甘心只当个被人戏弄的“幸运嘉宾”。好奇和不安驱使着他偷偷上楼，推开了一扇半掩着的房门。他看见引他上船的那个女人此刻正躺在床上，脸色苍白，眼神涣散，脖子上戴着一枚金球项链——和曲梦当日为了救他而扔掉的那枚一模一样。女人虚弱地抬起眼皮，急促地催促他快走，嘴里喃喃说着“来不及了”，随后眼前一黑，在船舱内昏了过去。
杨文远被这突如其来的场景震得发懵，正不知所措，外面传来脚步声。他本能地退到门外的阴影里，屏住呼吸。紧接着，一个男人推门走进房间，动作熟练地脱下外套，解开衬衫的纽扣，表情轻车熟路，像是在进行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情，杨文远早已在传闻、暗示和零碎的目光中隐约猜到，却从未亲眼见过。他只觉得脸上火辣辣的，既是羞耻也是愤怒，胸口像被什么狠狠揪住，他再也不忍直视，甚至感到反胃。
站在那条狭窄的走廊里，他终于明白了鹏来国际俱乐部真正的面目。那些歌舞、酒会、游轮派对不过是遮掩的外衣，所谓“餐饮”“娱乐”只是招牌，在灯光照不到的角落里，另一种见不得光的生意正悄然进行。金球项链成了某种隐秘的标记，戴上它的人仿佛被默认为某种“商品”，任人挑选、消费。杨文远感到一种迟来的、尖锐的愤怒在心头炸开，同时也产生了深深的不安——这样一处黑暗的深渊，为何有人笑着跳进去，又为何有人哭着却无法爬出来。
因为那枚金球的缘故，他很自然地将这一切联想到曲梦。她也曾戴着一模一样的项链，她在这里唱歌、工作，她与这些隐秘交易之间到底有多远？在杨文远的想象里，答案几乎是注定的。他固执地相信，真相不能继续烂在肚子里，不能让更多无辜的人陷入泥沼。于是，他冲动地决定去公安局举报，将自己所看到的一切说出来，用他能做到的方式对抗这个龌龊的系统。
然而，就在公安局门口，他被曲梦拦住了。她急匆匆赶来，拦在他和公安局大门之间，硬生生把他挡在现实之外。与此同时，坐在一辆黑色轿车里的吴国豪透过车窗冷冷地看着这一幕，他的目光阴沉而深远。他是与俱乐部盘根错节的权势人物之一，看到曲梦似乎成功拦下杨文远，他只是淡淡吩咐司机开车离开。车轮碾过水洼，带走的是一种轻描淡写的冷酷——他们习惯于用钱、暴力和恐吓解决问题，从不担心有人真的敢撕破这层皮。
杨文远本来对曲梦心存好感，如今得知她“也是干这一行”的时候，眼里的光一下子暗了。他难以接受，自己敬重、仰慕、愿意写进诗里的女孩，竟然也是这场肮脏交易中的一环。曲梦却崩溃地哭了，她不再用俱乐部训练出的笑脸包装自己，而是把原本埋在心底的伤口赤裸裸翻出来。她告诉杨文远，自己并不是天生就想干这行，她从来没想过要走到这一步，是生活一点点把她推到了绝境。
她说起自己的童年：大姐被父亲亲手卖掉，像一件多余的旧物，换来几张皱皱巴巴的钞票；二姐被父亲带到城里之后就再也没有消息，仿佛从世界上消失了。她害怕有一天自己也会像她们那样被处理掉，于是趁着一个机会逃出家门，孤身来到滨川，在小饭店做服务员，只想安安稳稳挣点钱，活下去就算是赢。可命运并没有对她网开一面，反而更残忍地踢了她一脚。
那个晚上，她被几个男人合伙动手脚，钱包、首饰全被栽赃成“赃物”，一口咬定是她偷的。失去依靠、没有背景的她，几乎没有任何申辩空间，很快便被扔进了看守所。短短的牢狱生活，却像一个无形的烙印，彻底封死了她原本还能有的路。出来之后，她带着“有案底”的污点，走到哪儿都碰壁，没人愿意相信她是清白的。就在走投无路的时候，滨川国际俱乐部向她伸出了手。
刚踏进俱乐部门槛时，她以为自己看见了一条“捷径”。这里灯光绚烂、衣香鬓影，钱来的快，只要懂得笑、懂得识趣，就能换来别人一辈子都挣不到的收入。那时她还天真地以为，只要攒够钱，就可以离开、可以重新开始。可她很快醒悟，一旦上了这条船，就再也下不来了。那些看似温和的规矩、温柔的照顾背后，是一圈又一圈的绳套，绑得她寸步难行。她不是不知道这是一条错路，只是回头已无路可走。
杨文远说，他可以帮她离开这里。他是真心这么想的，在他的世界里，只要鼓起勇气迈出那一步，就能摆脱枷锁。可是曲梦比他清楚得多，她见过那些人的手段——她知道自己已经不是一个可以轻易“离职”的普通员工，而是俱乐部用金球和档案牢牢攥在手里的“货物”。一旦离开，那些恶魔绝不会善罢甘休，不仅她要付出代价，稍有牵连的人也难逃其难。这次杨文远已经被她拖下水，他若再纠缠进去，只会被碾得粉碎。
于是，她咬牙决定按那些人的规矩来，试图用一种她自己都厌恶的方式将他“送走”。她劝杨文远拿了俱乐部给的封口费，离开滨川，从此远走他乡，把这里发生的一切永远烂在肚子里，当做一场噩梦，再也不要回头。她嘴上说得冷酷决绝，心里却明白，这是她能为他做的最后一点保护——即便这份保护带着屈辱与卑微。
可杨文远不是那种会乖乖接受安排的人。即便被人围堵殴打，他也不肯就此忍气吞声。他拿着那一包包厚实的现金，站在俱乐部门口的台阶上，一言不发地撕开封口袋。周围来来往往的人好奇驻足，还没弄清发生什么，就看见他开始把成沓的钱一张张扔向空中，纸钞像雪一样在夜色里纷纷飘落。围观的人越来越多，有人弯腰疯抢，有人抬头拍照，混乱的场面迅速发酵。
此时，俱乐部的主顾们正坐在车里观望，隔着车窗看着这一幕。某辆豪车内，曲梦被迫陪着客人，她无意间抬眼，透过玻璃，死死盯住那个站在风口上的身影。她认出那是杨文远，愣在座位上，仿佛连手中的酒杯都变得沉甸甸的。每一张被他抛出的纸钞，都像是在撕开这座城市刻意维持的体面，像在用最粗暴的方式质问：这笔钱是谁给的，为什么给，又要买走什么。
钱撒完了，地上一片狼藉。杨文远从背后抽出一个牌子，高高举起。密密的笔划写得有些歪斜，却异常醒目——上面只有两个大字：“醒来”。这两个字像是一记闷雷，砸在所有看向他的目光里。他没有演讲，没有辩解，用最简单的方式向这座沉睡的城市发出呐喊：你们看见了吗？你们要继续装睡到什么时候？
俱乐部的人很快冲出来，将他按倒在地，拳脚相向，试图用暴力把这场突如其来的闹剧就地掐死。杨文远被打得口鼻出血，双臂发抖，却死死护住怀里的牌子，宁愿背部挨打也不肯让牌子落地。他拼尽全力将那块写着“醒来”的木牌举得更高，像要把最后的声音送到远处听不见的地方。就在这时，他看见人群中有人推开挡在前面的人影，奋力朝他跑来。
那是曲梦。她终于挣脱车上的羁绊，踉跄着冲向他。杨文远在混乱中看见她，脸上淤青间露出一丝倔强的笑意，像是终于等到了一个见证者。他再次用尽全身力气，把牌子举得更高，仿佛只要她看见，只要她记得，那么自己今天承受的所有羞辱与疼痛就不再是徒劳。灯光下，“醒来”两个字在夜色里微微颤抖，却异常刺眼，像火星一样，随时可能在某个心里暗处点燃一场静悄悄的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