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飞飞是真心想帮父亲把当年的旧案查清，可吴国豪的态度却出乎她意料地强硬，眼神冷硬、语气尖刻，与记忆里那个温和宽厚、宠爱有加的父亲判若两人。对于她提起继续调查的想法，吴国豪几乎是以命令的口吻予以否决，怒斥她不懂事，说旧事已成过去，再翻出来只会害人害己。他甚至放下狠话：既然她不肯离开滨川，那就干脆老老实实待在家里，什么也别管。冷空气在父女间凝固成一道厚厚的墙，吴飞飞从未像这一刻这样清晰地感到，父亲正费力地隐瞒某些东西，而这些东西，恰恰与她苦苦寻找的真相有关。
然而血缘与记忆并不是一句狠话就能切断的纽带。吴飞飞压下委屈，照常为吴国豪更换管路、检查药量，在一连串机械的护理动作间，小心地缓和气氛。她用日常琐事打开话题，用小时候的趣事去唤醒父亲温情的一面，父女之间紧绷多日的气氛才逐渐松动。吴国豪看着俯身替自己擦拭、操作的女儿，心中那层冰终于有了一丝裂痕，语气缓和下来。借着这点缓和，他顺势打听起案件的进展，装作漫不经心地问起高飞最近是否还来往、手里到底掌握着什么。他一边假装不以为意，一边紧盯女儿的眼神变化，从吴飞飞不设防的回答中，听到了两个关键的词——“一个梦”和“一套房子”。这让他陡然联想到，当年俱乐部那帮女人搞事情时，为了方便秘密活动，曾在城郊租过一套隐蔽的房子，那或许才是真相的起点。
为了得到更多线索，高飞把希望寄托在那反复出现的梦境上。他坚信梦里盘旋不散的画面不是幻觉，而是被封存的记忆碎片，于是冒险吃下大量安眠药，想强迫自己沉入更深的睡眠，以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细节。等龙钰赶到时，他已经昏迷不醒，呼之不应。她被眼前的景象吓得手足无措，一边大声呼喊他的名字，一边拼命摇晃和拍打，找来冷水、掐人中，费了好大一番力气才终于将他从深渊边缘拖回来。清醒后的高飞精神恍惚，胸口闷得发疼，脑海中缠绕着越来越清晰、也越来越残酷的念头——自己的母亲，会不会是因为他，才被卷入那场劫难，最终丢了性命？
高飞把这份几乎要将他撕裂的猜测说给龙钰听，语气里夹杂着愧疚与恐惧。他努力回忆童年的片段，却总被梦境里破碎的画面打断。龙钰没有急着否定，也没有贸然安慰，她只是静静听着，像是在陪一个走夜路的孩子。她谈起自己与母亲的关系，也谈到那些时代里女人们不得不做的选择，缓缓地剥开围绕在“母亲”这个词上的种种误解和偏见。她说到动情处，高飞的精神逐渐松弛下来，心中的狂乱被一阵阵困意替代。他靠在椅背上，听着她的声音一点点变远，最终在她温和而带着伤感的叙述中沉沉睡去。意识逐渐黯淡的瞬间，他仿佛被抛回了一段久远的时光。
时间倒回到九十年代初的滨川，那时的夜晚霓虹初盛，表面的繁华下暗潮汹涌。俱乐部灯红酒绿，身影交错，欢笑与哭泣都被音乐掩盖。曲梦站在这场纸醉金迷的边缘，既是参与者，又在某种程度上保持着清醒。那天，她悄悄把何晓红叫到一旁，压低声音让她设法弄到监控室的钥匙。何晓红明知其中风险，却也明白继续装作什么都不知道，只会让自己永远没有回头路。她借着送酒的空档，在走廊与钥匙的主人打了个照面，用一句随口的调笑与一个含糊的眼神掩盖了自己的企图，趁对方不备，将挂在墙边的钥匙取下藏进腰间。
深夜时分，走廊里只剩脚步声和远处模糊的音乐回响。何晓红屏住呼吸，用那把钥匙缓缓打开监控室旁边的小房门。灯光亮起，她被眼前的一幕惊得说不出话——一整面墙的架子上，整齐码放着数不清的录像带，上面贴着日期和简短标记。她随手抽出一盘，塞进机器，画面跳出：人影纠缠、神色各异，有的人沉醉，有的人惊恐，还有人显然是被逼无奈。那些本该只停留在记忆和黑暗角落里的行为，如今被一帧一帧冷静而机械地记录下来。她这才惊觉，原来俱乐部那些人早就把“做事”的过程变成了筹码，用影像掌控、威胁一个个不可告人的对象。
等何晓红满身冷汗地把这些情况告诉曲梦时，曲梦的脸色并没有她想象中那样单纯的骇然，反而透出一种复杂的冷静。她缓缓地说：既然他们可以用这些录像带来控制别人，那同样，这些东西也能反过来成为她们手中的筹码。她不是没怕过，只是怕得太久，反而学会了把恐惧压进心里。随后，她约见杨文远——那个看上去有些木讷，却在关键时刻总能站出来的男人。在昏黄的路灯下，两人对话持续到深夜。曲梦摊开她的计划，也坦白自己的忧虑：凭她和杨文远两个人的力量，想要撼动整个俱乐部，无异于飞蛾扑火。他们面对的是有钱有势、有背景、有关系网的一整张黑网，任何轻举妄动，都可能换来灭顶之灾。
但她同时也看得很清楚，若是现在退缩，以后连一点机会都没有。曲梦提出，必须趁俱乐部的人还未察觉，先悄悄复制、藏好一部分录像带，同时继续收集更多证据，把线索一点点整理成一份完整的材料，让公安有足够的理由展开正式调查。杨文远沉默了很久，最终还是点头答应——不是因为他不害怕，而是在那些被迫沉默的女人身上，他看到了比自己更无路可退的人。然而事情很快迎来变局。向来出入都带着李红月的徐斌，这次一反常态，拒绝了李红月同行的请求，表现出非要带曲梦去香港的强硬。表面上的理由是“培训”、“栽培”，可在这样的人身上，任何冠冕堂皇的说辞都可能藏着杀机。
李红月在俱乐部多年，太熟悉这种“有去无回”的安排，她很快察觉出不对劲。她并非简单的情妇或打手，而是这个体系中重要的一环，更明白一旦有人被带去外地、尤其是出国，“失踪”、“意外”、“换人”这些词就会悄无声息地出现。她暗中发问，步步追索，这才得知监控室里丢了好几盘录像带，而与此同时，被他们视作早已“清理干净”的杨文远，竟然悄然回到了滨川。几条线索在她脑中汇聚成一个危险的结论——有人已经动手了，而曲梦就是那个人群中最不安分的一枚棋子。
曲梦是她一手带出来的，这一点让李红月既自豪又警惕。她知道曲梦聪明、懂得审时度势，也知道她心底有一根柔软却倔强的骨头，迟早会对俱乐部的肮脏规则产生抵触。这种人用好了，是利器，用不好，就是炸药。眼见徐斌坚持要带曲梦去香港，李红月再也坐不住了——她非常清楚，女人一旦到了那边，是死是活就再也不由自己决定了。她主动向徐斌表态，说自己能“管住”曲梦，让她待在滨川，不至于闹出更大的乱子。徐斌权衡利弊，暂时接受了这个说法，把“出国”的计划往后压了一压，却也在心里记下这份“不稳定的风险”。
风暴聚集的前夜，李红月把曲梦叫到房间，两人之间多年未曾明说的话，在那一晚被摊开在桌上。她不再用含糊的暗示，而是直接点出：录像带丢失、杨文远回城，这些看似偶然的事背后，其实都指向了一个事实——有人已经开始反击俱乐部，而曲梦极可能牵涉其中。曲梦脸上的神色在短短几句话间迅速变化，从故作镇定到震惊，再到意识到事态已经超出自己掌控。她以为自己藏得很好，以为那点小心思不足以惊动这些人，可现在她明白，一旦站到这条线的另一侧，她就已经与过去所有的安全切断了联系。
她想跑，人的第一反应永远是逃离危险。她下意识朝门口迈步，却发现门外早已有人守着，走廊里的脚步声清晰而冰冷。李红月的声音从背后传来，既有冷酷也有一种复杂的关切：他们已经派人去找杨文远了，那个人大概是回不来了，她救不了别人，但至少还能捞回曲梦一条命。那一刻，曲梦突然明白，这个带她入行、教她如何在男权秩序里生存的女人，并不是完全站在俱乐部那一边。她们像站在同一条绳上的两个人，只是被迫站在不同的端点，为了活下去，只能在拉扯中做出选择。
与此同时，另一边的杨文远也没有放松警惕。他从离开书店开始就察觉到有人在尾随，便故意在街巷间兜圈，不回他们租住的小屋，更不将任何线索带回可能牵连他人的地方。夜风从城市的缝隙里钻出，他的背影在路灯下被拉得细长，他知道这一晚可能会发生什么，却仍抱着侥幸，希望能趁尾随的人稍有疏忽时甩掉对方。可对方显然早有准备，他最终还是落入徐斌安排好的人手中。那一场谋杀来得安静而干净，没有目击者，没有尸体公开暴露在阳光下，甚至没有在报纸上留下任何只言片语。杨文远就这样被“从世界上抹去”，像从未存在过一样。
多年后，每当回想起这段往事，李红月仍会在深夜突然惊醒。她记得那一夜之后的每一个细节，从城中心广场那座冰冷石像被撞开的一瞬间开始，一切都发生了变化。那一撞仿佛冲破了某种象征性的牢笼，一个被封印多年的灵魂从缝隙间挤出头来——那既是被害者也是见证者的灵魂。就在那一刻，她突然有了一种近乎荒诞的感觉：自己也仿佛获得了自由。多年来，她在这套体系里扮演着加害者与旁观者的角色，却从来没有机会真正说出真相。事故之后，她拖着尚且残存一口气的身体，用仅剩不多的时间，强撑着把自己知道的一切一字一句写下来。
她没有实物证据，那些录像带早被转移或毁掉，她能够留下的，只有记忆——那些早已烙印在她脑海中、无论如何都抹不去的情景。她写下名字、日期、地点，写下谁曾出现在那些房间、谁曾得手、谁又因此被消失。笔尖在纸上划过的每一笔，像是在给曾经那些无声的哭喊做见证。她并不确定这些文字最终会被谁看到，也不知道它们会不会就此被尘封，但高飞不顾一切寻找亲人的执念，给了她一种近乎少年式的希望——也许总会有人，愿意沿着这些线索，重新把被压在水底的真相打捞上岸。做完这一切之后，何姨——那个在俱乐部中被人叫惯了的“李红月”，安静地吞下了药片，让自己沉入一个再也醒不过来的长梦。
时间回到当下。吴飞飞与高飞约在体育场见面——那是个开阔而空旷的地方，仿佛能容纳他们肩上所有的秘密。看台上人影稀落，两个年轻人坐在长椅的两端，一点点交换手中掌握的东西。高飞把自己在梦中看到的房子细致地描述给吴飞飞听：墙皮斑驳、窗框破旧，门口有一棵歪脖子树，院子里摆着一把生锈的铁椅子，屋里有一面奇怪的镜子……那些细节细碎却具体，像是真实存在过的场景。吴飞飞一边听，一边在脑海中对照着滨川的地形和她掌握的零散线索，模糊地勾勒出一片可能的区域。作为回报，她则把当年在俱乐部工作过的一些女人名单交给高飞，那上面有些名字已经消失在社会里，有些则还活在人群的缝隙间，过着仿佛与过去毫无关联的日子。
互相拿到情报之后，两人各自把资料交给背后更有资源的人。吴飞飞把名单和描述转交给吴国豪，希望父亲至少在调查层面给点帮助，而高飞则将同样的情报递到苏民手里。苏民是那种习惯线性推理、按部就班办案的人，收到资料后，第一时间就组织人手，对名单上的每一个名字进行地毯式排查。与此同时，高飞还清还了此前向冬子借的租车费用，那不仅是对朋友的一份交代，也是他希望这次行动能更加“干净”的象征。他诚恳地请求冬子继续帮忙，在必要的时候提供车辆和掩护。调查逐渐从纸面和梦境，延伸到了城市真实的街道与角落。
几天后，高飞给吴飞飞发来消息，说自己已经找到一个极有可能与梦中房子重合的地点，希望她一同前往确认。吴飞飞毫不犹豫地答应，驱车跟在高飞开的出租车后头，穿过一条又一条熟悉却渐渐陌生的街道。天色渐暗，街灯亮起，车流越来越稀少。她并不知道的是，在她的车后面，还悄悄跟着一辆又一辆车——那是赵天铭安排的人。赵天铭本人也在队伍中，以一种旁观者的姿态注视着这趟“寻找真相之旅”，他需要知道高飞究竟掌握了多少，更需要搞清楚吴飞飞到底站在哪一边。
事实上，这一路本身就是一场测试。高飞坐在驾驶位上，通过后视镜看到那一串尾随的车灯时，心里已经明白一半了。他并不是真的指望这次就能找到那间房子，而是用这次行动来验证自己的猜想——吴飞飞是否已经与吴国豪彻底站到了一起。自从感到父女之间的气氛微妙变化后，他便开始警觉：有人可能在利用吴飞飞接近自己，也可能在通过她的视角掌控调查的方向。当他确认那些尾随的车辆在一路上始终保持着既谨慎又不算隐蔽的距离时，一种冷凉的失望从心底蔓延开来。停车后，两人把话摊开，毫不遮掩地指出对方的隐瞒与不信任。
真正刺痛人的并不是言语本身，而是彼此曾经建立起的那一点点信赖，在短短对峙中被彻底撕碎。高飞直言，他无法再完全相信吴飞飞，而吴飞飞则在愤怒与委屈中告诉他，自己同样身不由己，被迫夹在父亲与真相之间。那一晚之后，他们再没有像从前那样并肩作战。命运却并没有放过任何一个人。不久后，吴飞飞突然病倒，持续的眩晕与呕吐让她不得不去医院检查。拿到结果的那刻，她怔在原地——她怀了孩子。这个生命来得猝不及防，又恰好落在她人生最混乱的时刻。消息很快传到吴国豪耳中，这个曾经铁石心肠地阻止女儿调查真相的父亲，这次却不得不再次主动去找高飞。他明白，无论愿不愿意，自己和高飞之间，已经被这条尚未出生的生命紧紧捆在了一起，而这也意味着，所有他们试图掩埋的过去，很可能会被更惨烈地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