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安路的黄昏，风里带着垃圾堆发酵后的酸臭味，一层一层地压在空气中。李秋萍站在路口，看着来来往往拎着菜篮子、端着夜宵碗的居民，心里像揣着一团火。她已经不是第一次来游说肖大姐和小海螺大爷，希望两位德高望重的“老劳模”再跟着她一起，把平安路这条“问题街”彻底收拾干净。可面对她满腔热情的劝说，两位老人却不再松口——上次被居民埋怨，被骂“多管闲事”“吃饱了撑的”，让他们心寒。李秋萍看着两人转身离开的背影，只好咽下所有劝说的话，扯了扯袖口，对身旁的孟晓丽挤出一丝苦笑：“那就咱俩干。”
于是，平安路上就只剩下她们两个人的身影。塑料袋被风吹得四处乱滚，纸盒子在地上拖出刺耳的摩擦声。她们弯下腰，一点点把堆积多年的垃圾装进箩筐，碎玻璃、发霉的菜叶、混着泥水的纸团，都带着刺鼻的味道往外冒。天色一点点暗下来，路灯亮起又昏黄，街头的大喇叭早就播完了晚间新闻，可李秋萍和孟晓丽还没顾上吃一口饭。蹲守在路口的她们，一会儿拦下提着裤腰要找角落方便的大爷，一会儿又好言相劝那些习惯随手乱扔的居民，嗓子喊得发干，腿脚蹲得发麻。有人不耐烦地嘟囔：“你们当干部的，真管得宽。”也有人被她们的执拗弄得有点不好意思，悻悻地又把烟头捻灭、纸巾捡起。她们就这样，一边清扫，一边“守摊”，把这一条曾经“臭名在外”的平安路，硬生生守成了一条勉强干净的街。
这个消息很快传到了郑德诚耳朵里。他正在工地忙着，听到有人说“李镇长还蹲在那儿没吃饭呢”，心里猛地一紧。夜风里，他提着两份简单却热乎的饭菜赶到了平安路，看见路灯下那两个被汗水浸透后有些发白的背影，一时有些说不出的心酸。他把饭盒往她们手里一塞，语气里带着不容拒绝的固执：“先吃饭。”话音刚落，就见一个醉醺醺的中年男人晃晃悠悠走到墙角，解了裤腰就要尿。郑德诚脸一沉，快步上前一把拉住人，粗声粗气地训斥了几句，又指了指李秋萍和孟晓丽：“你看看人家忙成什么样，你好意思？”醉汉嘟囔几句，只得提上裤子离开。夜风更凉了些，三个人蹲在路边吃着已经有些凉掉的饭菜，谁都没再多说什么，可每个人心里，都悄悄多了一份默契。
第二天一早，月海镇的政府大院还笼在一层薄雾里，院墙上鼓鼓囊囊的爬山虎随风轻晃。李秋萍刚从值班室出来，手机响起，是一个久违的国际电话。电话那头，熟悉的笑声像一阵明亮的风，从大洋彼岸吹回这个偏僻的小镇——是她的朋友莫妮卡。不到一个小时，早班车稳稳停在月海的车站口，一个穿着亮色T恤、牛仔裤，脖子上挂着相机的姑娘跳下车，身后还跟着一位带着耳机的鼓手和几个年轻伙伴。她们的装扮在这个以灰蓝、土黄为主色调的小镇上显得格外扎眼，引来不少围观的目光。李秋萍远远看见她，惊讶之余竟有些说不出话来。这个在异国认识的朋友，竟真从繁华都市千里迢迢来到这片小小的月海，带着她熟悉的音乐伙伴、带着年轻人的活力与好奇，一股脑闯进了这个略显陈旧的世界。
同一时间，余青田从镇外的文化站办事回来，推着一辆嘎吱作响的旧自行车刚拐进政府大院，就被门口的热闹景象惊住了。他一直喜欢音乐，平时听的多是录音机里反复播放的老歌。眼前这几个来自外地、带着鼓、吉他和录音设备的年轻人，仿佛是从另一个世界走出来的。余青田脚步微微一顿，想靠近却又觉得自己身上这身洗得发白的衬衫格格不入。犹豫间，李秋萍已经迎上来，把两边人介绍到一起。她看出余青田的拘谨，笑着鼓励：“去，把衣服换一下，加入他们啊，月海也该有点新鲜声音了。”余青田的耳朵一下子红了，匆匆推车进宿舍，仿佛怕自己再多犹豫一秒，这次机会就会从指缝间溜走。
然而，并不是每个人都对这股新风抱着欢迎的态度。谭光明站在走廊的阴影里，远远看着这几个打扮时髦、说话间夹着洋词儿的年轻人，眉头不自觉地皱起来。对他而言，干干净净的工作证、整齐统一的干部制服才是“正经气象”。染着头发、拿着吉他、相机不离手的年轻人，只会让他觉得“不像话”。在他心里，月海需要的是工厂、码头和实打实的产值，而不是这些看不懂的鼓点和镜头。
莫妮卡此行，并不只是一次普通的探访。她告诉李秋萍，自己现在正在拍摄一部纪录片，想记录一些中国小城镇真实的面貌；同时，她的父亲正在寻找合适的地方进行投资，希望她能帮忙实地考察，看看有没有潜力尚未被挖掘、值得长期布局的地方。听到“纪录片”和“投资”这两个词，李秋萍眼睛里立刻亮起了光。月海这些年的变化，在她心里有一整本账，她太明白一次外来投资，对这个小镇意味着什么——不仅是资金，更是一条可以通向更大发展空间的路。她当即把这个消息告诉了郑德诚，言语间掩不住激动与期待。郑德诚听完，虽然不善言辞，却在关键时刻表现出了干脆利落的支持：“你放心去干，镇里这边，我帮你撑着。”
当务之急，是把莫妮卡几人的吃住安排好。孟晓丽一向细心，她挨个跑旅店、问房间，又琢磨着怎样在有限的条件下尽量让这些远道而来的客人住得舒坦一些。镇上的招待所陈旧而拥挤，但她还是把最干净、采光最好的一排小房间留给了莫妮卡和她的团队。忙完这一切，李秋萍已经开始盘算第二天的行程。她决定先带他们去平安路——那条经过她和居民们共同努力，至少在表面上已经有了明显改观的街道。至于富裕路，她一笔带过——那条路长期缺乏管理，乱搭乱建、污水横流，想要在一两天内整治出一个像样的面貌几乎不可能。她很清楚，若是第一印象就被富裕路拖累，莫妮卡对月海的评价怕是难以拉回。
可计划往往赶不上变化。翌日清晨，东方刚露鱼肚白，李秋萍从床上翻身爬起，想着再核对一下路线，顺便去买点热乎的小吃当早餐。等她匆匆赶到招待所，却发现莫妮卡几人的房门全都敞着，床铺凌乱却没人影。服务员有些困倦地告诉她：“他们一早就出门了，好像说要自己逛逛。”李秋萍心里猛地一沉，一个念头脱口而出——不好，他们极有可能去了富裕路。那是镇上最“真实”、也是最“刺眼”的一面，外人不熟路，却偏偏容易被那里的热闹所吸引。她只觉得背上隐隐发凉，连早饭也顾不得吃，转身就朝富裕路的方向奔去。
果然，等她赶到富裕路，远远就看见几个高高举着摄像机、扛着录音杆的身影。巷子口的油烟混着下水道的潮湿味，街边摊前污水横流，塑料碗和竹签随处可见。镜头像猎犬一样四处捕捉，现实的每一个褶皱都毫无遮掩地被记录下来。李秋萍一边喘着气，一边急急拉住孟晓丽，让她赶紧去协调几个摊主，把摊位向平安路附近挪一挪，顺便营造出一点“热闹又有序”的氛围，好把莫妮卡他们的注意力吸引过去。她心里清楚，这样的“转移视线”有些刻意，却也是出于习惯性的本能——谁都希望外来客看到的是光鲜的一面，而不是还来不及收拾的角落。
然而事与愿违。刚让摊主们挪了地方，莫妮卡一行人却像是对“热闹”的方向格外警觉，偏偏绕开那边，朝更深处、更加杂乱的巷子走去。越是偏僻的小胡同，垃圾就越多，私搭乱建的棚子越低矮，地上的泥水越浑浊。她们不但没有被“引导”，反而刻意朝“反方向”钻。孟晓丽追过去，小心翼翼地劝着，莫妮卡却只是礼貌地笑笑，继续举着摄像机，从烟熏火燎的小摊、乱堆乱放的废品、墙角随处可见的小便痕迹上缓缓掠过。镜头后的那只眼睛，既好奇又冷静。
等李秋萍端着刚买好的馄饨、气喘吁吁赶到时，迎接她的却是空空的街角和还未完全散去的人群。莫妮卡和戴维他们已经走了，只留下几道三脚架压过地面的痕迹以及还在耳边回荡的外语低语。服务员说，她们离开得很匆忙，只说了一句“谢谢招待”，连再见都来不及细说。李秋萍站在原地，一时失神。她突然明白，莫妮卡是刻意绕开她的——因为她是这里的领导，只要她在场，就会有很多东西被自觉不自觉地收拾、遮掩起来，看不到最真实的月海。没有她的陪同，才会有居民真正的生活状态、最原始的环境问题，才看得出这个地方到底处在什么样的层级。
对于莫妮卡而言，她要面对的是父亲那样一位成熟的投资者。对方想看到的，是一个有发展潜力的小城市——基础设施在改善、居民观念在转变、环境管理虽不完美却在进步。而她这次在月海看到的，却更多像是一块还未被真正开垦的农村底子：街道杂乱、卫生条件糟糕，连基本的公共意识都还没立起来。她并非不喜欢月海的人情味，也不否认这里有真诚、朴实的一面，但在理性衡量之后，她难免产生疑虑。投资，从来不是单凭一腔热情就能拍板的事。临行前，她没有给出明确的承诺，只是坦率地表达了自己的顾虑，而李秋萍也没再强求。她明白朋友的难处，这份坦诚本身就值得尊重。
在送别前，李秋萍提出一个请求——希望莫妮卡把这段时间在月海拍摄的录像带留给她。莫妮卡犹豫了一瞬，终究还是点头答应。那一盘沉甸甸的录像带从莫妮卡手上移到李秋萍的掌心，就像是一面不加修饰的镜子，将月海最赤裸、最难堪的一面真实映照出来。送走了大巴车，尘土在路边缓缓落定，李秋萍站在原地，手里攥着录像带，心里却比之前任何一次都要沉重。她忽然意识到，也许这次未能成功“争取投资”，反而是一次来得正好的当头棒喝。
当天晚上，李秋萍做了一个很多人想不到的决定。她找到昌远和三胖子，合计着从镇上的电器店买回一台新电视机。对很多普通家庭而言，这已是一笔不小的开销，更何况是镇里有限的经费。但她很清楚，仅仅在会议室里讲道理、开动员会，远远不如让大家亲眼看到问题来得有冲击力。电视机搬回镇政府，插上线，调好频道，所有人都好奇地围上来——他们以为要看的是新闻联播，却没想到屏幕亮起的，是他们再熟悉不过、却从未这样“被看见”的月海街头。
阴暗的巷子、堆得跟小山一样的垃圾、墙角随处横流的污水、随手扔掉的纸杯和塑料袋，一个接一个画面从镜头里跳出来。不少人下意识地发出低声惊叹，悄悄对照着屏幕上的破旧角落，去认那是不是自己家门口的那条路、自己每天路过的那片空地。空气一下子沉重起来。谭光明坐在前排，看完前半段，重重叹了一口气，起身转向后排的干部和居民代表。他不再谈什么“时髦不时髦”，而是异常严厉地提醒大家：个人习惯要改，环境卫生要当回事。爱护环境不是给领导看，更不是做样子给投资者看，而是给自己和孩子留条干净的路。如果有一天真有投资者来了，看到的却是影片里的这些场景，谁还愿意把钱、把工厂放在这里？
从那以后，月海镇的环境整治被真正提上了日程。李秋萍和孟晓丽开始“较真”起来，几乎到了“斤斤计较”的地步。她们起草了一整套关于环境卫生的管理细则，从街道清洁责任划分到垃圾分类投放，从乱倒污水的处罚措施到随地大小便的通报制度，一条条写得严谨而具体。镇里的广播站也成了最忙碌的地方之一，几乎每个整点都会反复播报这份新规，提醒居民养成讲卫生的习惯。刚开始，很多人不以为意，总觉得“以前都是这么过来的”，可当真正有人因为乱扔垃圾被通报、被罚款时，空气里的态度悄然发生了变化。
偏偏这个“第一个被拿来开刀的典型”，却是郑德诚的大哥郑德生。那天，他像往常一样扛着一袋货物，顺手把包装纸和烟盒扔到了路边的坑里，被巡查的队员当场看到，按照新规开出了一张五元的罚单。五元，对于镇上很多人来说不是大数目，但对郑德生这样家境拮据的人，却意味着半天甚至一天的辛苦钱。罚单送到镇政府时，正巧被李秋萍看到。她知道郑家兄弟的情况，知道郑母生病、家中负担重。看着那张薄薄的纸，她心里升起一股不忍，脱口而出：“这五块钱，就算了吧。”
话虽如此，她心里却清楚，制度一旦有了例外，就很难再树立威信。那天晚上，她悄悄从自己的钱包里掏出五块钱，交到负责收罚款的会计手里，说了一句“算郑德生已经交过”，然后转身走人，不愿再多解释。她以为这样既能为困难户解一时之急，又不至于破坏规矩，算是两全其美。唯一没变的是，关于“乱扔垃圾”的通报道歉仍旧按流程在广播里播出。她希望以这种方式告诉所有人——无论是谁，只要破坏了环境，就要付出代价，哪怕这人是某位干部的亲戚。
然而，广播那天的内容，却像一根尖锐的刺，直戳郑德诚的心。正忙着在工地指挥施工的他，一抬头就听到扩音喇叭里念出“郑德生”三个字，又说到乱扔垃圾、罚款通报，瞬间脸色沉了下来。他下意识地摘下安全帽，砸在脚边的地上，顾不得身上的泥浆和汗水，转身就往镇政府跑。他不是为了那五块钱，而是为这份“公开的丢脸”和自己未被提前告知的难堪。冲进广播室时，李秋萍正忙着安排下一条通稿，他一句“你为什么要点名我哥”还没说完，两人之间压抑已久的矛盾和误解就像被戳破的气球，一瞬间全都炸开了。
广播室里突然成了争吵的战场。李秋萍坚持“制度面前人人平等”，郑德诚则质问“为什么不能先打个招呼”，两个人你一言我一语，声音越拔越高。偏偏那天广播员忘了关掉另一条轨道的传输——他们的争吵，连同每一次情绪激动时不自觉的停顿和叹息，都通过那只老旧的大喇叭，传到了镇上的大街小巷。居民们在家里、在摊位前，甚至在田埂上，都听见了这场来得猝不及防的“公开争执”。有人窃笑，有人皱眉，也有人第一次意识到，原来这些看起来铁面无私的规定背后，夹杂着那么多难以调和的情感与为难。
等孟晓丽匆匆赶来，发现情况不对，立刻冲上前把广播关掉，整个镇子这才从“现场直播”的尴尬中缓缓抽身。广播室里却依旧弥漫着尚未散尽的火药味。沉默片刻后，郑德诚没有再继续争吵。他垂着眼，脸色阴沉，转身离开了房间。李秋萍站在原地，捏着手里的稿纸，心口一阵阵发紧。她知道，这场争吵不仅仅是为了那一张罚单，而是为了每个人心中截然不同却又同样真诚的坚持——一边是制度的公正和环境的未来，一边是血浓于水的亲情和身不由己的窘迫。
走出政府大楼的门槛，郑德诚直奔郑德生住的那间破旧老屋。他想解释，想问清，想告诉大哥这五元钱其实已经有人帮忙交了，也想问问他以后能不能多注意一点，不要再因为小小的习惯问题，被人当众点名。可当他推开那扇摇摇欲坠的门时，迎接他的却是房间里凌乱的灰尘和桌上尚未收拾的杯碗——人去楼空，连屋子里的气息都淡了。他怔怔站在原地，久久说不出话来。月海镇的风从门缝里挤进来，吹过他肩上的泥土，也吹散了他心中仅存的一丝侥幸。远处的平安路和富裕路，依旧在同一片天空下彼此平行，而关于这座小镇未来的故事，也才刚刚翻到新的一页。
月海这座小城，沿海而建，风大沙多。多年来，人们习惯了随手一扔、随地一倒，巷口的垃圾堆成小山，潮湿的海风一吹，味道就顺着街道一路蔓延。郑德生在这里生活了一辈子，从码头小工干到如今在菜市场看摊，既不聪明，也不算糊涂，只求安稳过日子。他一直自认本本分分，从不惹事，可谁也没想到，年过半百的他，第一次“出名”，竟是因为名字被城管在广播里点名批评——原因只是乱丢垃圾，被罚了五块钱。那天，广播喇叭响彻整条街，“郑德生”三个字清清楚楚飘在空中，比寒风还刺耳。菜摊前来来往往的顾客频频侧目，熟人更忍不住打趣几句。这一回，他只觉得脸上火辣辣的，仿佛全月海的人都在看他的笑话。那一刻，他心里的委屈和愤怒一起翻涌上来，一个念头渐渐成形——离开月海，再也不要在这个地方抬不起头做人。
郑德生回到家，把平日里舍不得扔的旧箱子一一翻出来，嘴上不说，动作却格外利索，妻子看出了他的决绝，孩子们也默默收拾自己的东西。对外，他只说是想回老家养老，谁也不知道，这背后其实是一个男人对“面子”的敏感和倔强。他觉得自己被侮辱了，觉得当着全城人的面被点名，是对他一辈子老实本分的否定。城里人都说，城管是为了环境，罚款有依据、有制度，可在他看来，那不过就是给自己贴上了一个“爱乱丢垃圾”的标签。他不愿再被人指指点点，不愿走在街上时，背后有人小声说：“那就是广播里念名字的那个。”他越想越气，越收拾越快，似乎只要离开这片土地，广播、罚款、笑话，就都与他再无关系。
消息不胫而走，很快传到了郑德诚耳朵里。郑德诚是月海的干部，为人细致稳重，一向懂得从群众心里去做工作。他知道郑德生的脾气，表面上憨厚，其实最在乎的就是做人要“体面”。这次广播事件看似小事，却扎扎实实戳到了对方的痛处。当天傍晚，他特意抽空来到郑德生家，一进门就看到地上摆着几只旧箱子，角落里靠着拆下的床板，墙上原本挂着的全家福也取了下来，正静静躺在桌上。屋里气氛凝重，谁都没先开口。郑德诚没有急着讲大道理，而是坐下和他拉起家常，从老人身体到孩子学费，一点点聊开。等话题慢慢转到广播与罚款上，他才轻声说，城里的制度是新事物，有漏洞也有生硬的地方，有问题不是不承认，而是要一点点改，前提是大家一起面对，而不是一走了之。
起初，郑德生仍旧板着脸，嘴硬地说自己丢的那点菜叶菜根算不了什么，街上还有人往沟里倒污水，怎么不去管？他语气里，有不服，也有委屈，更混杂着一种“凭什么就盯着我”的不感。郑德诚没有与他争辩，也没有以干部的口吻高高在上，而是坦诚地承认，城管工作在执行过程中确实存在简单粗暴、考虑不周的地方，广播点名的做法缺少对当事人感受尊重。可他也把话说清楚：月海要转变，要改善环境卫生，就总得有人先被制度“碰一下”，再一点点调整。郑德诚把月海这几年变化未来可能的发展，一一描绘出来，告诉他，眼下的尬不是对他个人的刻意针对，而是整个城市从旧到新、从乱到治的“阵痛”。如果每个人都因为一回不痛快就掉头走人，那月海永远不会变好。
这些话，让郑德生沉默了。沉默中，他开始回想自己这些年随手一扔的习惯——从码头到菜市场家门口到巷子口，他从未认真想过那些垃圾最终会如何，被谁清理，又会给谁带来麻烦。也许，自己真的是错了？又或许，他一辈子都把“老实本分”当成骄傲，却从没到，遵守公共规则也是老实的一部分。越想，他心越乱，一边要撑住面子，一边又不得不承认自己的确有责任。那一夜，他难得失眠，来覆去，直到东方泛白，才下定决心：真是自己错了，就不再逃避。他决定去面对自己的问题，不仅把那五块钱罚款交，还要当众承认错误。
第二天一早，郑德生来到城管办公室，掏出皱巴巴的五元钱，递到工作人员手里。那一刻，他的手微微发抖，但目光却比任何时候都坚定提出一个让所有人意外的请求——想亲自到广播室，说几句话。负责广播的小年轻一愣，有些不知所措，还是郑德诚点了头，亲自陪他走进那间狭却能让声音传遍全城的房间。麦克风架在桌上，话筒冷冰冰地对着他，他站在那儿，良久说不出话。终于，在红的指示灯亮起时，郑德生缓缓开口，声音有些发涩，却清清楚楚地传到了月海的每一个角落。他承认自己一直有乱丢垃圾的坏习惯，为这一回被罚并不冤。他把自己的尴尬羞愧，说成是一堂记忆深刻的课，劝大家不要像他一样，要从小事做起，别给环卫工人添麻烦，别给自己和城市抹黑。那一，月海的风仍旧很大，却仿佛吹散了心头压着的那块石头。
与此同时，李秋萍在忙着另一件大事。她是负责月海环境卫生工作的干部，性格利落，做事一向“较真”。这回她之所以对卫生问题抓得外紧，表面上是因为外籍专家莫妮卡即将来考察，实际上更深层的原因，是那卷不久前拍下的录像带——镜头里，月海的街道脏乱、垃圾遍地，阴沟里漂浮着生活废物，摊贩污水随意流。这些画面不仅让她脸上挂不住，更让她第一次真正意识到：自己熟悉的月海，原来在外人眼里如此不堪。她不想月海被笑话，也不愿当地百姓一辈子生活在这样“习以常”的脏乱中，于是便铁了心要“动真格”。
那晚，郑德诚抽空看完了那盘录像带。镜头在破旧的屋、杂乱的电线和污水横流的巷口来回切换，孩子们在垃圾堆旁玩耍，老人坐在堆满果皮和塑料袋的门槛边晒太阳。画面并不陌生，因为每一个场景他都无数次走过，却第一次通过镜头的冷静记录，被迫以观者的姿态重新审视。录像结束，他在椅子上沉默了很久。那一刻，他从心底理解了李秋萍的急切，也深知，哪怕外人不指责，只要自己还有一点对这座城市的责任感，就再让这种状态继续下去。他点头认可李秋萍的做法，当机立断地决定：召开一次专项会议，把环境卫生这件事真正摆上台面来抓。
几天后，月海的干部办公室里坐满了。从镇里到街道、从环卫到工商，所有和城市管理沾边的部门几乎都来了。会议上郑德诚开门见山，既不回避问题，也不找借口。他把录像带的内容抄录成文字材料，发到了每个人手里，要他们正视那一行行冰冷的描述：哪里垃圾堆积、哪条街污水横流、市场油渍遍地。他提出，从规范菜市场开始，逐步推进到整个城区，要成立一支专门的城管队伍，负责日常巡查与执法。同时，制定家家畜饲养的指定区域，禁止在居民区随意圈养，以减少噪音与卫生问题。会议室里，有人担心执行难度，有人忧虑老百姓不理解，也有人担心坏了人情往来。但郑德诚的态度很坚：不论困难有多大，总得有人先迈出第一步。
谭光明被推上了前线，成为培训首批城管的负责人。谭光明做事细致，对制度和程序格外敏感，一连几天，他在简陋的会议室里，给这些从各行各业抽调来的新城管讲政策、讲法律，也讲做人的分寸。他告诉大家，城管不是拿着权力耀武扬威的“城里老爷”，而是替全城人守规、守环境的“看门人”。他们既被赋予管理和处罚的权力，也必须学会克制与自省，懂得在执行制度和尊重群众之间找到平衡。新成立城管队穿上制服，站到街头时，难免些拘谨，但在一遍遍的巡查、一次次的劝导中，他们渐渐明白，这份工作虽然辛苦，却也在一点点改变城市的样子。
工作开始从细处落地。菜市场是重点整治区域，那里的污水、烂菜叶和泡沫箱堆积，是录像里最刺眼的画面。相关部门联合行动，划定摊位，设置垃圾集中点，明确规定摊贩每天收摊必须清理各自摊位周边的卫生。家禽家则统一规划到指定地点饲养，禁止随意在居民楼下圈养鸡鸭，避免噪音扰民，也减少病菌传播的风险。街头巷尾，新的垃圾桶陆续摆放，宣传标语写上了墙，“人人讲卫生，月海更净”这样的口号，看似简单，却是这个城市第一次用文字认真谈“干净”二字。月海的领导班子都绷紧了弦，明白这是一次关乎城市形象和发展的“硬仗”。
在忙碌的间隙，李秋萍还记挂着郑德生。她知道，这位被广播点名的中年人，既是问题的缩影，也是改变的起点。一个普通人愿意承认错误，公开呼吁大家改掉坏习惯，对整个城市来说非凡。她特意买来一盆绿植，亲自送到郑德生的新屋门口。那盆绿植叶片肥厚，颜色生机勃勃，与过去他家堆满杂物昏暗拥挤的旧居形成鲜明对比。她着说，这盆植物送给他，不只是装点门面，更希望他能像照顾这盆绿植一样，爱惜自己的新家，也爱惜脚下的这座城市。她又提出一个略显“新鲜”的主意——既然要来月海生活如把原来老屋的家具“平移”过来，让生活在新的环境里继续延展，而不是重新从别处开始。
这个“平移家具”的主意看简单，却让郑德生心里有了不一样的感觉。不仅仅是家具从一处搬到另一处，更像是生活态度的“迁移”。他不再那个想一走了之的人，而是带着过往的记忆和习惯，尝试在新的规矩中重新安顿自己。那天，郑德诚和几个熟悉的朋友一起，提着礼物来给郑德生“庆贺乔迁”。屋里摆着他从老家带来的旧木柜、方桌，还有那张睡了几十年的木床，虽然有些磨损，却被擦得干干净净。大家围坐在一起，聊常，讲笑话，气氛渐渐热络起来。酒三巡，郑德生拍着大腿，忍不住当着众人的面夸起李秋萍，说她踏实肯干，说她不是那种只会在台上讲话、在纸上写字的干部，而是真的愿意为了老百姓多操一份心p>
正当众人说笑之际，高雪梅敲门而入。她手里拿着一叠印刷精美的开业请柬，是专门来邀请郑德诚参加她新印刷厂开业典的。按理说，这是值得高兴的事，可她脸上却挂着一抹难以掩饰的为难与忧虑。郑德诚细心，很快察觉不对劲，耐心一问才弄明白：印刷厂规模扩大了，工人到了二十人，可订单量却迟迟跟不上。厂子一旦正式开业，如果接不到足够的活儿，这些工人的工资、机器的电费和材料成本，就是压在她身大山。说到最后，高雪梅不得不苦笑，她这些白手起家，咬牙苦撑，好不容易看到了“做大做强”的一点希望，却又被现实卡在半路。她说话时眼神里的倔强和不服，让在场的人都明白，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问题，而是一个刚刚步的个体户，是不是能在新的时代生存下去的生死关头。
郑德诚听完，心里一沉。他知道，政策鼓励个体经济，可实际操作中，资源、信息和人脉并不对等，像高雪梅这样的女老板既要扛起经济压力，又要面对制度和社会偏见的双重考验。他当即答应，会尽力帮她联系客户，把厂子的订单问题解决一部分。可是，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几天后，在另一次工作交流中，谭光明把更棘手的消息带了过来——高雪梅印刷厂现在雇佣了二十个工人，而国务院早就下过文件，明确规定个体企业只能雇佣七名工人，这个数字，就违规。
这一纸规定，让变得格外微妙。按制度办，高雪梅的厂已然“超标”，必须整改甚至可能被处罚；可按现实看，如果硬性裁员或关停，二十多个工人将失去饭碗，一个好不容易发展起来的印刷厂可能就此垮掉。郑德诚一时之间也找不到完美的解决办法。权衡再三，他只得做出一个折中的决定：先让谭光明事后补一份详细的报告，把厂子的实际情况、用工原因一一说明，希望在执行时能争取到一些灵活空间。而眼下，至少要保证开业典礼顺利不出问题——于是，他叮嘱谭光明，在开业那天，高雪梅厂里明面上只能有六个工人露面，其余人员先暂避芒，等之后再慢慢想办法。他自己心里也明白，这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做法，并不想，却是在严苛制度与现实生计之间艰难寻找平衡的无奈。
为了帮高雪梅争取订单，郑德诚和昌远亲自跑了一趟，约见潜在客户。那一晚的酒局上，杯交错，话题从印刷质量说到交货周期，又从价格优惠扯到合作前景。对方起初只是礼貌性地应付几句，态度暧昧，不愿轻易头。郑德诚为了这桩合作，不得不不停举杯陪笑、解释、保证，甚至主动提出可以安排他们来月海实地考察，用厂子的机器和样说话。酒越喝越多，他脸色涨红，脚步也有些发虚，但在对方频频端起酒杯的暗示下，只能硬着头皮跟上。直到夜深，客户终于松口，说愿意明天走一趟月海看看厂子的实际情况，再做决定。这句承诺，虽不算确定，却总算让这趟酒局没有白费。
印刷厂开业那天，月海一喜气。鲜红的条幅挂在厂门口，两侧满了花篮，礼炮声此起彼伏，附近的街坊也被这阵势吸引，纷纷驻足观看。高雪梅一身正装，忙前忙后，招呼各方来宾，脸上写满了紧张与自豪。德诚如约出现在现场，代表地方领导送上祝贺，几句真诚的祝福，让高雪梅眼眶微微发红。仪式接近尾声时，人群中又出现张熟悉的面孔——李秋萍。她推着自行赶来，身上还留着早上在街头巡查的灰尘，却坚持要亲自到场祝贺。她一面祝愿厂子生意兴隆，一面叮嘱高雪梅，要注意厂区卫生和安全，别让废纸、油墨成为污染源。两位女同志在人群中短暂对视，那种既是同龄人又是各自承担重任的默契，在眼神间悄然流转。
业仪式结束后，人群渐渐散去，厂区虽然闹，却还缺少一样重要的东西——电话线路。那时候，电话并不像后来那么普及，有一部固定电话，对企业沟通客户、接单报价极其重要。李秋萍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当即叫了通话部门过来，帮忙为印刷厂拉一条电话专线。电线从街口一路延伸到厂房，中途需要人手高举、拉直、固定，以免压到行人或车辆看着线路拉起，李秋萍顺口一问：“人帮忙？”高雪梅没有多想，出于本能地一声招呼，把厂子里能叫得动的工人全喊了出来，前前后后站了一大排，少说也有二十几号人。
人多，场面自然壮观。可在李秋萍眼里，却是另一番意味。当她抬眼看见厂门口、厂房里外都是穿着工作服的工人时，眉头微一紧，脸色也随之变得凝重。她想到的不是“人多热闹”，而是早前看到那份文件——个体企业雇佣人数不得超过七人。这眼前的实景，几乎就是违反政策的“活证据”。她没有当场发作，只是默默记下这一幕。待线路接好，她回到单位，第一件事就是向上和相关材料再次核实。结果比她预想的还要严重：凡是违反用工制度的单位，一旦被查实，相关负责人轻则受到严重处分，重则可能涉嫌违法，被追责任，甚至有人已经因此被抓。
结果，让李秋萍心头一凛。开业时热热闹闹的厂房，转眼就可能变成风口上的危险之地。她很清楚，那些工人背后，是一个个家庭的生活；高雪梅身后，是一个艰难支撑企业。但作为干部，她不能装作没看见，更不能为了一时的人情而无视政策的存在。一番权衡之后，她决定先采取紧急措施——让厂子暂时停工，缓缓，给制度和现实之间留出周旋的空间。立刻去找谭光明，说明看到的情况和文件的规定，希望能一起商量出一个既守住底线、又尽可能降低伤害的办法。
谁知，这时的谭光明却选择了隐瞒。他知道郑德诚就了解高雪梅厂里超额用工的情况，也知道之前那句“开业当天只让六个人露面”的叮嘱，是一种不得已的折中。可在面对李秋萍的问时，他却支支吾吾，最终干脆谎称郑诚不知情。这个谎言，让事情变得更加复杂。李秋萍不是一个会被轻易糊弄的人，她从谭光明闪烁的目光、迟疑的语气中，隐约察觉到背后还有隐情，但眼前最迫切的还是要先控制风险。她决定不再拖延，当机立断，吩咐马上把“停工”的消息传达给高雪梅，争取在问题进一步扩大之前踩下刹车。 很快，传话的任务落到了孟晓身上。她拿着李秋萍匆匆写下的一张纸条，上面只有寥寥数语，却字字沉甸甸：要求印刷厂立即停工整顿，等待进一步通知。孟晓丽赶到厂里时，机器还在轰鸣，工们正忙着调试设备、整理纸张，准备迎接可能到来的第一批大订单。高雪梅接过纸条，匆匆扫了一眼，整个人像是被当头浇了一盆水。停工？刚刚才热热闹闹地开，礼花的碎屑还没扫干净，就要停工？她的眼眶一下就红了，心里一半是惊惶，一半是不甘。
然而，比她情绪更激烈的，是厂里的那些工人。有人听到声，立刻放下手里的活围了过来；有人一把夺过纸条，大声读了出来。停工两个字，对他们而言，意味着刚刚燃起的希望又要熄灭有人质疑是不是有人想“整治”他们，有人抱怨拿他们的饭碗开玩笑，声音越来越大，情绪越来越激动。偏偏这个当口，晓丽身边还带着两个负责配合执法的城管，原是想一起传达停工要求，以示正式与严肃。可在工人们眼里，这两个穿制服的人，无疑成了“要他们失业”的象征。几句你来往的争执之后，火气很快被点燃，推搡、争吵在厂区里蔓延开来。
厂门外的城管听说里面有人和同起了冲突，出于本能的“同袍意识”，纷放下手头的事，自发往厂里赶。十来分钟不到，厂区门口就聚集了大批城管和工人，双方情绪都不低，空气仿佛被火药味填满。稍有不慎，就有可能演变为大的群体事件。就在这时，李秋萍和解春来先后赶到。他们一边大声喝止，一边穿行在拥挤的人群中，把最激动、最容易“头起哄”的几个人先劝离现场。李秋萍站厂门台阶上，压下心中的焦急，用坚定而不失柔和的声音向工人们解释停工的原因，强调这是政策要求，更是为了保护他们自身的权益，避免以后受到更严重的影响。她承诺，这不是永久关停，而暂时整顿，期间会尽最大努力协调解决大家的实际困难。
人群的情绪逐渐平复，工人们虽然仍满腹牢骚，却也明白打闹事只会让事情更糟。城管们在领导示意下也慢慢退回原位，厂区内外恢复了表面的平静。然而，这场突如其来的“闹剧”，像一块石子投入平静的水面，在月海本就不轻松的改革之路上掀起一圈又一涟漪。政策与现实、发展与规范、情理与法理的冲撞，一时间被推到台前。而这时，另一个角落里，相关的几位关键人物却还一无知。
同一时间，郑德诚昌远正陪着那位好不容易说动的客户，在驶往月海的船上。海风猎猎，船头的旗帜猎猎作响，客户站在甲板上，远眺渐渐清晰的海岸线，嘴里还夸着：“地方风景倒不错。”郑德诚强忍着昨夜宿醉留下的头疼，脸上依然挂着礼貌的笑，用心地介绍着月海的地理位置、交通配套未来规划。他心里打着的是另一番算盘：只要这考察顺利，对方愿意把订单交给高雪梅的厂，不仅能帮她解燃眉之急，也能为月海在外商面前挣下一份“能干事、会做事”的口碑。他全然不知，在他们所要前往那家厂里，刚刚发生了一场惊险的冲突；也不知道，他为帮人闯出的这条路，正与另一条严苛的制度路线发生激烈碰撞。随着船逐靠岸，一场关于责任、规则与人情的更大考，正悄然等待着他们。
月海镇的清晨，雾气还没散尽，印刷厂门口却已乱作一团。车间里机器轰鸣，工人们正忙着赶一批急单，谁也没想到，一场突如其来的“停工风暴”正悄然逼近。解春来站在办公室门口，朝厂区内张望了半天，这才悄悄把高雪梅拉到角落里，一边挤眉弄眼一边压低声音说厂子得先停工。高雪梅被他搞得一头雾水，只当他又是小题大做，嘴上还埋怨着“你别成天跟我瞎折腾”。解春来急得直跺脚，费了老大的劲，才总算让她明白：镇里上面有人盯着雇工超标的事，不立刻主动停工，真闹到县委、甚至更上级，那就不是停不停工的问题，而是有没有机会再开工的问题了。
然而等高雪梅反应过来，车间里已经传出消息：厂子要停工。工人们听得炸了锅，有的把手上活儿“啪”的一声扔在桌上，有的围在一起窃窃私语，情绪愈发紧张。李秋萍作为月海镇的镇长，自身性格又一向较真，这一次，她坚持按政策办事，态度比谁都坚决——雇工超标的个体户，必须立刻停工整顿。她亲自来到厂里宣布决定，话音刚落，工人们就像被点着的火药桶，将她团团围住，有人抱怨收入靠这份工作养家，有人指责她不近人情，还有人干脆认定她是“来砸饭碗”的。面对扑面而来的质疑和怒火，李秋萍没有退缩，只是一遍遍解释政策风险，强调这是为了厂子长远发展和大家的根本利益，可在情绪激动的工人眼里，她的坚持无异于雪上加霜。
就在印刷厂内剑拔弩张时，另一边的公路上，一辆小面包车正颠着进镇。郑德诚坐在副驾驶，正陪同一组六七人的客户来月海参观印刷厂、谈合作。这批客人来头不小，是远道而来的“大买家”，要是谈成了，足以让印刷厂再上一个台阶。车快到厂门口时，郑德诚远远就看到了三胖急匆匆从厂里往外跑，脸上写满焦急。车停下后，三胖凑上来，借着和客户寒暄的空档，悄悄给郑德诚使眼色，又压低声音一句话点破：李秋萍正在封厂，厂区里眼看就要失控，真把客户带进去，看见满地乱局，人家肯定转身就走，再也不会和月海的印刷厂扯上关系。
短短几秒钟，郑德诚在脑海里飞快权衡。合作机会事关全镇经济，是他这些年苦心经营好不容易争取来的，但如果现在强行维护厂子运转而忽视政策规定，出了问题也是个大窟窿。稍一犹豫后，他迅速定下对策：先稳住客户。他让昌远和三胖想办法拖住客人，安排他们先去镇里参观、喝茶叙谈，由自己独自折返厂区，去掐灭这场随时可能引爆的冲突。一边安排，一边心底也隐隐有股火气——事情怎么会发展到这一步？
事实上，郑德诚对高雪梅厂子雇工超标，并不是今天才知道。他作为镇领导，对月海每一处冒起的经济火苗都看在眼里。高雪梅这个印刷厂，是月海个体经济的重要支撑点之一，为镇里带来了税收和就业机会。面对“雇工超标”这一严格的红线，他早就选了一个折中的模糊态度——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不闹出乱子，就让这火继续烧旺一点。可李秋萍不同，她是新来的镇长，思路更偏向制度的刚性执行，在她看来，任何突破规定的行为，都必须规范在政策之内，否则迟早会给整个镇埋下隐患。对同一件事，两种角度难以调和，一场冲突在所难免。
当郑德诚赶到厂里，已经能感受到空气中那股紧绷的火药味。工人们的怒气和不安、李秋萍的坚持与冷静，就像两股碰撞的暗流。郑德诚深知，若是在现场硬绕，冲突只会升温。他一面安抚工人，强调一切要以党委会的集体决策为准，一面提议暂时停止争执，由镇党委召开紧急会议，对“个体户雇工超标是否立即停工”的问题作出正式研究处理。按程序走，既给李秋萍一个制度层面上的回应，也给自己争取到一定缓冲空间。
不久之后，一场临时党委会在镇里召开。围坐桌旁的四位成员中，只有李秋萍坚持“立刻停工整顿”的意见，其余三人考虑到镇里整体经济发展，尤其是印刷厂对就业和税收的关键作用，纷纷投票反对停工。票数结果摆在那儿，似乎已经给事情定了调。然而，李秋萍并没有就此妥协，她没有再多说一句争辩的话，只是默默收起文件，拿起车钥匙，直接表态要去县委汇报情况。她相信更高一级的党委会给出的结论，会更具权威，更经得起时间和实践的检验。
郑德诚看着她的背影，心里五味杂陈。他并不想事情升级到县委层面，一旦上面介入，月海这些年辛辛苦苦探索出来的经济活力，很可能因为一次“典型处理”受到重创。可他又清楚，如果只让李秋萍单方面去县里汇报，难免会出现“只听一面之词”的情况。权衡之下，他决定跟着一起去县里，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利弊权衡都说清楚。就这样，两人带着各自的坚持与顾虑，一前一后骑上摩托车，向县城赶去。
驶出镇区不久，摩托车却突然熄火，怎么也打不着火。空旷的公路旁除了风声，就是远处河面的水鸟鸣叫。短暂的停顿让原本紧绷的气氛，有了一个不得不面对彼此的缝隙。趁着这段空档，郑德诚终于说出了压在心里许久的怨言。他直言不讳地对李秋萍说，自从她来到月海，把镇里搞得鸡犬不宁：印刷厂的事、集市的事、各类整顿与规范，一波接一波，让许多人心里不满。他甚至开门见山表示，希望她考虑主动申请调离月海——在他看来，月海不欢迎一个凡事都过于“较真”的外来镇长。
迎面而来的，是李秋萍一如既往的平静。她没有被这些话当场激怒，也没有气馁，只是淡淡地回答：她的职责，是作为镇长对月海负责，对政策负责，对镇民的长远利益负责。她相信制度的底线不能轻易被突破，否则所谓“短期收益”迟早要付出更大的代价。两人的分歧在这一刻被彻底摊开——一个更重视现实发展和眼前局面，一个坚守制度和规范的底线，两条各自看似有理的道路，在这条乡间公路上发生了正面碰撞。
等到摩托车再度发动，他们沉默着继续驶向县城。到达县委后，相关领导很快召开专题会议，专门听取两人的汇报。会议室里气氛紧张而凝重：一边是已经成形并具有带动作用的个体经济，一边是可能存在明显违规的用工现实；一边是李秋萍坚持依法依规办事的立场，一边是郑德诚所代表的“顾全大局”的考量。县里的领导权衡再三，很快做出暂时决定——印刷厂不能就这样直接一关了之，但问题也绝对不能视而不见。赵东升作为关键决策者，最终拍板：由他亲自到省委汇报，请求上一级给出明确的指导意见；而在此之前，出于谨慎，厂子先行停工。
这一决定看似折中，却意味着从县到省，对这起“雇工超标”的典型问题给予了高度重视。会议结束后，郑德诚在县委办公室里，拨通了回月海政府的电话，要求解春来立即通知印刷厂全线停工。在电话那头，他的语气少了平日的圆滑，多了几分沉甸甸的严肃：作为党员、作为干部，必须在涉及政策原则的问题上起表率作用，哪怕这个决定会让镇里的经济短暂承压，也得硬扛下来。
月海这边，停工的消息一路传到了码头。偏偏就在此时，高雪梅正和来自东北的“五虎”客户坐在一起谈合作，那是五位有雄厚货源和渠道的人，若能签下这份合同，印刷厂未来几年的订单都不用愁。正谈得火热，广播里突然传出解春来的声音，公布印刷厂停工的通知。房间里的气氛瞬间冷了下来，东北客户面面相觑，原本兴致勃勃的表情开始变得犹豫，谁也不愿拿自己辛苦挣来的钱，在一个随时可能停摆的厂子上冒险。
高雪梅顿时心里一沉。好不容易才把厂子做到了现在的规模，眼看就要再上一个台阶，却在关键时刻被这道“停工令”一下子按下暂停键。她急急忙忙找解春来讨说法，一边又不得不稳住客户。东北“五虎”本就是多方比较后才来到月海，对突如其来的停工消息自然戒心陡增，几番试探之后只说愿意最多等到第二天早上九点，如果到时仍无明确说法，只能离开另寻合作对象。那一夜，高雪梅几乎没怎么合眼，脑子里盘旋的都是“九点”这个时间节点。
与此同时，在省城，赵东升把情况原原本本向省委领导作了汇报。会上，大家对“要不要严厉处理这类超标用工的个体户”展开了激烈讨论。一部分人主张以高雪梅的印刷厂为例，杀一儆百，严格按规定裁撤整顿，以免全国上下纷纷突破红线；另一部分人则认为，改革开放初期，基层探索总会出现一些模糊地带，不能轻率一棍子打死，尤其在当地群众有真实需求、企业又确实带来实惠的前提下，更要审慎。最终，省委领导提出了一种耐人寻味的态度：在目前阶段，对这种基层经济探索不作直接处理、不简单干预，让时间和人民去检验它的价值。如果事实证明这类尝试能给人民带来真正的好处，就留下来；反之，自然会被实践和市场淘汰。
第二天一早，月海的天空刚泛起鱼肚白，高雪梅就已经守在厂门口。她看着来来往往的船只和行人，心里算着时间，一分钟一分钟地熬。到了九点钟的关口，东北“五虎”起身准备离开，脸上写着“遗憾”和“决绝”，谁也不想在一个前途未卜的地方继续耗下去。就在这时，一阵急促的车声打破了码头的沉寂——赵东升带着省委的批示风尘仆仆赶到月海，连水都来不及喝一口，就在镇政府的小院里当众宣布了省委的决定：印刷厂可以立即复工。
这一纸决定，像一剂强心针。解春来从镇政府一路小跑到码头，冲着正准备登船的东北客户扯着嗓子喊，告诉他们厂子已获准复工，是上面作出的明确态度。客户们面面相觑，惊讶之余也感到一种来自政策层面的保障：既然连省委都认可这种新生的经济尝试，那他们自然愿意再赌一把。高雪梅激动之余，更深刻地意识到，这次不仅仅是她个人和厂子的命运被重新按下了“播放键”，更是月海个体经济在政策上获得了一次难得的宽松窗口。
在宣布决定的会议上，赵东升特地点名表扬了李秋萍。他说，在这件事上，李秋萍作为基层干部，坚持原则、敢于讲真话，把存在的问题毫无保留地向组织反映，这种态度非常可贵。正是因为她的坚持，问题才能被及时摆上台面，交由更高层面去研判，而不是在隐蔽角落里悄悄积累成更大的风险。会后，郑德诚却试图抓住“局面总算平稳”的空档，向赵东升提出一个要求：既然省委已表明态度，月海的经济活动也需要一个更懂“变通”的负责人，不如把李秋萍调离月海，另行安排岗位。
谁知，这一提议换来的不是认同，而是赵东升当场的严厉批评。在他看来，真正有担当、有原则的干部，恰恰应该留在矛盾最集中、情况最复杂的地方去锻炼。他不仅否决了郑德诚的建议，还明确下达了一道“任务”：要求郑德诚在未来两年内，把李秋萍培养成一个能独当一面的女干部。这话说得掷地有声，也让郑德诚意识到，上级对李秋萍的评价和期待，远比他想象的要高得多。
被卷进风波中心的李秋萍，对别人背后如何议论自己，其实并不太在乎。作为月海的镇长，她清楚自己的角色：既要为镇里谋发展，又要为长远布局守住底线。印刷厂事件尘埃落定后，她没有沉浸在“被表扬”的光环里，而是很快把注意力转向了月海发展过程中的其他隐性问题。一次偶然的拜访中，她发现高雪梅家的电话竟然不收钱——原来这是早年安装的一部特殊线路，一直处于一种尴尬又没人重视的状态。别人只当是个小便宜，她却从中嗅到了一丝改变的可能。
李秋萍很快给高雪梅出了一个主意：既然电话在你这里打不收钱，那为什么不把它做成一个“公用电话”呢？镇上很多人做生意、联系外地货源、打听行情，都苦于没有便捷的通讯方式。如果把你家电话变成大家都能来打的“外线窗口”，一方面方便所有村民和客商联系外界，另一方面，也让你能在第一时间听到各路商机的信息——谁要进货、谁要出货、哪里缺什么、哪里多什么，这些消息如果都从你家这部电话走一圈，你自然就站在了信息流的中心。
这个设想对高雪梅来说，几乎有种醍醐灌顶般的震撼。她过去的经营模式更多依赖脚力和人情，四处跑、反复谈，消息总是慢半拍。而一旦把电话变成镇里的“信息枢纽”，她坐在家中，就能掌握外面的风云变幻。她很快就意识到，这不仅是给自己增加一个生意上的优势，更是给整个镇打开一个新窗口，让月海与外面的世界有了更快的连接渠道。她当场拍板，决定按照李秋萍的建议，把自家电话对外开放，做成真正意义上的公用电话点。
随着印刷厂复工、公用电话启用，月海镇表面上恢复了往日的热闹，但潜在的问题很快又暴露出来——越来越多的生意往来需要人气支撑，可镇里实际入住人口却迟迟提不上去。很多在外做生意的人只把月海当作一个“路过”的码头，而不是“落脚”的家。镇上的房屋多是老旧宅院，新建住房寥寥无几，年轻人要么往外跑，要么在镇边上临时搭个棚子，缺乏稳定的归属感。李秋萍敏锐地意识到，如果不解决“人留下来”的问题，所有的招商、合作、项目都只是短期热闹。
她翻看文件时，想起曾经在上级部门看到的一份关于“干部带头入住新镇区、带动人口集聚”的经验材料，心中顿时有了主意：既然老百姓观望，那就先让干部动起来。她向郑德诚提出方案——由镇里的干部和事业单位骨干带头，在月海范围内建房安家，把工作和生活真正扎根在这里。只有当干部们自己都把这里当作长久之地，老百姓才会相信这个镇是有前景、有奔头的。
郑德诚这一次没有反对，反而爽快地把这项具体工作交给了李秋萍去主导。她先从身边熟悉的人做起，首当其冲的，就是做思想工作最难却又最关键的对象之一——刘丹。刘丹既是镇里有能力、有声望的女干部，又是众多妇女和年轻人的“风向标”。如果她愿意在月海兴建住房、参与镇上的便民街建设，不仅能增强整个项目的公信力，还能吸引更多家庭把根扎在这里。于是，李秋萍亲自登门，向刘丹详细介绍月海的规划蓝图、便民街的构想，从生活便利、子女教育，到未来发展潜力，娓娓道来，希望她不仅是一个旁观者，更能成为参与者与推动者。
从印刷厂的停工与复工，到省委“让时间和人民做判断”的宽阔视野，再到公用电话和干部带头建房的扎实举措，月海镇正一步步在矛盾与探索中寻找自己的道路。李秋萍、高雪梅、郑德诚、赵东升，以及那些在车间、码头、街巷间奔波忙碌的普通人，用各自的坚持和选择，共同编织出这个时代基层改革的细微纹理。风浪仍在，但一条属于月海、也属于他们自己的航线，已经隐约可见。
月海镇政府门口，人来人往，宣发台前堆着一摞彩色传单，却迟迟发不出去。来的人是不少，可大家看见有人递单子，要么摆手婉拒，要么脚步一偏绕开，谁都不愿接。李秋萍一连站了几小时，笑得脸都僵了，传单还剩大半，心里难免有些泄气。她知道，光靠一张纸和几句口号，很难让人对这个刚起步的开发片区产生兴趣，于是临时换了办法，不再硬塞宣传单，而是主动上前跟每一个路过的人闲聊，聊工作压力、聊孩子上学、聊老人养老，最后顺势提出邀请——“周末来月海走走，吹吹海风、吃口热饭，当是给自己放个假。”这种更接地气的邀请，反而打动了一些人。刘丹就是第一个被打动的，她爽快地报了名，还拍着胸脯说要帮着多拉些人来看看这个地方。
刘丹做事一向雷厉风行，答应了就一定要做到。接下来的几天，她在单位、朋友聚会上逢人就提月海，不厌其烦地描绘那里的蓝天、海风和未来可能的繁荣景象，好像月海不是个刚开发的片区，而是已经红火多年的新城。她的热情感染了不少人，不少同事一开始只是被她“洗脑”得没脾气，想着周末反正也是闲着，不如就当出去散心。与此同时，昌远则盯上了另外一种“引流”思路，他从手头的客户里动脑筋，劝说其中一家在月海开茶餐厅，把这当做提前布局。他晓之以情动之以理，强调“先到先得”，未来这里一旦热闹起来，茶餐厅就是第一家，名气自然打出去。客户心动之下，咬咬牙在月海街角租下了一间临街铺面，匆匆装修、上牌、备货，茶香弥漫开来，生意却并没有如想象般立刻火爆。
开业的前三天，茶餐厅门口冷风阵阵，店里却冷冷清清。老板站在门口，看着偶尔路过的几个人影，不时朝里张望，却没几个人愿意推门，就算进来了也只是点一杯最便宜的奶茶坐一会儿。三天下来，账本上的收入少得可怜，日常水电、房租、人工一算，老板心里发慌，开始后悔自己是不是太冒进。就在这时，昌远来店里看情况，见老板着急得直叹气，心里也跟着一紧。他当然不能眼看着第一个“敢吃螃蟹”的客户在月海折戟，于是连夜想办法，第二天便拜托高雪梅，从厂里喊来一波人，成群结队到茶餐厅“打牙祭”。那天中午，茶餐厅里突然人声鼎沸，工人们一边吃一边说笑，门口还排起了队。老板看着满座的景象，脸上总算露出久违的笑容，把这次热闹当成了开门红。
有了这次“造势”的经验，李秋萍也学会了抓住机会。后来，刘丹兑现了承诺，租了一辆大巴，拉来一车同事和亲友。车门刚一打开，李秋萍就迎上前，不忙着讲规划、讲前景，而是先安排他们进茶餐厅吃东西。她一边笑着招呼，一边跟老板打眼色，让厨房抓紧上菜。“人要有力气，才有心情逛。”她知道，这些人来月海，说是看地，更多还是抱着游玩的心态。吃饱了、坐舒坦了，大家自然更愿意走一走，看一看。等到有人在茶餐厅拍照、发朋友圈，月海在他们心里就不再是地图上的模糊一块，而是与好吃、热闹联系在一起的具体地点。
只不过，人一多，小插曲也跟着出现。那天在茶餐厅旁边的一处待租铺面前，突然传来了激烈的争吵声。一个准备租房的年轻租户挥着手中的合同，脸涨得通红，房东则站在门口，一脸不耐烦。原来，他们之前谈好的价格已经写进合同，可房东看到最近来月海的人越来越多，听风就是雨，心思一动，就想临时涨价，多赚一笔。租户自然不肯，为此闹得不可开交，周围看热闹的人越来越多。李秋萍闻讯赶来，先是把两人拉开，冷静地看了合同，又问清前后过程，最后态度坚定地对房东说：“签了字就是承诺，不是儿戏，不能说涨就涨。”她的话不仅是就事论事，更是在维护整个月海的信誉。若是任由房东随意反悔，外头的人听了风声，谁还敢来投资？
那时，镇里的干部们也在现场参观，不少人耳尖，一听说月海的房租价格节节攀升，彼此悄悄交换眼神，心里开始打起算盘。原本还在犹豫要不要拿地的，在听到“房子越来越紧俏”“早来早划算”的传言后，心开始摇晃。有的干部心想，再不下手，等过几个月，怕是连边都沾不上。就在这股暗潮涌动之时，昌远介绍给高雪梅的一笔印刷订单，却突然告吹。原先看上月海的客户，最后还是选择了南州那边的印刷一条龙服务，理由很简单——那边配套齐全，节省时间和成本。订单黄了，高雪梅心里不是滋味，昌远却由此受到启发，开始琢磨，既然客户看重的是“一条龙”，那就干脆把月海打造成“印刷一条街”，从源头到成品一道搞定，把别人有的配套搬到这里来。
想法虽好，落实却不容易。月海这边的印刷厂不少，但大多是零散分布，各顾各的生意，让他们搬迁到同一条街上，统一规划，谁都清楚这意味着一笔不小的投入。多数厂子的老板一听要“迁厂”，下意识就摇头，搬机器、停生产、重新装修，一条条算下来都是钱。有人干脆直言：“不是不愿意，是伤不起这本钱。”不过也有老板松口，说只要能少花点钱，政府或镇里能给予一定扶持，他倒也愿意尝试。昌远知道，光靠这些小厂主的犹豫点头，想把“印刷一条街”真正做起来还远远不够，他得找到一位真正的大投资人，给整条街打样、定调，带起一股风气。
在他的印象里，有一个人再合适不过——常佳人，外号“常总”，是南州那边颇有名气的女企业家，手里握着几家印刷厂和配套工厂，最近正在南州考察新的投资方向。如果能把她拉到月海，让她带头投资，印刷一条街就不再只是空中楼阁，而会变成真正的可行项目。可要说服这样一位见多识广的投资人，仅靠他和高雪梅两个人，显然火候不够。思来想去，两人商量后决定再请一个“关键人物”——郑德诚。
郑德诚在当地颇有面子，既懂生意，也混得熟人多，脸皮也够厚，这种时候正需要他出面。他一听说是好事，还是与月海发展有关，眼睛一亮，抖擞精神，换了身体面衣服，随他们一起去见常佳人。做生意，要想留住投资人，光靠嘴上说还不够，郑德诚心里门儿清。他提前查了一些常佳人的投资习惯，准备好数据、资料和几张规划图，甚至连接待路线都预演了几遍。见面时，他没有急于推销，而是从月海的历史、地理优势讲起，再慢慢切入“印刷一条街”的构想，把这地方未来的想象空间一点点展开。
几轮交流下来，常佳人并不是那种容易被“画饼”打动的人，但她能感受到对方的诚意。尤其是看到郑德诚连细节都考虑得很周到，甚至连未来可能出现的环保问题、物流问题都有预案，她不由得认真起来。她提出了几个苛刻的条件，例如配电、排污、税收优惠和用工保障等，如果月海能逐条满足，她就愿意考虑投资。出乎他们意料的是，她没有当场拒绝，而是爽快地答应抽时间来月海实地看看。得到这个承诺，几人心里像压着的大石终于落地，知道最难的一步算是迈出去了。
与此同时，关于“在月海拿地”的风声已经在各个单位和圈子里传开，想分一杯羹的干部越来越多。刘丹身为中间牵线的人，一时间忙得团团转，电话不断，走廊里时不时有人把她拉住打听地段和价格。她一边接电话，一边给亲自上门的人做登记，天天和地图、表格打交道，连吃饭都在算地块编号。有人求她帮忙留块位置，有人拿着资料想提前占个坑，搞得她头昏脑涨。郑德诚的小舅子也不甘落后，打着“眼光长远”的旗号，打算在月海做房产倒卖，低价拿地、高价转手，只是手里资金有限，缺了关键的一截。转念一想，家里还有个侄子手里攒了一点钱，于是上门一番游说，郑德诚的儿子也被说动，，把自己的积蓄全投给舅舅，想搏一个未来。
终于到了常总视察月海的那一天。为了这一程，高雪梅和昌远花了不少心思，提前几天把线路踩了个遍。车子缓缓驶入月海，他们陪同常佳人一路参观环境：从海边的风景线到预留的工业用地，再到几处已经开始施工的工地。到了重点的那条“大路”，昌远特意让司机放慢速度，好让她看个清楚——这是一条一马平川的大道，视野开阔，便于大型货车通行，也是他心目中未来“印刷一条街”的骨架所在。车内略有些吵，高雪梅兴致高昂，一路介绍得滔滔不绝。常佳人有些烦躁，用惯用的广东话说了一句“别吵”，结果高雪梅耳朵一歪，竟误听成了“没有草”。她心中一惊，赶紧解释说路边现在看着荒，但未来会有绿化、有店面，闹了个语言笑话，倒把原本正式的气氛冲淡了几分。
除了企业投资人，来月海考察的还有许多干部。他们站在高地上眺望，脚下就是刚修好的柏油路，远处是大海和大片待开发的土地，一时间谁都觉得这里潜力巨大。方位、交通、景观，很快把大家的目光引向同一个方向——滨海路。滨海路靠海又不至于太偏，正适合建住宅和商铺，在场的干部们经过一番讨论，几乎不约而同地把心里的目标锁定在这条路上。有人悄声计较今后升值空间，有人低头算着贷款压力，心里却止不住热络起来。
在刘丹的多方协调和斡旋下，镇里的手续一步步走上正轨。最终，关键的一步落在郑德诚的签字上——只要他在合同上按下名字，干部们在滨海路购置土地建房的事就算是板上钉钉。那天他拿起笔，稍微犹豫了一下，还是咬牙签了。对很多干部而言，这个签字意味着一个期待已久的机会，他们已经在心里规划好了未来的房子、商铺甚至可能的出租收益，却没想到，几乎是同时，另一股力量也将目光投向了滨海路——那就是常佳人。
常佳人在实地考察时，对滨海路的地理位置和环境非常满意。这条路临海不远，既有景观优势，又靠近未来的工业配套区，既适合建设企业配套设施，又便于员工居住休息。她心里暗暗计划，如果真要在月海大笔投资，滨海路无疑是理想的落脚点。只是她并不知道，镇里已经在同一条路上与一批干部签了购地意向。矛盾的种子在不知不觉中埋下，等到真正要兑现时，碰撞几乎不可避免。等到干部们排队缴费那天，局面终于走到了临界点。
干部们集中到月海缴费的日子，镇里一早就忙成了一团。负责通知的三胖挎着名单，一家家跑着喊人，确保每个人都按时到场。就在这天一大早，高雪梅得知常佳人也明确表示，希望在滨海路拿地。她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同一块宝地，现在一头是已经签字的干部，一头是掌握着“印刷一条街”命门的大投资人。她顾不上多想，匆匆跑去找郑德诚，拉着他说“借一步说话”。郑德诚听她说明原因，只觉得一阵头大：合同都签了，干部们的钱都准备好了，这可怎么转弯？但事已至此，他也只能硬着头皮去想办法。
他首先找到李秋萍，把事情原原本本说了一遍，希望能得到她的理解，甚至暗示是否可以在具体执行上做些“调整”。在他看来，干部们毕竟还没真正把房子建起来，而常佳人的到来，则关系到整条印刷街的成败。但李秋萍却难以接受。她从一开始就在为干部们奔走协调，背后承受了不少压力，好不容易把大家稳住、说服他们来月海投资，如今工作做到这份上了，合同签了、承诺给了，再临时变卦，她还怎么向这些干部交代？在她心里，规则和信任远不止是一张合同那么简单，那是政府公信力的底线。
正当两人僵持不下时，外头突然传来一阵喧闹声。刘丹这会儿正带着一批干部准备去镇政府缴费，大家虽然对某些细节一知半解，但兴致勃勃，毕竟这是亲手为自己未来下的一笔赌注。与此同时，三胖也领着那些印刷厂的老板匆匆赶来，他们之前就听到风声，说滨海路的地可能要被调整，如果让干部们先一步缴费，那他们这边要腾出整条印刷街的计划就难以为继。因此，他们急得比干部们还慌，一路小跑，恨不得第一个冲进镇政府。
镇政府的大门口，一边是被刘丹领着、略显有序却满怀疑惑的干部队伍，另一边是由三胖带着、急切得几乎要争吵起来的厂老板们。双方在门口汇聚，谁也搞不清楚对方来做什么，只知道各自心里都有一件“要紧事”。三胖这边的人知道滨海路的地一旦敲定给干部们，他们的印刷街就无处安放，因此个个心急如焚，脚步比谁都快，抢在干部前头往院子里冲。刘丹带来的人虽然被这阵仗吓了一跳，一头雾水，却也不甘落后，只能跟着涌进镇政府大院。
滨海镇的镇政府大院里，一大早就炸开了锅。为了那条承载着无数人期待的滨海路，个体户们蜂拥而至，围在缴费处前你推我挤。王胖子一马当先，脖子上的金项链晃得刺眼，嗓门比谁都大，嚷嚷着谁先交钱，滨海路就是谁的地盘。有人挥舞着现金，有人抱着存折，只怕自己慢一步就被挤出这场“发财梦”。缴费窗口前乱成一团，吵闹声、叫骂声、劝阻声交织在一起，整个镇政府院子，都像被点燃了一样沸腾了。
与这群亢奋的个体户相比，站在一旁的镇里干部们却冷静得多。刘丹带着几个镇干部隔着人群看着这一切，她心里清楚，自己代表的是程序和规则，不是抢速度的投机者。既然镇里已经和他们签了意向书，那眼下谁先交钱、谁排在最前头，于她而言并不重要。她和同来的干部们没有加入抢缴费的混乱，而是站在一边，冷眼旁观这场关于利益的角逐。可个体户们并不这么想，尤其是以“三胖子”为首的一众人，更是情绪高涨，他们憋了太久的劲儿，早就盯上了滨海路这块“黄金地”。
三胖子身边一帮人见干部们不抢，反而觉得是机会，越发起劲儿地往前挤。他们高声嚷嚷，叫骂着“官的、民的都一样，谁先交钱谁说了算”，这股情绪像火星落在干草堆上，很快便蔓延开来。原本还算克制的部分干部，情绪也被这种氛围带动，不满、不安与愤怒交织在一起，双方在缴费处前你一言我一语地争执，推搡也越来越严重。眼看着就要在镇政府门口爆发一场难以收拾的冲突，作为镇长的谭光明脸色发白，急忙掏出挂在脖子上的哨子，使劲儿吹响。刺耳的哨声在院子里反复回荡，几名城管人员闻声冲进人群，硬生生把人墙掰开，努力维持秩序。
人群情绪依旧沸反盈天，几个脾气火爆的个体户已经红了眼，非要跟干部们争个明白。就在这当口，郑德诚和李秋萍匆匆赶到。身为镇里负责招商与产业的主力，他们太清楚这场风波一旦失控，会演变成多大的政治责任。两人一边安抚个体户，一边对干部们做工作，嘴上说的是“有话好好说”“别在大院里起冲突”，心里却都清楚，这不过是暂时堵住口子的办法。好在在城管的协助下，人潮略微散开，一些个体户被劝到了旁边的空地上。昌远在关键时刻站了出来，劝说同伴们先离开镇政府大院，别在镇里领导和干部面前闹得太难看，他率先带头，拉着一批情绪激动的个体户离开，局势总算没当场失控。
局面稍稍稳定之后，真正的难题才摆到了镇领导班子面前。刘丹信任李秋萍的判断，主动把时间让给她，给了她半个小时的缓冲期，希望她能拿出一个不至于让任何一方翻脸的方案。随后，镇领导班子立刻在会议室里召开紧急会议。面对个体户与干部之间剑拔弩张的局面，摆在众人面前的，是关于滨海路这块地最终归属的艰难抉择。郑德诚强烈主张把滨海路留给个体户们发展，他认为这些人是实打实想在月海投资、办产业的民营力量，是未来的税源与就业支撑。他更主动担下责任，表示一切后果由他一人来扛。
奇怪的是，一向强势果断的李秋萍，此刻却罕见地沉默了。她没有像往常一样立刻表明态度，而是坐在那里皱着眉，一句话也不说。反倒是解春来跳出来反对，他坚持认为这块地应优先给镇里的干部们和体制内的人搞开发，理由冠冕堂皇，说是“干部也要有积极性”“不能寒了自己人的心”，实则满腹私心。争论无果，只能诉诸投票。几轮激烈的意见交锋后，郑德诚仍然坚持把滨海路交给个体户。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投票环节里，李秋萍竟也举手赞同，把票投向了个体户一方。她平静地说，这些干部之所以愿意来投资，是冲着她的面子而来，因此这摊子事理应由她来解决。但作为书记的郑德诚不愿把责任摊给别人，他咬牙决定由自己一人承担，将其他班子成员反锁在会议室里，独自下楼去面对刘丹与那些已等得心急如焚的干部们。
当李秋萍他们费劲地打开会议室的门赶 xu?ng楼时，楼下的局面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郑德诚做出了一个近乎偏激、甚至带着几分鲁莽的举动——他当着众人的面，将那份写得清清楚楚的意向书含进嘴里，硬生生吞下去。铅字在纸张上闪着冷光，随即消失在他的喉咙里，这个粗暴到近乎荒诞的行为把刘丹和在场干部们完全惊呆了。对于这些受过系统教育、讲究程序与文件的干部来说，这相当于当面撕毁了他们的尊严与承诺。刘丹脸色铁青，带着一肚子怒火，拂袖而去，事先签好的意向、已经排好的计划，在这一刻全部化为乌有。
看着刘丹带人离开，镇政府门前弥漫着沉重而尴尬的气息。郑德诚粗暴的做法虽然有效地阻止了滨海路被干部们占用，但也彻底得罪了这一群原本有可能合作的体制内力量。李秋萍眼中闪过一丝复杂，她明白这一步走得极其危险，却也不能否认它在当下的现实效果。她并不认同这种简单粗暴的方式，因为这不仅会加深镇政府与刘丹等干部之间的误解，还可能进一步激化个体户和干部间的矛盾。可局已经下了，棋子落定，再后悔也来不及，只能想办法把接下来的麻烦一一化解。郑德诚很快冷静下来，提出了一个折中的设想——既然滨海路的归属已经引发太多纠纷，不如在旁边再重新规划修一条路，专门为干部们留出一块发展空间。
这个想法听上去像是临时救火，但的确是当前形势下唯一能尽量照顾各方情绪的方案。李秋萍当即他就路线规划、资金来源、审批手续等问题展开了激烈讨论。她一边从现实可行性出发，算着修路的成本和时间，一边又要考虑如何向上级解释这突如其来的变更。另一边，个体户们聚集在茶餐厅里，各自端着茶杯，神情复杂地讨论着镇里的动向。有人兴奋，觉得自己终于抢先一步；也有人开始犯嘀咕，担心郑德诚这种做法，会不会只是做做样子，最终还是会向干部们妥协，把他们晾在一边。怀疑的种子一旦种下，便迅速蔓延，茶餐厅里的气氛也逐渐从亢奋变成了犹疑。
个体户当中，有人已经动了退出的念头，觉得与官场为敌，不是什么好事，万一哪天风向一变，他们这些“民营户”就是第一个被牺牲的。就在大家议论纷纷之际，高雪梅默默离开茶餐厅，回到家中。她背负着家里和合作伙伴的期望，整个人绷得极紧。果不其然，没多久，解春来像一阵风似的冲进门，脸上挂着怒火，要跟高雪梅算账。他认为高雪梅和李秋萍一伙，让他在镇政府里颜面尽失，连话语权都被架空，在情绪的使下，他几乎听不进任何解释。
夜色渐深，镇里的争执并没有随着太阳的落山而平息，反而在黑暗中悄然积新的火药味。当晚，李秋萍忍不住主动拨刘丹的电话，她试图再做一次工作，希望能用理性与诚意挽回破裂边缘的合作关系。然而电话那头的刘丹已经寒透了心，她语气冰冷，几乎不给李秋萍留下任何回旋余地，只留下“滨海路我们是要定了”这么一句话，便干脆利落地挂断电话。李秋萍再次拨，却始终无人接听。寂静的夜里，只有忙音在她耳边机械地回响。
就在这微妙的时刻，月海突然陷入一片黑暗——大面积停电突如其来，整个小镇从杂瞬间跌入沉寂。街道上的灯一盏接一盏熄灭，工厂、门店、茶餐厅都被黑暗吞没。李秋萍心里一沉，本能地到了一丝不对劲的味道。她第一时间给供局打电话，想问清停电原因以及恢复时间。可电话那头的工作人员态度敷衍，语气冷淡，推诿说“得等明天上班再问”，既不查原因，也不给说法，仿佛月海的用电问题与他们无关系。
挂断电话后，李秋萍越想越不安。她知道月海的印刷街项目刚刚起步，很多工人正赶夜工，一旦电时间过长，损失不只是几箱纸那么简单，更在这些刚刚鼓起勇气投入的个体户心里，留下无法弥补的阴影。尤其是高雪梅那边，本就处在风口浪尖上，一旦停电引发混乱，很可能就会被有心人拿来做文章。她不上休息，赶紧往印刷一条街的方向赶去。
抵达时，整个印刷街漆黑一片，只有几处手电筒和手机屏幕出微弱的光，映得众人脸庞忽明暗。但与李秋萍想象中的混乱不同，现场没有吵闹，也没有砸，反而透着一种井然有序。高雪梅站在最前面，平静地指挥着工人收拾未完工的产品，安排人登记账目、核对订单。每个人都坐在昏暗的灯光下，一边算着手账本一边小声交流，房间里回荡的，是一串串清脆的点钱声。这一幕让李秋萍松了一口气，也有些动容。
高雪梅抬头看见她，只淡淡地说了一句如果月海的印刷一条街真能搞起来，成了这个镇子的支柱产业，那以后这种数钱的声音，会在这里天天响。”这句话没有激昂的口号，却有种沉甸甸的力量。李秋萍看着这些埋头数钱，忽然明白，为了这个声音得以延续，自己和郑德诚那种看似“冒进”的选择，也许并非全然不值。
然而，有人坚守，也有人打算走捷径。趁着黑夜的护，三胖和昌远鬼鬼祟祟地把郑德诚约到了已经停业、漆黑一片的茶餐厅。他们点了一只摇晃不定的小蜡烛，关上门窗，压低声音，仿佛正在进行一场见不得光交易。桌上悄然放着一个鼓鼓囊囊的信封，里面装着整整五万元现金——在这个年代，这可是足以让普通家庭翻身的巨款。三胖陪着笑，话里话外都在暗示，只要书记点点，日后滨海路上的摊位、门面、政策照顾，都可以按他们的意思来。
郑德诚听明白对方的意图，脸色阴沉下来。他原本就有一肚子火，此刻彻底被点，毫不掩饰地大发雷霆。一阵劈头盖脸的臭骂，把三胖和昌远骂得抬不起头来。他拍着桌子说得明明白白：他可以承担政治，可以得罪干部，哪怕因此丢官被罚，也认了但决不可能用一条路、一群人的未来，来换这点见不得光的黑钱。五万元在昏暗的烛光下显得刺眼，却在这一刻变成了彻底的羞辱。三胖和昌远心里既惊又怕，只灰溜溜地把钱收回，茶餐厅里只剩下烛火摇曳，映着郑德诚冷峻而疲惫的脸。
第二天一早，关于电的问题再也不能拖下去。郑德诚决定亲自供电局，找王德发问个明白。李秋萍得知消息后，立刻联想到王胖子前一晚的躁动，心中一凛。消息灵通的她打听到，王胖子已经召集了一拨人，正打算供电局闹事而去。要是把昨天镇政府的混乱再复制一遍，甚至升级到跟供电局的冲突，那影响就不仅仅是一个镇能承受的。她当机立断，拦住还在整理材料郑德诚，直接拉他上了摩托车，两人紧紧搂着车座，在晨风里一路疾驰，比王胖子一行人抢先一步赶到了供电局大门口。
供电局门前，王胖子的人已经出现在街角。他气势汹汹地带队而来，脸上写满了“讨说法”的决心。郑德诚纵然昨夜疲惫，但此刻却硬生生把提了起来，脸色铁青，目光冷冽。他迎朝阳大步向前，抬手一拦，语气不高，却冷得像冰：“回去，这事你别掺和。”王胖子被他盯得心里发虚，和昨晚在镇政府大院里那副张狂模样完全不同。那发自权力与责任的威压，让他不敢多嘴，只得扯了个勉强的笑，讪讪地带着人掉头回去。
躲开一场可能升级的群体冲突后，两走进供电局的大门。接待他们的是普通工作人员，一听说是从月海来的，脸上的表情立刻冷了下来。对方态度明显带着偏见，话里话外透出“麻烦镇”“要电就先守规矩”的衍。郑德诚一向火爆的脾气哪里受得了这种冷脸，几句话还没说完，他的声音就已经忍不住提高，眼看着就要跟对方吵起来关键时刻，李秋萍悄悄用脚在桌子底狠踩了他一下，这一下不仅踩得他生疼，也像一盆冷水把他那团上涌的火压了下去。
为了避免接下来出现不可控的局面，李秋萍在进门前就和郑德诚“法三章”：不骂人、不拍桌子、不冲动，所有话由她先开口，实在不行再让他出面。这番约定此刻派上了用场。她抢打圆场，尽量用柔和的语气要求见供局的负责人，希望从正式渠道问清停电缘由和恢复时间。可供电局里真正能拍板的人并不在办公室，而是——在厕所。
王德发并不是陌生人，曾经还是郑德诚的副手个人一起干过不少项目。郑德诚太了解他的老毛病——肾不好，离厕所从来不远。于是，在被前台推诿了几轮后，他干脆守在男厕所外面耐心地等。走廊里空气闷热，他却纹不动。果然，没过多久，一个挺着肚子的中年男人捂着腰，一脸不耐烦地往卫生间走来，正是王德发。
狭窄的厕所门口，两人猝不及防地四目相对。德诚像一堵墙似的挡在门前，一步不让，既不笑，也不寒暄，只用行动把自己的态度表达得清清楚楚。王德发憋得额头冒，既上不了厕所，也躲不过这场谈话，脸色看，心里暗骂，却只能硬着头皮让人把电力调度的记录和表格拿来。当着郑德诚和李秋萍的面，他不情不愿地解释：月海的市政生活用电，很快就会恢复；但涉及工和产业生产的那部分用电配额，因为种种复杂原因，还得再等两天。
这个回答无异于火上浇油。郑德诚当场就急了太清楚印刷一条街的处境，两天的耽，对这些刚起步的个体户来说，可能是致命的打击。他冷声质问王德发是不是故意刁难，是否有人在背后施加压力，要借停电给月海一点“颜色看看”。火气涌到嗓子眼，他几乎要忍不住骂出口来。然而想到之前和李秋萍约好的“约法三章”，他努力咬住牙，生生把粗话憋回了肚子里，只剩下一双眼睛还怒火中燃烧。
李秋见状，迅速上前接过话头，用更为平和但不失坚定的语气继续交涉。她一边强调月海停电对地方经济和民生的影响，一边提醒王德发，自己过去也是体制内的人，懂得其中的处，只希望大家能在规矩之内找到一个兼顾原则与现实的解决方式。厕所走廊里，带着一股潮湿的霉味与消毒水味，几个人围绕着条电力线路的分配问题，展开了一场看似低，却关乎整个小镇命运的博弈。就在这一进一退、一松一紧之间，滨海路的归属、月海的未来，以及个体户与干部们之间的微妙关系，也在不知不觉间，被推向了更加复杂而难预料的方向。
月海镇的夜色沉沉压在屋顶上，像一块捂得人喘不过气来的厚被子。停电已经持续了好几个小时，镇政府大院里黑压压一片，只有零星几盏应急灯在风中忽明忽暗。忙了一天的干部们早就烦躁不堪，街上做生意的个体户更是怨声载道。就在这逼仄而又焦虑的气氛中，供电所的王德发终于坚持不住，捂着肚子直往厕所跑，脚下还拌了个趔趄。憋了一晚上的话在这一刻也憋不住了，他一边往外冲，一边回头喊道，这次月海的停电不是技术故障，更不是线路问题，而是“上面安排的”——供电局的上级领导点名要对月海动手。话一出口，办公室里瞬间安静下来，几双眼睛在黑暗中相互对视，空气像结了冰一样。李秋萍站在窗边，听着远处镇子里时断时续的吵闹声，心里已经迅速把这句话翻来覆去琢磨好几遍：上级领导？能动得了这一步棋的，在县里也就那几个人。
她在心里梳理起最近发生的一切，从镇上修滨海路的决心，到个体户们为了城市建设费东拼西凑，再到县里干部接连不断的“谈话”，这些支离破碎的画面，一点拼成一张清晰的网。终于，一个名字在她脑海里浮现出来——政府办的刘丹。这个名字一冒出来，连她自己都愣了几秒。刘丹不仅是县政府办的得力干将，更是她从前最信任最亲近的“好姐妹”。多年来，两人不知在彼此面前卸下过多少防备，把工作上不敢说的、生活中不方便讲的，都当成姐妹间的悄话倾吐出来。正因为了解，李秋萍更清楚像这么有分寸、懂进退的人，要真下定决心“动手”，背后绝不只是情绪那么简单。她久久沉默，最终还是下了决心，要亲自去见一趟刘丹，把话说开。
第二一早，天还蒙蒙亮，街上只有几家早点摊冒着热气。李秋萍特地拎了一些月海的土特产，又买了几样刘丹爱吃的小点心，坐上去县城车。一路颠簸，她把准备好的措辞在心里反复推演——既不能显得自己来兴师问罪，又不能低声下气到没有原则。刘丹的办公室依旧干净利落，桌上的花插着刚换的百合，淡的香气在空气里蔓延。刚见面时，刘丹的态度很自然，眼里带着久未谋面的亲切，招呼她坐下，倒水，随口问问况，甚至还提起当年两人刚参加工作时一起在招待所小房间里的趣事，笑声里似乎还保留着从前姐妹间那点单纯的温暖。李秋萍看着她，心里一阵难言的酸楚——她很清楚，自己接下来要说的话，会把温暖一点点推远。
话题在茶香和寒暄中转了几圈，终于绕到了月海镇最近“折腾得挺厉害”的滨海路项目上。刘丹眼神微微一，却仍然带着笑意，问李秋萍：“你这次过来，是以什么身份？”这句话既轻描淡写，又锋利冷静。李秋萍愣了一瞬，还是选择坦白——她是以月海镇镇长的身份来的。话音刚落，屋里那点姐妹间的柔软立刻退，仿佛一扇门在两人之间缓缓关上。刘丹的表情肉眼可见地收紧，态度陡然生硬起来，不再用从前那些亲密的称，而是用公事公办的腔调明确表态：滨海路这样的黄金地段，不能，也绝不会让给一群个体户去折腾做生意。她话说得很直，甚至有些不近人情，最后更是下了最后通——明天早上八点，这件事必须有个了结。
李秋萍听着这一句句话，心里既不是没火气，也不是不委屈。她知道，这条滨海路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月海镇可能迎第一波真正意义上的发展机会，意味着那些冒险拿出全部家当的个体户，能不能挺过这一关，意味着她这个镇长能不能在群众面前站得住脚。但与此同时，她也明白刘丹所处的位置——政府办要协调多少部门为多少干部的利益考量奔走，她甚至可以想象得到这些天里，刘丹为了“发动干部”付出了多少看不见的力气。从姐妹的角度，她知道刘丹并不是纯“刁难”她，而是站在上级的角向下施压；从镇长的角度，她更清楚这种施压背后，有多少对月海真实发展状况的误解和偏见。她没有再拉扯什么，说不出口的委屈吞回喉咙，拎着那袋已经显得有些稽的礼品，心情沉甸甸地走出政府大楼。
回程的路上，县城明亮的街灯好像隔着一道无形的鸿沟，与月海那边一漆黑的夜形成刺眼的对比。车晃晃悠悠地开着，窗外是扑面而来的冷风，李秋萍脑子里反复回放刘丹刚才冷硬的态度。她不怨刘丹，她知道刘丹的愤怒也全是针对她，而是针对那帮在她看起来“不安分”的个体户，针对她认为“越界”的镇干部。她明白这场风波已经不是简单的停电，也不是条路该不该修的问题，而是县里和镇上，对模式和权力边界的一次正面碰撞。车子驶进月海地界时，镇上依旧沉在黑暗里，只有偶尔的手电光在街口晃动。她刚到镇政府，便看到大院里聚着一群人干部，有个体户代表，脸上写满了焦躁，“电来没？”成了所有人见面的第一句问候。答案仍旧是摇头。
就在这样进两难的时刻，李秋萍和郑德诚几乎意识到，已经到了必须孤注一掷的时候。刘丹话都说到这个份上，明早八点之前若还拿不出足够的诚意和实际行动，别说滨海路，连月海现在好不容易积攒起来的那点子发展头都可能被一朝打回原形。两人简单对视了一眼，心照不宣地想到了同一件事——必须在明早六点前，让所有个体户把城市建设全部交齐，把属于月海的那一份担当，先一种没有任何退路的方式摆在县里眼前。消息很快传开，镇政府的小会议室里灯光忽明忽暗，高雪梅等个体户代表被叫了过来，听完情况，现场没人说风凉话，也没人抱怨，只是默了几秒，便开始盘算各自还能从哪里再挤出一点钱。
那一夜，对很多人来说，都是命运的分水岭。高雪梅回家，把家里柜子底下所有的存折、现金、首饰翻了个遍，连孩子存了好几年的压岁钱也取了出来，又赶紧把消息捎给昌远和“三胖子”。他们家里能动的关系几乎都动了个遍，到处开口借钱。有人嫌风险太大不肯，有人咬咬牙把多年的积蓄拿出来，说“就信你们这回”。午夜过后，月海镇的巷子里还时不时传来急促的脚步声，很多都是拎着鼓鼓囊囊的塑料袋、提着一一摞的现金往镇政府跑。到天快亮时，镇政府的桌子上已堆满厚厚一叠一叠的钱，加起来足足五百多万城市建设费——对那些个体户来说，这不仅是钱，更是他们拿全部身家换来的“参与城市建设”的资格，一份想要与镇子一起变好的固执与倔强。
城建费的难关刚刚攻下，另一头压在镇政府干部上的石头却仍旧沉重。为了对得起这帮尽所有的个体户，也为了向县里交出一个站得住脚的答卷，郑德诚很快把目光转向了另一条关键道路——幸福路。这条路本是许诺给干部们的“民生工程”，修不修得好仅影响镇容镇貌，更关系到镇里干部们对领导班子的信任。郑德诚把林冬福叫到办公室，话说得不重，却字字都是逼到墙角：无论，三个月之内必须把幸福路修好，这是对所有，也是对整个镇班子最起码的交代。林冬福一听条件，立刻跳脚，竭力解释资金、人手、物料上的种种困难，从三个月讨价还价到四个月，一句“办不到”说得干脆。但郑德诚次却不再退让，他明白，一旦这个期限再往后拖，干部们心里那点信任就会彻底散了。
天蒙蒙亮时，李萍和郑德诚已经上了去县政府的车。他们决定，这一次不仅不能躲，还要抢在所有人前面把情况说清，把城市建设费和即将动工的路面工程，变成他们对县里的主动交代。按照计划，他们要先一步见到赵书记，把夜里筹集资金的过程、个户的态度、镇里接下来打算承担的责任，统统摆在桌面上。然而意外总比计划来得更快。赵书记刚到县政府大院，还没来得及进办公室，刘丹就已经领着数十名情绪激的干部一股脑地冲上楼，直接挡在了赵东升的办公室门口。队伍里有长期看不上月海“另搞一套”的，有担心自己地盘利益被侵蚀的，还有纯粹被气氛裹挟上来的。走廊人声嘈杂，控诉声此起彼伏。
李秋萍和郑德诚没有挤过去，他们站在走廊另一头，默默靠墙而立，耐心地着里面一声声控诉。有人说月海带头容个体户，冲击了原有的供销体系；有人说镇里擅自行动，不听县里统一安排；还有人把前几次的矛盾一股脑翻旧账。气氛激烈到极点时，赵东升没有立刻表态知道此刻任何一句话都会被放大。情绪宣泄完毕，关一明出来，把挤在门口的干部往外疏散，转头让李秋萍和郑德诚先去下的会议室等候。那一段从走廊到会议的短短路程，在两人脚下却走得格外沉重——他们不是不知道这场风波可能带来的后果，却也没有退路可选。
当情绪稍稍平复，领导的处理才缓缓落下。赵升深知，压下去不等于解决问题，干部们在这件事中的怒与不满，已经不是一句话能够抹平。经过一番权衡，他当面告知郑德诚：要好好准备一份道歉信，明天在全体干部大会上，对这次风波中的错误态度和工作方法，公开道歉。当秋萍提出愿意共同承担责任时，赵东升却没有同意。他清楚，眼下月海的供电问题更需要她坐镇解决，镇上的局势不稳，至少得有人去守住。于是他让她回月海，全力维持里的供用电，劝导个体户和干部们不要激化矛盾。旁边的夏长友也自己的看法，认为郑德诚的个人信誉在这件事中已经跌到谷底，与其闹得满城风雨，不如在县里发个严厉批评通报，把事“弱化”在内部，让风波尽快过去。但赵东升坚持认为干部们的情绪必须正面回应，安抚好他们，才有利于月海以后真正的建设与发展。
与此同时，在很多人看不到的地方，生活还在强地向前推进。郑德诚的儿子，靠出租人书在镇上攒下了一笔不小的“私房钱”。这些零零散散的纸币被他小心翼翼地藏在家中各个角落，有的夹在书页里，有的塞在床板下，有的藏在旧衣服口里。可终究瞒不过一个当父亲的敏锐嗅觉。风声越来越紧，郑德诚心里盘算着未来可能面对的处分，晚上回家后顺手翻了翻儿房间，没想到一处一处都被他翻了出来看着这些被孩子视若珍宝的纸币攒成的一小堆钱，他心里五味杂陈：既为孩子的精明感到好笑，又为可能破碎的前景感到沉重。他没有责怪太多，只是长叹一口气，把钱收好，嘴里嘟囔着“以后再说”。
关于郑德诚“要被严肃处理”的风声，很快像浸了水的纸，在个体户群体里迅速蔓延开来。一传十，十传百，没过多久，镇政府门口就聚起一大群人，乌泱泱黑压压一片，有上百号。有人嚷嚷着要结队去县里说理”，有人提议集体签名维护郑镇长，说不能让一个愿意为大家出头的人被当成出气筒。群众的情绪就像刚被点着的火，烧得又急又猛。这个时候，若有人稍一煽风点火，局面就可能彻底失控李秋萍匆匆赶到，挤进人群，嗓子喊得发干，一遍遍向他们解释事情轻重，晓之以情，动之以理。她说，县里有县里的难处，这件事必须通过合理渠道去解决，乱冲乱只会让郑德诚的处境更危险。她把话说得真诚而坦率，又把个体户们这几日的付出一点点抬高，让大家意识到，真正能证明的，不是一时的冲动，而是把手头的生意已经交出去的城市建设费用在实处。人群里的吵闹声渐渐小了下去，原本激动的人被她一番话说得眼眶发红，最终还是悻悻地散去。
夜深以后，整个县城安静得有些过分。郑诚坐在桌前，面前摊着几张空白纸，笔在手里转来转去，却怎么也落不下一个字。他本是个习惯用行动说话的人，让他在群众面前拍着胸脯做保证，从不含糊；可让对着上千名干部、家属，郑重其事地写下一封认错的道歉信，却比让他再跑一遍镇上的每一条街道都要难。他试过在头写“各位同志”，又将它划掉；想过“工作方法简单粗暴”写起，又觉得空洞。写了一夜，纸上仍旧一片空白。第二天一早，他紧张得连早餐也咽不下几口，胃里翻江倒海，干呕到整个人虚脱。
大会安排在县礼堂举行。那天上午，礼堂早早就坐满了人，除了县里的各级干部，还有不少干部家属也赶了过来。座位一排排往后延伸，压压的人头挤在一片，空气闷得让人喘不过气来。说是“听道歉”，其实每个人心里都有自己的盘算，有人想看热闹，有人想借机领导态度，有人则带着隐约的怨气，觉得自己在这场风波中被忽视了太久。李秋萍坐侧边的位置，目光不时落在后台的那扇门上。她知道郑德诚通宵都没写出道歉稿，这时上台若还指望他照稿念，那几张空白纸只会在手心里越捏越皱。
> 就在入场的最后几分钟，她突然做了一个决定。她从包里抽出一本厚厚的手稿——那是她前些日子翻阅《资本论》时整理的记和感想，里面关于资本、劳动与城市发展的段落她用不同颜色的笔划了重点。她将这叠稿子塞到郑德诚手里，说不上是让他照读，倒更像是给他一个思想的支点，让他在堆枯燥的检讨套话之外，能找到一个真实的起点，去和台下那些看似冷漠、实则同样受困于时代变革的人们对话。郑德诚握着这沓纸，从后台走向台前的那段路，对他而言，像是穿越了一片无形的人海。四面八方投来的目光里，有质疑，有同情，有冷淡，也有期待，他能清楚地感到每一束视线几乎都落在自己身上。
在那个还算单纯的年代，一个区区镇长，要在上千名干部与家属面前，面对着大多数官职比他更高的听众，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这种羞辱与压力难以言表。更何况，他心里其实并不认为自己完全错了，他只是走在一个更靠前的位置，试图为月海撕开一条路，却被迫在此刻低头。站在台上，他胸口憋得慌，心跳得厉害，一时间甚至有些发晕。直到摸出兜里的小瓶，从中取出几粒速效救心丸放入口中，缓缓咽下去，胸口那团揪紧的气才稍微松动一点。他握紧讲台两侧，目光从稿纸移到台下，深吸一口气，终于鼓足勇气开口说话。无论这场道歉最终被如何记录在档案里、被如何在茶余饭后议论，对他和月海镇而言，这都是一次不得不迎上的关口，也是他们在时代浪潮里艰难摸索方向时，注定要付出的一次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