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安路的黄昏，风里带着垃圾堆发酵后的酸臭味，一层一层地压在空气中。李秋萍站在路口，看着来来往往拎着菜篮子、端着夜宵碗的居民，心里像揣着一团火。她已经不是第一次来游说肖大姐和小海螺大爷，希望两位德高望重的“老劳模”再跟着她一起，把平安路这条“问题街”彻底收拾干净。可面对她满腔热情的劝说，两位老人却不再松口——上次被居民埋怨，被骂“多管闲事”“吃饱了撑的”，让他们心寒。李秋萍看着两人转身离开的背影，只好咽下所有劝说的话，扯了扯袖口，对身旁的孟晓丽挤出一丝苦笑：“那就咱俩干。”
于是，平安路上就只剩下她们两个人的身影。塑料袋被风吹得四处乱滚，纸盒子在地上拖出刺耳的摩擦声。她们弯下腰，一点点把堆积多年的垃圾装进箩筐，碎玻璃、发霉的菜叶、混着泥水的纸团，都带着刺鼻的味道往外冒。天色一点点暗下来，路灯亮起又昏黄，街头的大喇叭早就播完了晚间新闻，可李秋萍和孟晓丽还没顾上吃一口饭。蹲守在路口的她们，一会儿拦下提着裤腰要找角落方便的大爷，一会儿又好言相劝那些习惯随手乱扔的居民，嗓子喊得发干，腿脚蹲得发麻。有人不耐烦地嘟囔：“你们当干部的，真管得宽。”也有人被她们的执拗弄得有点不好意思，悻悻地又把烟头捻灭、纸巾捡起。她们就这样，一边清扫，一边“守摊”，把这一条曾经“臭名在外”的平安路，硬生生守成了一条勉强干净的街。
这个消息很快传到了郑德诚耳朵里。他正在工地忙着，听到有人说“李镇长还蹲在那儿没吃饭呢”，心里猛地一紧。夜风里，他提着两份简单却热乎的饭菜赶到了平安路，看见路灯下那两个被汗水浸透后有些发白的背影，一时有些说不出的心酸。他把饭盒往她们手里一塞，语气里带着不容拒绝的固执：“先吃饭。”话音刚落，就见一个醉醺醺的中年男人晃晃悠悠走到墙角，解了裤腰就要尿。郑德诚脸一沉，快步上前一把拉住人，粗声粗气地训斥了几句，又指了指李秋萍和孟晓丽：“你看看人家忙成什么样，你好意思？”醉汉嘟囔几句，只得提上裤子离开。夜风更凉了些，三个人蹲在路边吃着已经有些凉掉的饭菜，谁都没再多说什么，可每个人心里，都悄悄多了一份默契。
第二天一早，月海镇的政府大院还笼在一层薄雾里，院墙上鼓鼓囊囊的爬山虎随风轻晃。李秋萍刚从值班室出来，手机响起，是一个久违的国际电话。电话那头，熟悉的笑声像一阵明亮的风，从大洋彼岸吹回这个偏僻的小镇——是她的朋友莫妮卡。不到一个小时，早班车稳稳停在月海的车站口，一个穿着亮色T恤、牛仔裤，脖子上挂着相机的姑娘跳下车，身后还跟着一位带着耳机的鼓手和几个年轻伙伴。她们的装扮在这个以灰蓝、土黄为主色调的小镇上显得格外扎眼，引来不少围观的目光。李秋萍远远看见她，惊讶之余竟有些说不出话来。这个在异国认识的朋友，竟真从繁华都市千里迢迢来到这片小小的月海，带着她熟悉的音乐伙伴、带着年轻人的活力与好奇，一股脑闯进了这个略显陈旧的世界。
同一时间，余青田从镇外的文化站办事回来，推着一辆嘎吱作响的旧自行车刚拐进政府大院，就被门口的热闹景象惊住了。他一直喜欢音乐，平时听的多是录音机里反复播放的老歌。眼前这几个来自外地、带着鼓、吉他和录音设备的年轻人，仿佛是从另一个世界走出来的。余青田脚步微微一顿，想靠近却又觉得自己身上这身洗得发白的衬衫格格不入。犹豫间，李秋萍已经迎上来，把两边人介绍到一起。她看出余青田的拘谨，笑着鼓励：“去，把衣服换一下，加入他们啊，月海也该有点新鲜声音了。”余青田的耳朵一下子红了，匆匆推车进宿舍，仿佛怕自己再多犹豫一秒，这次机会就会从指缝间溜走。
然而，并不是每个人都对这股新风抱着欢迎的态度。谭光明站在走廊的阴影里，远远看着这几个打扮时髦、说话间夹着洋词儿的年轻人，眉头不自觉地皱起来。对他而言，干干净净的工作证、整齐统一的干部制服才是“正经气象”。染着头发、拿着吉他、相机不离手的年轻人，只会让他觉得“不像话”。在他心里，月海需要的是工厂、码头和实打实的产值，而不是这些看不懂的鼓点和镜头。
莫妮卡此行，并不只是一次普通的探访。她告诉李秋萍，自己现在正在拍摄一部纪录片，想记录一些中国小城镇真实的面貌；同时，她的父亲正在寻找合适的地方进行投资，希望她能帮忙实地考察，看看有没有潜力尚未被挖掘、值得长期布局的地方。听到“纪录片”和“投资”这两个词，李秋萍眼睛里立刻亮起了光。月海这些年的变化，在她心里有一整本账，她太明白一次外来投资，对这个小镇意味着什么——不仅是资金，更是一条可以通向更大发展空间的路。她当即把这个消息告诉了郑德诚，言语间掩不住激动与期待。郑德诚听完，虽然不善言辞，却在关键时刻表现出了干脆利落的支持：“你放心去干，镇里这边，我帮你撑着。”
当务之急，是把莫妮卡几人的吃住安排好。孟晓丽一向细心，她挨个跑旅店、问房间，又琢磨着怎样在有限的条件下尽量让这些远道而来的客人住得舒坦一些。镇上的招待所陈旧而拥挤，但她还是把最干净、采光最好的一排小房间留给了莫妮卡和她的团队。忙完这一切，李秋萍已经开始盘算第二天的行程。她决定先带他们去平安路——那条经过她和居民们共同努力，至少在表面上已经有了明显改观的街道。至于富裕路，她一笔带过——那条路长期缺乏管理，乱搭乱建、污水横流，想要在一两天内整治出一个像样的面貌几乎不可能。她很清楚，若是第一印象就被富裕路拖累，莫妮卡对月海的评价怕是难以拉回。
可计划往往赶不上变化。翌日清晨，东方刚露鱼肚白，李秋萍从床上翻身爬起，想着再核对一下路线，顺便去买点热乎的小吃当早餐。等她匆匆赶到招待所，却发现莫妮卡几人的房门全都敞着，床铺凌乱却没人影。服务员有些困倦地告诉她：“他们一早就出门了，好像说要自己逛逛。”李秋萍心里猛地一沉，一个念头脱口而出——不好，他们极有可能去了富裕路。那是镇上最“真实”、也是最“刺眼”的一面，外人不熟路，却偏偏容易被那里的热闹所吸引。她只觉得背上隐隐发凉，连早饭也顾不得吃，转身就朝富裕路的方向奔去。
果然，等她赶到富裕路，远远就看见几个高高举着摄像机、扛着录音杆的身影。巷子口的油烟混着下水道的潮湿味，街边摊前污水横流，塑料碗和竹签随处可见。镜头像猎犬一样四处捕捉，现实的每一个褶皱都毫无遮掩地被记录下来。李秋萍一边喘着气，一边急急拉住孟晓丽，让她赶紧去协调几个摊主，把摊位向平安路附近挪一挪，顺便营造出一点“热闹又有序”的氛围，好把莫妮卡他们的注意力吸引过去。她心里清楚，这样的“转移视线”有些刻意，却也是出于习惯性的本能——谁都希望外来客看到的是光鲜的一面，而不是还来不及收拾的角落。
然而事与愿违。刚让摊主们挪了地方，莫妮卡一行人却像是对“热闹”的方向格外警觉，偏偏绕开那边，朝更深处、更加杂乱的巷子走去。越是偏僻的小胡同，垃圾就越多，私搭乱建的棚子越低矮，地上的泥水越浑浊。她们不但没有被“引导”，反而刻意朝“反方向”钻。孟晓丽追过去，小心翼翼地劝着，莫妮卡却只是礼貌地笑笑，继续举着摄像机，从烟熏火燎的小摊、乱堆乱放的废品、墙角随处可见的小便痕迹上缓缓掠过。镜头后的那只眼睛，既好奇又冷静。
等李秋萍端着刚买好的馄饨、气喘吁吁赶到时，迎接她的却是空空的街角和还未完全散去的人群。莫妮卡和戴维他们已经走了，只留下几道三脚架压过地面的痕迹以及还在耳边回荡的外语低语。服务员说，她们离开得很匆忙，只说了一句“谢谢招待”，连再见都来不及细说。李秋萍站在原地，一时失神。她突然明白，莫妮卡是刻意绕开她的——因为她是这里的领导，只要她在场，就会有很多东西被自觉不自觉地收拾、遮掩起来，看不到最真实的月海。没有她的陪同，才会有居民真正的生活状态、最原始的环境问题，才看得出这个地方到底处在什么样的层级。
对于莫妮卡而言，她要面对的是父亲那样一位成熟的投资者。对方想看到的，是一个有发展潜力的小城市——基础设施在改善、居民观念在转变、环境管理虽不完美却在进步。而她这次在月海看到的，却更多像是一块还未被真正开垦的农村底子：街道杂乱、卫生条件糟糕，连基本的公共意识都还没立起来。她并非不喜欢月海的人情味，也不否认这里有真诚、朴实的一面，但在理性衡量之后，她难免产生疑虑。投资，从来不是单凭一腔热情就能拍板的事。临行前，她没有给出明确的承诺，只是坦率地表达了自己的顾虑，而李秋萍也没再强求。她明白朋友的难处，这份坦诚本身就值得尊重。
在送别前，李秋萍提出一个请求——希望莫妮卡把这段时间在月海拍摄的录像带留给她。莫妮卡犹豫了一瞬，终究还是点头答应。那一盘沉甸甸的录像带从莫妮卡手上移到李秋萍的掌心，就像是一面不加修饰的镜子，将月海最赤裸、最难堪的一面真实映照出来。送走了大巴车，尘土在路边缓缓落定，李秋萍站在原地，手里攥着录像带，心里却比之前任何一次都要沉重。她忽然意识到，也许这次未能成功“争取投资”，反而是一次来得正好的当头棒喝。
当天晚上，李秋萍做了一个很多人想不到的决定。她找到昌远和三胖子，合计着从镇上的电器店买回一台新电视机。对很多普通家庭而言，这已是一笔不小的开销，更何况是镇里有限的经费。但她很清楚，仅仅在会议室里讲道理、开动员会，远远不如让大家亲眼看到问题来得有冲击力。电视机搬回镇政府，插上线，调好频道，所有人都好奇地围上来——他们以为要看的是新闻联播，却没想到屏幕亮起的，是他们再熟悉不过、却从未这样“被看见”的月海街头。
阴暗的巷子、堆得跟小山一样的垃圾、墙角随处横流的污水、随手扔掉的纸杯和塑料袋，一个接一个画面从镜头里跳出来。不少人下意识地发出低声惊叹，悄悄对照着屏幕上的破旧角落，去认那是不是自己家门口的那条路、自己每天路过的那片空地。空气一下子沉重起来。谭光明坐在前排，看完前半段，重重叹了一口气，起身转向后排的干部和居民代表。他不再谈什么“时髦不时髦”，而是异常严厉地提醒大家：个人习惯要改，环境卫生要当回事。爱护环境不是给领导看，更不是做样子给投资者看，而是给自己和孩子留条干净的路。如果有一天真有投资者来了，看到的却是影片里的这些场景，谁还愿意把钱、把工厂放在这里？
从那以后，月海镇的环境整治被真正提上了日程。李秋萍和孟晓丽开始“较真”起来，几乎到了“斤斤计较”的地步。她们起草了一整套关于环境卫生的管理细则，从街道清洁责任划分到垃圾分类投放，从乱倒污水的处罚措施到随地大小便的通报制度，一条条写得严谨而具体。镇里的广播站也成了最忙碌的地方之一，几乎每个整点都会反复播报这份新规，提醒居民养成讲卫生的习惯。刚开始，很多人不以为意，总觉得“以前都是这么过来的”，可当真正有人因为乱扔垃圾被通报、被罚款时，空气里的态度悄然发生了变化。
偏偏这个“第一个被拿来开刀的典型”，却是郑德诚的大哥郑德生。那天，他像往常一样扛着一袋货物，顺手把包装纸和烟盒扔到了路边的坑里，被巡查的队员当场看到，按照新规开出了一张五元的罚单。五元，对于镇上很多人来说不是大数目，但对郑德生这样家境拮据的人，却意味着半天甚至一天的辛苦钱。罚单送到镇政府时，正巧被李秋萍看到。她知道郑家兄弟的情况，知道郑母生病、家中负担重。看着那张薄薄的纸，她心里升起一股不忍，脱口而出：“这五块钱，就算了吧。”
话虽如此，她心里却清楚，制度一旦有了例外，就很难再树立威信。那天晚上，她悄悄从自己的钱包里掏出五块钱，交到负责收罚款的会计手里，说了一句“算郑德生已经交过”，然后转身走人，不愿再多解释。她以为这样既能为困难户解一时之急，又不至于破坏规矩，算是两全其美。唯一没变的是，关于“乱扔垃圾”的通报道歉仍旧按流程在广播里播出。她希望以这种方式告诉所有人——无论是谁，只要破坏了环境，就要付出代价，哪怕这人是某位干部的亲戚。
然而，广播那天的内容，却像一根尖锐的刺，直戳郑德诚的心。正忙着在工地指挥施工的他，一抬头就听到扩音喇叭里念出“郑德生”三个字，又说到乱扔垃圾、罚款通报，瞬间脸色沉了下来。他下意识地摘下安全帽，砸在脚边的地上，顾不得身上的泥浆和汗水，转身就往镇政府跑。他不是为了那五块钱，而是为这份“公开的丢脸”和自己未被提前告知的难堪。冲进广播室时，李秋萍正忙着安排下一条通稿，他一句“你为什么要点名我哥”还没说完，两人之间压抑已久的矛盾和误解就像被戳破的气球，一瞬间全都炸开了。
广播室里突然成了争吵的战场。李秋萍坚持“制度面前人人平等”，郑德诚则质问“为什么不能先打个招呼”，两个人你一言我一语，声音越拔越高。偏偏那天广播员忘了关掉另一条轨道的传输——他们的争吵，连同每一次情绪激动时不自觉的停顿和叹息，都通过那只老旧的大喇叭，传到了镇上的大街小巷。居民们在家里、在摊位前，甚至在田埂上，都听见了这场来得猝不及防的“公开争执”。有人窃笑，有人皱眉，也有人第一次意识到，原来这些看起来铁面无私的规定背后，夹杂着那么多难以调和的情感与为难。
等孟晓丽匆匆赶来，发现情况不对，立刻冲上前把广播关掉，整个镇子这才从“现场直播”的尴尬中缓缓抽身。广播室里却依旧弥漫着尚未散尽的火药味。沉默片刻后，郑德诚没有再继续争吵。他垂着眼，脸色阴沉，转身离开了房间。李秋萍站在原地，捏着手里的稿纸，心口一阵阵发紧。她知道，这场争吵不仅仅是为了那一张罚单，而是为了每个人心中截然不同却又同样真诚的坚持——一边是制度的公正和环境的未来，一边是血浓于水的亲情和身不由己的窘迫。
走出政府大楼的门槛，郑德诚直奔郑德生住的那间破旧老屋。他想解释，想问清，想告诉大哥这五元钱其实已经有人帮忙交了，也想问问他以后能不能多注意一点，不要再因为小小的习惯问题，被人当众点名。可当他推开那扇摇摇欲坠的门时，迎接他的却是房间里凌乱的灰尘和桌上尚未收拾的杯碗——人去楼空，连屋子里的气息都淡了。他怔怔站在原地，久久说不出话来。月海镇的风从门缝里挤进来，吹过他肩上的泥土，也吹散了他心中仅存的一丝侥幸。远处的平安路和富裕路，依旧在同一片天空下彼此平行，而关于这座小镇未来的故事，也才刚刚翻到新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