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长友和关一明一气之下拂袖而去，全美电影院的会客室门一关上，留下的只有一片狼藉的沉默。郑德诚望着他们离开的背影，心里像压了一块大石头——要地的事情还没个眉目，两位关键人物却闹得不欢而散，这摊子以后还怎么铺开？镇里上上下下都盯着这块地，等着一个能带动经济的项目落地，可如今人心不齐、资金不足、规划悬而未决，一切都像被卡在了半空里，进退两难。郑德诚愁容满面，手里的茶慢慢凉了，心里莫名升起一股无力感。他明白，今天这场风波，不只是一场简单的争吵，更是对整个扩地计划的一次严峻考验。
就在这时，李秋萍悄悄找上门来。她看着郑德诚眉宇间的疲惫，心里也替他着急。她早就琢磨出一个大胆的想法，只是这想法太过激进，她也拿不准能不能行得通。她一边给郑德诚倒水，一边试探着说，眼下既然传统的路子走不通，何不换个角度，从城市整体规划和长远收益入手，把这块地当成一个综合项目来做，而不仅仅是一条商业街或者一个影院的配套。她提出，要引进专业的勘查设计力量，重新评估月海的地形条件，为后续的扩地、招商和基础建设打出一个坚实底子。郑德诚一开始有些犹豫，这意味着要花时间、花精力，还要冒更大的风险。但看着局势已经糟糕到这个地步，他也知道再拖下去只会更糟，只得点头，让她先悄悄去打前站。
另一边，全美电影院里也不太平。解春来和谭光明把十个合伙人一个不落地都叫了过来，准备就电影院的整改问题开一个长谈会。十个合伙人围着长桌坐成一圈，每个人手里都捏着自己的那百分之十股份，仿佛捏着一块坚固的护身符。洋洋洒洒一通发言，人人都有自己的道理，人人都强调自己是股东，既要分红又不愿担责。尤其是当提到整改可能带来短期亏损时，现场更是一片哗然，声音此起彼伏，谁也不肯退让半步。
谭光明坐在一侧，脸色越来越难看。他想起自己在夜校讲课时，曾经花了整整一晚，给这些人讲股份责任制：企业要发展，必须有一个人控股，要有一个真正说了算、敢担风险、能拍板的人。可如今一看，他们上课的时候显然是把他的话当成耳边风，个个只记得“股份”两个字，却忘了后面那两个字是“责任”。眼看吵闹没完没了，他胸口一阵阵发紧，心脏像被揪住一样疼，气得只想转身走人，心里那股说不出的挫败感直往上涌。
吵了半天也吵不出个结果来，解春来看着火药味越来越重，赶紧敲敲桌子，让大家安静下来。他把目光投向一直没怎么说话的杨小海，让这位当初的发起人出面说句话。杨小海缓缓站起来，先是深深地向众人鞠了一躬。他开口的第一句话不是辩解，而是道歉——为如今影院的混乱，为大家期待落空的收益，为自己没能把这家电影院办成当初答应的模样道歉。众人的声音渐渐小了下来，纷纷看向他，等着听下文。
杨小海沉默了片刻，终于说出自己的决定：他准备收回他们手中的股份，用三年的时间，分批偿还大家投在电影院里的钱，不让任何一个人吃亏。他坦言，大家都是冲着赚钱来的，而他办这家电影院的初心，却是想做一件纯粹的事——办一家真正属于小镇、属于观众、带着真心和理想的电影院。如今多头持股，人人争权，已偏离了最初的方向。与其继续内耗，不如由他一人扛起这个担子，自己控股，自己负责，自己承担所有风险。屋子里静得连呼吸声都能听见，谁也没想到他会做出这样近乎孤注一掷的选择。
就在全美电影院风声鹤唳之时，李秋萍和郑德诚结束了为期一周的外出考察，悄然而归。一回到镇政府，他们顾不上休息，立刻通知各部门负责人到会议室开会。众人匆匆赶来，以为是普通的工作部署，却在推门而入时，意外看见桌旁坐着一位陌生的中年男子——面容略显寡言，眼神却很专注。他就是被特别请来的齐世珉。
齐世珉出身航务勘查设计院，是那里的高级工程师，在业内小有名气。他此行的任务很明确——考察月海是否具备扩地条件，为镇里的扩建计划提供一份专业、权威的技术依据。李秋萍把他介绍给大家时，语气格外郑重，仿佛为这场原本摇摇欲坠的扩地工程，按下了第一颗定心丸。会上一谈到扩地，谭光明自然先问钱。他负责镇里的财务，最关心的就是这个项目到底要花多少。郑德诚翻着资料，保守估计，这个项目至少要一亿五千万元以上的投入。这个数字一抛出来，会议室里的空气似乎都凝固了一瞬。
谭光明没再多说什么，只是脸色变得凝重起来。他知道，这意味着镇财政要承受远超以往的压力，一旦项目失败，后果不堪设想。就在众人还在各自盘算的时候，林冬福忽然盯着齐世珉，像是想起了什么，猛地拍了一下大腿：他终于想起来，这个看起来木讷寡言的工程师，原来是李秋萍的大学同学。当年在学校里，因为暗恋李秋萍却半个字也不敢说，每次见她都紧张得脸红失语，被同学们戏称为“齐石头”。林冬福忍不住当众说了这段往事，一时笑声起哄，而齐世珉只默默低头，果真像块石头似的，不辩解也不否认。
初次相识的尴尬过去很快被工作替代。按照安排，林冬福负责配合齐世珉，对月海一带进行全面的现场勘查。两人每天迎着海风在岸线来回穿梭，测量地势、记录潮汐、分析地质结构。林冬福原本就对工程技术一丝不苟，而齐世珉更是用近乎苛刻的标准要求自己。经过两天的勘察，他对齐世珉的专业能力深感佩服——无论是对海岸线稳定性的判断，还是对后期扩地填海成本的评估，都娴熟、严谨而准确。两人虽性格迥异，却在专业上很快达成默契，彼此看重。
与此同时，谭光明却陷入前所未有的困扰。他从财务报表到预算预测翻了又翻，越看心越慌。这一亿五的项目，不是往年修一条街、建几栋楼那样的小打小闹，而是一块可能改变全镇格局的大棋。一旦资金链断裂，不仅项目烂尾，镇里的财政信誉也会受到重创。他忍不住去找林冬福，希望从技术角度听到一些能让自己安心的理由，结果却发现林冬福对钱并不敏感。他只关心项目是否可行、工程是否安全、设计是否合理，至于具体要砸多少钱，他只用一句话概括：“那是你们财务该操的心。”这一句话，反倒让谭光明更觉孤立无援。
不过，很快林冬福和齐世珉就带来了一个明确的结论——他们在实地勘察后，找到了一个最适合进行扩地工程的位置：蜗牛湾。蜗牛湾得名于其弯弯曲曲的海岸线，形状宛如一只伏在岸边的蜗牛，湾内水流相对平稳，岸基结构稳定，既适合扩地，也有利于未来建设港口或配套产业。两人拿着勘察图纸和初步论证报告，在会议室里详细说明这片区域的优势，众人听得若有所思。就在此时，解春来猛然一拍脑门，脱口而出：蜗牛湾，不就是滨海路一带吗？
滨海路，这几个字在他心里不是冷冰冰的地名，而是一条承载着生活印记和时代变迁的老街。那里是有名的印刷一条街，一家家印刷小厂、招牌店密密麻麻挤在那条不算宽的路上，油墨味混着海风，成了这一带独特的气息。解春来想到那条街上熟悉的身影，想到高雪梅，心里一阵复杂。他一度想亲自去找她说说扩地的事，可当他开车路过家门口时，却犹豫了，终究没有推门进去。车缓缓从门前驶过，他看着那扇再熟悉不过的门，只能在心里默默叹息。直到小鱼一路追出来，叫住了他，拉着他在海边聊了好一会儿，他才让心里的那些话，借着海风散了一些。
在扩地的位置和大致面积确定后，一系列复杂而漫长的申报程序随之展开。从镇里到市里，再到更高的审批部门，一道道手续、一次次专家论证、环境评估与风险评估轮番上阵。好在有齐世珉的专业报告撑腰，项目在技术层面几乎毫无漏洞。最终，扩地工程获批，正式进入启动阶段。批准通知下来的那一天，镇政府大楼里的气氛格外不一样，仿佛每个人都嗅到了某种新的机会和希望。然而，正当他们以为可以顺利动工时，一个新的问题，毫不意外地挡在了他们面前。
蜗牛湾所在的滨海路，是印刷一条街，几十户做印刷生意的家庭扎根于此，有人一住就是一辈子。要想开展扩地工程，就必须先进行拆迁。这话一说出去，立刻引来了大大小小的抵触情绪。这些年，谁没听过几个拆迁赔偿不公的故事？谁不担心自己被“忽悠”走了地，最后换回来的是一肚子不甘？经过多次讨论，大家一致认为，由在印刷一条街颇有号召力、与镇里也打过不少交道的高雪梅出面，去和李秋萍谈拆迁补偿条件，是突破僵局的最好办法。
高雪梅心里明白，这一次，她既是为街坊们谋利益，又不得不与镇政府谈判找平衡。她开出的初步条件是每块地补偿三十万，这是她在夹缝中衡量再三的数字，既希望不至于让镇里为难，又希望让街坊们有个交代。然而，李秋萍并没有就此松口，她反而把数字往上抬了一大截——每块地补偿六十万八千。八千可以立即支付，剩下的款项在项目推进中分期兑现，更重要的是，待项目完工后，政府承诺原地还建，按面积一换二，让原本的住户不但不吃亏，甚至能在新一轮开发中分到一点“红利”。
这个意外的高价，反倒让高雪梅一时间不知道如何是好。按理说，这条件已经相当优厚，但她又不敢替所有人做主——毕竟每家每户的情况不同，有人看重眼前的现金，有人看重长远的安稳，有人则天生对拆迁心存恐惧。她思来想去，最终还是决定让李秋萍亲自出面，一户户地去谈，把政策讲清，把条件说明白，把每个人的顾虑耐心化解。她知道，这不是一场简单的买卖，而是一场关乎信任的谈判。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镇政府几乎全体总动员。工作人员分成几组，挨家挨户上门沟通，从白天谈到黑夜，从客厅谈到巷口。有人一上来就激动地质问，有人一脸冷漠地关门谢客，也有人把过往拆迁的各种陈年旧事翻出来当作谈判筹码。李秋萍亲自带队，连续跑了十五家，嗓子说得沙哑，鞋底磨得发白。她一遍遍解释补偿标准，一遍遍强调原地还建的承诺，一遍遍回答同样的问题。到最后，她手上拿到的，却只有五家签字同意的协议——这成绩远没有达到预期，但她知道，这已经是一个艰难的开始。
忙得脚不沾地的同时，郑德诚忽然发现，这几天竟然一直没见谭光明的影子。这个平时对账目一丝不苟的人，竟在如此关键的时刻悄无声息地消失了。他心里一沉，赶紧四下打听，这才从同事口中得知真相：原来，谭光明在听说扩地工程总投资要达到一亿五之后，整个人都不好了。这个数字在他眼里，就像悬在头顶的一把巨斧，让他夜不能寐。最终，他悄悄写好了一封辞职信，放在郑德诚办公桌的抽屉里，打算悄然抽身，远离这场可能会把自己拖入泥潭的风险。
郑德诚打开抽屉，看着那封工工整整、却带着决绝意味的辞职信，只觉得又好气又心疼。他知道老谭不是不负责任的人，只是被这个巨大而未知的数字吓住了。他没有当众拆穿，而是把信收好，给谭光明打了个电话，把人约到了大狗茶餐厅。那家小店不起眼，却是他们这些年谈心、解压的老地方。两人在角落坐定，郑德诚没有急着质问，而是慢慢地，从这些年的工作说起，从他们一同扛过的难关说起，再从镇上的变化，说到这次扩地工程可能为整个镇子带来的机会。
说到动情处，他把话说得很直白——这不是谁个人的赌注，而是整个镇子在时代面前做出的选择。怕是人之常情，但如果每个人都因为害怕而退缩，那这个镇永远只会停留在眼前这点小打小闹里，再也没有翻盘的机会。谭光明默默听着，手里的茶一杯又一杯地续，却始终不太敢抬眼。他终于低声承认，自己是怕了。一亿五的项目，绝不是儿戏，一旦出了差池，他这些年辛辛苦苦积攒的名声、地位，甚至良心，都难以安放。他没有否认自己的退缩，反而坦率地把内心的恐惧摆在桌面上。
这一刻，茶餐厅里灯光有些昏黄，窗外是来来往往的行人和不远处能听见的海浪声。谁也不知道，这场看似普通的长谈，会把两个人、乃至整座小镇，推向一个怎样的未来。但可以肯定的是，无论是全美电影院的股权风波，还是蜗牛湾的扩地工程，抑或是滨海路上那些迟迟不肯签字的印刷商户，都在无形之中，把每一个人逼到一个必须作出抉择的关口。有人选择坚持，有人选择放手，有人仍在犹豫不决——而故事，也才刚刚进入更加波澜起伏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