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一明连跑了好几个乡镇，一路风尘仆仆，最后才赶回月海。进镇政府大院时，天已经灰蒙蒙地暗了下来。他脚上的泥还没来得及敲干净，解春来一眼就看出来他一天都没顾上吃饭，忙把人拉进食堂，让师傅现下面条。热气腾腾的面端上来，香味在逼仄的食堂里弥漫开，仿佛也冲淡了这一路奔波的疲乏。关一明顾不上说话，三口两口就把一碗面吃了个底朝天，这才抹了把嘴，压低声音说有个大事要当面跟郑德诚讲。没过多久，忙完工作的郑德诚从外面风风火火赶回来，刚进门就被关一明拉到办公室，说起那份刚从县里送下来的红头文件。
文件上明明白白写着，县里决定派镇长郑德诚去省委党校学习，时间为期一个月。这本来是许多人一辈子盼不来的好机会，可郑德诚拿着文件，看了好几遍，眉头却越皱越紧。他刚结束暗访调查回到月海，镇上很多棘手的事情等着他拍板处理；偏偏在这个紧要关头，李秋萍又病倒住院，他心里牵挂得很。要他这个时候离开，一个月不在镇上，多少有些不放心。关一明却劝他，这次学习是组织上的安排，也是对他工作的肯定，更是难得的进修机会。红头文件已经下来了，不是想去不去那么简单的事；如果真不愿意，他只好再给县委书记夏长友打报告。话说到这份上，既是提醒也是压力，郑德诚沉默良久，终于还是做出决定，接受组织安排，只是心里多添了一层沉甸甸的责任。
当晚，办公室的灯亮了很久。郑德诚一个人坐在桌前，把案头堆积的文件一份份理清，能签的尽量签完，该部署的逐条写在纸上。他知道，自己一走，一个月内镇上大小事务都要有个主心骨，不能真空。他想来想去，最后决定由解春来暂代镇长职务。解春来虽然年轻，说话做事有时候毛躁了点，可脑子活，反应快，又肯干，最近这段时间在几件关键事情上也算顶了不少压力。这一夜，郑德诚几乎没合眼，一边分配工作，一边在心里反复衡量月海这个摊子在自己不在时会如何运转。第二天一大早，他就把解春来叫到办公室，当面宣布了代理镇长的安排，同时把几件最重要的工作交代给他，要求他既要大胆干事，又要守住规矩底线。
离开月海之前，郑德诚最放心不下的还是医院里的李秋萍。他匆匆赶到医院，推门进去时，李秋萍正靠在枕头上，脸色还有些苍白，但眼神里的倔强一点没少。病房不大，窗外是冬末的风，吹得窗框微微作响。郑德诚从包里拿出那个一直托她保管的档案袋，里面装的不是公文，而是他这段时间记下的一本日记。从工作到生活，从镇上的变化到他对身边人的看法，都零零散散写在里面。郑德诚把日记递给她，让她自己翻翻看。李秋萍本来心里还憋着一些气，可好奇心战胜了一切，一页页往下翻，很快便看到了几段写她的文字。
日记里，郑德诚直来直去地写着对她的批评：性子太急，说话太冲，做事有时候只凭一腔热血，不顾方式方法；对工作上有些细节考虑不周，对同事说话又常常不留余地。李秋萍看到这些，心里“咯噔”一下，脸上的笑意立刻收了回去，只觉得胸口又堵又闷。她下意识地翻到这里就不想往后看了，指尖停在纸页上，眼神有些复杂。她没有注意到，在后面的几页里，郑德诚又用同样诚恳的笔触，写下了对她的肯定：说她是真心为月海好，是敢说真话的人，是在困难面前从不退缩的女干部。他还写到，自己对她的看法，从一开始的不理解，到慢慢尊重，再到如今的信赖，是一点一点在实践中改变的。日记上的字迹不算工整，却真切地记录了一个人态度的转变，只可惜李秋萍此刻没看到那些温柔的句子。
从医院出来，风比刚来时更冷了些。郑德诚提着那个已经收拾好的包，回到镇上时，大家早已得到了消息。院子里站着一圈人，有干部，有职工，还有食堂阿姨，全都仰着脸看着他。有人笑着祝贺，说这是好事，是组织对他的信任；也有人心里暗暗嘀咕，一个月的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镇上会不会乱套。郑德诚一一回应，态度平和而坚定。他向大家正式宣布，由解春来任代理镇长，在他去党校学习期间，所有镇里的工作统一由解春来负责。说到最后，他停顿了一下，特意补了一句：关于他去党校学习的事，谁都不能向李秋萍透露半个字，务必要保密。他没有解释缘由，只说不想让一个病人多操心。这句话说完，院子里安静了片刻，众人互相看了看，虽然不太明白，却都点头答应。
接下来的日子里，解春来很快进入“代理镇长”的角色。他按时去医院给李秋萍汇报工作，病房里常常能听见他略显夸张的说话声。那天他推门进去时，李秋萍正拿着郑德诚的日记，一边看一边咯咯笑，偶尔还在旁边的空白处画个圈、做个记号。她笑得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缝，显然已经从最初的闷气中缓过劲来，只是笑里带着一点小小的不服气。解春来心里纳闷，又不敢多问，只能当没看见一样，把最近镇政府的几件大事一五一十地讲出来。
汇报完正事，李秋萍忽然提起她早就在琢磨的一桩心事——在月海办一所夜校。她说，镇上这么多青年和进城务工的人，在白天要忙着生计，只有晚上才有时间。若能有个地方上上课，学点文化，哪怕只是多认几个字、学点法律常识，将来对他们走出去、找工作、办事情都有好处。她一边说，一边在纸上写写画画，讲到夜校可以开哪些课程，邀请什么样的老师，甚至连教室怎么布置、黑板放哪儿都想得清清楚楚。她特意说明，这事不急，先让解春来拿回去“过过脑子”，等时机成熟了，再找机会跟郑德诚提。解春来一边点头，一边默默记在心里，嘴上却随口应了句“好说好说”。
时间匆匆，八个月像一阵风似的转眼而过。月海的街道似乎没怎么变，冬去春来，人们照旧在烟火气里过日子。这天清晨，镇政府门口突然来了一个熟悉却又有些陌生的身影——杨小海。他刚出狱，身上还带着拘谨和风霜，却坚持先来镇政府一趟。进门见到解春来，他第一句话不是抱怨，也不是诉苦，而是诚恳地道谢：感谢镇里在他不在期间，对他奶娘的照顾。那份感激是沉甸甸的，让办公室里一时有些安静。解春来看着眼前这个经历跌宕的年轻人，心里一阵感慨，拍了拍他的肩膀，说日子还得往前过，只要人还在，一切都能慢慢来。
成了代理镇长之后，解春来身上的变化，连他自己都能感觉到。他走路的步子比以前更大，说话的声音也不自觉提高了好几个分贝，仿佛要用音量来证明自己在这个镇政府里的分量。他开始大张旗鼓地整顿各个部门的作风，先是把谭光明叫到办公室，拍着桌子说要让城管队“减肥”。所谓“减肥”，就是裁剪那些冗余的人员和拖拖拉拉的工作方式，让城管队真正动起来，别成天只会围着几条主街转圈子。紧接着，他又盯上了向来最不爱写材料的林冬福，硬是给他下了命令：以后每天必须写一份书面工作报告，哪怕就几百字，也要按时交到自己桌上。林冬福一听就头大，天天在田间地头转悠惯了的人，让他面对纸和笔，比干活还费劲，可碍于代理镇长的面子，也只好一边嘟囔一边照做。
不知不觉间，李秋萍提出的夜校设想，已经在解春来的脑中盘桓许久。某天的工作会上，他忽然拍案一句：“我有个想法——咱们月海也该办夜校了！”他把李秋萍交给他的那些点子，换了几句说法，重新包装了一遍，从办学意义讲到镇里形象，从群众文化需求讲到未来发展蓝图，说得头头是道。台下的人听得连连点头，以为这是他突发奇想的“金点子”。解春来看着大家的反应，心里难免有几分得意。那一刻，他没有提李秋萍，只说这是自己长久以来的思考。夜校筹办委员的名单也很快定下，用纸一写一贴，一项“利民工程”便这样在镇政府的墙上立起来了。
为了把夜校真正办出声势，解春来很快意识到，请到好的老师才是关键。他借着去医院汇报工作的机会，每次都在李秋萍病床边多坐一会儿，有意无意地多问几句：哪所大学的谁讲课好，哪位教授最懂农村教育，哪些人有在基层讲座的经验。李秋萍一肚子主意，本就藏不住，说着说着就把心里积攒多年的想法全说出来了：可以开语文、数学、法律常识课，还可以开一门“乡土社会与现代生活”，教大家怎么和这个变化太快的世界打交道。她讲得兴致勃勃，压根也没往“点子被占”那方面想。
从医院回到镇政府，解春来在办公室摊开笔记，把刚听来的想法重新整理，用自己的话重写一遍，再加上几句煽动人心的口号。只要说话时声音再高一点，语气再坚定一点，这些原本属于李秋萍的构想，就自然被听的人当作他的创举。之后，为了邀请到足够“有牌面”的老师，他查来查去，挑中了何教授——一位在省城高校颇有名气的老教师。当晚他一个人留在办公室，从黄昏打电话打到深夜，名单上的人一个个拨过去，或被婉拒，或被推脱，办公室的灯亮到整栋楼最后一盏。累得他索性就在沙发上对付了一夜，直到第二天一早被谭光明推门叫醒，还没来得及洗把脸，电话就响了。
电话那头是何教授平静而略显疲惫的声音。他简单了解了月海的情况，对夜校的想法颇感兴趣，但也直截了当地提出了自己的条件。等到通话结束，解春来脸上先是闪过一丝喜色——何教授愿意来镇上授课，这简直就是给夜校撑起了一面大旗。可当他把所需的费用数字说出口时，连他自己心里都“咯噔”了一下：一万五。这个数字传到谭光明耳朵里，简直像炸雷一样，他几乎是脱口而出：“太贵了，这种费用我肯定批不了！”在这个还为几百块办公经费斤斤计较的小镇，拿出一万五请一个教授来上课，怎么看都像是天方夜谭。
面对谭光明的质疑，解春来沉默了几秒，忽然态度一转，说这笔钱不用镇里出，由他个人来承担。他嘴里讲得轻描淡写，好像这不过是几百块的小数目。话说出口的那一瞬间，连他自己心里也泛起一种说不出的复杂滋味——既有挥一挥手的冲动，也有隐约的心疼。但在谭光明和其他人惊讶的目光下，他只是笑笑，说为月海办点实事，花点钱不算什么。谭光明则彻底被搞懵了，半天说不出话来，只觉得面前这个代理镇长，忽然变得有些看不透，不知道他究竟是在真心为镇里投入，还是在用一种高调的方式，在大家面前树立自己的形象。
这一天下班后，解春来回到家中，在客厅里来回踱步，最终还是下定决心走向卧室角落的保险柜。冰冷的金属柜门打开，他从里面取出一叠厚厚的现金，指尖略微停顿，又不露痕迹地收进一个牛皮纸信封里。他知道，这一万五，对任何一个普通家庭都不是小数目，更何况家里还有高雪梅和小鱼的日常开销。临出门前，他在桌上留了一张字条，写下一个简短的解释，大意不过是有重要的公事要用钱，让她别担心，回头再好好说。
他提着那个不算小的信封，快步下楼，准备尽快把钱送出去，免得自己再有犹豫。谁知刚下楼梯拐角，就正好撞见从外面回来的高雪梅和小鱼。三人愣在楼道里，一时都有些惊讶。彼此都很在意自己在对方面前的形象——高雪梅早有准备，衣着整洁，脸上带着一点淡妆；解春来也下意识挺了挺腰板，努力让自己看起来像个稳重可靠的“领导”。楼道里的光线不算好，但足以照见彼此脸上的表情。高雪梅的目光无意间扫到他手里的信封，心里微微一紧，却没有立刻发问，只是用惯常的语气寒暄了几句。
这一刻，解春来不好意思说自己是专门回来拿钱，只觉一开口便显得太功利太现实。他立刻换了个说法，故作轻松地笑着说，自己是回家来给她报个喜讯——镇政府准备办夜校了，这是他“拍着桌子”定下来的大事。他说得兴致勃勃，语气里满是雄心壮志，仿佛手里那封信不过是随手带着的普通文件。他鼓励高雪梅也去报名，说这是难得的机会，希望她和镇上的许多人一样，能够通过夜校多学点东西，给自己留条后路。小鱼在旁边竖着耳朵听着，对“夜校”这个词既陌生又好奇，眼睛亮晶晶地在两人之间来回打量。
夜校筹备的消息一经传出，整个小镇仿佛被丢进了一块石头，原本平静的水面开始泛起层层涟漪。有人在街头巷尾议论，说这是正经事，也是好事；有人猜测这是上面要搞什么新花样，迟早要来检查拍照；也有人根本不管其中门道，只想着晚上有个地方能去坐一坐、听一听，比蹲在家门口打牌要好。镇政府的宣传栏上贴了红纸白字的通知，夜校的课程设置、上课时间、报名方式一清二楚，甚至还有一行醒目的字体：特邀某高校何教授前来讲课。这一行字如同一道亮光，彻底点燃了镇上人的好奇心和期待感。
到了夜校开办的第一天晚上，月海镇真正见识到了“万人空巷”是什么景象。天刚擦黑，街道上的店铺一间间关门，连往常吆喝得最响的摊贩都提前收摊。镇政府门前的空地上，早早就挤满了人：有穿工作服的工人，有刚从地里回来的农民，有抱着孩子的年轻母亲，还有几个上了年纪却坚持要来“凑个热闹”的老人。人群簇拥着，顺着台阶一路排到楼道口，空气里是冬夜的凉意，也夹杂着一种久违的兴奋。远远看去，镇政府大院里灯火通明，仿佛成了这个小镇难得一见的文化中心。
何教授的车一停下，几乎所有人的目光都刷地一下集中到了门口。他穿着一件并不新潮的深色外套，手里提着公文包，举止谈不上多么气派，却自带一股安静的书卷气。他被人群簇拥着往里走，一路上不停有人小声议论：“这就是那个教授啊？从省城来的？”“听说很有名的，在电视上都讲过课。”各种传言在夜色中飘来飘去，更加衬得这位远道而来的老师身上，有几分传奇色彩。讲堂里位子很快坐满，还不断有人搬来板凳，挤在门口的过道上，只为了听上一耳朵。
人群里，站在后排的三胖子也伸着脖子往前看。突然，他的目光落在一个熟悉的身影上——杨小海。他不记得该闭嘴的时候闭嘴，向来口无遮拦，这会儿当着大伙儿的面就挤眉弄眼地说起了风凉话，言辞里带着一些阴阳怪气的调侃，还把杨小海的过去翻出来念叨，话里话外都很难听。杨小海已经尽力低着头，不想和他计较，可周围还是有些人忍不住被勾起好奇，回头多看了几眼，有的眼神里带着审视，有的则干脆是冷漠的嘲笑。
理发店的王丽丽恰好也在场，站在不远处听得清清楚楚。她看不惯这种落井下石，当即忍不住开口反驳，说三胖子嘴上积点德，别拿别人的伤疤当笑话。她说话向来直爽，声音一高，周围几个人立刻安静下来。三胖子被当众顶了面子，脸上挂不住，支支吾吾想回嘴，却又找不出合适的理由，只能尴尬地撇过头去。那一刻，夜校门口涌动的人群在喧闹中生出一点微妙的变化：有人在意知识，有人在意面子，还有人在意人和人之间最基本的尊重。所有这些细微的情绪和冲突，像河水一样悄然流淌进这个即将开课的夜晚，也注定要在之后的日子里，继续掀起一波又一波的浪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