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冬福蹲在工地边上的石墩上，手里攥着一张早就被汗水浸皱的纸条，纸条上空空如也，一句像样的情诗都没写出来。他来之前在心里排练了无数遍，什么“人生海海”“与你同路”，可一想到待会儿要站在孙小燕面前，他就满脑子一片空白，只剩下急促的心跳声。烈日下，水泥的味道混着潮湿的海风扑面而来，他一遍遍告诉自己：今天不一样，今天是正儿八经的相亲，哪怕磕磕巴巴也得把话说出口。可等他推门走进孙小燕家的院子，看到的第一眼，却是那几袋摞得整整齐齐的水泥和一堆刚拉回来的红砖。那一瞬间，他的大脑从情诗模式迅速切换到施工模式，所有有关“爱情”的句子统统飞到九霄云外，只剩下“配比”“承重墙”“防渗层”这些专业词在脑子里打转。
孙小燕本来收拾得干干净净，连头发都费劲盘了又放、放了又盘，掂量半天才挑了一件自己觉得最不土的裙子。她端着一杯刚刚调好的冰饮站在院子里，嘴角带笑，心里却紧张得要命。她以为林冬福会像别人说的那样，至少先夸她一句“今天挺好看”，或者含含糊糊地提一提“以后要不要一起过日子”之类的正题。谁知人还没站稳，林冬福目光就牢牢钉在那堆建材上，一路走过去翻袋子、看砖头，像检阅一场严阵以待的施工大会。孙小燕刚鼓起的那点少女心，被他一句“你这个水泥配比要出问题”硬生生打断。
她一脸懵地看着他在院子里指指点点，先是蹲下去抓了一把水泥在手心里搓，又抬头打量围墙的走向，接着顺嘴就开始讲起盖房子的门道。他说得认真极了，从地基怎么打、钢筋间距怎么把握，到承重墙不能随便开窗，再到屋顶要做防水层，不然一场大雨下来肯定漏水。他一边讲一边比划，还随手拿砖头在地上画线，大有一副“不给你规整好图纸，今天我就不算来过”的架势。孙小燕原本是为了“相亲”而准备的见面，此刻却被生生带成了一场临时“盖房子培训会”，她只好尴尬地附和着点头，心里却悄悄往下沉：这人是真不会说情话，还是根本没想跟她成？
忙活了大半下午，院里的砖挪了几回，水泥袋重新码放，连预备砌墙的线都被他给弹好了。孙小燕的裙子上也沾上了灰，可她顾不上嫌脏，只盯着林冬福，期待他终于能从“水泥世界”里抽身，稍稍说点和她有关的话。她见他满头是汗，赶紧把早就准备好的饮品端过去，小心翼翼地问了一句：“累了吧，喝一口？”林冬福接过杯子，仰头咕咚咕咚喝个干净，冲她“嗯”了一声，似乎还想再说点什么，可话到嘴边又硬生生咽了回去。片刻后，他只闷闷地丢下一句“按我说的来，房子肯定结实”，转身就迈出了院门，连个像样的告别都没有，留下孙小燕站在原地，手里空空的杯子越捏越紧，心里满是一头雾水。
在孙小燕看来，这次见面本应该是两人关系的一个转折点。村里人都说，他们今天就是去“相个亲，定个准话”，她也做好心理准备，哪怕对方笨嘴拙舌，只要能有点表态，她就愿意试着往前走一步。可是从他踏进门到离开，除了盖房子，他们之间没有半句关于感情的话。她甚至开始怀疑，是不是自己误会了什么，也许林冬福压根就没把这次见面当成相亲，只当是来给人免费出个施工方案。夕阳往下沉，院子里影子拉得老长，她站了很久，直到风把桌上的纸巾吹落在地上，她才如梦初醒似的回屋，心头那点刚刚燃起的期待，被现实毫不留情地浇灭。
与此同时，镇上的气象局来电打破了海边小镇短暂的宁静。接电话的是李秋萍，她一听说有台风要登陆，脸上的笑意立刻收了起来。电话那端的声音严肃而急促，反复叮嘱防风、防潮和人员撤离等具体事项。挂断电话后，她顾不上歇口气，立刻去找郑德诚汇报。一直在镇里嘻嘻哈哈、看似随和的郑德诚，在听到“台风”两个字时，神情瞬间收紧，额头的褶子深了几分。他清楚记得往年台风带来的种种后果，房顶被掀、船被打翻、人被急流卷走，每一件都像刺一样扎在心里，因此他比谁都认真。
布置完大致的工作方向后，李秋萍拎起扩音喇叭，又挨家挨户开始通知。她穿梭在狭窄的街巷间，前脚刚从一家出门，后脚又敲开下一扇门，声音不大却尽量耐心，把台风即将到来的消息一遍遍讲给老百姓听。走到孙小燕家门口时，她刚好看到孙小燕正推着小推车，准备出摊做生意。烈日晒得人眼睛发花，但街头摊位依旧是一家人生活的命根子，能多赚一点就多一份心安。李秋萍忍不住上前帮着扶了一把车，顺带把话题扯到了“正事”上——问起她和林冬福见面的进展。
孙小燕原本不想多说，可在李秋萍这么一问之下，那股莫名的委屈忽然就浮上心头。她苦笑着把事情简单讲了一遍，反复强调：“从头到尾，他就只顾教我怎么用水泥盖房，一句正经话都没跟我说。”说到最后，她干脆摊开来讲，如果林冬福连一句表白、一点勇气都没有，那以后真走到一起，遇事是不是也只会躲躲闪闪？她承认对方老实、靠得住，但生活不光是房子结不结实，也需要有人敢站出来承担、敢把心里话讲明白。李秋萍听完，一时也接不上话，只能安慰几句，却又觉得孙小燕说得并不是没有道理，只好把未尽的话咽回肚里，继续提醒她记得防台风，早点收摊回家。
另一边，小镇的年轻人们有着完全不同的节奏。小海每天从国营厂下了班，就像被弹簧弹出去似的，领着郑志强等几个伙伴往码头和仓库那边跑。他们揣着刚出校门不久的体力和一腔热血，觉得只要肯出苦力，就不愁没有来钱的路子。有的老板看他们人多又年轻，担心惹麻烦，不愿意轻易答应让他们搬货。可郑志强聪明，见状就搬出了“后台”，随口一提自己是郑德诚的亲侄子。那老板闻言心里一咯噔，想着得罪不起，最后咬咬牙掏出十块钱，让他们干完这一趟。
十块钱在这些刚踏入社会的年轻人眼里，简直是一笔天文数字。他们忙活一阵，汗流浃背，却个个笑得合不拢嘴。收工后，小海自觉担起“领导”的架势，带着兄弟们一同回家，把挣钱的“成果”变成一袋袋沉甸甸的米、油和补品，往奶奶手里塞。奶奶看着孙子们兴高采烈，心里既高兴又隐隐担忧。她是过来人，知道搬货这种活吃的是青春饭，靠的是力气和胆子，往往还得和别的伙计抢活干，抢得过就有钱赚，抢不过就得挨骂挨打。可这些孩子，哪里懂得江湖里的弯弯绕绕，只顾着沉浸在“自己能赚钱”的新鲜感里，对风险毫无概念。
奶奶没急着泼冷水，只是在收拾东西时慢慢开口提醒小海。她说，年轻人爱干活多赚钱，她不反对，家里谁不喜欢孩子有出息呢？但是国营厂的工作万万不能辞，在那儿能学到一门真正的技术，有了技术，往后不愁没有饭吃。而替人搬货这种活，再能熬也就那么几年，等年纪大了、身子骨不如现在，这条路就走不下去了。她语重心长地说了很多，眼里是对孙子的疼爱和对现实的清醒认知，只是不知道这些话，小海到底听进去了多少。在他耳朵里，更多的可能还是当天到手的那几张钞票，以及兄弟们吹嘘着“下一回还能多赚”的兴奋。
与此同时，解春来也在家里经历着另一场“风暴”。他刚从外头回来，一进门就看到高雪梅坐在桌边，面前摊着好几本小册子和一堆钞票，眉头紧锁，一笔一笔地清点。钱的来源他心里大致有数，可具体用途却一头雾水。他忍不住问了几句，起初高雪梅还支支吾吾，后来被逼急了，只好坦白——她要拿足足五十万去买一台进口的印刷机。那数额砸在耳朵里，像一声惊雷炸开，解春来瞬间从疲惫中清醒过来。
在他的概念里，五十万不是一个普通家庭能轻易拿得出、也承受得起的数字，更别说是砸在一台机器上。高雪梅却有自己的算盘，她看准了印刷业的未来，认定这台进口机器设备先进、效率高，只要拉得起业务，很快就能把本钱挣回来，还能大赚一笔。两人的观念发生了激烈碰撞，一个谨慎保守，一个大胆冒进，争执几句后，解春来干脆下了“死命令”，勒令她无论如何都要把机器退掉，谁也不能拿这个家去赌。高雪梅嘴上满口答应，姿态摆得极低，眼里却闪过一丝倔强。
等解春来出门后，她立刻变了主意。她找来女儿，一张张让孩子帮忙数钱，把钱分扎装袋，反复叮嘱到货的时间和交接地点。她知道自己这是在“瞒着丈夫办大事”，而一旦赌错，后果不堪设想，但她也清楚，机会稍纵即逝，在这个人人都想着往前冲一步的年代，她不想永远被困在小打小闹的作坊里。机器一到，就付钱、搬回厂——这是她给自己定下的底线，也是她准备背着整个家庭承担的风险。
码头边，另一场与“搬货”相关的小冲突正在酝酿。以五哥为首的一帮人早已在这附近混迹多年，搬货码头说白了就是他们的地盘。小海一行初来乍到，见活就上，一心只想着多干多赚，并没意识到自己踩到了别人的“饭碗”。那天，他们见一批货刚卸下船，便二话不说上前帮忙搬，等忙完了，小海理直气壮地跑去找王胖子要两分钱的工钱。对他来说，这只是对自己付出的一个应得回报，却没想到对方根本不认账。
王胖子一听就急了，他本就不想让这帮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年轻来插手，货也搬完了，钱更不想给。五哥在一旁冷眼看戏，自然不会承认小海是他们的人，生怕平白无故多出竞争对手。对峙之中，少年人的血气上来了，小海不肯吃亏，几句言语顶撞很快升级成推搡和拳脚。就在码头门口，他们和五哥的人厮打作一团，谁都不肯退让。在混乱中，王胖子被误伤，跌得鼻青脸肿，更是怒不可遏，当场撂狠话：以后在这里再也不用他们这帮小子搬货。
积怨种下，很快就约出了“下文”。两拨人约定在杂桥下“讲讲道理”，说白了就是约一场架，看看谁更有资格在这一带“讨生活”。只是天不作美，偏偏这时台风要来了，天边压着厚重的云层，风一阵比一阵大。五哥一伙的人打惯了算盘，对危险多少有点嗅觉，在台风面前，他们原本约好的架，突然就没什么兴趣了。钱得赚，命更要紧，他们开始打起退堂鼓。而这时郑志强却冒出了另一个主意：既然人家不想打，那不如趁着别人不敢干活的空档去滨海路搬货，风越大，肯出高价的人就越多。
小海一听，立刻眼睛一亮，年轻人的判断往往简单直接——“风大钱多”，这理由已经够了。他们一个个觉得自己身强体壮，顶得住风、扛得住雨，于是扔下“约架”的约定，转头去找王胖子谈新的“合作”。这一次，他们开口就要三百块的搬货费，价钱之狠，连他们自己都有点心虚。但在台风来临前的紧要关头，货主比他们更怕损失，为了尽快把货转移到安全地方，只能咬牙答应。就这样，小海一行人几乎是拿命在搬货，被风吹得站不稳还死扛着箱子往前冲，他们只顾着眼前的三百块，却完全没意识到，一旦风势再大一些，人有可能和货一起被卷进汹涌的潮水里。
台风的阴影渐渐笼罩整座小镇，空气里的湿度越来越重，似乎连呼吸都带着海水的咸腥味。镇政府里，郑德诚召集干部们，面色凝重地再次强调各自的职责。他让大家按照之前制定好的防台风预案分头行动：有人负责沿海一线的渔船回港，有人负责老旧房屋的加固检查，还有人要到低洼地带挨家挨户动员群众撤离。广播站的喇叭几乎一刻不停，反复播放提醒，一遍又一遍地喊话，生怕有人疏忽大意。他明白，纸面上的方案再周全，也必须落实到每一个人身上，才能真正保住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就在干部们奔走忙碌的时候，高雪梅心里惦记的，却仍是一台漂浮在海面上的进口印刷机。那台机器此刻正随着海浪一起起伏，在风浪渐起的海面上显得分外脆弱。她站在码头边，目光牢牢盯着远处的船影，心里盘算着交货时间，耳边仿佛听不到远处防台风广播的急促声音。解春来赶到时，看见她还死死守在码头，气得又急又怕，一边劝她赶紧回家避风，一边苦口婆心地说机器再贵也比不上命重要。可高雪梅的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要是台风来了，船翻了、机器沉了，那五十万可就打了水漂，她咽不下这口气。
无论解春来说什么，她都执意不肯走，把自己钉在码头上，像个不肯撤的守将。形势愈发紧急，风已经开始呼呼地刮，浪花打到岸边溅起大片白沫。眼看沟通无果，解春来干脆换了个办法——既然机器搬不回家，那就先把人“搬”回去。他让赶来准备搬机器的小海他们转移目标，别再想着那台还没靠岸的机器，而是上去一左一右把高雪梅“抬”走。小海等人原本还以为是去干大活，听到只是“搬人”，有点摸不着头脑，却也知道此时不容犹豫。几个人合力，硬是把又气又急但终究拗不过现实的高雪梅半拖半扶地带离码头。
狂风在耳边呼啸，海面翻涌着浑黄的浪，整个小镇仿佛被一只看不见的大手攥住。有人在为即将到来的风暴做最后的准备，有人在为一台机器、一趟货、一份冒险固执坚持；有人忙着在生活和梦想之间找平衡，有人却连一封情书都来不及写就被现实裹挟往前推。水泥、台风、机器、搬货，这些看似彼此无关的事，在同一片天空下交织成一张密不透风的网，让每个人都被迫做出自己的选择。风暴终究会过去，但人们在风暴来临前的每一个决定，都会在不知不觉间，改变他们以后的日子和彼此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