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川县，位于偏远海岸线的一隅，既没有沃野千里的良田，也没有资源富饶的矿藏。土壤贫瘠，盐碱泛白，常年遭受海水倒灌，庄稼时常颗粒无收。可正是在这样一片被自然偏爱的贫瘠之地，一代又一代朴实而倔强的平川人，从未向命运低头。他们拖着被海风吹裂口子的手，一遍一遍在盐碱地里翻耕，在咸涩的空气里寻找生机。贫穷像一块压在胸口的大石，却也逼迫着他们“因贫思变”，学会抬头远望，学会走出这片土地，为自己闯出一条不同以往的路。
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一股前所未有的变革之风，正从沿海吹向内陆，从大城市吹进像平川县这样默默无闻的小地方。改革开放的号角已经吹响，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农村逐渐推开，土地的使用权重新交到农民手里，沉睡多年的田野重新焕发生机。曾经靠“吃大锅饭”维持温饱的日子一去不返，勤快的人开始能靠双手多挣一些钱，眼界灵活的人也敏锐嗅到了变化的气息。越来越多的平川人走出家门，去南方当工人，到城市摆地摊，做起了最早的一批个体户。
这些走出去的人中，有人学会了如何做生意，有人见识了城市的高楼与灯火，也有人第一次明白，原来“日子”是可以被一点点“做”出来的，而不是一辈子只守着一亩三分地听天由命。几年下来，他们带着一摞摞皱巴巴的钞票回到平川，也把外面世界的消息、致富的经验、发展的新思路一并带回了这个封闭的小县城。街头的自行车多了，集市上的叫卖声热闹了，老百姓们手里攥着钱，眼里却多了一份不安分的光。平川，似乎到了不得不改变的时候。
就在这个看似平静、实则暗潮涌动的时刻，县里突然下发通知：当天将在县委大院召开一次县级重要会议，一则关系平川县未来的大消息将被宣布。风声一出，整个县城立刻炸开了锅。有人猜是要修铁路，有人说是要引进大工厂，还有人信誓旦旦地表示是要把平川县升格成市。各种传言越传越离谱，仿佛明天醒来，破旧的街道就会变成宽敞的大马路，海风吹来的不再是咸湿的凉气，而是热腾腾的新票子。
面对这股越滚越大的舆论浪潮，县委书记赵东升心里十分清楚：再这么传下去，免不了要出问题。于是，他干脆提前召开会议，打算把事情摊开讲，既稳定人心，也防止谣言进一步发酵。他指示手下人把县委大院装点得喜气洋洋，红旗飘扬、标语高挂，仿佛真有天大喜事降临。因为时间仓促，许多县委机关的同志还没顾上吃饭，就端着刚从食堂打来的饭菜，匆匆赶进礼堂，一边扒拉着碗里的饭，一边翘首以盼，整个会场一片热闹而又略带烟火气的景象。
当赵东升走上台，轻咳一声，礼堂里渐渐安静下来，只有碗筷偶尔碰撞的清脆声回荡在高高的屋顶下。所有人瞪大眼睛，等待着那“重大消息”的揭晓。赵东升看着台下一张张既紧张又兴奋的脸，缓缓开口宣布：上级已经正式批准，在平川县境内建设一座全新的县级新城——月海城。这个消息无异于在平静的湖面投下一块巨石，众人先是一愣，随即礼堂里立刻响起压抑不住的窃窃私语，甚至有人差点把碗里的饭撒了出来。
月海城，这个前所未有的名字，听上去既带着海风的味道，又仿佛寄托着对未来的无限想象。可赵东升接下来的话，却给这份欢乐浇了一小盆冷水——县里财政极为紧张，想要在一片荒芜之地上拔地而起一座新城，谈何容易？仅靠上级划拨的有限资金远远不够，更多的建设资金还要靠县里自己想办法。赵东升没有粉饰太平，他直言不讳地说：要建月海城，就必须有人拿出“愚公移山”的魄力与决心，带头去硬拼、去筹资、去闯出一条路来。
然而，与以往不同的是，这一次赵东升没有像过去那样，亲自点将、指定人选，而是决定试行一种新的做法——在所有科级以上干部中，自愿报名，择优选拔，选出一位“月海城书记”的先锋来负责新城建设。这个消息一出，不少人既心动又犹豫：月海城如果建成，那就是一份开天辟地的政绩；可若是半途而废、负债累累，那便很可能成为一块抹不掉的污点。大多数人都还在权衡利弊的时候，区委书记郑德诚，却已经有了自己的打算。
偏偏就在这个关键时刻，郑德诚因为儿子的事情被临时叫走，没能准时赶到礼堂参加报名。他把报名这事暂时搁在一旁，匆匆去处理家里那摊麻烦。报名表下去后，被众人迅速领走，有人出于试探，有人纯属观望，还有人干脆把表揣进兜里，打算回去再细想。等到会议结束，报名时间也眼看着接近尾声，郑德诚才匆赶回，却发现桌上早已没有他那一份正规报名表可用了。
与此同时，县委办公室里，年轻的秘书刘丹已经敏锐地意识到，这次“月海城书记”的选拔，可能会成为改变某些人命运的转折点。她第一时间想到的人，就是县委办的秘书——那个总被称作“全县唯一的大学生”的女干部李秋萍。得知有自愿报名的机会后，刘丹火急火燎地跑去告诉李秋萍，希望她别错过这难得的机会。李秋萍匆匆赶到礼堂时，报名表已经发完，好在桌上还孤零零地留着一张未填的表，她立刻拿起好，郑重其事地交了上去。
李秋萍的出现，在整个平川县的干部队伍中，有着一种格外特殊的质感。她是土生土长的平川人，却也是这一带少有的大学毕业生可以凭借文凭与能力留在省城，在更宽阔的平台上施展抱负，也可以和她的男友杜涛顺理成章地结婚，拥有一份稳定而体面的生活。但几年前，家里突如其来的风波打乱了她所有的人生规划——父亲李达夫出轨，家庭支离破碎，母亲一时想不开喝下农药，闹出一场生死未卜的悲剧。
那一年，正是李秋萍大学毕业的时刻，本该是她人生扬帆起航的节点，却变成了一个必须做出选择的岔路口。一边是省城里光明的前途和牵挂她的恋人，一边是家乡里遍裂痕的家庭与摇摇欲坠的父母婚姻。权衡再三，她还是放弃了省城留下的机会，带着复杂的心情和压抑的心事，独自回平川，在县里找了一份相对稳定的工作。她表面上沉稳寡言，实则心中一直隐隐存着未竟的理想和无法释怀的遗憾。
如今，面对“月海城书记”的竞选机会，李秋萍不再仅仅把自己当做一个被命运摆布的女儿、一个被束缚在家庭漩涡中的女人，她萌生了一种强烈的愿望：想要亲手参与改变这片土地的命运，也改变自己的人生轨迹她拿起报名表时，神情比任何人都更认真。这在外人看来是一次冒险，对她而言，却是难得的一次自我拯救与重生的可能。但当她小心翼翼地将这件事告诉父母时，得到的反却截然不同。
父亲李达夫显得出奇沉默，最终还是点头表示尊重女儿的选择。也许是经历过婚姻风波和人生伏，他比谁都明白，人只有亲自走一遭，知道哪条路适合自己。然而母亲却极力反对，她眼中的“当干部”“搞建设”，并不是什么光鲜亮丽的词，而是意味着劳心劳力、意味着风险与不确定。她一想到女儿要扛起这样一副重担，便压抑不住心中的焦虑与愤怒，家里的争吵声从此不断，指责、哭喊、质问在逼的屋子里来回回响，仿佛永远没有停歇的时候。
吵闹声越大，李秋萍心中反而越发坚定。她知道，再这样待在家里，只会被拽进一团剪不断理还乱的绪泥沼里。于是，她索性没再多做解释，转身离家，径直去了县委会议室。那里有她已经递交的报名表，也有即将到来的未知竞选就在她推门走进会议室时，恰好撞见了匆赶来、手里却连正式报名表都没有拿到的郑德诚——这位一向自信强硬的区委书记，竟然只好临时把报名信息胡乱写在烟盒的纸壳上。
站在桌前的小张，是负责收报名表的普通工作人员，面对这张临时拼凑出来的“报名纸”，他当即表示不能收，理由很简单：不符合规定。李秋萍也没有徇私情，她冷静重申，任何报名都必须按规定程序走，哪怕对方是区委书记也不例外。这番话在旁人看来也许有些“不给面子”，却也是她一贯坚持的原则。可郑德诚丝毫不以为意，甚至带着几分自负地放下话：建月海城要钱，而如果国家不拨款，能干好这事的，恐怕也只有他郑德诚。
事实证明，在权力场的运作中，有些“不合规”的东西，总会在某些渠道里被悄然“修正”。尽管小张和李秋萍都坚持不收这张烟盒纸，郑德诚的“报名表”最终还是以某种方式，递到了赵东升的案头。经过紧张的一天讨论与多次碰头会议，县里最终敲定了三位“月海城书记”候选人：经验丰富却略显保守的老干部蔡钢，雷厉风行、心高气盛的区委书记郑德诚，以及那位年轻而又倔强的女大学生——李秋萍。三人将在公开的竞选演讲中一决高，胜者将扛起建设月海城的重担。
候选名单一公布，县里的空气顿时变得更为凝重。有人暗自下注，有人四处打听消息，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到这三个人的身。郑德诚心里有一股难以名状的火，他一方面认定自己是这份工作的最佳人选，一方面又隐隐觉得，李秋萍昨晚那句“按规定办”的冷静拒绝，是因为她把自己视为强有力竞争对手，故意不给他留一条方便的路。对于这种揣测，李秋萍并没有急解释，她只是淡淡地用英语丢下一句，形容他是个“小男人”。
这句带着讥讽却又听不太懂的英文，让郑德诚一时间摸不着头脑。他回去后非要弄明白这的意思，跑去问正在上学的儿子，又追着小舅子刨根问底，硬是把一句原本带着轻蔑意味的“小男人”，记成了发音古怪的中文词——“里头我们”。他在不甚准确的模仿中，自我解嘲地笑着，却也在心里记下了这个敢当众“不给他面子”的年轻女人。
竞选演讲这天县委礼堂再次座无虚席，比起上次开会时的热闹，这一次多了几分紧张与庄重。三位候选人要现场抽签决定演讲顺序。出来后，李秋萍抽中一号，蔡钢为二，郑德诚则排在第三。听到自己将紧挨着郑德诚出场，蔡钢脸上闪过一丝犹豫，他在官场摸爬滚打了二十三年，自知自己话不如对方硬、气势也不如对方足，一时间欲言又止，似乎有换顺序的念头，却又不好直接开口。
李秋萍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点，她看了看手中的一号签，又看了看蔡钢，主动提出愿意和他对调顺序。她没有多说什么大道理，只是平静地表示：“没关系。”这一小小的举动，不仅化解了蔡钢的尴尬，也在无形中展现了她的细腻与大度。最终，演讲顺序调整为：蔡钢先，李秋萍第二，郑德诚压轴。台下的耳语声逐渐安静，三人的命运仿佛都被系在了接下来短短十几分钟的讲话里。
率先登台的蔡钢，身着一已经略显旧色的中山装，步伐稳重，言辞谨慎。他从自己在平川县兢兢业业工作的二十三年说起，讲到对组织的忠诚、对群众感情，话里话外透着一种老干部特有的实与保守。然而，当他谈到月海城的设想时，思路却明显显得有些僵化：主要还是围绕着修几条路、建几个办公楼、把原有的一些工厂迁过去，整体规划平淡无奇，缺乏亮点。台下有人点头称其稳妥，也有人悄悄摇头，觉得这样的构想不足以承担一个“新城”的野心。
第二个走上台的是李秋萍。她穿着简单干练，目光清澈却坚定。与蔡不同，她没有从资历说起，而是直接展开了一幅亲手绘制的月海城城市规划图——那是一张用简单线条勾勒出的蓝图，却让人眼前一亮。她在图上标出了拟建的主干道、生活区、区和港口位置，又细致地将周边道路交通与现有县城的联系统筹考虑，用清晰的逻辑说明为什么要这样分区、如何避免资源浪费。
最后登场的一直对自己信心十足的郑德诚。他一上台，声势十足，先豪迈地回顾自己在区里主政期间的政绩，又以一贯犀利的语言指出川县多年来发展缓慢的症结所在。在谈到具体构时，他将重心放在一个颇具象征意味的设想上——要大量引进“猴子”进城。所谓“猴子”，是当时民间对“万元户”的戏称，指的是那些敢闯敢试、手里有些本钱的体户和能人。他详细阐述了自己的计划：让这些经济上先富起来的人，成为第一批入住月海城的“种子居民”，以他们为支点，带动整个新城商业活力与财富积累。
在他的思里，月海城要先“养一群猴子”，再以这些“猴子”为核心，吸引更多有本事的人、自带资金和项目的人，进城投资创业。通过优惠政策、灵活的经营环境，让月海城成为一块真正的活地”，而不是只靠行政命令堆砌起来的“死城”。他的演讲气势如虹，用词犀利，极具煽动力，台下时不时爆发出掌声。之下，蔡钢的稳重略显沉闷，而李秋的冷静与理性，则在这股“热闹”中显得格外清醒。
随着三场风格迥异的演讲依次落幕，礼堂里的空气仿佛变得凝重起来。有人被郑德诚的豪壮语打动，觉得只有这样虎劲十足的干部，才能在资金匮乏的情况下，硬生生杀出一条血路；也有人对李秋萍的蓝图念不忘，觉得只有她那种既重视长远规划、又关注人本素质的视角，才能真正让月海城从“看上去很美”变为“真正宜居”；而对于蔡钢，更多人心里抱着一种复杂的情：他是老实人，也是安心干事的人，却未必是最适合开创新局的人。
月海城，这三个字在平川人的心中，逐渐从一个象的名词，变成了一幅尚未完成的画卷那支握着画笔的人，将在接下来的抉择中浮出水面。无论最终谁能当选月海城书记，对平川县来说，这都是一次赌上未来的冒险；对李秋萍、郑德诚、蔡钢三人而言，这更是一关乎信念、抱负与命运走向的较量。一座新城尚在纸上，一代人的命运已经在悄然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