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为民围绕电视机补贴的来龙去脉，把李秋萍叫到面前，反复盘问了很久。他把调查组整理出的每一条线索都翻出来逐一核对，质问她到底有没有在暗中配合郑德诚，是否和月海居民之间达成了什么“默契”。李秋萍本就问心无愧，只能一五一十地把事情经过讲清楚，从如何统计名单、如何上报手续，到每一次进村入户的细枝末节，全部实话实说。然而，她越是坦诚直率，刘为民心中的怀疑却越难消散。他从干部经验出发，总觉得这背后一定有自己还没抓到的猫腻，认为一个偏远小渔村里不可能这么整齐地配合政策执行，怀疑是郑德诚和村民之间事先串通好了口径。李秋萍也看得出他不信，心里憋屈，却又无从辩驳，只能在心里安慰自己：真相总有一天会被看到，清者自清，不必急于一时。调查的压力像一块大石头压在她心头，她只是没想到，这一天真正戳破她平静生活的，不是调查组，而是另一场突如其来的校园冲突。
第二天一大早，马卫东就急匆匆地给李秋萍打电话，语气焦急，说是出了大事——郑德诚的儿子郑大鹏，竟然把蔡钢的儿子蔡军的手打成了骨折，现在人已经被送进医院。马卫东让她赶紧来学校一趟，说双方家长情绪都很激动，随时可能闹大。李秋萍挂了电话，心里“咯噔”一下，立刻放下手头的工作赶了过去。在学校里，她先从老师和学生口中拼凑出大致经过，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蔡军是高三学生马上就要高考，手骨折不仅影响学习，更可能影响考试发挥。蔡钢得知儿子受伤，火气冲到嗓子眼，一见到大鹏就咆哮着质问缘由，甚至放狠话说，如果这次骨折影响了蔡军高考成绩，那大鹏也别想有好日子过。现场气氛剑拔弩张，老师们左劝右劝，仍然压不住怒火。偏偏大鹏脾气倔，活不肯说打架的原因，只认死理地承认动手，却一句话不提事情的起因。马卫东焦头烂额，怕他一时冲动乱跑，只好先把人锁在办公室里，想着等大人来了再慢慢问清楚。
等到情绪稍微复一些，马卫东正准备开门进去，好好跟大鹏谈一谈，却猛地发现屋里没人回话，等他意识到不对再推门，才发现窗子虚掩着再一抬头，大鹏正踩着窗台，顺着外往下爬，显然是打算落荒而逃。马卫东急得直跳脚，连忙从楼下追出去，李秋萍也赶紧跟上，两人一前一后合围，把大鹏的前后退路堵了个严严实实大鹏性子火爆，满脸写着“谁都别管我”，见跑不了，只能憋着一肚子闷气站在原地。李秋萍没有立刻逼问，而是先细看他，目光一下子落在他藏在衣袖手臂上——那里有一块明显的青肿痕迹，还不止一处。她敏锐地意识到事有蹊跷，轻声让他把袖子挽起来，大鹏犹豫片刻，才不情愿地露出一条条新旧夹杂的痕。她这才意识到，这次打人看似冲动，其实很可能是一次长期被压迫之后的反击。李秋萍耐着性子，一点点引导大鹏，从他断续续的话里，终于拼出事情的真相：军仗着自己学习成绩好、人缘不错，长期在学校里对大鹏言语挤兑，还时常带头起哄、孤立他，最近更是升级为人身羞辱和肢体推搡，这次更过分，当众逼他做出极其难的事情，大鹏在被逼到极限后，一拳挥了出去，直接造成了对方的伤。
弄清了缘由，李秋萍没有止步于“内部解”这么简单。她知道，校园霸凌一旦被当“小打小闹”糊弄过去，受害的永远是那些不会喊冤的孩子。于是，她先带着大鹏回到事发地点，找到当时在场的几个学生，耐心而严肃地询问细节，确认每一个细都能对应上大鹏说的话。起初这些孩子怕惹麻烦，支支吾吾不敢开口，李秋萍只好把大人们都支开，单独和他们谈心，告诉他们这是在帮助一个被伤害的同学，也是为他们争一份公平。慢慢地，有学生红着眼眶，把蔡军如何长期带头起哄、拿大鹏出气、甚至把他当众羞辱的经过一桩桩、一件件讲出来。她把这些证言逐一记录下来，整理得清楚楚，随后才带着大鹏，一同前往医院。当他们推门走进病房的时候，蔡钢还沉浸在自己的愤怒中，板着脸坐在床边，看见两人进门，第一反应就是觉得对方是来赔不是、认的，一副“今天这事没这么容易翻篇”的强硬架势。
然而接下来的一切，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料。李秋萍没有急着陪笑没有抢着解释，而是把那几页笔记整整齐放到病床旁的小桌上，请在场的老师和家长都听她把事情经过说完。她用平静而坚定的语气，按时间顺序讲述大鹏长期被欺负的经过，又把几个学生证言逐条念出。说到最关键的几个细节时，她把目击者签名的纸张举给大家看，让每一句话都落在实处。蔡钢原本气势汹汹，听到一半便渐渐沉默下来，脸色愤怒变成惊愕，再到难堪。他不是不懂是非曲直的人，只是先前只看到了儿子被打伤的结果，被怒火冲昏了头脑，根本没想自己的孩子可能是施暴的一方。当事实与证据像一镜子摆在面前，他终究无话可说。病床上的蔡军一开始还在嘴硬，试图反驳几句，可随着一个个同学的证词被念出，他再也抬不起头，只能把脸偏向一边，不敢与任何对视。房间里的空气压抑得几乎凝固，李秋萍没有落井下石，只是平静地说，这件事不能再继续错下去，谁对谁错，大家心都有数。
真相摆在眼前蔡钢的怒气早就消散大半，更多的是羞愧和后悔。他长叹一口气，站起身来，先是冲大鹏点头致歉，承认自己一开始太冲动，没有先弄清事情的起因，随后又扭头斥蔡军，让他面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蔡军终究还是个孩子，在父亲严厉的目光和众人的注视下，终于支支吾吾地承认了自己长期欺负大的事实，颤着音道歉。此时，李秋没有替任何一方做决定，而是把视线转回到大鹏身上，很认真地告诉他：是否接受道歉，是否选择进一步追究责任，这个决定权在他手里。大鹏沉默良久，眼神在病床和手里的证言来回游移。脑海里闪过的，是郑德诚曾经对他说过的一句话——“穷寇莫追”。他很清楚，此刻如果坚持报警立案，按照学校规定和法律，蔡军和他的家庭都会承受沉重代价，而他也会重新卷入一场漫长而复杂的纠葛。再加上，他已手握对方霸凌的切实证据，这本身就是一道约束，足以让蔡军此后不敢再轻易招惹他。思前想后，他终于抬头，说自己愿意接受道歉，不再继续追究。这个选择并不是软弱，而是在愤怒之上做出的权衡。
听到这个决定，李秋萍在底松了一口气。她看得出来，大鹏并没有因为时的“得理不饶人”而迷失方向，反而学会了在是非与后果之间找到一个对稳妥的平衡。这正是她最欣慰的地方。她轻声对大鹏说，这一次他不仅替自己讨回了公道，也给了对方一条改过自新的路，未来无论如何，这都是一次成长。事情告一段落后学校很快迎来了一段复习假期，高三的学生们被要求在家专心备考，减少一切不必要的干扰。本以为大鹏会趁这个机会在家闷头，谁知他却主动找到李秋萍，提出想再去趟月海。那里有他熟悉的海风和渔船，也有他敬重的郑德诚。李秋萍知道，经历了这场风波，大鹏心里需要一个地方重新安定下来，于是痛快地答应了他的请求，抽空亲自他回到月海，让这个本就与海紧密相连的少年，有机会在潮起潮落间消化这段经历。
与此同时，针对郑德诚的调查也到了最后阶段。调查组在月海和相关部门辗转多，从财务账本到群众口碑，从项目审批流程到日常工作记录，一项项卷宗翻查下来，却始终没发现他有任何违法违纪的问题。组长刘为民尽管先前心存疑虑，但在证据面前，他还算正，把调查过程和结论如实整理成报告，上交给上级领导。铁案无从罗织，调查到此为止。赵东升特意联系了李秋萍，把调查结束、德诚即将被解除“隔离观察”的消息告诉她。那头，他的语气有几分释然，也有几分失落，说自己马上要被调到南州工作，未来在平川的事情他就管不上那么多了，嘱咐她以后遇事多和郑德诚商量，再不行就去找夏友帮忙。李秋萍握着电话，心中百感交集。为郑德诚洗清嫌疑当然是值得欣喜的事，可想到这段时间经历的风雨，以及身边一个熟悉身影陆续离开，她的心头又笼上一说不清道不明的惆怅。
调查组的人在外地的酒店里对郑德诚“集中谈话”多日，他几乎与外界隔绝，只能靠偶尔传进来的只言片语猜测外面的形势终于，在一个天气晴朗的早晨，他被通知可以离开了。走出那栋封闭得让人窒息的建筑，阳光刺得他一时睁不开眼，这才真切感什么叫“重见天日”。然而还没等他适应久违的光亮，就看见酒店外站着一个熟悉的身影——杜涛。两人曾经是战友般的同事，也是彼此最倚重的伙伴，却因为那篇争议文章一度走向决裂。如今在这种时刻重，气氛难免复杂。杜涛主动上前，笑着说要请他吃顿饭，算是为这段时间的误会压压惊。郑德诚没有推辞，跟着他进附近的一家饭店。席间，酒杯一次次被满，杜涛举杯表示“恭喜平安无事”，可是当他把杯子递到郑德诚面前，对方却没有伸手去碰，只淡淡看了他一眼，把酒杯轻轻放回桌上。这一举动，让原本看似气的饭局瞬间多了一层冷意。
表面上看来，杜涛是在为过去的疙瘩找补救机会，实际上，他心里依旧对当初的次阻拦耿耿于怀。若不是郑德诚极力下那篇“重磅揭露”的报道，或许他早已借机声名鹊起，仕途一帆风顺，也不会落到后来被调查、被问责的地步。杜涛带着几分委屈、几分不甘，把这些话绕着说出来，言下之意，是觉得自己如今的处境，郑德诚难逃其咎。郑德诚沉着脸，终于开口反驳：那篇文章固然是他欠杜涛交代，但他绝不会允许用捏造和夸大去伤无辜的普通人，尤其是月海那些本就不富裕的渔民。记者可以有锋芒，但不能没有底线。对于杜涛的愤懑，他没打算妥协半分。他甚至直言，如果不是看在杜涛曾经是李秋萍男的份上，那天在编辑部里他恐怕早就挥拳相向了。此话一出，气氛更僵，杜涛这才淡淡道出一个消息——自己已经和李秋分手了。这个消息如同一块石头落入湖，溅起巨大涟漪。郑德诚怔在原地，半晌说不出话来。他很清楚，李秋萍在感情问题上向来慎重，能走到分手这一步，绝不会是小吵小闹那么简单。
短暂的错愕后，是更深的失望和愤怒。郑德诚终于明白，面对仕途与情感的抉择时，杜涛选择了前者，而且是毫不犹地牺牲了后者。为了那篇足以改变职业命运的文章，他宁愿牺牲新闻的真实，也不惜牺牲与李秋萍多年的情分。“你为了仕途，连她都可以放弃？”郑德诚压抑着怒火，声音发紧。他站起身，一把抓住杜涛的衣领几乎要把拳头挥出去。那一刻，他眼前闪过的是李秋萍这段时间承受的质疑、压力，还有她在调查风波中始终坚守的底线。可拳头即将落下的刹那，他又硬生生停住了。作为一名干部，他懂得什么叫分寸，也明白自己肩上不仅有个人情绪，还有更重的责任。他深吸一口气，慢慢松开手，把那股满腔怒气硬生生扼在喉咙里，转身走向一旁的酒桌。 拳头没有落在杜涛身上，却砸在了桌面和酒瓶上。玻璃震得“当啷”作响，瓶口溢出的酒水沿着桌边滴落，散发出刺鼻的酒精气味。郑德诚着酒瓶，狠狠摔在地上，碎片四处飞溅，仿佛要把压在心头的郁气一并砸个粉碎。他没再和杜涛多说什么，只是用近乎失控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愤懑与失望。天之后，那篇恶意杜撰、引发轩然大波的报道，终于在内部被彻底清算。杜涛因严重违背新闻职业操守而受到处分，从台前的“明星记者”一夜跌入谷底。再后来，李秋萍从事口中零零碎碎地听说，他已经主动递交了辞呈，离开了原来的岗位。这件事在她心里，并没有换来什么轻快的解脱，反而是长久的沉默与叹息。那以后，两人再没见过面，也没有再联系，曾经的亲密无间，被现实的锋刃划成两条再也难以交汇的轨迹。
风波散去，郑德诚终于回到了他牵挂已久月海。那天，村口的路边站满了人，老渔民们穿着洗得发白的衣服，孩子们远远地张望，看到熟悉的身影出现，人不约而同地笑了出来。有人提早放下里的渔网，有人从家里端出刚煮好的海鲜，七嘴八舌地把他围在中间，问这问那。对于这些朴素的村民来说，他们不懂什么复杂的调查程序，只知道这段时间“郑书记”被人带走，是一桩压在心头的大事，如人好好地回来了，比什么都重要。郑德诚在众人簇拥下，一一回应着问候，心里有一种久违的踏实感。可就在这股温暖渐渐驱散疲惫的时候，另一个隐秘的危机悄然浮——李秋萍紧绷了太久的身体，终于撑不住了。这段时间，她忙着协调调查、照顾村里的事，又得兼顾学校与家庭，几乎没有一刻真正休。回到平静的日常后，身体反而像被走了最后一点支撑，腰椎的疼痛如潮水般涌上来，让她几乎连直起身的力气都没有。
一次平常的弯腰翻书，她猛地觉得腰间一阵钻心的刺痛，整几乎摔倒在地。身边的人赶紧把她送往医院，经过详细的检查和拍片，医生给出了诊断——腰椎间盘突出。这个结果不算罕见，却足改变一个人的生活节奏。医生说，目前病情还需进一步，是否需要动手术，还得看保守治疗的效果。长期劳累、久坐久站、精神压力过大，都可能是诱因。郑德诚听完，心里五味杂陈，一方面为终于找到疼痛的根源而松了口气方面又为她这些年来习惯性强撑而心疼不已。他知道，这不仅是身体上的疲惫，更是长时间把责任扛在自己肩上造成的后果。想到这里，他没有迟，第一时间把情况如实告诉了远在平川的李萍父母。电话那头，两位老人沉默了好一会儿，随后匆匆收拾行李，从平川赶赴月海。等他们医院时，看到女儿躺在病床上，脸色苍白却仍强作镇定，心里的愧疚与自责一齐涌上来。郑德诚在病房外，默默为他们办理住院手续、协调护理安排。他明白，从此以后李秋萍不再只是那个总替别人扛事的“主心骨”，也应该理所当然地被家人和朋友好好照顾与珍惜，在这场大风大浪过后的静里，慢慢把受伤的身体和疲惫的心，一一点养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