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秋萍在月海镇上任以来，一直把发展集体经济和解决百姓实际困难放在心上。这次，她敏锐地捕捉到电线厂运输成本居高不下的问题，主动牵线搭桥，把张永旺和钱昌远撮合到了一起。张永旺是电线厂厂长，厂里产品远销各地，却苦于运输费用不断上涨，压得企业喘不过气；而钱昌远手里有车、有渠道，却一直缺少稳定的大订单。李秋萍反复权衡，多次约谈二人，既给张永旺算账，也给钱昌远讲长远。在她的协调下，两人很快坐到了一张桌子前，谈价格、谈路线、谈结算方式。几轮磋商后，一纸合同落定：电线厂的运输业务交给钱昌远负责，运输价格按双方都能接受的区间浮动。这样一来，电线厂大大节约了成本，钱昌远也有了稳定货源，双赢的局面就此形成。
合作达成那天，张永旺喜笑颜开，当场拍着胸脯说话算数。他之前曾在大会小会上向李秋萍保证，如果电线厂的效益好转，就从杨家村优先招收年轻劳动力，培养一批技术工人。如今合同签好，运输难题得到缓解，他立即兑现承诺，在招工名额上向杨家村倾斜。车间主任、技术骨干纷纷到村里挑选踏实肯干的青年，名单上很快就出现了杨小海的名字。杨小海家境清苦，却一向勤快老实，在村里出了名。能进电线厂当学徒工，对他来说是难得的转机，他握着录用通知书，激动得手心都是汗。签合同那天，厂里和乡里的干部都在场，有人见杨小海腼腆拘谨，顺手塞给他一个又红又大的苹果，说是听说他奶奶爱吃，让他带回去给老人尝尝鲜。这个不经意的举动，却在李秋萍心里敲响了另一记警钟。
苹果一到手，杨小海下意识就要推辞，嘴里连说不用不用。李秋萍注意到，那位塞苹果的干部略显局促，却又装作随口解释，说什么“杨小海家不困难，就是老人家爱吃苹果，图个喜庆”。旁边几个村干部也赶忙附和，说杨小海家情况还可以，不属于低保、也不算特困户。话说得太快、太整齐，反倒让人起疑。李秋萍在乡里干工作这么久，对这种心虚的气息很敏感，她表面上不动声色，笑着把话岔开，心里却暗暗记下这件事。她很清楚，真正困难的家庭往往嘴上不喊苦，最怕的是基层干部在统计时漏报、瞒报，把最该帮的人排除在名单之外。
过了几天，李秋萍挑了个不太扎眼的时间，拎着一些常用的生活用品和几斤水果，独自一人上门去看望杨小海的家。那片居民楼紧挨着海边，海风把楼外剥蚀得有些斑驳，楼道里潮气很重，一股海腥夹杂着霉味。这里住着好几户人家，电线乱拉乱接，走廊里堆着旧家具和破渔网，光线昏暗。杨小海家就在楼梯转角处户，门板油漆早已脱落，门缝处贴着几层旧报纸挡风。李秋萍站在门口，还没敲门，就听到里屋传出细细的嗽声，她心里一紧，更加确定自己的怀疑并非多此一举。
杨小海一开门，惊讶得有些手足无措，连忙让李秋萍进屋。屋里陈设极为简陋，一张旧的木床、一张摇摇欲坠的小桌，再加几只不成套的椅子，几乎就是全部家当。靠窗的位置摆着一架简陋的竹编架，地上着一捆捆半成品的草编篮子。杨小的奶奶正坐在小凳上，腿上盖着一条已经洗得发白的旧毯子，手上不停穿梭着草绳。她的腿脚明显不便，旁边杵着一根磨得发亮的木拐。看到有人来，老人愣了一下，勉强挤出笑容嘴里支支吾吾地问是不是村里来人。李秋萍心里一酸，顺势把带来的苹果和营养品放在桌上，轻声解释说自己只是来看看，顺便了解一下生活情况。
聊着聊，真实情况一点点显露出来。杨小海的父母常年在外打零工，收入不稳定，家里大部分时间就只有他和奶奶相依为命。老人年轻时海上干活落下病根，这几年腿病愈发严重几乎离不开拐杖，只能靠编织草篮子补贴家用。可这点手工钱收入微薄，遇上天气不好或手头没订单，连药钱都难以保证。家里没有像样的电器，一台老式收音机唯一的“奢侈品”。杨小海为了省钱，平时连公交都舍不得坐，去村里开会、干活，都是步行。那些在报表里被写成“生活无困难”的枯燥字眼，在李秋萍眼里，分就是一幕幕真实的艰辛和委屈。
从杨小海家出来，李秋萍心里很不是滋味。她并没有立刻在老人面前表露愤怒，只是仔细记下他们的各项开支和情况，问清楚看病报销、低保申请等问题，尽可能不打扰老人的自尊。回到村里，她把几个村干部叫到，没有寒暄开场，直接把杨小海家的情况摆在桌面上。她态度非常严厉，一针见血地质问为什么这样明显的特困家庭在上报名单中被“忽略”了，是工作不细致，还是有人刻意压下她指出，漏报、瞒报不仅让真正困难的群众得不到帮助，更是在消耗干部队伍公信力，是对组织信任的辜负。
面对的追问，有干部支支吾吾，有的推说是“工作忙、疏忽了”，还有的干脆把责任往上一推，说是“按以前的标准执行”。李秋萍没有给他们留退路，严厉声明今后谁再敢弄虚作假要追究责任。她要求村里马上重新排查，把所有疑似困难户逐户走访，不许坐在办公室里凭印象填写表格。经过几天的细致摸，最终确认了十户真正生活困难、存在实际问题的家庭。李秋萍把这十户的情况分类梳理：有的是因病致贫，有的是因残致困，有的是缺乏劳动力。她整理出详尽的汇报材料，逐条标注解决的问题和建议的政策支持。
拿着这份材料，李秋萍来到镇里，向郑德诚汇报。她提议，从现有建设资金中划出一作为特困家庭的专项救助，既可以是生活补贴可以是医疗报销的补充，同时通过安排公益性岗位或技能培训，让有劳动能力的家庭成员获得稳定收入。郑德诚认真看完材料，神情凝重。他知道，这件事表面上是几户人家的困难，深层却牵扯到工作作风。他当场点头同意，表示会在镇党委会上专门讨论，并肯定李秋萍做事细致、不怕得罪人的态度。他说，发展城市建设固然重要，但连脚下这几块最薄的土都不肯去实，那所有的繁华都是空中楼阁。
与此同时，杜涛的采访工作也进入了新的阶段。前段时间，他已经写完了一篇以李秋萍为人物中心的报道，用大量细节刻画这位女干部如何在矛丛生的环境中坚守原则、推进改革。稿子刚得到好评，主编又给他下达任务，希望他再写一篇以郑德诚为主线、展现月海镇变革的深度报道。为此，杜涛特地提前李秋萍打听，确认郑德诚这天下午没有其他工作安排。郑德诚本就不爱抛头露面，自嘲说自己一看镜头就犯晕，对拍照采访一向躲得远远的，但在组织和舆论的双重压力下也只好勉强答应，叮嘱杜涛“别拍得太夸张”。
采访过程中，杜涛一边聊天一边抓拍，试图捕捉到郑诚最自然的一面。他拍了许多张照片，却总觉得点感觉，既不想把对方拍得刻板，又不能显得太随意。为此，他向好友林冬福借用暗房，准备亲自洗出照片，从中挑选最合适的一张做报纸配图。林冬福平时爱摄影，家里那间暗房是他的小天地，墙上贴着不少照片，其中不乏关于孙小燕的影像。听说杜涛要带人来暗房，他心里一慌，赶紧整理，把和孙小燕有关的底片、照片一脑儿收起来，唯独留下了一张他始终舍不得处理的照片，挂在另一个房间烘干，想着反正不容易被看见，图个自我安慰。
可事与愿违，杜涛和李秋萍暗房时，脚步轻得连他都没察觉。杜涛忙着调灯光、冲洗底片，一边跟李秋萍讨论哪个角度更显得郑德诚亲民、重。洗相的红光在狭小的空间里晃动气氛莫名其妙变得暧昧了些。其实，在此之前，杜涛早已经用自己的行动表明心意——他把多年积攒的积蓄，又加上父母东拼西凑给他的支援，在月海镇郊外拍下一块地，里盘算着，等两个人的事业稳定下来，就在那片地上盖一座不大不小的房子。那将是他们的家，有厨房、有小院、有能看见海的。
李秋萍第一次听到这个消息，既惊讶又感动。她一向把精力压在工作和群众身上，很少去认真设想自己的小日子。如今看到眼前一张张照片在药水里缓缓显影，又想到不久之后，自己也可能在那块土地拥有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空间，心里泛起一阵暖流。在昏暗的红光下，两人忍不住相视而笑，这笑里有辛苦后的释然，有对未来的遥望，也对彼此的默契。情绪在狭小的暗里快速升温，最终他们轻轻拥抱在一起，像是终于给这段相互理解、并肩作战的感情找到了一个具体的落脚点。
就在此时，门外的林冬福听见里面隐约的静，心里直打鼓。他本想着等朋友忙完，再进去整理剩下的东西，但现在这氛围，他既不好意思推门打扰，又无法装作什么都没听到，只能尴地在门口徘徊。结果他一屁股坐在一张凳子上，那凳子本就有些松散，这么一压，竟“咯吱”一声断了腿，响声在静悄悄的楼道里格外清晰。屋里的两人愣了一下，林冬福脸顿时涨得通红，只硬着头皮推门进去，嘴上说着“弄错了、弄错了”，眼神却不知往哪里放，赶紧低头躲闪。匆忙说了几句借口，他被火烧到一样，从暗房里飞也似地逃了，背影里透着几分狼狈，也有几分心酸。
不久之后，杜涛带着李秋萍去看那块他们未来打算安家的土地。那是一片靠近新规划道路的地段，离镇区不，往海边方向还有一块开阔地。杜涛一边指点，一边兴致勃勃地描绘着未来的蓝图：房子不必太大，但一定要采光好，室要靠近东侧，让清晨第一缕阳光能照床头；客厅要宽敞些，这样遇上风雨天，朋友们来访也能坐得下；院子里要留出一块空地，给李秋萍种番茄、种黄瓜，还可以搭个小棚，夏天晚上在那儿凉。他连水井的位置、厨房窗户的朝向都想得清清楚楚，仿佛那座房子已经在地上拔地而起。
那时地基刚打下，还没完全干透，水泥灰浆仍着潮气。看着这一片尚未成形的地基，杜涛忽然来了兴致。他提议，干脆趁着水泥还没凝固，把他们两个人的手印留在上面，当作对未来的一种见证。李秋萍起初些犹豫，觉得这样像是小孩子玩闹，可在杜涛半推半就的鼓动下，还是脱下手套，把手轻轻按在湿润的水泥表面。两只手并排印在地上，纹路清晰，像是静等待时间来替他们做证。那一刻，风从海面吹来，扬起地上的灰尘，却吹不散他们心底升起的那点踏实和欢喜。
然而，这份甜蜜的心情还没维持，现实就以另一种方式闯入。孟晓丽急匆匆赶来，告诉杜涛说报社找他有要紧事，让他立刻回去。杜涛心里隐隐有种祥的预感，赶忙把现场简单收拾了一下，李秋萍匆匆告别，驱车往报社赶。抵达后，他才知道原委——最近两期报纸销量连连下滑，肖主编在会上发了火，点名批评编辑部缺乏爆点和深度，尤其是杜涛明明有条件深入地方，却没拿出真正能引起社会反响的报道。肖主编给了他一周时间，要求他必须写出几篇具备新闻性、话题性，可能引发上级关注的重磅稿件，否则就要考虑岗位。
压力之下，杜涛重新调整了思路。他没有选择回避敏感，而是回到月海，把近段时间的采访材料、笔记、照片一一摊在桌上，从中梳理线索。那一晚，他在黄的灯光下熬了一宿，一边回忆与个体户、工人、干部的对话，一边思考城市建设和基层现实之间的矛盾，终于写出了两篇重量级文章一篇围绕月海城市建设费的征收与使用，另一篇则聚焦个体户雇工超过七人后，政策和现实之间的冲突。他知道这些内容“只能做不能说”已有默契，却也清楚，如果永远没人说出来，很多问题就会被掩盖在光鲜的成绩之下。
稿子完成后，杜涛第一时间把文章带回月海，请郑德诚过目，希望能获得盖章许可。他明白，涉及政策和财政的报道，少不了地方的把关。郑德诚翻了几页，发现其中有内容涉及自己主管的工作，多少有些尴尬，便婉转表示要不先让李秋萍帮忙看看。李秋萍接过稿子，起初还带着轻松的笑意，随着一行行文字映入眼帘，她的神情逐渐重：文中不仅详细提到了城市建设费的征收方式和去向，还写到个体户雇工人数一旦超过七人，就要身份、税费、管理等多方面面临压力和不确定，这些问题是客观存在的，却也是敏感地带。
见她神色不对，郑德诚也拿起稿子从头看起。两人越看越严，因为他们清楚，这样的文字一旦公开发表，不仅会在社会上引起讨论，还可能触动某些部门的神经，甚至被理解为“放大负面”。李秋萍没有认稿件的价值，她只是看着杜涛，语气认真说明利害：这些事情目前处在微妙阶段，内部是承认问题并在逐步调整，但对外宣传尚未统一口径，“能做不能说”并不是否认问题，而是出于整体节奏的考量。她尽力耐心地和杜沟通，希望他能暂时压一压这两篇稿子，或者对敏感部分作适度弱化。
然而，这番交流没能取得理想的结果。杜觉得新闻工作者的职责就是揭示真实，他不愿意模糊的语言绕开矛盾，认为如果记者连问题都不敢写，那所谓的“监督”就成了摆设。双方立场上的偏差迅速放大，空气里弥漫着无形的火药味。最终，杜涛压抑着心头快，一言不发地转身离开，径直开车往报社赶去。谁知天有不测，半路上车胎突然爆裂，他猛地一打方向，险些冲出公路边缘，只能狼狈地在路边换胎，得满手油泥，衣服上也沾满灰尘。等他跌跌撞撞回到报社，同事们见他这副模样，纷纷侧目。
肖主编听完他讲述来龙去脉，沉默了一儿，随即提出关键问题：既然稿子如此尖锐，那证据是否充分？杜涛没有退缩，从包里拿出一叠厚厚的采访记录，里面有具体的政策条文收费票据、个体户的口述，还有群众对城市建设的态度。此外，他亮出了一份在月海购买土地的合同，这证明他不是“外人”，写这些文章并非出于抹黑，而是因为真正在那里生活、在那里置业，他希望这座小城能在阳光下成长。肖主编翻看，眼神渐渐坚定起来，最终拍板决定：这两篇稿子将以较醒目的位置刊发，不再事先征求月海镇政府的意见，以保证报道的独立性和效性。
就在报社印厂锣密鼓地印刷新一期《新城市生活》样报时，巧合发生了。钱昌远正好因为其他业务到印厂洽谈，路过印刷车间时，余光扫到一叠尚未装订的样报。纸张上醒标题“月海城市建设费背后的账本”“个体雇工七人的门槛”立刻吸引了他的。出于商人的敏感，他随手翻看了几页，越看越心惊：文中不仅提到月海，还点出了部分真实事件和人物背景，若是刊发，少不了在当地掀起风波。想到自己与月海镇政府、与永旺、李秋萍之间错综复杂的业务往来，他意识到这不只是新闻，更可能影响到镇里的整体环境和发展节奏。
钱昌远不敢怠，立刻拨通了郑德诚的电话，把自己看到的报内容大致说了一遍。电话那头的郑德诚沉吟良久，脑子飞快运转，权衡利弊。他明知道这些问题并非捏造，但如果在完全没有沟通的前提下突然见诸报端，舆论的走向难预料。他与李秋萍简单商量后，决定兵分两路：他本人立即启程赶往省城，直接去找分管此事的张副书记，详尽汇报月海实际情况和现阶段的工作思路，希望上级在看到后，能从大局出发给予客观判断，不至于一棍子打死所有改革探索；而李秋萍则留在本地，先去县里找赵东升，把相关情况如实报备，避免县里在收到上级和舆论压力时无准备，被动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