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海镇的夜色沉沉压在屋顶上，像一块捂得人喘不过气来的厚被子。停电已经持续了好几个小时，镇政府大院里黑压压一片，只有零星几盏应急灯在风中忽明忽暗。忙了一天的干部们早就烦躁不堪，街上做生意的个体户更是怨声载道。就在这逼仄而又焦虑的气氛中，供电所的王德发终于坚持不住，捂着肚子直往厕所跑，脚下还拌了个趔趄。憋了一晚上的话在这一刻也憋不住了，他一边往外冲，一边回头喊道，这次月海的停电不是技术故障，更不是线路问题，而是“上面安排的”——供电局的上级领导点名要对月海动手。话一出口，办公室里瞬间安静下来，几双眼睛在黑暗中相互对视，空气像结了冰一样。李秋萍站在窗边，听着远处镇子里时断时续的吵闹声，心里已经迅速把这句话翻来覆去琢磨好几遍：上级领导？能动得了这一步棋的，在县里也就那几个人。
她在心里梳理起最近发生的一切，从镇上修滨海路的决心，到个体户们为了城市建设费东拼西凑，再到县里干部接连不断的“谈话”，这些支离破碎的画面，一点拼成一张清晰的网。终于，一个名字在她脑海里浮现出来——政府办的刘丹。这个名字一冒出来，连她自己都愣了几秒。刘丹不仅是县政府办的得力干将，更是她从前最信任最亲近的“好姐妹”。多年来，两人不知在彼此面前卸下过多少防备，把工作上不敢说的、生活中不方便讲的，都当成姐妹间的悄话倾吐出来。正因为了解，李秋萍更清楚像这么有分寸、懂进退的人，要真下定决心“动手”，背后绝不只是情绪那么简单。她久久沉默，最终还是下了决心，要亲自去见一趟刘丹，把话说开。
第二一早，天还蒙蒙亮，街上只有几家早点摊冒着热气。李秋萍特地拎了一些月海的土特产，又买了几样刘丹爱吃的小点心，坐上去县城车。一路颠簸，她把准备好的措辞在心里反复推演——既不能显得自己来兴师问罪，又不能低声下气到没有原则。刘丹的办公室依旧干净利落，桌上的花插着刚换的百合，淡的香气在空气里蔓延。刚见面时，刘丹的态度很自然，眼里带着久未谋面的亲切，招呼她坐下，倒水，随口问问况，甚至还提起当年两人刚参加工作时一起在招待所小房间里的趣事，笑声里似乎还保留着从前姐妹间那点单纯的温暖。李秋萍看着她，心里一阵难言的酸楚——她很清楚，自己接下来要说的话，会把温暖一点点推远。
话题在茶香和寒暄中转了几圈，终于绕到了月海镇最近“折腾得挺厉害”的滨海路项目上。刘丹眼神微微一，却仍然带着笑意，问李秋萍：“你这次过来，是以什么身份？”这句话既轻描淡写，又锋利冷静。李秋萍愣了一瞬，还是选择坦白——她是以月海镇镇长的身份来的。话音刚落，屋里那点姐妹间的柔软立刻退，仿佛一扇门在两人之间缓缓关上。刘丹的表情肉眼可见地收紧，态度陡然生硬起来，不再用从前那些亲密的称，而是用公事公办的腔调明确表态：滨海路这样的黄金地段，不能，也绝不会让给一群个体户去折腾做生意。她话说得很直，甚至有些不近人情，最后更是下了最后通——明天早上八点，这件事必须有个了结。
李秋萍听着这一句句话，心里既不是没火气，也不是不委屈。她知道，这条滨海路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月海镇可能迎第一波真正意义上的发展机会，意味着那些冒险拿出全部家当的个体户，能不能挺过这一关，意味着她这个镇长能不能在群众面前站得住脚。但与此同时，她也明白刘丹所处的位置——政府办要协调多少部门为多少干部的利益考量奔走，她甚至可以想象得到这些天里，刘丹为了“发动干部”付出了多少看不见的力气。从姐妹的角度，她知道刘丹并不是纯“刁难”她，而是站在上级的角向下施压；从镇长的角度，她更清楚这种施压背后，有多少对月海真实发展状况的误解和偏见。她没有再拉扯什么，说不出口的委屈吞回喉咙，拎着那袋已经显得有些稽的礼品，心情沉甸甸地走出政府大楼。
回程的路上，县城明亮的街灯好像隔着一道无形的鸿沟，与月海那边一漆黑的夜形成刺眼的对比。车晃晃悠悠地开着，窗外是扑面而来的冷风，李秋萍脑子里反复回放刘丹刚才冷硬的态度。她不怨刘丹，她知道刘丹的愤怒也全是针对她，而是针对那帮在她看起来“不安分”的个体户，针对她认为“越界”的镇干部。她明白这场风波已经不是简单的停电，也不是条路该不该修的问题，而是县里和镇上，对模式和权力边界的一次正面碰撞。车子驶进月海地界时，镇上依旧沉在黑暗里，只有偶尔的手电光在街口晃动。她刚到镇政府，便看到大院里聚着一群人干部，有个体户代表，脸上写满了焦躁，“电来没？”成了所有人见面的第一句问候。答案仍旧是摇头。
就在这样进两难的时刻，李秋萍和郑德诚几乎意识到，已经到了必须孤注一掷的时候。刘丹话都说到这个份上，明早八点之前若还拿不出足够的诚意和实际行动，别说滨海路，连月海现在好不容易积攒起来的那点子发展头都可能被一朝打回原形。两人简单对视了一眼，心照不宣地想到了同一件事——必须在明早六点前，让所有个体户把城市建设全部交齐，把属于月海的那一份担当，先一种没有任何退路的方式摆在县里眼前。消息很快传开，镇政府的小会议室里灯光忽明忽暗，高雪梅等个体户代表被叫了过来，听完情况，现场没人说风凉话，也没人抱怨，只是默了几秒，便开始盘算各自还能从哪里再挤出一点钱。
那一夜，对很多人来说，都是命运的分水岭。高雪梅回家，把家里柜子底下所有的存折、现金、首饰翻了个遍，连孩子存了好几年的压岁钱也取了出来，又赶紧把消息捎给昌远和“三胖子”。他们家里能动的关系几乎都动了个遍，到处开口借钱。有人嫌风险太大不肯，有人咬咬牙把多年的积蓄拿出来，说“就信你们这回”。午夜过后，月海镇的巷子里还时不时传来急促的脚步声，很多都是拎着鼓鼓囊囊的塑料袋、提着一一摞的现金往镇政府跑。到天快亮时，镇政府的桌子上已堆满厚厚一叠一叠的钱，加起来足足五百多万城市建设费——对那些个体户来说，这不仅是钱，更是他们拿全部身家换来的“参与城市建设”的资格，一份想要与镇子一起变好的固执与倔强。
城建费的难关刚刚攻下，另一头压在镇政府干部上的石头却仍旧沉重。为了对得起这帮尽所有的个体户，也为了向县里交出一个站得住脚的答卷，郑德诚很快把目光转向了另一条关键道路——幸福路。这条路本是许诺给干部们的“民生工程”，修不修得好仅影响镇容镇貌，更关系到镇里干部们对领导班子的信任。郑德诚把林冬福叫到办公室，话说得不重，却字字都是逼到墙角：无论，三个月之内必须把幸福路修好，这是对所有，也是对整个镇班子最起码的交代。林冬福一听条件，立刻跳脚，竭力解释资金、人手、物料上的种种困难，从三个月讨价还价到四个月，一句“办不到”说得干脆。但郑德诚次却不再退让，他明白，一旦这个期限再往后拖，干部们心里那点信任就会彻底散了。
天蒙蒙亮时，李萍和郑德诚已经上了去县政府的车。他们决定，这一次不仅不能躲，还要抢在所有人前面把情况说清，把城市建设费和即将动工的路面工程，变成他们对县里的主动交代。按照计划，他们要先一步见到赵书记，把夜里筹集资金的过程、个户的态度、镇里接下来打算承担的责任，统统摆在桌面上。然而意外总比计划来得更快。赵书记刚到县政府大院，还没来得及进办公室，刘丹就已经领着数十名情绪激的干部一股脑地冲上楼，直接挡在了赵东升的办公室门口。队伍里有长期看不上月海“另搞一套”的，有担心自己地盘利益被侵蚀的，还有纯粹被气氛裹挟上来的。走廊人声嘈杂，控诉声此起彼伏。
李秋萍和郑德诚没有挤过去，他们站在走廊另一头，默默靠墙而立，耐心地着里面一声声控诉。有人说月海带头容个体户，冲击了原有的供销体系；有人说镇里擅自行动，不听县里统一安排；还有人把前几次的矛盾一股脑翻旧账。气氛激烈到极点时，赵东升没有立刻表态知道此刻任何一句话都会被放大。情绪宣泄完毕，关一明出来，把挤在门口的干部往外疏散，转头让李秋萍和郑德诚先去下的会议室等候。那一段从走廊到会议的短短路程，在两人脚下却走得格外沉重——他们不是不知道这场风波可能带来的后果，却也没有退路可选。
当情绪稍稍平复，领导的处理才缓缓落下。赵升深知，压下去不等于解决问题，干部们在这件事中的怒与不满，已经不是一句话能够抹平。经过一番权衡，他当面告知郑德诚：要好好准备一份道歉信，明天在全体干部大会上，对这次风波中的错误态度和工作方法，公开道歉。当秋萍提出愿意共同承担责任时，赵东升却没有同意。他清楚，眼下月海的供电问题更需要她坐镇解决，镇上的局势不稳，至少得有人去守住。于是他让她回月海，全力维持里的供用电，劝导个体户和干部们不要激化矛盾。旁边的夏长友也自己的看法，认为郑德诚的个人信誉在这件事中已经跌到谷底，与其闹得满城风雨，不如在县里发个严厉批评通报，把事“弱化”在内部，让风波尽快过去。但赵东升坚持认为干部们的情绪必须正面回应，安抚好他们，才有利于月海以后真正的建设与发展。
与此同时，在很多人看不到的地方，生活还在强地向前推进。郑德诚的儿子，靠出租人书在镇上攒下了一笔不小的“私房钱”。这些零零散散的纸币被他小心翼翼地藏在家中各个角落，有的夹在书页里，有的塞在床板下，有的藏在旧衣服口里。可终究瞒不过一个当父亲的敏锐嗅觉。风声越来越紧，郑德诚心里盘算着未来可能面对的处分，晚上回家后顺手翻了翻儿房间，没想到一处一处都被他翻了出来看着这些被孩子视若珍宝的纸币攒成的一小堆钱，他心里五味杂陈：既为孩子的精明感到好笑，又为可能破碎的前景感到沉重。他没有责怪太多，只是长叹一口气，把钱收好，嘴里嘟囔着“以后再说”。
关于郑德诚“要被严肃处理”的风声，很快像浸了水的纸，在个体户群体里迅速蔓延开来。一传十，十传百，没过多久，镇政府门口就聚起一大群人，乌泱泱黑压压一片，有上百号。有人嚷嚷着要结队去县里说理”，有人提议集体签名维护郑镇长，说不能让一个愿意为大家出头的人被当成出气筒。群众的情绪就像刚被点着的火，烧得又急又猛。这个时候，若有人稍一煽风点火，局面就可能彻底失控李秋萍匆匆赶到，挤进人群，嗓子喊得发干，一遍遍向他们解释事情轻重，晓之以情，动之以理。她说，县里有县里的难处，这件事必须通过合理渠道去解决，乱冲乱只会让郑德诚的处境更危险。她把话说得真诚而坦率，又把个体户们这几日的付出一点点抬高，让大家意识到，真正能证明的，不是一时的冲动，而是把手头的生意已经交出去的城市建设费用在实处。人群里的吵闹声渐渐小了下去，原本激动的人被她一番话说得眼眶发红，最终还是悻悻地散去。
夜深以后，整个县城安静得有些过分。郑诚坐在桌前，面前摊着几张空白纸，笔在手里转来转去，却怎么也落不下一个字。他本是个习惯用行动说话的人，让他在群众面前拍着胸脯做保证，从不含糊；可让对着上千名干部、家属，郑重其事地写下一封认错的道歉信，却比让他再跑一遍镇上的每一条街道都要难。他试过在头写“各位同志”，又将它划掉；想过“工作方法简单粗暴”写起，又觉得空洞。写了一夜，纸上仍旧一片空白。第二天一早，他紧张得连早餐也咽不下几口，胃里翻江倒海，干呕到整个人虚脱。
大会安排在县礼堂举行。那天上午，礼堂早早就坐满了人，除了县里的各级干部，还有不少干部家属也赶了过来。座位一排排往后延伸，压压的人头挤在一片，空气闷得让人喘不过气来。说是“听道歉”，其实每个人心里都有自己的盘算，有人想看热闹，有人想借机领导态度，有人则带着隐约的怨气，觉得自己在这场风波中被忽视了太久。李秋萍坐侧边的位置，目光不时落在后台的那扇门上。她知道郑德诚通宵都没写出道歉稿，这时上台若还指望他照稿念，那几张空白纸只会在手心里越捏越皱。
> 就在入场的最后几分钟，她突然做了一个决定。她从包里抽出一本厚厚的手稿——那是她前些日子翻阅《资本论》时整理的记和感想，里面关于资本、劳动与城市发展的段落她用不同颜色的笔划了重点。她将这叠稿子塞到郑德诚手里，说不上是让他照读，倒更像是给他一个思想的支点，让他在堆枯燥的检讨套话之外，能找到一个真实的起点，去和台下那些看似冷漠、实则同样受困于时代变革的人们对话。郑德诚握着这沓纸，从后台走向台前的那段路，对他而言，像是穿越了一片无形的人海。四面八方投来的目光里，有质疑，有同情，有冷淡，也有期待，他能清楚地感到每一束视线几乎都落在自己身上。
在那个还算单纯的年代，一个区区镇长，要在上千名干部与家属面前，面对着大多数官职比他更高的听众，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这种羞辱与压力难以言表。更何况，他心里其实并不认为自己完全错了，他只是走在一个更靠前的位置，试图为月海撕开一条路，却被迫在此刻低头。站在台上，他胸口憋得慌，心跳得厉害，一时间甚至有些发晕。直到摸出兜里的小瓶，从中取出几粒速效救心丸放入口中，缓缓咽下去，胸口那团揪紧的气才稍微松动一点。他握紧讲台两侧，目光从稿纸移到台下，深吸一口气，终于鼓足勇气开口说话。无论这场道歉最终被如何记录在档案里、被如何在茶余饭后议论，对他和月海镇而言，这都是一次不得不迎上的关口，也是他们在时代浪潮里艰难摸索方向时，注定要付出的一次代价。